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卢比改革任重道远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14:17:54
Suman Bery
人们普遍认为，辛格(Manmohan Singh)总理呼吁的资本控制改革对提振印度经济改革步伐很有必要。但是，一个专门小组制定的“改革路线图”离辛格的目标却相距甚远。没有民间游说力量的推动，快速实现资本开放仍然只能是一个遥远的前景。
专门小组在9月1日发表的报告中的确提出要采取措施，让外国人和外来企业在印度投资和融资变得更容易。报告还建议放松对印度人到国外投资的限制。
印度是在2004年2月才开始允许国内居民开设海外银行帐户的，在此同时，他们仍会受到严格的限制。报告提出，逐步上调每个印度居民每年汇往国外的资金限额，到2012年时，这个限额将从目前目前的25,000美元增加到200,000美元。
报告对类似细节给予了很大关注，但却忽略了真正有意义的一点，那就是：印度的外汇管制现在看来不仅过时，而且没有必要。就像报告本身指出的那样，印度经济在经过二十年的长期强劲增长之后，自2003年以来每年的增幅已超过7%的水平。
印度的财政储备状况良好。另外，过去十年来，通过提高资本金要求、增加坏帐准备金，印度的银行系统实力得到很大加强。
虽然取得了这些成就，但在外汇管制方面印度的整体思路已明显落伍。这一点报告中也表示承认。目前印度的外汇体系是二战期间创立的，五十年代末期得到加强，到七十年代初，在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担任印度总理期间，该体系真正得到了严格执行：一方面，政府认为外汇是国家的财富，另一方面，印度公众经常表现出不愿持有卢比的苗头，这让政府格外警惕。
但实际上这与现实情况大相径庭。随着经济和银行系统实力大大加强，印度已完全有条件迅速转向实行清晰、透明、一视同仁的外汇制度。实行这样的制度后，在大多数情况下印度人有权将卢比兑换成其他货币，同时，政府可对少数特殊情况作出明确的界定，比如对短期银行债实行限制、仿效美国加强海外资产的税收制度等。
对卢比实行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1993年起卢比已实现经常项目下可兑换）、加上更灵活的外汇制度将给印度带来诸多好处。它可有助于印度人对退休资产投资多样化、为经济提供缓冲、方便数百万海外印度移民的生活，进一步发展国内的外汇和金融衍生品市场，并从总体上促进印度与全球经济的融合。
专门小组本来可以大胆地抓住这一挑战。辛格总理已在3月份给予它必要的政治铺垫，称他认为“转向更全面的资本项目可兑换”将大有裨益。这一支持应该足以让金融领域彻底告别过去的政策，就像15年前印度开始经济改革时在贸易和产业政策领域进行的根本性改革一样。
专门小组有一位成员曾试图推进这个方向的发展。这位受到广泛关注的持不同意见者就是知名经济学家和投资银行家波拉(Surjit Bhalla)。他对报告提出的渐进式改革大为不满，认为它与近年来实力大大加强的印度经济不相称。他认为，各种微调式的改革实际上反而会让金融系统和整体经济更容易受到冲击。
不过，在由印度央行前副行长塔拉坡(S.S. Tarapore)领导的六人委员会里，波拉的意见属于少数派。在央行看来，既然印度经济在未实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条件下正在强劲增长，那么就没有充分的动力去冒险实现可兑换。如果突然作出激烈调整，一旦出现闪失，央行势必会成为替罪羊。九十年底后期，印度央行曾成功地让印度躲过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
由此报告提出，在印度政府在银行领域所占比例从目前的51%降到33%之前，不应实行资本项目可兑换。减少银行领域政府持股的政策需要议会的批准，而这个话题已经讨论了近十年。减持银行领域的政府持股是辛格的政治联盟印度共产党最痛恨的事，辛格所在印度国大党内部的左派人士也极力反对此事。在这种局面下，这个问题没什么出头的机会。
仅靠官员的力量是难以推进经济政策实现重大转变的，最关键的推动力还需来自上层，就像俄罗斯总理普京(Vladimir Putin)，7月份他大笔一挥终结了该国的资本管制制度。另外，来自外国的压力也会发挥一定作用，不过这一点印度人是不愿意承认的。
实际上，当年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促使印度实现了卢比在经常项目下可兑换。当时，海湾战争和前苏联（印度的重要贸易伙伴国）解体导致印度1991年发生国际收支危机。同样，印度的消费品市场也是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拉扯下在一番挣扎之后勉强在2001年开始对外开放的。
但是，IMF随后在印度的资本项目改革问题上变得沉默了，1997-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该机构的多项建议受到质疑。虽然美国财政部还在继续敦促印度解决这个问题，但总的来讲印度在这方面面临的国际压力并不是很大。
现在，这个球又被踢回到辛格总理的脚下。正是他今年3月在公开讲话中挑起了对资本项目可兑换问题的讨论。但不幸的是，委员会的警告让他难以强硬起来。现在，应该是印度民间力量发挥影响的时候了。
（编者按：Bery为新德里独立政策研究组织National Council of Applied Economic Research的所长。）
人们普遍认为，辛格(Manmohan Singh)总理呼吁的资本控制改革对提振印度经济改革步伐很有必要。但是，一个专门小组制定的“改革路线图”离辛格的目标却相距甚远。没有民间游说力量的推动，快速实现资本开放仍然只能是一个遥远的前景。
专门小组在9月1日发表的报告中的确提出要采取措施，让外国人和外来企业在印度投资和融资变得更容易。报告还建议放松对印度人到国外投资的限制。
印度是在2004年2月才开始允许国内居民开设海外银行帐户的，在此同时，他们仍会受到严格的限制。报告提出，逐步上调每个印度居民每年汇往国外的资金限额，到2012年时，这个限额将从目前目前的25,000美元增加到200,000美元。
报告对类似细节给予了很大关注，但却忽略了真正有意义的一点，那就是：印度的外汇管制现在看来不仅过时，而且没有必要。就像报告本身指出的那样，印度经济在经过二十年的长期强劲增长之后，自2003年以来每年的增幅已超过7%的水平。
印度的财政储备状况良好。另外，过去十年来，通过提高资本金要求、增加坏帐准备金，印度的银行系统实力得到很大加强。
虽然取得了这些成就，但在外汇管制方面印度的整体思路已明显落伍。这一点报告中也表示承认。目前印度的外汇体系是二战期间创立的，五十年代末期得到加强，到七十年代初，在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担任印度总理期间，该体系真正得到了严格执行：一方面，政府认为外汇是国家的财富，另一方面，印度公众经常表现出不愿持有卢比的苗头，这让政府格外警惕。
但实际上这与现实情况大相径庭。随着经济和银行系统实力大大加强，印度已完全有条件迅速转向实行清晰、透明、一视同仁的外汇制度。实行这样的制度后，在大多数情况下印度人有权将卢比兑换成其他货币，同时，政府可对少数特殊情况作出明确的界定，比如对短期银行债实行限制、仿效美国加强海外资产的税收制度等。
对卢比实行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1993年起卢比已实现经常项目下可兑换）、加上更灵活的外汇制度将给印度带来诸多好处。它可有助于印度人对退休资产投资多样化、为经济提供缓冲、方便数百万海外印度移民的生活，进一步发展国内的外汇和金融衍生品市场，并从总体上促进印度与全球经济的融合。
专门小组本来可以大胆地抓住这一挑战。辛格总理已在3月份给予它必要的政治铺垫，称他认为“转向更全面的资本项目可兑换”将大有裨益。这一支持应该足以让金融领域彻底告别过去的政策，就像15年前印度开始经济改革时在贸易和产业政策领域进行的根本性改革一样。
专门小组有一位成员曾试图推进这个方向的发展。这位受到广泛关注的持不同意见者就是知名经济学家和投资银行家波拉(Surjit Bhalla)。他对报告提出的渐进式改革大为不满，认为它与近年来实力大大加强的印度经济不相称。他认为，各种微调式的改革实际上反而会让金融系统和整体经济更容易受到冲击。
不过，在由印度央行前副行长塔拉坡(S.S. Tarapore)领导的六人委员会里，波拉的意见属于少数派。在央行看来，既然印度经济在未实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条件下正在强劲增长，那么就没有充分的动力去冒险实现可兑换。如果突然作出激烈调整，一旦出现闪失，央行势必会成为替罪羊。九十年底后期，印度央行曾成功地让印度躲过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
由此报告提出，在印度政府在银行领域所占比例从目前的51%降到33%之前，不应实行资本项目可兑换。减少银行领域政府持股的政策需要议会的批准，而这个话题已经讨论了近十年。减持银行领域的政府持股是辛格的政治联盟印度共产党最痛恨的事，辛格所在印度国大党内部的左派人士也极力反对此事。在这种局面下，这个问题没什么出头的机会。
仅靠官员的力量是难以推进经济政策实现重大转变的，最关键的推动力还需来自上层，就像俄罗斯总理普京(Vladimir Putin)，7月份他大笔一挥终结了该国的资本管制制度。另外，来自外国的压力也会发挥一定作用，不过这一点印度人是不愿意承认的。
实际上，当年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促使印度实现了卢比在经常项目下可兑换。当时，海湾战争和前苏联（印度的重要贸易伙伴国）解体导致印度1991年发生国际收支危机。同样，印度的消费品市场也是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拉扯下在一番挣扎之后勉强在2001年开始对外开放的。
但是，IMF随后在印度的资本项目改革问题上变得沉默了，1997-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该机构的多项建议受到质疑。虽然美国财政部还在继续敦促印度解决这个问题，但总的来讲印度在这方面面临的国际压力并不是很大。
现在，这个球又被踢回到辛格总理的脚下。正是他今年3月在公开讲话中挑起了对资本项目可兑换问题的讨论。但不幸的是，委员会的警告让他难以强硬起来。现在，应该是印度民间力量发挥影响的时候了。
（编者按：Bery为新德里独立政策研究组织National Council of Applied Economic Research的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