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蒋经国谋求两岸统一的台前幕后

作者：张永廷
蒋介石与毛泽东相继辞世之后,统一祖国的历史责任便落在了他们的继任者蒋经国与邓小平这一代人身上。蒋经国与邓小平是昔日苏联留学时的同窗,邓小平比蒋经国大6岁。
邓小平频出先手,蒋经国无奈接招
在统一问题上,邓小平对蒋是频频示好,而蒋则是小心了再小心,谨慎了又谨慎。邓小平认为统一后两岸会有伟大的前途,而蒋对统一后台湾的未来充满疑虑。蒋经国曾对《纽约时报》记者说,与中共接触是自杀行为,和大陆的任何妥协都可能引发强烈的波动甚至动乱。
1975年,邓小平下令开释国民党囚犯,并且允许他们决定自己是留在大陆还是返回台湾。与大陆的坦荡相比,蒋经国则疑虑重重。为了防止大陆渗透,台方作出的回应是:1950年以后反攻大陆被俘的人员,才可以考虑回台定居。在这样的规定之下,10位获释后取道香港、准备前往台湾的前国民党将领进退两难,无奈之下有人在香港自杀。这一事件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邓蒋双方在统一问题上的性格与态度。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大陆宣布停止自1958年以来持续了20年的对台炮击。台办向台湾、东南亚、全世界的华人亲友发动信海攻势,呼吁两岸修好。面对海峡对岸的和平声浪,蒋经国另有所思。多年的敌对与仇视使他对大陆的态度转变感觉突然而又不适,他需要时间观察大陆的真实意图。他得出的结论是,不能与中共谈判,但对大陆的和平攻势也不能只守不攻。他认为,台湾的现行大陆政策不够积极,没有创意,必须想办法摆脱劣势和守势,掌握两岸关系的主动权。在这样一种指导原则之下,“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思路逐渐浮上台面,国民党十一届全会上首次提出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
历史进入到80年代,大陆和平统一的诚意通过更多渠道释放出来。在许多场合,大陆都尽量减少对台湾的敌意,努力化解与对方的分歧。大陆不再向台湾和金门、马祖诸岛空飘宣传品,解放军福建前线广播电台改为海峡之声,刻意规定避用刺激性语言。中共甚至邀请蒋经国回大陆和故乡访问,告诉他“奉化茔墓修复一新,庐山美庐保养如故”。由于历史的局限,在蒋经国的思维里,有个盲点始终无法打通。无论大陆如何释放善意,蒋经国始终认为那只不过是统战阴谋,意在兼并台湾,消灭国民党。蒋经国在两岸统一问题上迈不出大步伐,因为他尚拘泥于两党恩怨与个人情怀。国民党在大陆的溃败留给他太多的阴影。也许是被共产党打怕了,这种怕随着年代的推移逐步积淀与演变成怕吃亏、防吃亏心理。在他内心,敌对的心弦始终紧绷着,无法以平衡的心态正视大陆的呼唤。对曾经的失败不甘心,想复仇却深知武功不济,无法取胜;又不愿化敌为友,因为化敌为友仿佛意味着更大的失败,于是越想复仇越是把自己包裹得更紧,无论大陆送来什么样的台阶,都因为患得患失而紧扒着悬梯不肯下来,缺乏伟人与领袖的大胸襟和大气魄,因此也就无法及时地站到历史舞台的最高点。
当然,蒋经国无视大陆的橄榄枝也还有其他的理由,因为有美国的幕后支持和所谓的经济成就,蒋经国不但觉得自己可以偏安台湾,而且还寄希望于把台湾模式推广到大陆,以非军事的方式反攻复国,所以他反复渲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蒋经国的这一论调,尽管与邓小平的统一思路相去甚远,但毕竟是台方对统一问题的正面回应,说明两岸应该统一已是双方的共识。
统一是共识,但在如何达成共识的途径上却存在着无法弥合的差距。在台海两岸越来越多的交流和接触中,邓有关“一国两制统一中国”的思想逐步成熟,而蒋则抱守“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信念不放。金门岛上“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与鼓浪屿上“一国两制统一中国”的标语,也许永远都无法从人们的视线中淡去,两块隔海对峙的标语,浓缩着两岸统一观的巨大差异。
1982年,中共再次倡导国共实现第三次合作,7月24日,廖承志以蒋经国“同胞”、“同窗”、“挚友”的身份致信蒋经国,促其以大局为重,共同为祖国统一大业作贡献。8月17日,国民党那方有了回应,只不过接招的是宋美龄而不是蒋经国。蒋经国之所以不直接出面,也许是因为有“三不政策”的限制。宋美龄在美国发表了致廖承志的公开信,婉转地拒绝了廖承志访台的提议。这一回合的“笔谈”,虽然没能达成国共合作的一致意向,但毕竟使海峡两岸在中断交往30多年后有了第一次公开对话。谈判虽然被搁置,两岸的贸易往来却在不断发展。北京对台湾的商品不课关税,台官方对此也不加干涉。于是,台湾对大陆的间接出口及赴大陆旅行人员大大增加。
蒋经国的思路是,先让两岸关系在民间自发性地发展起来、持续下去,然后再观察事态进展情况。这当然为不失稳妥的策略,然而时间不等人,蒋经国的健康状态每况愈下,身体恶化的迹象在1983年就非常明显地显露出来。挑选接班人似乎成了他的头等大事,此时李登辉浮出水面,并逐步得到了他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