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经济发展的内在矛盾及其根本出路

[提要]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五大内在矛盾：工业化与农村经济的矛盾、边缘化与山区经济的矛盾、市场化与小农经济的矛盾、瓶颈化与规模经济的矛盾、特色化与资源经济的矛盾。这些矛盾根源于工业化过程中城乡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根源于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弱势地位。县域经济发展的根本性出路，一是靠国家在制度和政策上提供发展的条件，二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因地制宜推进工业化，逐步改变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弱势地位。
[关键词]县域经济　工业化　农村经济　规模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5）04-0068-05
如果我国国民经济可以分为城市经济与县域经济两大板块，那么不难发现，与高速发展的城市经济相比，县域经济的发展严重滞后。甚至可以说，我国正在进行的热火朝天的现代化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城市现代化；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靠城市经济的急剧扩张和膨胀。而人口和国土面积占绝大部分的县城经济，越来越跟不上城市经济的发展步伐，城乡差别也呈现出加速扩大的趋势。例如，2003年广东省68个县（市），占全省83.3%的土地面积，但其创造的GDP却只有28%；占全省62.8%的人口，仅创造了6.5%的财政收入；广东城乡人均收入比也由1997年的2.47：1，扩大为2003年的3.05：1。
县域经济发展的严重滞后，显然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健康协调发展，更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长治久安。因此，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新一轮发展热潮中，加快发展县域经济，重点解决“三农”问题，已经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中提出的“壮大县域经济”发展战略，奏响了我国经济发展主旋律中的新世纪乐章。然而，怎样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如何制定有效的县域经济发展战略，首先取决于深化对县域经济的认识，尤其是对县域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一、县域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
一般而言，县域经济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广大腹地，是一种县级行政区划型的区域经济。更深层次地看，县域经济是一个以农村经济为底色、以资源环境为基础、以城乡二元结构为特征、以经济增长为纵向脉络、以三次产业结构演变为横向脉络、相对独立的行政区域性综合经济体系。从上述对县域经济的界定可以看出，县域经济“以农为主”又“五脏俱全”，具有基础性、资源性、复杂性和综合性的基本特征。县域经济的发展面临着许多困难和制约因素，诸如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方式落后、基础设施差、产业结构层次低、资金、技术和人才严重短缺等等。但更为严重的是，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及根本性难题：
第一、工业化与农村经济的矛盾
县域经济的核心问题是“三农问题”。而“三农问题”根源于工业化过程中城市经济的聚集效应对农村经济的吮吸，以及工业扩张对农村市场的征服。这是工业化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马克思的资本原始积累理论和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都揭示了这一经济发展的普遍客观规律。在工业化过程中，县域经济与城市经济相比，无疑是弱势经济，处在一种向城市经济供应廉价资源和被迫接受城市高价工业品的双重挤压地位。县域内的“资本失血”、“资金倒流”、人才流失和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的现象，成为了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如果不能解决好工业化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矛盾，就有可能陷入美国经济学家纳克斯说的“贫困恶性循环”之中。
第二、边缘化与山区经济的矛盾
县域经济大多数处于区位条件较差和基础设施落后的山区。例如广东的68个县（市）中，有50个属于山区县。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表明，占有区位优势及交通便利的地区总是率先取得经济发展的优势，而受客观条件限制的山区经济则往往只能步人后尘、举步维艰。并且，在市场经济的“马太效应”、“倒流效应”作用下，资本、劳动力和其它生产要素不可避免地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集中，并且具有固定化和强化地区差距的趋势，导致山区经济不断被边缘化。例如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正是凭借地缘、人缘和政策优势，大规模引进外资，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迅速崛起为举世瞩目的出口加工基地。而粤北粤西山区县由于交通不便等因素，则被严重边缘化。因此，如何改善区位条件，摆脱边缘化危机，尽快融入发达经济圈和汇入经济发展主流，是山区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战略性问题。
第三、市场化与小农经济的矛盾
市场化与工业化是同一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工业化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必然要求网络化大市场与之相适应。我国经历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阶段。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县域经济来说，仍然以传统的小生产方式为主。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保持了农民生产经营的主体地位，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其弊端日益显现，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市场化的制度性障碍。市场经济与传统生产方式之间不可避免存在着尖锐矛盾，突出表现为“小农户”和“大市场”矛盾，即小生产方式与社会大生产方式的矛盾。这一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县域经济推进工业化及农业产业化的制约，主要表现在：一是小生产方式与农业产业化对资源配置合理性的要求相矛盾；二是与农业产业化对经营规模性的要求相矛盾，分散经营的产品即使是与市场对路的，也会因为规模太小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三是与农业产业化的开放性、灵敏性的要求相矛盾。如果不解决小生产方式的制度性障碍，推行农业产业化就可能成为空中楼阁。如何解决“小农户”和“大市场”的矛盾，是县域经济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难题。
第四、瓶颈化与规模经济的矛盾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效益经济，资源跟着效益流动。世界发展历史证明：在工业化阶段规模决定效益，只有规模经济才能产生高效益。而要达到规模经济，首要的是大规模的投入，包括资金、技术、人才的投入。实际上，在发展中国家及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中，无一例外都存在着发展“瓶颈”问题，即资金、技术和人才的短缺，尤其是资金短缺。作为山区县域经济，经济发展落后不仅必然导致资本积累能力的低下，而且必然导致自身资源的流失，并由此形成恶性循环。从各地现实情况来看，县级财政基本上是“吃饭财政”和赤字财政，乡镇一级财政更是基本上处于“破产”状态。同时，目前银行金融信贷体制也不适应县域经济发展，甚至强化了县域资金外流的诱导机制。解决发展资金问题的惟一途径是招商引资和发展民营经济，但往往又因客观条件制约而成效不大。因此，如何化解瓶颈化与规模经济的矛盾，如何克服资金、技术、人才等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步入良性发展轨道，亦是县域经济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战略问题。
第五、特色化与资源经济的矛盾
传统发展战略选择的主要根据是比较优势理论，以发挥地区的比较优势作为基本的战略原则。县域经济最具比较优势的无疑是资源，包括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而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以及独特的文化历史资源等。不少地方谈到发展县域经济，往往等同于开发地方特色资源。无疑，发展特色化的资源工业是县域经济发展中阻力最小的可行选择，也是短期内最容易见成效的现实选择。然而，从长期发展来看，不一定是深具战略眼光的明智选择。因为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往往以牺牲环境和破坏生态为代价。这类资源工业的发展如果控制不好，很可能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甚至毁掉整个自然及人文历史景观。地处各水系上游的山区乱开滥砍和发展污染性工业，更是危害到整个流域的生态环境。因此，在构思县域经济发展战略时，必须重视特色化的资源工业与生态经济之间的矛盾，切忌采取简单的发展特色资源经济的思维定势，不仅需要深思熟虑地统筹近期效益与长远发展，更需要有远见卓识的发展新思维。
二、县域经济发展的根本性出路
工业化实质上是指从传统的小生产向建立在技术进步基础上的社会化大生产转变的过程，它本质上是一种生产方式，而非仅指工业发展。并且，工业化还与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密不可分，市场化、城市化和全球化，既是工业化的必然产物，又是工业化的客观要求。在工业化社会，一切产业部门的生产经营都必须依赖技术进步和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即都必须纳入工业化之中。但是，工业化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工业化先从城市起步，再扩展到广大农村地区；先从工业领域发展，再带动其它产业部门。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县域经济都处于工业化的末端，因而不可避免定位在“牺牲者”的弱势地位，即为先发的城市经济提供资源和市场、承担保护环境和生态的社会成本，承受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代价。县域经济的内在矛盾，从根本上说，就根源于工业化过程中城乡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根源于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弱势地位。
改革开放25年来，具有良好区位优势的县市，如东部沿海地区和紧靠大城市的县市，或通过大量引进外资，或主动承接大城市的经济扩散，迅速脱离了县域经济的弱势地位而崛起为新兴工业城市。但对于大多数区位条件不好的县市来说，通过招商引资，依靠巨大的外来资本来促使经济崛起，无疑是不现实的。从我国县域经济整体来看，县域经济发展的根本性出路，在于逐步改变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弱势地位。具体说，一是靠国家提供发展的条件，即国家在制度和宏观经济政策上向县域经济倾斜，平衡城市经济与县域经济之间的利益关系，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二是靠自身的努力，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因地制宜推进工业化，形成一个发达县率先发展、中等县加快发展、欠发达县跨越式发展的县域经济发展新格局。
其一、国家在制度和政策上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条件
二元经济结构下城市经济对县域资源的榨取，以及工农产品剪刀差对农村剩余产品的吮吸，在工业化一定发展阶段上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在城市经济与县域经济之间利益平衡上可以无所作为。特别是当工业化取得长足进步、综合国力有了较大提高以后，国家有必要、有责任、也有能力来扶助弱势的县域经济。长期以来，国家对县域经济的发展没有一个系统的政策体系，更没有从城乡协调发展的高度来建立一个制度体系。尽管对解决“三农问题”强调很多，但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无论是采取的扶贫政策，还是制定的支农政策，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国家扶助县域经济发展，根本性的措施是为县域经济发展创造保障性的制度环境和一个宽松的政策环境，以缓解和减轻城市经济对县域资源的吮吸和榨取，提升县城经济自身的“造血”机能。首先，需要从制度上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解除城乡分割的歧视性制度，包括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县镇行政管理及公务员薪酬制度等方面，县域应该与城市接轨，逐步实现无差别的“国民待遇”。其次，需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在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益和不改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探索农村土地资本化，赋予农民土地经营产权，实现农村土地产权明晰化，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再次，需要在深化农村税费改革的基础上，在财税政策、产业政策、金融和信贷政策等一系列政策上对县域经济倾斜，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刺激县域经济发展，增强县级财政的自给能力和发展能力。最后，国家在交通、电信、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市政公共设施的建设投资上，也需要加大对县域经济的支持，这既能迅速改善县域的区位条件和发展环境，又能直接推动县域经济的起飞。
其二、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县城经济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有两条：一是强调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没有发展就谈不上科学的发展；二是强调全面发展，实现经济增长的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保持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发展战略取决于发展观。在经济起步阶段，经济增长必须放在优先位置考虑；进入比较发达阶段后，则更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际上，县域经济面临着双重的经济追赶：一方面，国内城市经济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县域经济迫切需要加速推进工业化，追赶较发达地区；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已经从工业化进入信息化，县域经济发展还得与时俱进，追赶信息化的时代新潮流。从客观现实出发，县域经济在发展战略上，应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三大战略原则：一是资源经济的比较优势原则。根据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即使不论生产什么都居劣势的国家，也能通过专门生产经营自己占有相对优势的产品而获得比较利益。落后地区也一样，总有自己的相对优势，从而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比较利益。由于县域经济最大的比较优势是自然资源，因而理应在经济起步阶段扬长避短，以发展资源工业为突破口，以便迅速取得突破性发展。不过，在对资源的理解上不能狭隘和简单化，从思想上要跳出“县域经济等于资源经济”的怪圈，避免陷入为追求眼前效益而牺牲长远利益的“资源开发陷阱”。从资源、经济学来看，一切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都是资源，不仅本地资源，还包括域外资源；不仅自然资源，更重要的是人文社会资源。因此，在发挥资源比较优势时，应注意对各种资源的综合利用，以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是落后经济的后发优势原则。县域经济在工业化历史进程中落后，但辩证地看，落后也是一种优势。首先，由于落后，劳动力和土地价格低，生产要素物美价廉，具有低成本的竞争优势，有利于承接发达地区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其次，后发者有先行者的经验可资借鉴，免了自己去摸索的过程，这样可以节省大量人力物力，也可少走许多弯路。再次，由于社会经济的进步，后发者处于较高的发展起点，可以获得更有利的发展条件。最后，后发者较少受到传统的束缚和旧技术结构的制约，后发者既有竞争的压力，又有追赶目标，有更强烈的上进心和积极进取精神。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先发有先发的优势，后发有后发的优势。正因为后发者有种种优势，才有“后来者居上”。
三是知识经济的以人为本原则。知识经济时代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是人力资源，知识产业已经控制了全球经济资源的流向和配置。因此，新世纪的经济发展战略已经不再以“物”即GDP的增长为中心，而是以“人”为中心，通过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取得技术优势和市场竞争优势，改善人的生活条件和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县域经济目前虽然还没有发展到这个阶段，但大势所趋，观念必须超前。要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逐步推进人力资源开发，科教兴县，在追求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上，注重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要吸取先行者的经验教训，努力降低经济发展的资源成本、生态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走出一条经济与资源、人口、社会、环境及生态相互协调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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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杜，1976年。
[2]龚唯平：《工业化范畴论》，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1年。
[3]W·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通论》，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
[4]谢鹏飞主编：《广东经济蓝皮书2004》，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
文章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四期）
（编辑：莫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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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7-28 1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