中国已经走出经济危机了吗

中国已经走出经济危机了吗（1）

——关于经济危机问题王在安答子佑先生问之一

（王在安 2009-12-1）

1.认为中国已经率先走出经济危机的观点正确吗？

子佑：

最近，一些学者、官员和记者在媒体上说，今年中国GDP增长将达到8%以上，表明中国经济在全球率先触底反弹，走出经济危机。你认为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吗？

王在安：

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思想无罪，言者无罪，人们拥有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而无论这些意见和观点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认为今年中国GDP增长将达到8%以上，表明中国经济在全球率先触底反弹，走出经济危机的观点，主要是一些具有政府背景的经济学家的观点，官方的观点和官办媒体的观点。现在的问题是，不同的观点很难在官方垄断控制的媒体上发出声音。

其实，在民间，还有另外一种观点，那就是虽然今年中国GDP增长将达到8%以上，但是这并不能表明中国经济在全球率先触底反弹，已经走出经济危机了。

我认为，这两种观点并非是完全对立的观点，所以不能简单地说其中一个观点是正确的，而另一个观点就是完全错误的。应当说，人们的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看问题的方法不同，对同一事物的看法和观点就不同。比如，有的人只是看到了现象，而有的人则看到了本质，所以他们对同一事物有不同的观点。

对于决策者来说，重要的问题是能不能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因为只有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才能做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正确决策。

中国已经走出经济危机了吗（2）

——关于经济危机问题王在安答子佑先生问之二

（王在安 2009-12-1）

2.为什么从本质上看，中国并没有走出经济危机？

子佑：

   那么您认为，如何从现象和本质两个方面来看待今年中国GDP增长达到8%以上，是不是走出经济危机这个问题呢？

王在安：

任何事物都有现象和本质之分。在中国经济是不是已经走出经济危机这个问题上，也有现象和本质之分。

如果从现象上来看，今年中国GDP增长幅度确实将达到8%以上，那么认为这表明中国经济在全球率先触底反弹，已经走出经济危机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如果将这种观点定义为从现象上来描述中国经济的一种观点，那么我认为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如果不是从现象的角度来描述中国经济，而是要对中国经济作出实质性判断，认为今年中国GDP增长将达到8%以上，就表明中国经济在实质上触底反弹，已经走出经济危机了，那么我认为这种观点和判断就是错误的，它错在将现象当成了本质。

如果透过今年中国GDP增长达到8%以上，率先触底反弹的现象，从实质对中国经济作出一个判断的话，那么我认为虽然今年中国GDP增长可以达到8%以上，但这并不能表明中国经济已经在实质上走出经济危机了。中国的经济危机仍然是客观存在着的。事实上造成中国经济危机存在的主要原因并没有消失。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还在积累和加剧的过程之中。只有当造成中国经济危机的主要矛盾解决了，只有社会财富的分配真正向老百姓倾斜了，老百姓的收入大幅度提升了，实际购买消费能力真正的提高了，因而严重的生产过剩问题解决了，造成中国经济危机产生和存在的主要原因真正消失了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说，中国从实质上走出经济危机了。

显然，造成中国经济危机发生和存在的原因仍然存在，并没有消失，甚至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所以，从实质上说，尽管今年GDP增长可以达到8%以上，但中国并未真正摆脱经济危机。

中国已经走出经济危机了吗（3）

——关于经济危机问题王在安答子佑先生问之三

（王在安 2009-12-1）

 3.经济危机是很可怕的事情吗？

子佑：

那么究竟什么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吗？

王在安：

究竟什么是经济危机呢？过去这是经济学家们的专利，现在则早已成为老百姓的常识了。如果生病了没有钱去看医生，孩子考上大学了却缴不起学费，结婚成家了却买不起房子，那么老百姓就知道这是自己家里发生经济危机了。一个国家也是这样，生产过剩了，产品卖不出去那么多了，一些企业不得不关闭或停产减产了，失业增加了或者老百姓就业更困难了，老百姓的实际收入减少了，就是国家发生经济危机了。

其实，在市场面前，无论是企业家的经营决策，还是政府的经济政策决策，都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所以，无论是任何社会制度和任何国家，都必然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发生经济危机。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中国进行市场化经济改革后，形成了全球市场一体化市场。而在这个全球市场一体化的新时代，就会发生一些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所以，无论是全球经济危机引起我们发生经济危机，还是我们一个国家内部原因引发的经济危机，都是非常正常和自然的现象。它就象人们感冒生病一样，是不可避免的，总是要过一段时间就会发生一次的。客观地说，发生经济危机并非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而是一种帮助我们发现和纠正经济政策失误的极好的机会，而是一种避免我们发生更大失误的天大的好事啊！

那么既然发生经济危机是正常的自然的现象，又是一件帮助我们发现错误、纠正错误的好事，为什么我们的政府总是给人一种很紧张的感觉，好象这是一个多么不得了的大事一样呢？这主要是我们社会制度的缺陷造成的。

其实，在马克思生活的那个时代，目前我们中国存在的社会制度缺陷，在那时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都是不同程度存在着的。所以一旦发生了经济危机，在那时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看来，也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也是非常紧张的。

中国已经走出经济危机了吗（4）

——关于经济危机问题王在安答子佑先生问之四

（王在安 2009-12-1）

    4.社会制度与经济危机有什么关系？

子佑：

那么，究竟什么制度缺陷会导致政府感到经济危机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呢？

王在安：

导致政府感到经济危机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的社会制度缺陷，就是“政府与老百姓争利”的社会制度缺陷。

事实上，在消除了“政府与老百姓争利”弊端的民主宪政社会制度下，经济危机不会导致发生社会动乱和政治危机，不会破坏社会和谐与稳定，只会起到纠正错误的经济政策的积极作用，因此经济危机并非是什么不得了的大事。

而在“政府与老百姓的争利”的社会制度下，经济危机则有可能给执政者造成执政危机。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在“政府与老百姓争利”的社会体制下，政府的财政支出是刚性的，是不断增长的。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就有可能导致政府财政收入减少，而如果政府财政收入减少，政府的运转和生存就有可能发生危机。

另一方面，在“政府与老百姓争利”的社会体制下，总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数量众多的贫困人口，他们没有失业救济保障，没有医疗保障，没有养老保障，即使是在就业时收入也仅能维持基本温饱生存；如果一旦发生经济危机，他们就会失去生存的基本条件，或者生存条件恶化，而这正是发生所谓革命、社会动乱、政治危机、政权更替最主要的诱因。

所以，那些存在着“政府与老百姓争利”这种重大制度缺陷的国家，一旦发生了经济危机，对于执政者来说确实是一件关系着自己性命的不得了的事情啊！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过百余年民主宪政社会制度的发展，已经从最基本的社会制度上根除了“政府与老百姓争利”的问题。所以，近半个世纪以来，尽管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和经历的了多次经济危机，政府却非常稳定，都是在法律框架下，程序化地正常换届，没有哪个国家是因为经济危机引起的社会革命而导致政权更替的；老百生和社会也很稳定，没有哪个国家因为经济危机而暴发社会动乱或所谓“革命运动”。

对于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经济危机和经济繁荣都不过是国家或社会的常态，就像我们老百姓时不时地生个头痛脑热的小病一样，多喝点开水，休息两天就过去了，不会当成什么大事。比如，我们有的经济学家和官员认为，如果GDP增长低于8%就不得了，就是经济危机了，必须“保8”。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日本的经济危机已经持续十多年了，因为十多年来，日本的GDP不是负增长，就是只增长一两个百分点，简直就是长期处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但是，我们有谁见到过日本政府紧张？有谁见过日本老百姓起来“闹革命？有谁见到过日本发生社会动乱危机呢？就是长期生活在经济危机之中，日本社会和老百姓也是呈现出一片平静与和谐的景象。

中国已经走出经济危机了吗（5）

——关于经济危机问题王在安答子佑先生问之五

（王在安 2009-12-1）

5.中国是否存在“政府与老百姓争利”的制度缺陷？

子佑：

那么，何以见得人家美国等宪政民主国家消除了“政府与老百姓争利”的社会制度缺陷，而我们国家却存在着“政府与老百姓争利”的社会制度缺陷呢？

王在安：

    一个国家是不是存在着政府与老百姓争利的社会制度缺陷，判断的标准只有一个，这就是事实，这就是政府的表现。比如，在这次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中，不同国家政府的不同表现，最清楚不过地证实了一个国家是不是存在着“政府与老百姓争利”的社会制度缺陷。

首先，我们来看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反映政府是不是与老百姓争利的最直接的指标和事实，是反映政府与老百姓之间利益分配状况最直接的指标和事实。

根据国家1996－2007年共12年的统计资料，我国GDP年平均增长13.02%，国家财政收入年平均增长19.27%，远高于同期老百姓的收入增长幅度。2003－2007年，剔除物价因素，GDP增长速度基本平稳，平均保持在12－13％左右；而国家财政收入这5年增长速度分别为14.97%、17.47%、18.28%、22.90%、25.50%，呈现明显的增速不断上升的态势。这说明国民财富不仅在向政府集中，而且在加速集中。

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5年的的10.67%，增加到2007年的20.80%。以2007年GDP总值246619万亿计，国家财政收入为5万亿，这还不包括庞大的预算外行政性收费收入。

以上这些都是显示政府与民争利，纳富于官最直接的事实和数据。

而在美国、日本等宪政民主市场经济国家，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多少呢？以以经济危机暴发前的2007年为例，美国财政税收占GDP的比例为18％（陈志武）；日本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例，低于10％。而早在2006年中国财政收入就已经超过日本，而同年日本GDP是中国的2倍以上。

其次，我们来看财政收入的使用。一个国家财政收入的使用结构，不仅也是反映政府与老百姓之间利益分配状况最直接的指标和事实，而且是比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更能表明政府的性质，更能表明是不是存在政府与老百姓争利的制度缺陷的事实和数据。

在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财政收入的50%以上是用来为全体老百姓提供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保障、基本失业保障、基本养老保障的。而在我们国家，政府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是用来养活政府机构和官员的。

我们养活了全世界数量最为庞大的官员，早在五年前，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抱怨说，中国的官民比例，已经高达史无前例的程度：1比26。同一数据，改革开放初期为1比67。这种官民比例，不仅远远高于美国等当代实行宪政民主制度的发达资本主国家，而且比清末高出35倍；比西汉时期高出306倍！现在，又是五年过去了，我国的官民比例就更高了！不仅官员在数量上更多了，而且官员在“质量”上也更高了！所谓“质量”，就是官员的平均行政级别大大提高了。

人家民主宪政国家一个总统、一个州长、一个市长、一个部长要干得活，在我们国家得好几套“领导班子”！官员能不多吗？在毛泽东、周恩来时代，刘建勋可以在河南担任17年省委第一书记，杨贵可以在林县担任22年县委第一书记，现在我们的官员两三年、三五年就要提拔，没有那么多位子怎么办？一方面不断增加新的行政区划，成建制地增加党政官僚机构和官员数量，另一方面无节制地增设国务委员、厅局级巡视员、处级调研员、地市级县委书记和县长、县级乡镇长，省长助理、市长助理、县长助理，不一而足。执政党成了官帽子制造工厂，生意兴隆啊！“造官”的生意兴隆了，“产官”的社会机制发达了，政府就异化蜕变成为一个与老百姓争利的“自利自肥主体”了！在这种没有休止的“造官”社会制度下，财政收入增长再快也不够滋养官员的费用啊！所以政府只有拼命与民争利，并将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于直接奍官或间接养官。

不断增长的庞大的财政收入还不够滋养日益增长的官员大军呢，当然用于为老百姓提供各种义务教育和法定社会基本社会保障的钱就少得可怜了。我们的媒体上说，即使是少得可怜的基本医疗保障资金，百分之七八十也都用在极少数各级官员身上了。

真是“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一比就知道那个国家存在着“政府与老百姓争利”的重大制度缺陷了。

再次，我们来看各个国家的政府在这次经济危机中的表现。各国政府在经济危机中的表现，往往最能体现出这个国家是不是存在着“政府与老百姓争利”的重大社会制度缺陷。

不要说互联网了，即使从我们自己官方媒体的大量报道中也可以看到以下事实：在这次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实行宪政民主制度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采取了哪些反经济危机的政策措施呢？第一，削减政府财政收入，削减政府行政性财政支出；第二，给政府官员降薪；第三，给企业和老百姓减免税收；第四，直接给老百姓发钱。

而我们的政府在干什么呢？第一，加大税务大检查的力度，千万百计地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在报纸上看到某中央政府官员兴奋地答记者问说：尽管发生了经济危机，可喜的是我们上半年的财政收入仍然增长了30%！第二，给各级官员普遍地大幅度地加薪；第三，政府行政性支出有增无减，公款吃喝、公款出国、公车私用、公款旅游等等有增无减！许多政府官员实际上是冗员，无所事事，或者事实上处于带薪休息的状态，或者成天接待宴请上级和兄弟官员，或者成天接受下级和兄弟官员的宴请。第四，政府投资增加数万亿，形成“跑部钱进”和贪污腐败的新高潮，双规和判刑腐败官员有增无减，以至于有的记者和学者在媒体上大呼政府巨额投资催生高腐败，是腐败官员瓜分掠夺社会财富的盛宴！

所以，无论是从一个国家GDP的分配结构来看，还是从一个国家财政资金的分配使用结构来看，抑或是从在这次经济危机中政府的实际表现来说，都表明人家美国等宪政民主国家消除了“政府与老百姓争利”的社会制度缺陷，而我们国家却真实地、客观地存在着“政府与老百姓争利”的社会制度缺陷。

中国已经走出经济危机了吗（6）

——关于经济危机问题王在安答子佑先生问之六

（王在安 2009-12-1）

6.中国如何才能走出经济危机？

子佑：

     那么，中国如何才能真正走出经济危机呢？

王在安：

首先，中国走出经济危机的标志绝不是GDP增长速度的恢复，尤其不是政府主导的以投资拉动的GDP增长速度的恢复，也不是财政收入增长幅度的恢复；中国走出经济危机的标志，只能是老百姓的实际收入是不是增长了，老百姓的实际购买力是不是增长了，老百姓的钱是不是更多了，尤其是处于贫困状态的老百姓是不是富起来了，是不是由于老百姓更富了，并由此引起市场消费需求真正回升了。

其次，要想让老百姓普遍地富起来，而不是平均地富起来，要想让贫困的老百姓真正的富起来，而不是只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决不能用劫富济贫的办法，只能通过消除不法致富、不道德地致富来实现。对于合法致富、勤劳致富、科技致富、效率致富、诚信致富、市场竞争致富，要予以切实地保护；对于违法致富、腐败致富、权力致富、不讲诚信的欺诈致富，非市场化的官场致富，要依法严惩，从制度上避免其发生和蔓延。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就是要尽快启动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从社会制度上解决“政府与老百姓争利”的问题，消除“政府与老百姓争利”的社会制度缺陷。因为只要“政府与老百姓争利”的社会制度缺陷一天不消除，老百姓就不可能真正地普遍地富裕起来，最多只能是“平均地富起来”。

而在“政府与老百姓争利”的社会制度背景下，所形成的“平均的富起来”，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一方面，这种所谓的“平均的富起来”，对于老百姓来说，就是“被富起来”，就是意味着并没有消灭贫穷和社会不公正，就意味着总是存在着大量的贫困阶层人口，他们急需消费，却无钱消费。这是造成生产过剩和发生经济危机的主要根源。

另一方面，在那些一部分富起来的人当中，却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是依靠平等的市场竞争和勤劳致富的，而是非法致富的，是靠权力腐败致富的，是靠国家垄断资源致富的，是靠官商勾结致富的，是靠寻租致富的。这些人再富也不可能启动正常的市场消费，只能形成一些奢侈性的畸形高消费。它不仅无助于消除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而且这正是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暴发的根源。

所以，只有通过尽快启动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真正消除“政府与老百姓争利”的社会制度缺陷，才能实实在在地使老百姓普遍地、持续地富起来，市场消费需求真正地旺盛起来，从而使中国真正走出生产过剩、市场萎缩的经济危机。如果拖延下去，一味地侥幸依靠政府主导的投资和结构调整去拉动GDP和市场需求，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不断地积累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诱发新的更大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并且总有一天会将经济危机转化成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