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中国打造成美国的“低端”祸超八国联军

把中国打造成美国的“低端”祸超八国联军
精英们现在非常起劲地在鼓吹全球经济一体化。说得多了，就引起人们的注意。普通百姓虽然不懂经济学，但也本能的有些困惑。难道对外开放就是为了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权威的说法并不是这样的，在党的会议文件以及媒体的报道中，一惯说的是为了“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管理、资金，以提高生产力，加快经济的发展”。
对外开放，就要遵守国际公约，就要遵守国际上公认的一些原则，比如世贸组织的原则，等等。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刻意取媚于别人，更没有理由放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比如当年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也是在斗争中求团结，“皖南事变”的惨痛教训仍然让人痛心疾首。在国际商务活动中，也是需要坚持独立精神的，也是需要在斗争中求合作的。可是我们似乎总是在向别人承诺什么，却很少见人家对我们承诺什么。我们虽然不断地承诺，也尽量要表现得好一些，但仍然有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要起诉我们“倾销”什么的。美国人享受了中国工人生产的价廉物美的闹钟、电灯、睡衣、洁具、炊具、餐具、衣帽鞋、瓷杯、电话等等，甚至美国空军的“夜鹰”战斗鞋和美国特种兵的“贝蕾”帽等等都来自中国工人的手，却还要指责我们“倾销”。站在百姓的立场上，就觉得某些人的承诺真有些自作多情的味道。
1月8日《人民日报》告诉我们，行将卸任的美国财长保尔森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的专访时，称国际金融危机的部分成因是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高储蓄率导致全球经济失衡，而充盈的资金又导致美国投资者购买高风险的资产。此前一周，美国《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中国储蓄帮助吹起美国泡沫》，称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早就指出美国的债务问题“不在于美国人花钱太多，而是外国人存钱太多”，而这些“外国人”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人。也就是说，华尔街那些奸商们搞出的祸事，现在倒打一耙把责任扣到中国百姓的头上了。
对此，那些热衷于向西方国家“承诺”的人，是不是觉得挨了一记耳光？美国人拼命花钱，连乞丐都敢贷款买房，而中国一直慷慨地借钱给美国，中国人民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自己舍不得花，存到银行，却被精英们拿去买美国的债券，现在反而弄出不是来了。我都替精英们冤得慌。
美国人玩虚拟经济，中国人民实打实地干；美国引领国际金融的新潮流，占领国际市场的高端，中国甘当国际“加工场”，甘当低端，既提供市场又拿钱给人家用。这就是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
不知怎的想起了当年的八国联军。八国联军用的武器是枪炮，现在呢，人家改用“经济”和金融了。我们如果自己不警惕，还真有“被别人卖了还帮别人数钱”的危险呢。
新闻链接：http://www.xj.xinhuanet.com/2009-01/08/content_1540068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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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那些事之——当道德失去威慑力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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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是规范人们行为的底线，也是社会发展最终目标。道德对于一个大脑正常的人来说是有威慑力的。当道德对正常失去威慑力后，那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在过去的2008年，道德有几次对某些人失去了威慑力，让我们都感到别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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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由达赖喇嘛发起并领导的“打、砸、抢、烧”事件，让我们觉得佛家如此无聊，竟然对世人如此刻薄，让人感到窒息，一向宽宏大量的佛家，竟然如此计较。一名佛家子弟，没有守住佛家应该守住的道德底线，竟然染指无辜生命，伤害广大生灵，让人觉得心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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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道德失去威慑力以后，佛家将变得不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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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正龙，一个谎话连篇的农民，竟然能够制作出高科技的华南虎照片，让无数摄影专家竞折腰。大家想一想，谁第一个华南虎假照发出质疑的？发出质疑者目的是什么？……最后，大家质疑点都聚焦到政府公信力上面，对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失去信心。认为这是一出地地道道的由地方政府导演，地方专家友情出演，周正龙领衔主演的闹剧。这个过程中，所有参加演出的人都失去了做人最基本的道德底线——诚信。道德在个人和局部小利益面前失去威慑力，直接影响整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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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道德失去威慑力以后，地方政府将失去民众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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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一个肩负社会发展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舶来品。在中国当今被某些人糟蹋了不少。亲情、爱情、友情都要建立在金钱上面，并且都有婴幼儿参与广告“诈骗”，当然这个“诈骗”是少数的，但是，影响可不小。当道德失去威慑力以后，广告成了社会发展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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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广告的传播者，在2008年被公推为“小姐”的电视等，他们的广告播放原则是道德和利益博弈下的产物。当道德失去威慑力以后，电视小姐成了名副其实的小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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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形象代言人是广告能够引起消费的关键，当有些人吃了“毒品”（这里指危害人身心健康的可食用的物品）后，消费者最恨的就是那些“毒品”代言人，因为他们从来都不食用，偏要说好用。这就是他们忘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教育了。当道德失去威慑力以后，广告形象代言人成了追逐利益的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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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现象的出现，都是因为金钱武装了头脑，对于他们来说，道德已经完全失去了威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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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道德失去威慑力以后，广告将变成影响中国未来社会竞争力的坚硬绊脚石。
教育改革的一个思路：在全国广泛取缔所有考试中的难题
本帖子给出一个教育改革的思路或者说方案，那就是在全国的所有考试，包括大中小学校的期中期末考试，家庭作业，练习题，公务员考试，等等，全面禁止难题，哪怕是直到博士的各种课程的练习题作业题，都必须禁止难题，教育部组织人力在全国范围内反复抽查和消灭难题，一旦发现立即严惩。
一定要将难题，视为象黄赌毒那样危害社会的东西来加以取缔。
那么，假想我的这个建议在全国得到了全面贯彻，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首先是各类考试，有大量的一百分啊九十分什么的。如果居然有人得了七十分，或者不及格，那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人缺少起码的努力。或者说，一般智商的人只要努力，都一定能够获得九十分以上的。
那么，大学还能够定出录取分数线吗？还是可以的，无非是拼仔细，就是说，大多数人九十一分，结果有人九十五分，他就上线了。如果还分不清楚，就抓阄吧。
我来说说全国全面取缔了难题后的好处所在。这是和我小时候的成长经历有关系的。而我这个人，不是吹，历史上将证明我是世界上一流科学家，具体在什么地方有贡献，都要保密。
我小时候是很喜欢数学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当时的文革，到处取缔难题，这就导致当时所有数学题，凡是我能够找得到的，都是容易题，如果让现在的中学生看，那都是容易得哈哈笑的题，但是，这就让我很喜欢数学。而我这几天看我正在上高中的儿子的考试题，我想，幸亏我没有上现在的中学，否则的话那个数学还有什么乐趣？那就没有乐趣了。
我认为学习这东西，建立兴趣，乐趣，那才是重要的。但这就和玩电子游戏一样。我认为有一些电子游戏设计得好，就是因为它们即使是最难打的关，其实也是容易的，如果难得厉害，这样的游戏也就不容易流行。
因此我认为，就拿数学来说，我认为完全可以一个人从小学到博士，学的所有课程都只做容易题，就已经把所有的概念都弄清楚了的。
主张难题的人，他为什么要主张难题？我认为他是想要通过难题来筛选出优秀的人才。但是这个想法有可能是错误的。能做难题的人未见得是优秀人才，而不能做难题的人，未见得不优秀。我自己这个人的例子，那就是一个例子。
还有一种想法，其实是专制的想法，就是要有意用难题把大多数人给吓退，对少数能够做难题的人产生敬畏感，这就能够树立一个能做难题的人的专制，但是为了这个专制的后果，就是大多数人觉得知识太可怕，太深奥，太难学。要通过这种办法来建立知识分子的稳固统治，你要是不服，做几道难题试试？但是，这和发明创造，和产生第一流的理论，毫无关系。
什么是难题？无非是在逻辑上多拐了几道弯，一般的人大脑的计算能力差，因此做不了，尤其是，不能够在限定的时间内做出来。但是，这种逻辑拐弯的事情，如果是在实际工作中遇到，则通常有充分的时间进行考虑，还可以大家讨论，还可以到网上搜索资料，因此，如果是解决的，那就是解决的。
我以为，在全国普遍推行容易题，会越来越多地让许多少年儿童不会觉得学习是一件苦差事，不会产生对学习的强烈厌烦，大家都愉快地在知识的海洋中游泳。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既然高考题都是在九十多分进行拼仔细的竞赛，也是有好处的。因为，让儿童训练出做事情一丝不苟的能力，这才是对于搞现代科学研究是有用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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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医院改革方向确定 将取消药品15%顺价加价
来源：南方网
公立医院改革方向确定 药品15%“顺价加价”政策将取消
本报记者 王世玲 北京报道
1月8日，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卫生部部长陈竺透露了公立医院补偿机制、运行管理体制和监管体制等方面的改革思路，并称公立医院改革将用三年时间进行试点，为全面改革公立医院奠定基础。
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思路是取消药品加成政策。医院由此减少的收入或形成的亏损，则通过三种途径解决，即增设药事服务费、调整部分技术服务收费标准和增加政府投入。
公立医院运行和监管机制改革思路分别是，建立以医院管理委员会为核心的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在卫生行政部门设立医院监管机构。
取消药品加成 增设药事服务费
陈竺给出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方向是：首先，政府财政仍将发挥补偿作用。财政补偿的范围，即财政投入公立医院的领域锁定在以下几个方面：负责公立医院基本建设和大型医用设备购置、重点学科发展、住院医师培训、离退休人员费用和政策性补贴等。
同时，财政还对公立医院承担的公共卫生服务任务给予专项补助，用以保障公立医院紧急救治、援外、支农、支边、惠民服务。
此外，对于公立医院提供的公共服务内容，财政也将“埋单”，即财政补助公立医院由政府指定的其他公共服务经费。
在医院类型上，财政补助或投入将对传染病院、职业病防治院、精神病医院、中医院、妇产医院和儿童医院予以倾斜。
除财政补偿外，会上信息显示，公立医院补偿机制还将进行大的调整和改革。其中，最大看点是取消药品加成政策。
按目前医疗价格政策规定，医院可以施行药品加成政策，即“顺价加价”政策，即医院可以在进药价格上加价15%“卖出”。
“医务人员的劳动、技术、人才培养等劳务价值体现不够，导致众多医院只能通过大量消耗医疗用品和药品来获取补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分析，由此诱发了诊治过程中检查繁多、用药昂贵、手术耗材剧增等问题。
如在我国平均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中，药费占比近50%，检查和耗品占20%以上，而劳务费用仅占15%以下。
药品加成政策也是“以药养医”的机制基础，也是公立医院偏向用高价药的原因。
从当日会上消息看出，改变“以药养医”，改革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的“落点”放到改革药品加成政策领域。
陈竺表示，要取消药品加成政策。而医院由此减少的收入或形成的亏损，则通过三种途径解决，即增设药事服务费、调整部分技术服务收费标准和增加政府投入解决。
“所谓药事服务费一般理解上就是处方费。”一位卫生政策专家对记者分析，但如何框定药事服务费的内容和范围，还需要进一步明确。陈竺表示，药事服务费纳入基本医疗保障报销范围。这也就说明，增设药事服务费不会增加看病者负担。
第二种途径“调整部分技术服务收费标准”一直是业内人士的呼吁。
“医院的收费体制、标准不合理。医生的劳动费用主要体现在手术费和挂号费提成上，其收费的标准与医院的药品、材料和仪器使用费相比显得很次要。”北京大学医学部常务副主任柯杨表示，她亲自调研过一些大医院胃癌这一单病种收费现状发现，与20年前相比，传统的诊断方式的收费涨价的幅度与物价上涨幅度相比并不高。如“上消化道造影”诊断法20年前收费80元左右，现在是380元左右。在治疗费用的变化方面，与20年前相比，基本的传统治疗费用仍然很低。
而与此同时，柯杨调研发现，医护的劳动不值钱。如静脉小壶给药，一个护士一天要照顾十几个病人就要走十几里路，20分钟就要调整一下药量，但是这些都是不收费的。
“而传统的化疗药已被新药取代，贵主要贵在新药上。”柯杨表示，主要高费用体现在新技术的运用上。如治疗胃癌的新方法“腹腔镜”收费10000元。
当日会上，陈竺表示，要适当提高技术劳务性服务价格，降低药品、医用耗材、部分大型诊疗设备偏高的收费标准。
专设监督医院的行政机构
除补偿机制外，会上陈竺还透露公立医院运行、管理、监督机制的改革思路。
其中，在公立医院运行机制上，改革首先锁定在人事制度上。会上，陈竺表示，要推进公立医院人事制度改革，完善医务人员职称评审制度，实行岗位绩效工资制度。同时探索注册医师多地点执业的办法和形式。
按现行法规政策如《医师法》规定，医师执业遵循注册地“属地”原则，即不能多地点执业，除非是个别支援贫困地区、支援农村等的公益治疗形式。
目前，我国有194万名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135万名注册护士。全国医药卫生界两院院士已达100余人，具有副高级以上技术职称的有23万余人。
“现有法规和体制约束，医师不是‘自由人’。”顾昕称，卫生人才过分向大城市集中，农村卫生人才缺乏，卫生人力资源结构和配置不合理，也是导致农村看病难的重要原因。
而事实上，各种形式的多地执业已经在现实中发生，即“飞行手术”等“走穴”现象。
“造成患者因求医需求的流动及医疗人才的擅自异地执业，实质上造成了监管真空。”上述卫生政策专家表示，要制定注册医师多地点执业办法，以尽快规范各种已经发生的异地执业现象。
除运行机制外，公立医院管理和监管体制改革方向也清晰。
对此，十七大报告中已经提出基本指导原则，即“政事分开、管办分开”。会上，陈竺给出了更为详细的改革思路，即界定公立医院所有者和管理者的责权，探索建立以医院管理委员会为核心的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同时，要建立院长任职资格岗位职责、选拔任用、考核评价、教育培训、激励约束和问责奖惩机制。
从会上信息看，在管理机制上还有如下举措，如推动医院医疗服务信息化建设，全面推行医院院务公开，建立医疗服务评价、医疗质量安排监管和经济运行监管的信息系统。积极探索建立医疗机构医疗质量、安全、服务和综合绩效评价体系，组织开展医疗质量、服务和绩效评价工作。
而在监管机制上的改革措施是专设监管部门，即在卫生行政部门设立医院监管机构。
这一思路对应去年的大部制调整。根据去年卫生部“三定”方案，卫生部新成立了专门对医疗服务整体监管的司局，即医疗服务监管司。
“在一定形式上，体现了管和办的关系。”卫生部医疗服务监管司司长张宗久曾如此对媒体解释卫生部医政司和医疗服务监督司的关系。
当日会上，陈竺还表示，要建立以公益性为核心的公立医院绩效评估管理体系和医疗质量安全评价管理体系。全面推行医院信息公开制度，接受社会监督。完善不同所有制、不同级别医疗机构的管理政策。制定公立医院运行监管工作的中长期规划。
除公立医院改革整体思路，陈竺还透露了未来医院布局和结构调整思路。
陈竺表示，要按照区域卫生规划合理确定公立医院数量、规模和布局。加强对城市公立医院的规模、结构和布局的宏观调控，重点加强县医院和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区级医院能力建设。对部分公立医院，可有计划、按步骤地进行优化重组，包括迁建、整合、转型、改制。同时，严格控制公立医院建设标准和规模，严格控制特需医疗服务比例。
实质上，医院布局和结构调整上，向基层和社区倾斜是卫生专家一致呼吁。会上陈竺透露，今年将进一步加大这一领域的投入。
即自2009年开始，在三年内中央重点支持2000所左右县医院建设，使每个县至少有一所县级医院基本达到标准化水平。2009年，全面完成中央规划支持的2.9万所乡镇卫生院建设任务，再支持改扩建5000所中心卫生院，平均每个县2-3所。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