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摸着石头过河，河的宽度是200年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30 21:10:00
托尼·赛奇教授是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现任哈佛大学亚洲民主管理与创新中心主任、哈佛大学亚洲及中国公共政策项目机构主席。2002年，他发起并主持了一项影响巨大的中国高级官员培训项目，一轮为期5年，旨在进一步提高中国政府官员在公共管理战略和技术水平以及科学决策上的能力。2008年开始实施第二轮培训。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理事长张冠梓研究员在美学术交流期间与赛奇教授就中国的改革事业进行了深入对话，并在网络流传。
张冠梓说，有一个很有意思、也很形象的说法，就是中国摸着石头过河，总能找到过河的石头。赛奇回应道，正如人们所熟悉的，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理论有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这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发展道路的一个形象的比喻，也是一个特别聪明的说法。之所以这么说，起码有两点：一是，不明确说发展方向和目标是什么，就不会招致很多人反对，进而也就减少了工作中的人为阻力和不必要的纠缠，赢得了改革发展的宝贵时间；二是，这也表明，改革开放其实也是一种试验。按照邓小平的说法，改革没有现成的答案，需要摸索，需要试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都是经过一些试验，证明可行了再加以推广。赛奇说，“应该说，邓小平关于改革发展的战略思想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正是基于对中国多年来的观察和了解，我得出了一个印象，每每中国的发展出现困难阻碍、当我们认为中国可能没有办法的时候，它最终总能找到解决困难的途径。所以我说，中国人摸着石头过河，总能找到过河的石头。我内心乐观的一面告诉自己说，中国一定会继续发展，继续进步。”
对托尼·赛奇教授的论断，笔者认为，要么是他讨好中国现在仍然以邓小平这段话为借口、抵制和拖延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政要，要么就是对中国的国情和现状不了解。要知道，邓小平说这段话的时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那时侯的中国实际上完全奉行苏联体制，经济是鸟笼的计划经济，政治上以专制和愚民为特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阻力重重，他就只能用“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不争论”、“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等借口来抵挡反对者，而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赢得时间和空间。应该明确地说，这是邓小平的智慧所在，也是他能三起三落最终成为“总设计师”的原因之一。他的这些话，是人生哲理，更是避免政治激烈内斗、保证事业前行的油腔滑调。
实际上，中国过去摸着石头过河，也确实取得了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成功。但成功的原因，还是在于，一是改革，革除左的意识形态的禁锢，在经济体制上抛弃苏联的鸟笼计划经济，全盘接受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包括西方市场经济中也保留部分国有经济的成分），实行国有和私有混合、私有制越来越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制。二是开放，还是向西方世界开放，学习西方，与西方接轨——所谓“与世界接轨”，其实也是为了避免大陆苏联派势力干扰和阻滞的中国式狡辩。可以说，中国纵横30年的改革开放，几乎无一是中国自己创造的“特色”，都是来自西方世界。所谓创造，无非是换成中国的名词而已，内容都是西方已经做过、并被实践和时间证明是优秀进步的东西。而实际上，有些地方局限于意识形态，还未能照搬西方的先进模式，才出现很多“四不象”，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所谓“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摸着石头过河”，并不是邓小平的思想本原，而是针对反对势力的一种斗争艺术手段。试想，他不能不这样；当年的反对势力是如何的强大、其群众基础经过30年的熏陶又是何等深厚。他也不能不“打着红旗反红旗”，因此他带头大搞“西化”，却又坚决反对“全盘西化”。直到90年代初他南巡时候，中国“西化”已经十几年了，成效显著，他才底气十足地说出“发展就是硬道理”，并宣称“谁不搞改革开放谁就下台”，吓得忠苏派屁滚尿流，赶快噤声，去闷头发大财。
笔者有时候想，如果邓小平能活到现在，肯定再用不着说什么“摸着石头过河”了，面对中国经济腾飞、政治专制的现状，政治体制改革缓慢甚至有些举措出现倒退，他只会象当年南巡时面对经济体制改革呈现瓶颈，催促“快一点，再快一点”。
但问题是，现在当局对邓小平当时的情况视而不见，将“摸着石头过河”当成一种教条急急如律令。这，就根本不是邓小平的学生了。其实邓小平理论归结只有两条核心，一是解放思想，二是实事求是。
因此，中国不能老“摸着石头过河”。随着改革发展的不断深入，伴随着越来越巨大的经济成就，中国已经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深入湍急的河流中央，进入不可预测的深水区。当前，国企改革和金融改革进入了最困难的阶段，环境问题、能源问题、社会公平问题等一系列激烈而复杂的矛盾和挑战，也容不得当局慢腾腾“摸着石头过河”。否则，中国执政党的前途堪虞，中国的未来难测。
和改革开放初期有所不同是，那时侯人民很穷，只是想富起来，所以河床很浅，淌过去也比较容易。现在，我们要深刻地认识到，民智已开，世界已小，而河很宽、水很深，而且中间没有了石头，摸无可摸。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老百姓生活方面，中国已经有了和“世界接轨”的强烈追求。而且，大家也很明晰地看到美国和西方，相对于中国，已经是社会和谐、人权保障、政治民主、思想自由、法制井然，美国和西方人的公德和私德也高于中国人的现有水平。一条通衢大道可以快速过河，但当局不选择，硬要“摸着石头过河”并拖着亿万人民在深水里挣扎，就不能不对当局的用心起疑问。
现在，中国有的地方、有的领域虽然改革了，但不是摈弃了计划经济的缺点、汲取了市场经济的长处，而是恰恰相反，出现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缺点恶性结合、叠加呈现的情况。比如，近年来颇为突出的腐败问题、钱权交易和官商勾结问题，就严重阻碍了改革继续向前。信息不公开、制度不透明更方便了一些官员不受监督，运用自己控制的权力资源谋一己之私。中国的这种“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为了让许多官员继续无限度掌控公共资源和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中饱私囊。他们“摸着石头过河”，但舒服地停留在河中间这块私欲大石头上乐不思蜀。
这些年来，中国学术界一直存在着所谓“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两种主张，这涉及中国今后走向改革深化时期的战略调整和选择问题。托尼·赛奇教授认为，在改革的初期，利益受损者以及政治边缘化者的数量相对较少。大约从1994年开始，渐进式改革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执政党与经济决策的关系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影响和变化，人们已经认识到现在的问题不是需不需要转型，而是转型的速度问题，是如何考量转型对中国社会和政治产生的影响或效应的问题。比如说，现在必须高度重视改革深化过程中的利益补偿机制的建立和完善，确保那些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群体得到补偿，减少改革的社会成本和利益摩擦。
总的说，现在需要考虑的，是改革发展的总体战略问题，具体说是改革的轻重缓急、优先次序问题。中国政府讲科学发展，但科学的发展首先需要科学的论证，需要进行详尽的理论分析。现在，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中国也成为经济学越来越重点“关照”的对象。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济改革以后，随着政府向企业放权，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控制逐渐减弱，指令性计划机制的使用日益减少，利用市场力量进行配置以及生产的选择性则日益增加，地方政府被授予更多控制本地经济活动及分配经济成果的权力。经济转变重塑了社会结构，它正在改变地方政府与上级，以及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分配。它改变了社会赖以组织的规则，以及社会与国家机构之间相互影响的方式。其结果，使得中国社会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更具流动性、更具活力，传统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已经被打破，中国的权力使用方式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地方资源和权力结构越来越决定政治后果。
人们可以在同一个省，甚至相邻的县里看到源于改革的完全不同的社会政治后果。最重要的后果是地方政府的结构化和地方政府权力的重新分配。譬如，环境污染及其治理，中央有相应的政策，但有些地方却不执行。利益诉求不一样，对环境问题的态度也就不一样。再比如保护耕地问题，中央三令五申，要求不得无节制地占用农业用地，可有些地方偏不执行；结果引起社会矛盾，引发群体性事件，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所有这些，都是改革不彻底造成的。
当然，不能说现在中国没有政治改革，但当前的改革，绝大部分是行政体制改革，而不是政治体制改革。长期以来，社会与文化的多元特质，没有充分反映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不可否认的是当前中国的领导人的管理能力和领导水平是很高的，领导素质很好，也有为老百姓做事情的愿望和责任心。而且，现在中国的好处是经济的持续增长明显地改善了老百姓的生活，这是中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有利条件和环境，也是中国领导人名垂青史的绝好机遇，千万别错过了啊！
中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只是中国政治的一个传统和特色；但中国未来的挑战都与执政党治理问题相关。仅就中国当下的问题而言，无论是腐败、征地、公司治理、赌博、股市运营等等，都与政治治理紧密相关。尤其在经济起飞之后，面对一个急剧多元化和日益复杂的社会，共产党要维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就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如何在一党执政体制下建成一个透明、可问责的政府。为了保持高质量的经济增长，高速的信息流动非常重要，也就是如何扩大广大民众的公共事务和政治生活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如果共产党能够成功做到这些，将成为经济奇迹之外的中国的又一个奇迹，反之将成为执政党的丧钟。
美国是共和党、民主党两党竞争执政，政党一旦获胜，就会在国家治理中发挥很大作用。从这一点上说，坚持党的领导，也没有错。但关键在于，是选民选择政党，而不是政党强行“代表”选民。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执政党必须采取有效手段扩大民主，特别基层民主，使党得到监督。
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但同时一些传统的价值正在流失，一些固有的社会关系打破了，维系人们的社会结构也渐渐解体了；也毋庸讳言，社会上出现了秘密结社、黑社会、家族和宗族势力泛起等现象；一些宗教势力也开始出现，在有的地方甚至有蔓延之势。问题的症结在于，当人们物质丰富、生活水平提高了的时候，没有给予应有的时间去考虑人生的价值和信仰，没有考虑社会的共同价值取向和基础。中国社会的困惑，在于执政党所倡导的，和实际上其各机构的所作所为自相矛盾甚至大相径庭。这就是整个社会在道德上的困惑、混乱和冲突的主因，也更直接地造成国民对社会、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不信任。
这对执政党来说，是历史观和信仰与整个社会价值观造成冲突和分裂的原因，也就是说，这是执政党政治伦理的树立与挑战。也许，这个建设，比政治改革还要艰难。
对于中国而言，这又回到“摸着石头过河”的老话题。美国形成现在的先进体制、国家精神、国民价值，用了200年。显然，“摸着石头过河”的河床，就是200年。那么，中国是不是也要用200年的时间，才去达到现在美国的程度？！
因此，中国必须照搬西方的先进经验和模式，才能解决中国发展的瓶颈，快速前进。执政党，也没有必要“摸着石头过河”，从桥上直接通过，可确保政党的活力。这样，才不至于被那些既得利益者为一己私欲，绑架整个政党而赖在河中央的石头上不动，直至整个党被汹涌的民意淹没、不能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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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改比经改更难，深圳“政改”或成“大忽悠” 3）林彪在无奈中“投敌叛国”
4）强力维稳太成功，就不会想民主 5）“屁民”、“刁民”与公民
6）网民为何不抵制文化部清剿“网络黑手党”？7）民营总经理被围殴致死悲剧的原因
8）许宗衡的情妇和“兄弟” 9）官方问责疲弱，“民间问责”勃兴
10）悼念卓琳老人 重温小平10大警告 11）胡耀邦是共产党人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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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冠梓说，有一个很有意思、也很形象的说法，就是中国摸着石头过河，总能找到过河的石头。赛奇回应道，正如人们所熟悉的，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理论有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这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发展道路的一个形象的比喻，也是一个特别聪明的说法。之所以这么说，起码有两点：一是，不明确说发展方向和目标是什么，就不会招致很多人反对，进而也就减少了工作中的人为阻力和不必要的纠缠，赢得了改革发展的宝贵时间；二是，这也表明，改革开放其实也是一种试验。按照邓小平的说法，改革没有现成的答案，需要摸索，需要试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都是经过一些试验，证明可行了再加以推广。赛奇说，“应该说，邓小平关于改革发展的战略思想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正是基于对中国多年来的观察和了解，我得出了一个印象，每每中国的发展出现困难阻碍、当我们认为中国可能没有办法的时候，它最终总能找到解决困难的途径。所以我说，中国人摸着石头过河，总能找到过河的石头。我内心乐观的一面告诉自己说，中国一定会继续发展，继续进步。”
对托尼·赛奇教授的论断，笔者认为，要么是他讨好中国现在仍然以邓小平这段话为借口、抵制和拖延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政要，要么就是对中国的国情和现状不了解。要知道，邓小平说这段话的时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那时侯的中国实际上完全奉行苏联体制，经济是鸟笼的计划经济，政治上以专制和愚民为特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阻力重重，他就只能用“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不争论”、“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等借口来抵挡反对者，而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赢得时间和空间。应该明确地说，这是邓小平的智慧所在，也是他能三起三落最终成为“总设计师”的原因之一。他的这些话，是人生哲理，更是避免政治激烈内斗、保证事业前行的油腔滑调。
实际上，中国过去摸着石头过河，也确实取得了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成功。但成功的原因，还是在于，一是改革，革除左的意识形态的禁锢，在经济体制上抛弃苏联的鸟笼计划经济，全盘接受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包括西方市场经济中也保留部分国有经济的成分），实行国有和私有混合、私有制越来越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制。二是开放，还是向西方世界开放，学习西方，与西方接轨——所谓“与世界接轨”，其实也是为了避免大陆苏联派势力干扰和阻滞的中国式狡辩。可以说，中国纵横30年的改革开放，几乎无一是中国自己创造的“特色”，都是来自西方世界。所谓创造，无非是换成中国的名词而已，内容都是西方已经做过、并被实践和时间证明是优秀进步的东西。而实际上，有些地方局限于意识形态，还未能照搬西方的先进模式，才出现很多“四不象”，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所谓“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摸着石头过河”，并不是邓小平的思想本原，而是针对反对势力的一种斗争艺术手段。试想，他不能不这样；当年的反对势力是如何的强大、其群众基础经过30年的熏陶又是何等深厚。他也不能不“打着红旗反红旗”，因此他带头大搞“西化”，却又坚决反对“全盘西化”。直到90年代初他南巡时候，中国“西化”已经十几年了，成效显著，他才底气十足地说出“发展就是硬道理”，并宣称“谁不搞改革开放谁就下台”，吓得忠苏派屁滚尿流，赶快噤声，去闷头发大财。
笔者有时候想，如果邓小平能活到现在，肯定再用不着说什么“摸着石头过河”了，面对中国经济腾飞、政治专制的现状，政治体制改革缓慢甚至有些举措出现倒退，他只会象当年南巡时面对经济体制改革呈现瓶颈，催促“快一点，再快一点”。
但问题是，现在当局对邓小平当时的情况视而不见，将“摸着石头过河”当成一种教条急急如律令。这，就根本不是邓小平的学生了。其实邓小平理论归结只有两条核心，一是解放思想，二是实事求是。
因此，中国不能老“摸着石头过河”。随着改革发展的不断深入，伴随着越来越巨大的经济成就，中国已经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深入湍急的河流中央，进入不可预测的深水区。当前，国企改革和金融改革进入了最困难的阶段，环境问题、能源问题、社会公平问题等一系列激烈而复杂的矛盾和挑战，也容不得当局慢腾腾“摸着石头过河”。否则，中国执政党的前途堪虞，中国的未来难测。
和改革开放初期有所不同是，那时侯人民很穷，只是想富起来，所以河床很浅，淌过去也比较容易。现在，我们要深刻地认识到，民智已开，世界已小，而河很宽、水很深，而且中间没有了石头，摸无可摸。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老百姓生活方面，中国已经有了和“世界接轨”的强烈追求。而且，大家也很明晰地看到美国和西方，相对于中国，已经是社会和谐、人权保障、政治民主、思想自由、法制井然，美国和西方人的公德和私德也高于中国人的现有水平。一条通衢大道可以快速过河，但当局不选择，硬要“摸着石头过河”并拖着亿万人民在深水里挣扎，就不能不对当局的用心起疑问。
现在，中国有的地方、有的领域虽然改革了，但不是摈弃了计划经济的缺点、汲取了市场经济的长处，而是恰恰相反，出现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缺点恶性结合、叠加呈现的情况。比如，近年来颇为突出的腐败问题、钱权交易和官商勾结问题，就严重阻碍了改革继续向前。信息不公开、制度不透明更方便了一些官员不受监督，运用自己控制的权力资源谋一己之私。中国的这种“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为了让许多官员继续无限度掌控公共资源和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中饱私囊。他们“摸着石头过河”，但舒服地停留在河中间这块私欲大石头上乐不思蜀。
这些年来，中国学术界一直存在着所谓“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两种主张，这涉及中国今后走向改革深化时期的战略调整和选择问题。托尼·赛奇教授认为，在改革的初期，利益受损者以及政治边缘化者的数量相对较少。大约从1994年开始，渐进式改革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执政党与经济决策的关系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影响和变化，人们已经认识到现在的问题不是需不需要转型，而是转型的速度问题，是如何考量转型对中国社会和政治产生的影响或效应的问题。比如说，现在必须高度重视改革深化过程中的利益补偿机制的建立和完善，确保那些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群体得到补偿，减少改革的社会成本和利益摩擦。
总的说，现在需要考虑的，是改革发展的总体战略问题，具体说是改革的轻重缓急、优先次序问题。中国政府讲科学发展，但科学的发展首先需要科学的论证，需要进行详尽的理论分析。现在，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中国也成为经济学越来越重点“关照”的对象。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济改革以后，随着政府向企业放权，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控制逐渐减弱，指令性计划机制的使用日益减少，利用市场力量进行配置以及生产的选择性则日益增加，地方政府被授予更多控制本地经济活动及分配经济成果的权力。经济转变重塑了社会结构，它正在改变地方政府与上级，以及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分配。它改变了社会赖以组织的规则，以及社会与国家机构之间相互影响的方式。其结果，使得中国社会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更具流动性、更具活力，传统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已经被打破，中国的权力使用方式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地方资源和权力结构越来越决定政治后果。
人们可以在同一个省，甚至相邻的县里看到源于改革的完全不同的社会政治后果。最重要的后果是地方政府的结构化和地方政府权力的重新分配。譬如，环境污染及其治理，中央有相应的政策，但有些地方却不执行。利益诉求不一样，对环境问题的态度也就不一样。再比如保护耕地问题，中央三令五申，要求不得无节制地占用农业用地，可有些地方偏不执行；结果引起社会矛盾，引发群体性事件，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所有这些，都是改革不彻底造成的。
当然，不能说现在中国没有政治改革，但当前的改革，绝大部分是行政体制改革，而不是政治体制改革。长期以来，社会与文化的多元特质，没有充分反映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不可否认的是当前中国的领导人的管理能力和领导水平是很高的，领导素质很好，也有为老百姓做事情的愿望和责任心。而且，现在中国的好处是经济的持续增长明显地改善了老百姓的生活，这是中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有利条件和环境，也是中国领导人名垂青史的绝好机遇，千万别错过了啊！
中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只是中国政治的一个传统和特色；但中国未来的挑战都与执政党治理问题相关。仅就中国当下的问题而言，无论是腐败、征地、公司治理、赌博、股市运营等等，都与政治治理紧密相关。尤其在经济起飞之后，面对一个急剧多元化和日益复杂的社会，共产党要维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就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如何在一党执政体制下建成一个透明、可问责的政府。为了保持高质量的经济增长，高速的信息流动非常重要，也就是如何扩大广大民众的公共事务和政治生活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如果共产党能够成功做到这些，将成为经济奇迹之外的中国的又一个奇迹，反之将成为执政党的丧钟。
美国是共和党、民主党两党竞争执政，政党一旦获胜，就会在国家治理中发挥很大作用。从这一点上说，坚持党的领导，也没有错。但关键在于，是选民选择政党，而不是政党强行“代表”选民。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执政党必须采取有效手段扩大民主，特别基层民主，使党得到监督。
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但同时一些传统的价值正在流失，一些固有的社会关系打破了，维系人们的社会结构也渐渐解体了；也毋庸讳言，社会上出现了秘密结社、黑社会、家族和宗族势力泛起等现象；一些宗教势力也开始出现，在有的地方甚至有蔓延之势。问题的症结在于，当人们物质丰富、生活水平提高了的时候，没有给予应有的时间去考虑人生的价值和信仰，没有考虑社会的共同价值取向和基础。中国社会的困惑，在于执政党所倡导的，和实际上其各机构的所作所为自相矛盾甚至大相径庭。这就是整个社会在道德上的困惑、混乱和冲突的主因，也更直接地造成国民对社会、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不信任。
这对执政党来说，是历史观和信仰与整个社会价值观造成冲突和分裂的原因，也就是说，这是执政党政治伦理的树立与挑战。也许，这个建设，比政治改革还要艰难。
对于中国而言，这又回到“摸着石头过河”的老话题。美国形成现在的先进体制、国家精神、国民价值，用了200年。显然，“摸着石头过河”的河床，就是200年。那么，中国是不是也要用200年的时间，才去达到现在美国的程度？！
因此，中国必须照搬西方的先进经验和模式，才能解决中国发展的瓶颈，快速前进。执政党，也没有必要“摸着石头过河”，从桥上直接通过，可确保政党的活力。这样，才不至于被那些既得利益者为一己私欲，绑架整个政党而赖在河中央的石头上不动，直至整个党被汹涌的民意淹没、不能自拔。
推荐阅读（请点击下列标题）：1）汪洋该对“答境外主流媒体记者问”做必要修正
2）政改比经改更难，深圳“政改”或成“大忽悠” 3）林彪在无奈中“投敌叛国”
4）强力维稳太成功，就不会想民主 5）“屁民”、“刁民”与公民
6）网民为何不抵制文化部清剿“网络黑手党”？7）民营总经理被围殴致死悲剧的原因
8）许宗衡的情妇和“兄弟” 9）官方问责疲弱，“民间问责”勃兴
10）悼念卓琳老人 重温小平10大警告 11）胡耀邦是共产党人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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