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永春河到金沙江》第二辑之《诸葛亮安定南中及其

诸葛亮安定南中及其他
安定南中，是诸葛亮辅佐刘备完成“霸业”一贯的战略思想。诸葛亮早在公元207年尚未出山时，在与“三顾茅庐”的刘备对答中，便提出了“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的主张。
南中在三国时期，指现在的云南、贵州和四川的西南部，当时是蜀国的一部分，自古称为“夷越之地”，即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蜀建兴元年（公元223年），刘备病死，南中诸郡乘机叛乱。为了安定南中，诸葛亮于建兴三年（公元225年）三月“率众南征”，夏五月“渡泸进益州”（今云南晋宁东）。诸葛亮在南中，采用“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策略，“所战皆捷”，使得南人心悦诚服，不再复反，南中遂平。建兴三年十二月，诸葛亮完成安定南中大业，回到成都。
虽然诸葛亮安定南中的史实中仍有一些值得深入研讨的问题，有的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有待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挖掘发现，甚至还有待于地下出土文物的佐证方能澄清，但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诸葛亮安定南中的时间、路线、活动范围等，基本轮廓还是比较清晰的。大体上讲，就是建兴三年三月从成都出发，四月平越雋（今四川西昌东南），五月渡泸（金沙江），至秋，四郡（越雋、建宁、牂柯、永昌）俱平，取道滇东北，冬至汉阳（今四川庆符），十二月回到成都。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诸葛亮安定南中时显然没有到过滇西。然而，非常奇怪的是，在滇西却留下了许多有关诸葛亮南征的“遗迹”和民间传说。这些“遗迹”和传说，使得诸葛亮安定南中所到的地点逐步向滇西滇南甚至更远的地方推移。
民间传说，诸葛亮七擒孟获是在下关（今云南大理市）附近的苍山洱海一带地区。此说将诸葛亮南征所至移到了距滇池（昆明）400公里左右的滇西偏北。
民间传说，诸葛亮进军南中“五月渡泸”是在云南丽江县石鼓镇至石门关一带，据说那里还有诸葛亮留下的点将台遗迹。此说将诸葛亮南征所至移到了滇西北，距滇池（昆明）已经超过500公里。也有传说说诸葛亮南征曾经到过保山，至今在保山都还有纪念诸葛亮的诸葛祠。还有传说说诸葛亮“五月渡泸”是发生在云南泸水（今六库北）一带，那里还有“哑泉”的遗迹和碑刻。诚如是，则诸葛亮南征所至已西移到了距滇池（昆明）千里之外。
有的传说更离奇，竟然将云南和贵州很多地方相继出土的，经过考证是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的遗物铜鼓，也附会到公元225年才发生的诸葛亮安定南中一事上，称铜鼓为“诸葛鼓”或“孔明鼓”。甚至于将滇西藏族的某些生活习俗、滇南傣族逢年过节放的“高升”（一种冲天火炮），也与诸葛亮南征的事连在一起。在滇南生活的傣族有一种彩灯，据说是诸葛亮教扎制的，所以叫“孔明灯”。传说傣家先前没有房子住，是诸葛亮仿照自己的帽子设计后教傣家建造的，现在傣家建房一直保留原来像诸葛亮帽子的样式，就是在纪念这位傣家崇敬的伟人，等等。
假若依了上述这些传说，则诸葛亮安定南中的足迹已经几乎遍及了整个云南，并且还涉及了贵州的许多地区。
众多的有关诸葛亮安定南中到过滇西的传说和所谓的“遗迹”，甚至使一些史学家也深信不疑。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在《宿楚雄》一诗中说：“濮髳北会无遗迹，诸葛南巡有旧营”。看来郭沫若是相信诸葛亮到过楚雄的。楚雄在滇池（昆明）以西约200公里处。明万历《云南通志》说，“诸葛营，在（永昌）府城南十里。诸葛孔明南征屯兵之所，孔明既凯旋，汉人有遗于此者，聚庐世居，……”永昌府即今云南保山，在滇池（昆明）以西约600公里处。
诸葛亮安定南中没有到过滇西，应该说是十分清楚的。比如说永昌，从滇池一带到永昌郡驻所永昌，路途遥远，山高水险，且多为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语言不通，诸葛亮欲到永昌，势必面临许多困难。一方面要攻城克寨，安抚边民，筹集粮草，另一方面又要克服险峻恶劣的自然条件。综观诸葛亮安定南中的时间，全算只有九个月，正经在云南作战只有大约四个月，用这么短的时间，要完成那么多的事，这在当时科技交通都不发达的社会里，无论如何也是难以办到的。何况滇西是效忠蜀国的吕凯的辖区，情理上讲，诸葛亮也未必会加兵于业已附蜀的滇西。
那么，诸葛亮南征所至何以西移呢？
诸葛亮南征所至的西移由来已久。大约自唐代以后，这种情况便已经开始，到了明朝，已经有史志家深信不疑地写进了史书。究其原因，窃以为大致有四。
一是汉族的西迁。诸葛亮南征后，滇中滇东的汉人不断向西迁徙，把滇中滇东的历史故事，包括诸葛亮南征的故事带到了滇西。这些历史故事经过几代人的流传，变成了滇西本地的民间传说。
二是由于滇西的附蜀。滇西是效忠蜀国的吕凯的辖区，人们拥戴吕凯，便有意无意将吕凯的一些事迹牵强附会到诸葛亮的身上。
第三，滇西地区落后的文化与封建社会落后的文化传播方式，也是促成诸葛亮南征所至西移的原因。在云南古代的历史上，诸葛亮安定南中无疑是一件大事，但除此之外，对云南影响深远的大事还多。譬如发生于秦昭襄王二十一年（公元286年）的庄蹻通滇，首开内地开发西南边疆的先河；发生于元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的“元跨革囊”，忽必烈平定大理，统一云南各部落，为后来在云南建立行省创造了前提；发生于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的朱元璋派将平定云南，在云南实行“土流兼治，府卫参设”措施，加强了封建的中央集权制政权对云南的统治，等等。但是，这诸多对云南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事件，除了写进与平民百姓没有直接接触机会的专门史志外，并没有像诸葛亮南征那样被写成通俗易懂的文艺作品而使其家喻户晓。加上百姓对诸葛孔明的崇尚，难免将这些事件的人物与事迹，都牵强附会在对于诸葛孔明的口碑上，而且，这种口碑随着时间的推移，年代越久，刻得越真、越细、越深，以讹传讹，使得史志家也不得不信。比方说民间传说将元时忽必烈在丽江石鼓一带“乘革囊及栰以渡”的事件说成是诸葛亮“五月渡泸”，并且说得有眉有眼，这确实也是情有可缘。
第四，恐怕也是最主要的，是人心向背的问题。诸葛亮南征时所推行的“南抚夷越”的政策，深受南中人民的欢迎。这里我们引一则南朝宋人裴松之注《三国志》所引《汉晋春秋》的材料，便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亮在南中，所战皆捷。闻孟获者，为夷、汉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观于阵营之间，问曰：“此军如何？”获对曰：“向不知虚实，故败。今蒙赐观看营阵，若祗如此，即定易胜耳。”亮笑，纵使更战，七纵七擒，而亮犹遣获。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
这个生动的材料，说明了诸葛亮“南抚夷越”的政策已经深入了人心。平民百姓希望过和平安宁的生活，于是便以诸葛亮曾到过自己的家乡为荣耀，便崇尚诸葛亮实行的安抚政策，希望这种政策在自己的家乡得到实施；统治者妄图求得边疆的宁静，也在舆论上宣传、崇尚诸葛亮的诸如“忠君”等类的思想，对老百姓的崇尚诸葛亮乐得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看来，成都武侯祠“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时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的楹联，确实有些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