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远新：墓碑前的思念——纪念父亲毛泽民烈士牺牲六十周年

Roman'">年的党员，方志敏烈士于1935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在南昌。方志纯同志继承了堂兄那篇历史名篇《清贫》所述的真正共产党人的作风：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据说1993年他去世时，全家的积蓄只不过四万元人民币。
 
再想想我们自己现在的生活，我和帮助搬家的同事们的心都为眼前的景象深深震颤！
“同志们幸苦了，来喝点水吧。”一位高个子満头银发的老人提着一大包矿泉水走过来。向我们老总一打听，此人是这个家庭年约八十的老司机，他是这次搬家的总指挥。
我主动靠上去和老司机攀谈，从他那没有牙齿的嘴里，又从我们老总的嘴里，我得知了有关朱旦华老人更多的情况：
省委为了照顾老干部，在风景优美的青山湖畔修建了一片副省级以上干部的别墅楼房，给朱旦华老人分了一套省级干部的别墅楼，老人家只需花十万元左右，就可买下属于自己的别墅楼，而这套别墅目前就价值270万。在许多干部都争着购买别墅楼时，朱旦华老人给省委书记孟建柱同志写信，说感谢省委对老同志的关心，但明确表示自己不要，还说把这个指标分给更需要的老同志吧。
省里曾派人来作朱老的工作，说这套房子可以作为遗产留给子女，劝她还是买下来。朱老却回答说：我参加革命时，連自己的命都交给党和人民了，根本没有想过自己还要什么财产。至于说给子女留下遗产，毛泽民烈士为革命事业不惜献出生命的精神，方志纯同志一心为人民利益奋斗，一生正气，两袖清风的精神，就是留给子女最好的遗产。据说，孟建柱同志要求有关部门要好好照顾老人的晚年。
朱老对子女及身边工作人员曾说过：从报刊上看到，一些过去自己心目中十分崇敬和尊重的老同志去世后，他们的子女为了争夺遗产闹得不可开交，甚至闹上了法庭，真给他们的父辈丢脸，也给我们共产党脸上抹黑呀。好象老一辈人革命一辈子，就是为了给自己子女弄这点财产？实在太令人寒心了！
朱旦华老人在给省委的信中还说：我现在住的房子（就是这次起火烧了的房子）是公家的，等我死后，全部交公。我在银行还有点存款，等我死后全部用于我的后事花销，不要给组织再增加负担。
我问老司机：“朱老的子女能接受她的决定吗？”老司机笑了笑，指着旁边一位正忙着指点保姆在捆好的旧纸箱上做标记的人说：“你去问他，他就是朱老的儿子老李。”
我没有当过记者，始终没敢直接去向老李问这个问题。
当老李帮我们放倒一个三合板钉的大立柜，准备抬出门时，我问他：“为什么整个大院所有房子都在重新整修，唯独你们家不整修呢？”
老李说：“能住就行了，老太太说不愿意浪费国家的钱。要不是这把火……”他摇摇头，没再往下说。
我说：“价值二百多万的别墅不要，老房子整修又怕浪费国家钱财，这样的干部现在打着灯笼都没处可找！”
一个同事说：“这把火烧的，不重新整修也不行了。我看呐，恐怕是連老天爷都看不过去了。”
抬立柜另一头的同事大声嚷了句：“应该请那些贪官们来帮助朱老搬家，要他们看看，共产党的官应该是什么样的！”
老李抬头看了我们一眼，没说一句话，又去忙别的了。
回到单位，我就从网上查找朱旦华、毛泽民、方志敏、方志纯的相关资料。
当晚，我失眠了。下午在朱老家里的情景，一幕幕像放电影似的从我眼前闪过，虽然我从来没亲眼见过朱老，但又好象那么熟悉，那么亲切。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无论是在敌人的监狱里还是在自己的家里，她心里只有国家利益，只有人民利益，她就是这样既普通又伟大的人。
从朱旦华老人，我想到了毛泽民，想到了方志纯。又从毛泽民想到了毛泽东，从方志纯想到了方志敏。正是由这样一批人组成的共产党，才能够率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才能够率领中国人民建设起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
我小时候，在课本上就读过方志敏的《清贫》，那是他牺牲前，在敌人牢房里亲笔写下的共产党人的“正气歌”，是秘密托人经鲁迅先生之手转给了党组织。文中最后一段说：“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胡锦涛同志在西柏坡曾提醒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艰苦朴素的作风，朱旦华老人不正是这种作风的优秀代表吗？
附文一　马社香：传奇女性朱旦华
江西省政协副主席朱旦华的本名姚秀霞，祖籍浙江宁波，在上海长大。20年代，朱旦华考入上海务本高中师范专科学校。
在这里，她接触到上海地下党，开始参加进步活动。1937年冬，朱旦华被党组织送往延安。1938年1月，朱旦华在陕北公学入了党。从陕北公学毕业后，朱旦华被组织分配到新疆一所女中教书。在那里，朱旦华经邓发介绍，结识了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1940年两人结婚。1941年2月朱旦华生下她惟一的孩子毛远新。1942年9月，盛世才“翻脸反共”，突然间将新疆共产党人一一抓进监狱，连小孩也不放过。毛泽民被秘密杀害。那一年朱旦华刚刚30岁，和毛泽民结婚不到4年。
1945年，朱旦华和一百多名关押在新疆监狱的战友一起，被营救回到延安。第二天，朱旦华带着毛远新去看望大伯毛泽东。那天毛泽东正在窑洞外边散步，一听警卫员介绍，双手就把毛远新抱起来，两眼望着侄儿，眼睛慢慢地潮湿了。毛泽东动情地对朱旦华说：“你们受苦了。”又连忙吩咐李讷快叫“婶婶”。李讷很喜欢这个比她小半岁的弟弟，当时还递上她舍不得吃的半块烙饼。
不久，朱旦华被分配到中央妇委，和蔡畅、康克清、帅孟奇等女革命家一起工作。她编报纸、写材料，夜以继日忙得很。毛远新被送往中央托儿所，和不少中央领导的孩子寄宿一起，毛泽东一家人也经常把毛远新接过去，和李讷一起玩耍。
1949年的端午节，这时中央机关已搬到了北平。由帅大姐作为介绍人，邓大姐作为证婚人，朱旦华和方志纯举行了婚礼。方志纯是江西革命根据地创始人方志敏的堂弟，曾和妻子方朗一起被党派到苏联学习，40年代初回国也留在新疆工作。朱旦华与方志纯夫妇是多年的好战友。后来方朗在西柏坡因病逝世。婚后没多久，毛泽东签发了方志纯为江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委任状。
解放初期，朱旦华先后担任了江西省妇联宣传部长和江西省妇联副主席、主席。1951年朱旦华作为江西省妇联代表到全国妇联开会，毛远新也吵着要到北京去。毛远新从小在中央托儿所长大，后来这些烈士和高干的孩子多读育英小学，毛远新也闹着重回北京读书。朱旦华把他带到会场，康克清一边摸着孩子的头，一边慈爱地说：“开会带个孩子怎么行，我们把他送到他伯伯那里去。”休会时，朱旦华带着毛远新来到大伯毛泽东的家里。毛远新跑到毛泽东跟前，缠着说：“大伯，我要来这里读书。”毛泽东摇摇头：“在我这里是温室的花朵，跟妈妈可以经风雨见世面。”毛远新大声“抢白”：“我也不住你这里，我住学校，怎么是温室的花朵呢。”侄儿天真有个性的反驳，引逗得毛泽东哈哈大笑。江青在一旁也笑了起来。江青把朱旦华拉到一边，说：“自去年毛岸英牺牲后，润之从来没笑过。今天头一次大笑。孩子就放这儿吧。”解放初期的江青，倒没有后来那样专横跋扈，大面上还是很娴静的。这样，毛远新留在了毛泽东身边，而不是像有些报刊上宣传的朱旦华临回南昌前“跪拜托孤”。
毛远新虽然只比李讷小半岁，小时候个子却比李讷矮一个头，李讷、李敏都亲切地叫他“小豆豆”，关系非常融洽，江青也很喜欢他。50年代，毛泽东休息时出外散步，暑期到北戴河避暑，身边往往带有三个孩子，那就是李敏、李讷、毛远新。在假期随主席外出，暂时不能回南昌的时候，毛远新总是给母亲寄上一封信提前告知。回北京后，毛泽东往往嘱咐毛远新回南昌探望母亲。这样，毛泽东和朱旦华的关系一直是比较亲近的。毛泽东南行南昌或在庐山开会，往往会接见方志纯和朱旦华。1959年7月贺子珍上庐山，晚上和贺子珍住在一起的人就是朱旦华。
“文化大革命”中，朱旦华、方志纯都受到冲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朱旦华、方志纯恢复工作。后来方志纯病重直至病故，朱旦华都是尽心尽力地照顾他。在此同时，朱旦华老骥伏枥，先后担任了江西省妇联主席和省政协副主席。现在朱旦华已离休，仍坚持学习和写作。
（摘自第11期《人物》作者：马社香）
附文二　方志敏烈士的文章：《清贫》
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的用之于革命事业。这在国民党的伟人们看来，颇似奇迹，或认为夸张；而矜持不苟，舍已为公，却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所以，如果有人问我身边有没有一些积蓄，那我可以告诉你一桩趣事：
就在我被俘的那一天——一个最不幸的日子，有两个国民党军的兵士，在树林中发现了我，而且猜到我是什么人的时候，他们满肚子热望在我身上搜出一千或八百大洋，或者搜出一些金镯金戒指一类的东西，发个意外之财。哪知道从我上身摸到下身，从袄领捏到袜底，除了一只时表和一支自来水笔之外，一个铜板都没有搜出。他们于是激怒起来了，猜疑我是把钱藏在那里，不肯拿出来。他们之中有一个，左手拿着一个木柄榴弹，右手拉出榴弹中的引线，双脚拉开一步，作出要抛掷的姿势，用凶恶的眼光钉住我，威吓地吼道：
“赶快将钱拿出来，不然就是一炸弹，把你炸死去！”
“哼！你不要作出那难看的样子来吧！我确实一个铜板都没有存；想从我这里发洋财，是想错了。”我微笑淡淡地说。
“你骗谁！像你当大官的人会没有钱！”拿榴弹的兵士坚不相信。
“决不会没有钱的，一定是藏在那里，我是老出门的，骗不得我。”
另一个兵士一面说，一面弓着背重来一次将我的衣角裤裆过细地捏，总企望着有新的发现。
“你们要相信我的话，不要瞎忙吧！我不比你们国民党当官的，个个都有钱，我今天确实是一个铜板也没有，我们革命不是为着发财啦！”我再向他们解释。
等他们确知在我身上搜不出什么的时候，也就停手不搜了；又在我藏躲地方的周围，低头注目搜寻了一番，也毫无所得，他们是多么的失望呵！那个持弹欲放的兵士，也将拉着的引线，仍旧塞进榴弹的木柄里，转过来抢夺我的表和水笔。后彼此说定表和笔卖出钱来平分，才算无话。他们用怀疑而又惊异的目光，对我自上而下的望了几遍，就同声命令地说：“走吧！”
是不是还要问问我家里有没有一些财产？请等一下，让我想一想，啊，记起来了，有的有的，但不算多。去年暑天我穿的几套旧的汗褂裤，与几双缝上底的线袜，已交给我的妻放在深山坞里保藏着－－怕国军进攻时，被人抢了去，准备今年暑天拿出来再穿；那些就算是我唯一的财产了。但我说出那几件“传世宝”来，岂不要叫那些富翁们齿冷三天？！
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写于囚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