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第一重臣李鸿章（上）（图）

文章提供 于 2009-5-13 12:26:51 (北京时间: 2009-5-14 0:26:51)
文章作者: 蒯乐昊    阅读时出现乱码？解决办法
要读懂近代中国，就不能不读晚清史，要读懂晚清史，就不能不说李鸿章。
1862年初，由于曾国荃昧于近代中国的历史大势、执意要夺得攻克“天京”的头功，拒不接受其兄曾国藩要他率兵救援被太平军围困的上海的命令，李鸿章得以离开曾国藩回乡组建“淮军”援沪，9000名衣衫褴褛、来路庞杂的新组建军队前后分7批，乘坐上海士绅花18万两白银租来的英国轮船，在太平军的眼皮子底下，取道南京，直抵上海。
在李鸿章的铁幕周馥的回忆中，当时南京驻守在长江堡垒上全副武装的太平军将士个个剑拔弩张，他们清楚看到轮船上的淮军，只因为有外国轮船这张 “虎皮”掩护而不敢开枪。太平军的这一错念，直接导致了两方实力的改写，并把李鸿章推上了晚清权臣之阶。在上海带领淮军连打三场胜仗的李鸿章，直接从原先为曾国藩摇笔杆子的幕僚，晋升为江苏巡抚，成为朝廷大员，从此开始了长达40年的宦海生涯，最终成为晚清第一重臣。
这位乱世枭雄在政治上大红大紫的40年，也正是中国封建王朝走向衰亡、近代社会启蒙生发的转折点。
他的政治对手梁启超在李鸿章去世后作传纪念他：“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梁启超甚至把他与古今中外的大政治家逐一相较，认为李鸿章与诸葛亮、王安石、俾斯麦等人都大有可以一较高下之处。
李鸿章自嘲“破屋裱糊匠”，在风雨飘摇的晚清，他曾殚精竭虑，希望含悲饮忿，委曲求全，为清廷赢得喘息的时间，以图中兴，并师夷长技，力求自强。作为“洋务运动”的领袖，他缔造了中国第一支远洋海军，创办翻译机构，译介西方政治和科技书籍，修铁路，开矿山，架电报，办工业，造军火，并主持公派大批留学生赴美求学，其中知名的有詹天佑、严复、段祺瑞、唐绍仪等，为中国近代化做好了人才储备，其历史功绩，史学界早有公论。但因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甲午战败、代表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百余年来，吐血而亡的李鸿章头上始终难以甩脱“刽子手”、“卖国贼”两顶罪臣高帽。
千秋功罪付史评。对于历史，我们无意重新评论，也无权贸然改写，我们只想还原大时代背景下的关键人物，还原一个既勤勉忠直、又圆滑狡黠，既权倾朝野、又万般无奈的晚清老臣，以及他身后，那个伴随着中华民族百年进程、绵延不息的庞大家族。
李鸿章：舟大水浅无力回天
从李道炯家里新开张的饭店走出来，往西踱去不远，是一眼斑驳的古井，几百年来井绳上上下下的负重运作，已经把石井勒出许多道深深的豁口，仿佛大地上张着一圈缺了牙齿的嘴巴，犹豫着不能说的秘密。
这是一个依旧固守农耕方式的村庄，少见的水泥路直通李道炯家门口，其他的地方，多是深一脚浅一脚的泥土路，黄色的油菜花在空气里迸发出略带土腥的苦香。李道炯家饭店的匾额写得谦虚谨慎：“乡村饭庄”。
李道炯没有在匾额上大书他与李鸿章之间的关系，毕竟他的高祖与李鸿章是堂兄弟，这层关系解释起来还是相当拗口。但方圆几十里内许多八竿子打不着的房地产开发商都在高挂鸿章招牌推销楼盘，相形之下，李家后人反倒显得低调。
李道炯的二儿子刚从城里学成厨艺，原先给别人打工，现在回家自己单干。磨店乡没有什么工业，也没有多少乡镇企业，当地政府希望发展旅游，李道炯脑子活络，回家把房子粉刷粉刷，就替儿子开起了饭店。但这里的农家游似乎远未成型，仅凭一口古井，几段残碑，吸引不了远方来客。饭店大厅里只放了一张圆桌，四壁空空。
合肥以东30里地的磨店乡，100多年前是个了不得的地方，无人不知这是当朝“中堂大人”李鸿章的老家。——“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就分别影射着李鸿章与翁同龢两位大人的籍贯与人品。当地人说，这方水土历朝历代出过不少官员，就拿这口古井来说，开凿者是明朝一位姓熊的侍郎，所以它的官名叫“熊砖井”，是一口“很有水平的井”。相传这井有法力，曾经有一位官员为求庇佑，从井栏上敲下石头，回去刻了官印，所以熊砖井有一处豁口特别大。村人们相信，李鸿章一家就是喝了这井水，才一路发迹荣升，家道中兴。这方水井润泽了李家起码八代人，如今还生活在井边的李道炯，是当地的支书——祖上为相国，后代是村官，形成一种对比式承继关系。
“若不是40多年前那场狂飙式的群众运动(‘文革’)，这儿很可能会出现一个晚清传统式官宦大宅门的博物馆，因为现在人们收集到的李家各式碑刻，仅仅拓片，堆在地上也有半人高。”《李鸿章家族》一书中这样写道。祠堂与石碑已经被砸了个稀巴烂，只有那口古井，因为还有日常供水的实用价值，在浩劫中保存了下来。
李道炯指着家门前的水塘告诉我，李鸿章小时候在这里洗过澡，私塾先生把换下来的衣服挂在树上，随口吟了一句“千年古树当衣架”，少年李鸿章开口就接“万里长江作浴盆”。
在李鸿章故居陈列馆里，故事变成了李鸿章的父亲随口吟出“风吹马尾千条线”，年仅6岁的李鸿章朗声应对：“日照龙鳞万点金。”折射出胸中气象的下联让父亲吃了一惊，当即决定送他去私塾念书。
这些对联已经不止一次地被引用了。在另外一些野史中，据说是朱元璋小时对出了这对联。所以“日照龙鳞”等句，是否真的出自幼年李鸿章之口，现在已不可考，但是这位官至一品的北洋大臣，确是一位文采斐然的诗人，同时还是个出色的书法家。6岁时的“日照龙鳞”也许是杜撰，但20岁时他的自述诗，已经可以一窥他冀望少年得志、扶摇直上的自我期许：
蹉跎往事付东流，弹指光阴二十秋。青眼时邀名士赏，赤心聊为故人酬。胸中自命真千古，世外浮沉只一鸥。久愧蓬莱仙岛客，簪花多在少年头。
——《二十自述》
他的野心与抱负并未等待太久，21岁，李鸿章中举人，24岁中了第25名进士，殿试二甲，朝考一等，成绩名列前茅，年纪轻轻就进了翰林院。曾国藩因此写信给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令弟少荃(李鸿章字)，自乙丙(指道光二十五、二十六年)之际，仆即知其才可大用。丁未馆选后，仆以少荃及筠仙(郭嵩焘字)，帅逸斋(帅远燡字)，陈作梅(陈鼐)四人皆伟器，私目为丁未四君子。”
曾国藩果然目力过人，他冷眼相中并热心扶持的这4个青年人里，郭嵩焘后来成了中国第一任驻英大使，而李鸿章一生纵横捭阖，位极人臣，历任北洋大臣、江苏巡抚、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职，被梁启超尊为近代史的“当时中国第一人”。

佩戴宝星勋章的李鸿章
暗中同情变法的老臣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翻开梁启超的《李鸿章传》，开宗明义第一段，如果翻译成大白话，是这样的：
天下只有庸常之辈既没有骂名、也没有美名，如果有人能让全天下人恨他，那他一定是盖世奸雄；如果有人能让全天下人爱他，那他可算是盖世豪杰。但是，全天下人那么多，其中庸常之辈占了绝大多数，非常之人不到百分之一，用庸常之辈的标准，来评价非常之人，靠谱吗？所以誉满天下的，未必就不是滥好人；谤满天下的，也未必不是真伟人。老话说：盖棺论定。可我发现有的人盖棺了几十年、几百年，却还没有定论。……且不管此人是大奸雄还是大豪杰，但他的位置与行事，不是庸常之眼可以借烛光窥探，也不是庸常之舌可以信口乱雌黄的。懂得这个道理的人，才有资格读我所写的李鸿章。
梁启超自己承认，他跟李鸿章“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所以来自梁的褒奖是颇为难得的，因为这是一个敌人的赞美。
其实，在内心深处，李鸿章是支持维新变法的，但他作为一个老谋深算的官僚，懂得在斡旋的同时首先自保。他在后宫听到荣禄跟慈禧的关于法办维新派的对话，马上私下传授给了康有为，暗示他们有所准备。
康有为等人提出的很多举措，如废八股、建新式学堂等，都是李鸿章以前在奏折中提过却没能办成的，所以他对康颇有惺惺相惜之意。戊戌六君子被杀，慈禧对维新派进行彻底清算，很多人揭发李鸿章实际上是“康党”。慈禧也想趁机敲打敲打他，就拿着别人揭发他的信给他看：有人说你是康党。
李鸿章答：“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听后默然不语。李鸿章干脆承认：如果说支持变法就是康党，那我确实是康党。但是李很明白：戊戌变法一方面是政纲的斗争，另一方面是光绪的“帝党”和慈禧的“后党”之间的夺权斗争。这一点上李鸿章特别圆滑，他说“不与闻废立之事”，即表态：我从来不参加“帝党”。慈禧也因此放了他一马。
天津教案扶上青云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快40岁才中了进士，他这个进士中得不早不晚，正好与曾国藩同一年考中，这种关系那时称为“同年”，是一种极其微妙而重要的人际关系，从“实惠”上说，远超过同乡、同学、同族……因为同时考中进士，就意味着要同时做官，初为京官的他们有着共同的联系与参照，无形中成为一个整体。
李文安是刑部司法官，有清廉正直之名，他性格内向，资质平平，但眼力不差，在“同年”中始终跟曾国藩走得近。当时的曾国藩不过是一员普通京官，而李文安却早早地安排两个儿子李瀚章与李鸿章去拜曾为师，学“经世之学”，这大概是李文安贡献给家族的最高智慧。
1851年，洪秀全金田起义，中国此后长达百年的乱世拉开序幕，在天子脚下摇了6年笔杆子的“翰林”李鸿章，也被拖回老家干起了“绿林”。他的淮军体系，就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
1870年天津教案，一边是外国人打死了天津知县，捣毁衙署，一边是中国人焚烧教堂领馆，打死了二十几个洋人。七国连衔抗议，扬言要把天津化为焦土，外国军舰集结大沽口，直接威胁北京。慌乱的清廷马上把最强悍的淮军调到天津，顺手把李鸿章推上了外交前线。
在此之前，他的恩师曾国藩已在处理此事。曾性格正直，希望秉公直断，处理方案是百姓洋人各打五十大板。结果两边都不领情，愈闹愈凶，事情还没办完，曾国藩的身体就垮了，一年后去世。
李鸿章手段圆滑许多，他知道事不宜拖，快刀斩乱麻：赔偿洋人50万两，条件是军舰立即退兵。杀掉主要“打教”的20人，充军发配25人，就双方死伤人数来说，基本是一命偿一命。据说到了真正处决之时，拉出去砍头的并不全是杀洋人烧教堂的人，其中一些是从监狱里拉来的死刑犯冒名顶替的。
清廷一看李鸿章这个安徽人本事不小，又会带兵打仗，又会跟洋人周旋，奏折写得又好，那就别让他走了，留在天津吧，以后跟鬼子别扭的事还多着呢。于是很快，李鸿章就接到任命，接替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后兼钦差大臣(即北洋大臣)，至此，他的权势和声望，已在曾国藩之上了。
英国大船商之妻立德夫人在她的《李鸿章的生平与时代》中，这样描写李鸿章：“有些话题他不愿意触及，但一旦不得不谈，就表现出惊人的坦率。……有这样一个仪容伟岸、极富个性的人在身边，作为一个女人，慈禧太后一定会更有安全感……”

翁同龢
御用火车太监拖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许多项“第一”与李鸿章直接相关：第一支完全由洋枪装备的部队；第一支独立的洋炮部队；第一家大型综合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第一个译书机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第一个语言和工程技术学校：广方言馆；第一次公派留学生：1872年留美幼童；第一家轮船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个近代平等条约 ：1874年《中秘条约》 ；第一个电报局：1880年设立于天津的中国电报总局；第一条自建铁路：唐胥铁路；第一所陆军军官学校：天津武备学堂；第一支近代远洋海军：北洋海军；第一部海军军制；第一面中国近代国旗；第一家机器棉纺织厂；第一个海军基地……
是他推着中国走上了现代化进程的第一步，但这些“第一”阻力重重，有时甚至进两步，退一步。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边境只是短暂地平静了几年，到了19世纪70年代，沿海再度吃紧。在晚清文武之中，最早提出兴办铁路的大员也是李鸿章，他的原始出发点仍是为了加强海防。在1874年清廷组织的海防大讨论时，李鸿章第一个递上奏折，全面地提出了他的洋务自强战略，其中格外强调了铁路的军事意义：“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驰援，可以一日千数百里，则统帅当不至于误事……”而朝廷内反对派的理由则是：“开铁路，山川之灵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
李鸿章的聪明与狡猾，就在于他懂得阳奉阴违的艺术。1880年，李授意唐廷枢上奏要求修筑运煤铁路，为免朝臣非议，还特意声明：这条铁道不设火车机头，以驴马拖载，才好歹得到了恩准。
李鸿章当然不会满足于马拉驴载的车皮在铁路上缓缓滑行，他一直伺机争取更进一步。1881年，唐胥铁路通车时，是有机头的，由英国工程师设计、中国工人制造的“龙号”蒸汽机车头，成为中国第一条铁路上的第一台机车头。但通车没多久，“机车直驶，震动东陵，且喷出黑烟，有伤禾稼”，机头被下令禁止使用，运煤的车皮再次被驴马拖载所代替，这大概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最大的笑话之一。李鸿章迂回前进，6年后，当铁路大讨论再次提到清廷的日程之上，他耍了个小心眼，决定设法送慈禧一个小礼物，让西太后亲眼见识一下火车的魅力。
送礼是没有阻力的。于是，1888年，古老的皇宫西苑，从中海紫光阁起，经北海阳泽门北行，直到极乐世界东面的镜心斋，出现了一条由法国人全额赞助的1500米的微型铁路，与此配套的还有一台小火车头和6节小车厢。这个可以快速行进的“玩具”，成了皇亲国戚们在深宫后院的游览花车，大开眼界的慈禧转而明确支持铁路修建，长达十余年的铁路大论战，最终洋务派取得了胜利。
李鸿章精心策划的那条中南海里的小铁路，后因慈禧厌烦了宫闱中时有机车声响，又将机车头驱动改为由太监们拉着车厢在轨道上缓缓滑行，成为晚清末年荒诞滑稽的另一幅插图。
甲午战争一败涂地
李鸿章曾自比“破屋裱糊匠”，时代危艰，清廷风雨飘摇，他能做的不过是东修西补，挽回不了颓局。
作为西洋枪炮的终生崇拜者，李鸿章一直致力于中国军事力量的振兴，为北洋海军建设耗尽了后半生。从1875年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的十几年中，中国在数千公里的海防线上装备了25艘舰艇，其中从国外定购的有14艘，包括两艘巨型铁甲舰和7艘装甲巡洋舰，而“定远”、“镇远”两艘铁甲战舰，为东方第一巨舰。
但这支海军命运多舛，先是撞上千年罕见的“丁戌奇荒”，然后又遇上慈禧太后的“万寿庆典”，使这支舰队的有限经费多次被挪用。据姜鸣先生在《龙旗飘扬的舰队》一书中考证：慈禧的颐和园工程共挪用海军经费750万两，等于吞掉半支海军舰队。
甲午战争之初，在全国上下一片主战声中，李鸿章处境甚为孤独。陈寅恪的弟子石泉先生在他的《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格局》中认为：当时对中日军事实力悬殊，以及对自身军备的弱点，其他官员都不如李鸿章心中有数，北洋海军的军力仅够自保，完全不足以应付境外开战。而以清流党人为代表的士大夫集团，对李鸿章的隐忍妥协，不肯增兵备战，惟事寻求外援的做法，已经不能忍耐。
这场战争几乎还没开打就注定了败局。“清流”翁同龢跟李鸿章是多年的冤家对头，在海军的经费问题上对李多有牵制，最要命的一次是1891年，翁作为户部尚书(相当于现在财政部长)，居然让清廷停发海军两年的购船经费。所以李鸿章在战争爆发时怒对翁同龢：“你还有什么话说？”
国内“主战”、“主和”两股政治势力相持不下，影响到作战的指挥与策略。开战以后，丁汝昌奉李鸿章之命，因海军快船不敌日本，不可轻试，故颇慎重，惟“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以防护北洋海口，牵制日本海军行动而已。国内主战派则认为他拥舰自保，“偷生纵敌”，向清廷嚷嚷要临阵换帅，惩办丁汝昌。
类似例子在甲午战争中俯拾皆是，可以说，中国人一边在与日本开战，一边自己在窝里掐架。
甲午战败，李鸿章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代表国耻的《马关条约》一签，“卖国贼”这顶帽子就死死地扣在了他的头上。事后李鸿章对人说，他一生事业，至此扫地无余。李常常自叹：“吾被举国所掣肘，有志焉而未逮也。”
马关谈判期间，李鸿章遭日本浪人行刺，弹中左颊，血流不止，这次颜面尽失的马关之行深深刺激了他，他发誓“终身不履日地”。两年后他出使欧洲回来，在日本换船时，怎么也不肯乘上摆渡的日本小船。最后人们只好在两条大船之间架起一块跳板，扶他过去。
两年之后，李鸿章的忠实幕僚吴汝纶赴日本考察教育，当他来到签订《马关条约》的春帆楼上，看到当年李鸿章谈判时坐的椅子比别人矮了一截，不由悲从中来。同行的日本人请他留下墨宝，吴汝纶写了4个字：“伤心之地”。
《中俄密约》的骗局
在李鸿章签署的丧权辱国的条约里，有一份代表清廷跟俄国签订的《中俄密约》，当时极为保密。清廷的目的，无非是想与俄国建立防御同盟，但沙俄开出条件：你得让我在东北修建铁路。铁路一旦修到了海参葳，无疑大大增强俄国在远东的实力。
《中俄密约》的真正内容，在签订后的几十年中一直是个谜，舆论沸沸扬扬，各国间谍无孔不入想得到情报，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甚至刊出伪造的版本，清廷则因为这份说不清的密约承受了巨大压力……其真实情况直到清王朝和沙皇俄国政府都被推翻后，两国政府从前朝档案卷宗里发现了真正的《密约》原件，将之公布于众，事情才大白于天下。
1979年，北京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俄国财政大臣维特伯爵回忆录，维特是当年李鸿章的谈判对手，也是签订密约的主要当事人之一。这些知情人在世时不便发表的真相一旦公布，人们这才知道，原来当年李鸿章被骗了。
照维特回忆录里的描述，沙皇俄国提交给李鸿章签署的密约是被暗中调了包的，中国方面完全蒙在鼓里：
……他(主持签字仪式的外交大臣洛巴诺夫)看了看表，那时是12点一刻。他轻敲了几下，招呼侍役，然后转向会场道：“时间已经过正午了，我们去吃午餐吧，然后我们再在协定上签字。”
我们于是都去进午餐。只有两个秘书在我们进午餐的时候，又将文件誊录了一遍，并作了必要的改正。午餐前已经传阅过的两份文件，被悄悄地用两份新的抄本换掉了。在这两份新的抄本上，正式由一方李鸿章、另一方洛巴诺夫和我签了字。
维特还在回忆录中这样评价谈判对手：“李鸿章是十分率直而且认真的”、“以李鸿章的智力和常识来判断，他要算这些人中很卓越的一个”。他同时承认，“那时登位不久的尼古拉皇帝，正急欲在远东扩张俄国的势力……被一种夺取远东土地的贪欲迷住了心窍”，“是我们自己违反了协定，才造成今日远东的局面。这是一件背信和昏聩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事”。
李鸿章万没想到自己的谈判对手是这样一群背信弃义的虎狼之辈，欧美之行回到天津时，他还以为做了一件好事。他对来访的黄遵宪不无得意地说：“ (此约可保)20年无事，总可得也！”但事实上，不要说20年，连两年的无事也没有保住。
临事方知一死难
79岁高龄的李鸿章，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内外交煎，累月发烧吐血，卧床不起。在他临咽气之前数小时，俄国公使还不放过他，来病榻前纠缠，逼其画押把整个东北作为俄国的“保护地”。李鸿章这次再也不肯上当，抵死不签，继而引发大吐血。
俄使走后，李鸿章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即刻向儿子李经述口述遗折，呼吁自强，在遗折中，李提出了“举行新政”的政治观点：
伏念臣受知最早，荣恩最深，每念时局艰危，不敢自称哀痛，惟冀稍延余息，重睹中兴，赍志以终，殁身难瞑。现值京师初复，銮辂未归，和议新成，东事尚棘，根本至计，处处可虞。窃念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伏读迭次谕旨，举行新政，力图自强。庆亲王等皆臣久经共事之人，此次复同更患难，定能一心勰力，翼赞讦谟，臣在九泉，庶无遗憾。
临终，他嘴里还在痛骂向慈禧力荐义和团的前任山东巡抚，“毓贤误国！”
正如毛泽东评价李鸿章的那一句：“舟大而水浅也。”他是个强人，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已经是末路了，大舟被小水所误，徒劳搁浅，是个人在时代中的悲剧。
忠心耿耿跟随了他40年的老臣周馥此刻守在李鸿章床边，见李已经咽气，但双目炯炯不闭，遂哭出声来：“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去吧！”李鸿章“目乃瞑，犹溜涕口动欲语，可伤也”。(周馥《李文忠公七律诗》注)
所谓“未了之事”，在临终病榻上，李鸿章曾口占一绝。在这首绝笔诗里，诗人兼政治家李鸿章不但道出自己孤身一力难扶大厦的悲凉，也似乎预见到了自己将背负重大骂名，成为祭坛上代人受过的牺牲品，一些意象甚至暗伏了清朝的没落与衰亡：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最终笔锋一转，把对个人悲剧的伤痛转向了对国家命运的担忧，他对后继者的叮嘱——“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其情怀与语气，几乎与著名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如出一辙——当然，李鸿章与孙中山，所代表的阶层不同，所维护的政权不同，所崇尚的政治理念也大有差异，但中堂大人临终时流露出来的对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热望，也许跟中山先生一样真诚。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局限，作为晚清老臣，无论李鸿章受到怎样的臧否，他都确实尽力把自己的这一棒传递了出去，一代一代中国人，就是秉着这股自强的心劲，各执信仰，各走一程。
李氏后代：从外交官到科技人
李鸿章和他兄弟的下一代还能沾到祖宗的光，当官的不少，第三代也可以享受到祖先的遗产，有人经商，有人出国，到第四代、第五代，因为出身问题，他们得靠学习改变命运，倒是密集地出了许多专业性人才
在合肥最繁华的步行街淮河路上，灰瓦黛墙的晚清建筑与周围热闹的霓虹拉开了距离，曾经“半个合肥都是李家的”，现在只余下了这座“李府”。
这座房子是合肥市文物管理处在1983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中发现并接管下来的，现任的文物管理处处长程红当时刚从大学毕业没多久，据她的回忆，当时这座房子里挤挤挨挨住了十几户人家，一些为了临时需要搭建起来的违章建筑，像各色补丁拼接在这座昔日相府的四角，但是房屋的外观和内部格局保存完好，并未遭到太大破坏。
老宅旧主人身份如此特殊，所以，当这所宅子变成“李鸿章故居陈列馆”并正式对外开放的时候，承担了许多不必要的误解。“许多太平天国的后人写了小字报贴在门口，说是这个屠杀我们祖先的刽子手，现在怎么纪念起他来了？”
有人甚至把状告到了中央，程红就请告状者来参观馆内陈列的李鸿章生平，最后特别告知：我们是“陈列馆”，而非“纪念馆”，不管对李鸿章此人历史上如何评价，把这一段历史真实地“陈列”出来，这总没错吧？
长子李经方曾想扶老爹当皇帝
按照老李家的族谱，从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开始，这八代人的辈分分别是“文、章、经、国；家、道、永、昌。”现在合肥还能觅到不少道字辈，永字辈的李家后人。“真正李鸿章这一族的后人，国内已经不大找得到了，很多人去了美国、澳大利亚、香港……国内留下的大多是李鸿章兄弟的后裔。”《李鸿章家族》的作者宋路霞说。
中国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曾经叙述过自己回乡探亲时的一段经历，在小火轮上，乡人见了就骂他洋奴、洋鬼子。在清朝时当外交官，语言不通，生活不惯，“正人君子”动辄以“卖国”相讥，弱国外交腹背受敌。所以干什么也别干外交，是时人共识。
但李鸿章偏要让他的子孙们捡酸果子吃，从小就让他们在科举之外兼学西语，他的3个儿子都从事外交。过继来的长子李经方是职业外交官；次子李经述韬光养晦准备接李鸿章的班；庶出的三子李经迈曾任钦差出使奥国。
李经方为人聪敏好学，名将刘铭传记载过一段逸闻，他曾看见少年李经方一边读书，一边吃菱角蘸糖，因为太过专心，菱角蘸的是墨，吃得两嘴发黑仍浑然不知。小李精通五国语言，写一手极帅的隶书与行草，相貌高大英俊，但他一生既没赶上父辈打仗立功的时代，也没在洋务运动中捞个肥缺发财，他当过3年驻美公使参赞，3年驻日公使，但基本是被老爸带在身边，成为李鸿章办外交的重要帮手。沾父亲的光，也分到一顶“卖国贼”的帽子，人称“割台大臣”，一生政治上郁郁寡欢。
有个强势的老爸，李经方并没有太多施展个人才华的机会。马关议和面对伊藤博文的咄咄之势，李经方几次想据理力争，都被李鸿章制止了。他设法影响父亲的思路，叫随员们把见解写成字条递到李鸿章面前，供决策参考，但也未被采用。
马关签约归来，全国舆论沸腾，李家父子成了众矢之的。当时台湾具体画押交接之事还得跑一趟，李鸿章遇刺受伤无法成行，任务落到李经方头上，李鸿章心想这卖国之事不能再让李家人干，想保护孩子的声名，就推说李经方病了。结果光绪皇帝一怒：“李鸿章不得推脱！”李经方不去也得去了。
跟父亲不同，李经方早看出清王朝气数已尽。他多次对他的学生鲁望岩说，“大清朝一定要亡了，光复之日可待矣。”还劝他，“不要做官，要教育救国，实业救国。”
庚子议和前夕，八国联军在北京烧杀抢掠，清廷12道金牌急召远在两广的李鸿章进京。曾有人力主李鸿章甩掉慈禧，自立为王，趁清室“西狩”之机，夺回汉人天下。据说李经方也持有这种想法，屡次与李鸿章密谋。李鸿章的幕僚马建忠回忆，当时他就曾看到一封来自英国官方某大员的来电，主张李鸿章千万不要失去这千载良机，拥兵自立，并表示愿意全力支持。但李鸿章置之不理，还关照马建忠赶快把电文烧掉。(据马建忠之甥朱怡声的回忆录)
父亲对清廷的愚忠让李经方失望，他对仕途、对政治都失去了信心。辛亥革命爆发以后，李经方的仕宦生涯彻底结束。
李经方可算妻妾成群，除了原配的两任老婆，还有五房侧室和两个洋太太，一个英国人，一个法国人。辛亥革命后李经方关起门来当寓公，一大家子坐吃山空，但他凭着外语好，跟洋人狠做了两笔地产和古董生意，大赚一把。这两次成功的投资令他开心，感慨地对人说，“没想到我还有今天！”

李道增设计的“中国大剧院”模型
梁思成高足李道增一生的遗憾
李鸿章故居陈列馆馆长程红，因为工作关系接触过不少李家后人，她总结了这么一条规律：“李鸿章和他兄弟的下一代还能沾到祖宗的光，当官的不少，办外交的不少，第三代也基本上可以享受到祖先的遗产，有些人经商了，有些人出国了，到了第四代、第五代，从政的就寥寥无几了，因为出身问题，他们得靠学习改变自身命运，倒是密集地出了许多专业性人才。”
确实，翻看李氏后人的族谱，到了“道”字辈，几乎是一长串卓有贡献的专家名录：高级工程师，桥梁专家，铁路专家，著名医生……他们曾经背负过沉重的历史包袱，有些人甚至在“文革”中受过迫害，但这一辈人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苦难磨砺中站起来了。
以李道增为例，梁启超与李鸿章之间的渊源，到了后代那里又奇特地续上了。李的后人李道增，成为梁的后人梁思成的门下高足，这也算一种缘分。
李道增是李家老三房李鹤章的后代，曾长期任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工程院院士，是李氏家族中学术地位最高的人物。
1930年，李道增出生在上海跑马厅边曾祖父的豪门大院，三四岁的时候，大家族经济破产，只好变卖老宅，全家几十口搬出来分家另过。走出大宅门的李家人心性依然很高，对孩子的学业尤其抓紧。长期的租界生活，让他们的思想都十分海派，主张学好英语，哪怕没钱将来也要设法让孩子出国留学，而且从小就把孩子送进教会学校。
在清华是另一种严格到冷酷的学术环境，那时清华的老师都是名教授，“上课一律用外国原版课本，每一节都是英文授课”，入学后第一场考试先关个三分之一不及格，把这些以前全市第一、全省第一的学生全部打懵，以挫其骄锐之气。李道增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遇到了受业恩师梁思成。
李道增一生有个最大的遗憾。1958年，国家大剧院的计划一经提出，他就是这个项目设计的主持人，当时正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前夕，周恩来总理亲自提出了国家大剧院的计划。清华大学调动了全校精华投入这个国庆献礼的大项目：建筑系、机械系、电机系、土木系等抽调了300名精兵强将，设计方案及图纸全部如期完成。到了破土动工的时候，中央发话：国家经费有限，目前工程不能上马。
这一放就是近40年，十年浩劫中，300人配合完成的、堆得像小山一样的设计图纸，被造反派一把火烧得精光……
“那时没有电脑效果图，全部是手画，要用吹风机来吹干渲染图，一个晚上就只能出一张图，”李道增说，“为了争第一，我们没有一点私心杂念，就是拼命干。”
到了1990年，国家大剧院的项目又被提出来了，李道增代表清华参与其中一个方案的设计，然而这又是一个巨大的空心汤团。
1997年，国家大剧院要动真格的了，李道增在原先1991年方案的基础上，两个月就拿出了模型。这次是国际招标，送到中央首长办公桌上供最后定夺的有3个方案，其中一个就出自李道增之手。
李道增的建筑理念跟梁思成一致，也欣赏北京的故城之美。他认为中国大型公共建筑都讲究对称，而且故宫、天安门是存留在世界人民心中的“中国标志”，在它们旁边建大剧院，就要与这些古建筑协调，避免喧宾夺主。应该“近看有形、远看有势”、不设“虚假空间”。但在评选和后几轮的方案修改时，上级提出了要求：要有“标志性”、“要是国内外所没有的”、“要有说法”。
经过漫长的论证与等待，李道增40年来的国家大剧院设计之梦破灭了，最终入选的是造价几十亿的法国设计师安德鲁的“水泡”方案——把剧场全部沉入地下，上建一个圆形拱顶——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国大剧院，俗称“鸟蛋”。ddhw.cn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