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新型“民工荒”问题不能盲从西方就业理论

解决新型“民工荒”问题不能盲从西方就业理论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珠三角地区的众多企业特别是外向型企业出现了“订单荒”。企业不得不纷纷裁员,使得2009年春节前出现了农民工的“回乡潮”。但今年二季度以来,“民工荒”又成为珠三角的一个新难题。据报道,由于海外市场需求回暖以及相当一部分竞争对手的退出,在金融危机中存活下来的企业订单增多。为缓解人力紧缺的局面,有的企业把招工年龄上限由25岁放宽到40岁,职工月收入(基本工资加上技术津贴)可达3000元。但即使如此,有的企业仍招不到工人,有人称之为“新型民工荒”。这种状况已从深圳、珠三角扩大到了长三角甚至四川、黑龙江等省。笔者专题作了分析,发现这种局面是在企业已对劳动力价格和用工条件等做出调整之后出现的,从理论上看,这与新古典主义的市场出清理论给出的解释是不相符的。
西方经济学就业理论的微观基础是劳动力价格(工资)与劳动力供求变化之间的关系。在劳动力需求方面,新古典经济学从完全竞争和理性人的假定出发,得出单个厂商(资本家)实现利润最大化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与劳动力价格的关系,即劳动力边际产品价值等于劳动力价格,在此基础上得出单个厂商(资本家)的劳动力需求函数,该函数是劳动力价格的减函数。所有厂商劳动力需求函数的加总就形成了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函数,它同样是劳动力价格的减函数。
新古典主义厂商利润最大化的条件之所以是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价值等于劳动力价格,源于它对生产函数的设定:产品价值是资本和劳动的共同产物,因此利润也是资本和劳动的共同产物。对于给定的产出水平,资本与劳动可以互相替代,资本家可以在资本的使用量和劳动的使用量之间进行自由选择。由此得出上述利润最大化条件。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在分析失业问题时,基本沿用了劳动力需求函数作为分析工具,只不过对其进行了一些修正。作为劳动力价格减函数的劳动力需求函数,仍是西方经济学分析劳动力需求的唯一工具。    在劳动力供给方面,新古典主义认为劳动力供给是劳动力价格的增函数。对于每一个给定的劳动力价格水平,理性经济人将在工作与闲暇之间分配可支配时间,以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具体来讲,随着劳动力价格上升,个人将选择更多的工作和较少的休闲,但是当劳动力价格升高到某个水平,个人对闲暇的效用评价会超过因工作获得收入带来的效用,此时个体的劳动力供给就由价格的增函数变为减函数,形成一条向后弯曲的劳动力供给曲线。个人劳动力供给函数的加总就构成了整个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曲线。
凯恩斯主义没有从微观角度分析劳动力供给的决定问题,而是将重点放在了名义工资刚性对劳动力市场供给产生的宏观效应。在名义工资为刚性而商品价格具有弹性的情况下,如果总需求减少,从而商品价格下降,则实际工资上升,使得劳动力市场供给增加。由此带来劳动力市场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缺口,即失业。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批评凯恩斯主义的就业理论缺乏微观基础,否认凯恩斯的名义工资刚性理论,并加入理性预期因素以发展其劳动力供给模型。新凯恩斯主义为回应这些批评,也以工资粘性理论代替凯恩斯的工资刚性理论,试图其失业理论的微观基础。
尽管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关于就业问题的理论前提和分析结论不同,但二者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以劳动供给函数和劳动需求函数为基础来分析工资决定和就业问题。在新古典看来,均衡工资使劳动力市场供给与需求刚好相等,所以不存在非自愿失业。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则认为现实中存在着导致工资刚性或粘性机制,使得实际工资高于均衡工资,导致出现非自愿失业。在政策含义上,新古典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市场不存在长期非自愿失业;可观察到的失业都属于摩擦性失业或结构性失业。凯恩斯主义则认为有效需求不足导致总量失业,并认为提高总需求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可以消除这种失业。
考察我国的现实状况,近一时期的“民工荒”问题产生有一些特殊的原因。比如摩擦性因素,去年许多企业都实施了裁员或放假的措施,导致众多农民工返乡,如此巨大的劳动力空洞在短时间内要得以填补,市场必须做出巨大的调整;再比如季节因素,今年三季度以来的复苏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国外复活节、圣诞节等节日订单导致的。除了这些特殊原因之外,还有一些现实情况,涉及到我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环境等方面,这是需要我们具体分析并加以改善的。
首先,今年四月份以来珠三角出现的劳动力供不应求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长期以来以廉价劳动力为主的增长模式导致一些企业用工环境不佳,对工人缺乏吸引力。事实上,一些名气大、待遇好、员工有归属感的企业往往不愁招不到人,而知名度小、企业管理及文化建设差的公司即使工资待遇高一些,也不如名企对工人的吸引力大。
其次,我国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推广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上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初的新生劳动力供给的绝对减少。“80后”、“90后”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对薪酬、福利等的要求也相应提高,他们外出务工更多是为了增长见识、丰富人生,因而把企业能否提供发展机会视作同薪酬一样甚至更加重要的因素,这使得很多农民工并未随着劳动力价格的上升选择更多工作而较少闲暇。
第三,从供需结构来看,“民工荒”问题主要表现在劳动力市场需求和市场供给之间的不匹配。企业需求的岗位呈“哑铃型”,即对中高以上技术人才如工程师,以及有一定技能的技工人员,需求比较大,但在就业市场中这两类劳动力都相对紧缺。劳动力的供给基本呈“榄核型”,大部分是缺乏专业技能、替代性较高的劳动力。这种结构性缺口将继续影响我国的就业问题。
综上所述,解释我国目前的“民工荒”问题,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经济学劳动力市场理论和就业理论,更不能把这些理论当作经济政策的指向。由于我国经济结构的特殊性和企业生产结构的同质化倾向,企业不可能迅速调整生产率以使劳动力边际产品价值等于劳动力价格,并通过价格调整来实现均衡就业。在我国今后经济结构的调整过程中,劳动力需求的变化不仅是数量上的,也是结构上的,金融危机影响作为促使我国经济结构做出调整的一次契机,也对劳动力市场供求结构产生了巨大影响。只有经济结构调整好了,我国的就业问题才能得到根本改善。盲从西方经济学就业理论,相信市场在短期内能自我矫正这个问题,或试图简单依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都是不符合我国现实的。(宋劲松,作者单位:国家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