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四岁时背叛父亲

《记忆》按：现在知道陈凯歌是著名电影导演的人们当中，也许有不少人不知道陈凯歌的父亲陈怀恺曾经也是著名电影导演。文革风暴骤然降临时，少年凯歌被所受的革命教育和面临的革命形势逼着，做出了背叛自己父亲的行动。为此，他在回忆录中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忏悔。他执导的那些电影大片也许在喧嚣一时之后就会被人们遗忘，但是他对文革历史的反思和忏悔将会长久地被人们记住，启发许多人的思考。
1964年，北京的一位小姑娘在以“母亲”为题的试卷前慌乱失措。她的母亲是被宣布为阶级敌人的地主。最后，她把党现成地比做母亲，颂扬它的光辉和温暖，又表达了对生母的仇恨，因而得到表扬。其文被作为范文，传诵一时。
作为思想教育的一部分，我们从小就被告知，爱是有阶级性的，阶级，是区分爱与仇的最终界限。血族亲爱关系也毫无例外。爱领袖，爱党，爱自己人。但是，在阶级社会中，“自己人”是一个变数，所以，昨爱今仇的事常常发生。惟一不变的是对领袖的爱。既然爱是暂时的、局部的、特定的、非普遍的，那么恨就是长期的、全面的、普遍的。爱是毒药，爱情是坠落，人性是虚伪。仇恨却代表崇高、正义和安全感。在一个人口众多而格外拥挤的国度里，以仇恨作为火炬而加以传递，其结果就不难设想。在孩子们中间也是如此。我亲眼看见两个同学因发生争执而就要动手的当口，其中一个大喊：你这是阶级报复！而另一个立刻泄了劲。这句咒语般灵验的话出自一位将军儿子之口，而另一位的父亲则是个非党的教授。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一柄锤炼了忠诚、反叛和仇恨的剑已铸成。剑身就是青年的血肉之躯，离它飞舞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我也被铸进了剑身，而且迫不及待。
但我意识到我并不被信任是在一次作文课之后，我被叫到班主任面前，她用两根手指拎起我的作文簿说：你爸爸不是共产党员。
我从小学到中学都是认真念书的孩子，成绩也好……父母方面，以为他们都是当然的共产党员，所以张老师的话不啻是晴天响雷。
我的父母过去未同我谈起这件事，造成我以为他们都是党员的错觉，本来很自然。一来我还小，二来也没有遇到父母非要对子女表白的事情。
为这件事，张老师去了我家一次。她和母亲的谈话显然不愉快。她临走说：“那就这样。”母亲淡淡地点了点头。之后，母亲平静地对我说：“你爸爸希望成为共产党员，他还不是，并不是错误，我们过去没有同你说，因为你还小。大了，自然就明白了。”母亲虽感到形势的震荡，但仍然没有对我吐露真情。她一贯的平静和爱抚使我感到安慰，而“家庭包袱”的说法仍然影子一样拂之不去。这件事发生在1966年初春。
到了5月桃李已经缤纷的时候，母亲却突然把我叫到身边。我不见父亲已经很久。他曾去农村参加“四清”运动一年，回来变了一个人，又黑又瘦。我考取四中，他很高兴，买了钢笔做礼物，又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了勉励的话。不久前，他和许多人一起去学习，住在一个地方叫社会主义学院（注：1966年6月中旬，文化部文革领导小组将司局长以上及各单位领导干部、业务骨干500余人集中到北京西郊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办“集训班”，批判和交待问题，称之为文化部文革的“主攻战场”）。母亲收拾了一包衣物食品，犹豫了一下说：“你去看看爸爸，把这个带给他。告诉他，把问题同组织上讲清楚。要相信党。你回来我再跟你谈。”——母亲当时抱病在家。她患心脏病已有十年。——我点点头。
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怎样骑过北京柳絮飘飞的街道，思绪像阳光下的景物一样模糊。我的四肢酸痛，眼睛发涩，耳边总是母亲的声音：把问题同组织上讲清楚。——张老师的话并非没有根据。父亲确实有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我突然明白：明天的生活将不一样。
社会主义学院是一座大楼，我却是在门前的传达室中见到父亲的。比起刚从农村回来，他竟又憔悴了许多。由我把母亲的话转达给他，大概使他很难堪，他沉着脸，许久才说：“告诉你妈妈，我的问题早已向组织上交代过了。我没有新的问题。我相信党。你要照顾妈妈。妹妹好吗？你要好好学习。”我们中国人没有拥抱的习惯，离开襁褓以后，除了父亲打我，没有接触过他的手。我希望我当时抱过他一下。
在看过父亲后的那个春夜，我从母亲那儿得知，父亲在1939年19岁时，参加过国民党。这是成人间的谈话，母亲和我灯下诵诗的景象已经显得遥远。母亲解释说，父亲参加国民党，完全出于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爱国热忱。当时国民党是执政党。来自东南沿海的父亲甚至没有听说过共产党。她在头一次对我讲起战后反对国民党腐败的经历之后说：“这件事组织早有结论。这是历史，你没有经历过，不容易懂。今天告诉你，希望你能理解。”我相信母亲的话，却不愿接受这个事实。
我开始恨我的父亲。
无论什么样的社会的或政治的灾难过后，总是有太多原来跪着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太少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当灾难重来时，总是有太多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而太少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文革”以后也正是如此。
……在父亲的问题上，我选择了自私。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利害得失。看清这一点本来不难。可当我的良知匍匐在地的时候，是被无数灿烂的经幡环绕着的：“出身是不能选择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我要革命，就要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
在那一个春夜做出的决定是：我要革命。我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我会怎样再次面对父亲。下一次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在怒吼声中和许多人站在一起，弯着腰，头颅几乎碰到膝盖。
……
父亲被押进院子的时候，我正站在门口的人群中，有戴着红袖章的人在场，今夜会发生什么，是不用猜的。不知是夜色苍白还是人更苍白，他看上去像个影子，和其他许多影子走在一起。
这个院子的西翼，大都住的人们知道的艺术家。下午，我和其他孩子已经在各自的门楣上贴了侮辱性的对联，词都是我写的，为了迎接各自的家长。批判会是在住宅楼背后召开的，父亲和其他人站在背后窗内射来的淡淡灯光里，一排地弯着腰。不久前还同他们一起工作的工人们开始批判他们，从政治问题一直问到他们吸的香烟的等次。父亲的名字被叫到的时候，他的头更低了下去，他的头衔是：“国民党分子、历史反革命、漏网右派”。人群中响起“打倒”的口号声。我也喊了，自己听见了自己的声音，很大。
整个情形恍如梦境。戴红袖章的人叫到我的名字。我在众人的目光下走上前去。我已经记不清我说了些什么，只记得父亲看了我一眼，我就用手在他的肩上推了一下，我弄不清我推得有多重，大约不很重，但我毕竟推了我的父亲。我一直记得手放在他肩上那一瞬间的感觉，他似乎躲了一下，终于没躲开，腰越发弯了下去。四周都是热辣辣快意的眼睛，我无法回避，只是声嘶力竭地说着什么，我突然觉得我在此刻很爱这个陌生人，我是在试着推倒他的时候发现这个威严强大的父亲原来是很弱的一个，似乎在这时他变成了真正的父亲。如果我更大一点，或许会悟到这件事可以当一场戏一样来演的，那样，我会好受得多，可我只有十四岁。但是，在十四岁时，我已经学会了背叛自己的父亲，
这是怎么回事？我强忍的泪水流进喉咙，很咸，它是从哪儿来？它想证明什么？我也很奇怪，当一个孩子当众把自己的父亲一点一点撕碎，听到的仍然是笑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惨景呢？
那一夜，是我第一次同我已经背叛了的父亲躺在同一个屋顶下。直到第二天早上，他也没有同我说什么，我怕见到他，他的目光闪烁着，也怕见到我。我听不清母亲在卧室里对他说了什么，灯随后熄灭了。
我加入了人群，却失去了父亲。那个人群果然信任我吗？——父亲在第二天早上被带走了。
父亲其后的境遇更坏。几年以后，当我从云南农村回到北京探亲，走到坐落在田野间的“五七干部学校”时，已经不复认得这个衣服破旧、牙齿脱尽、整日拄着扫帚站在厕所门口、有人出现他就进去打扫一次的老人，就是我的父亲。他已经没有昔日从旧照片上望着我的微笑。他对所有的人弯下腰，热情地频频点头，不时地用因寒冷和劳作而裂了口子的手抹去鼻涕，眼睛里有了和当年奶奶一样的茫然。那年他刚满五十岁，生命已经像旧照一样褪尽了颜色，模糊了。……他在我去农村之后被逼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他明明不是。他为什么要背叛自己？因为，他想重新回到人群中去。
人所以为人，在于不能绝对地离开集体；文明的演进只是使个体在社会中的排列组合趋于理想；害怕被逐出人群是人类原始的恐惧。这种恐惧在中国仍然原始，在于它的深刻：在一个个人的利益或权利都必须通过国家的形式体现的制度下，反过来说，个人的一切都可以视为国家的恩赐。在一个就业、住房、迁徙、教育乃至生育、婚姻都由国家决定的社会里，放弃这种恩赐就等于放弃生存本身。惟一的选择是：不管发生什么都留在这个社会中。……文革就是以恐惧为前提的群氓运动。不管口号多么动听，旗帜多么壮丽，热情多么感人，都和真的主义、理想无关。无限制的暴力愈演愈烈，同样出于害怕落于人后的心理。在一个过分拥挤的社会里，只有打倒别人才能保全自己；人们彼此竞争，各不相让，拼命证明自己对集体的忠诚、别人的不忠诚；所以才会出现双方由同一个领袖统率却彼此交战的情况。在求生的意义上，加害者的暴虐和被害者的顺从，并无心态上的大区别，只是所求稍不同罢了。……我的父亲终于在六十岁那一年参加了共产党。他的脸上露出笑容。这个迟来了三十多年的消息只有心理上的意义：只有在群体中，我才存在。只有经过证明，我才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