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误区

一、政治经济学发展进程
政治经济学发端于16世纪初叶，在西班牙、荷兰、英国和法国出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早期形态。而以亚当·斯密等人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虽然洛克对政治经济学也有贡献，但相对来说，亚当·斯密，包括休谟的政治经济学，被我们认为是正宗的、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政治经济学。
早期现代的政治经济学是基于国家构建和市民社会的形成之双向互动过程中的一种有关国民财富的性质与产生机制的理论探讨
19世纪、20世纪之后，政治经济学又产生了很多变异。19世纪，政治经济学经历了李嘉图、穆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设想的是一个由按劳分配向按需分配演进的社会体系但是很快退出了主流经济学的领域，
随后产生新古典经济学，诸如货币理论、增长理论、企业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劳动力市场理论等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它是与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包括劳动分工、货币流通、信托资本以及自由贸易乃至商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等）相关联的。　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使命在西方业已完成，也就是说，在西方的宪政制度框架奠定后，政治经济学的政治使命完结了，于是，其经济性部分便独立出来，开始探讨有关国民财富等纯经济性内容。这就是现代经济学的演变过程。
二、我国政治经济学的“双重失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深入研究西方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全盘否定前30年“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并力图照搬西方政治经济学理论应用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联产承包”“企业改制”“减政放权”“财政分灶”“医疗改革”“住房改革”“教育改革”“产权改革”“股份改造”等，在付出3000万工人下岗，医疗、住房、教育改革掏空工人终生积蓄，腐败蔓延猖獗，司法极度腐败，贫富差距扩大，两极分化严重，群体事件频仍，权贵资本主义形成，导致社会动荡的沉重代价的情况下，带来经济的快速发展。这种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的是“两极分化”和大多数“居民收入由隐形化变成显性化”而已。我国的29亿银行储蓄中，除去0.4%“富豪”所占的75%财富后，其余大多数人的平均储蓄仅不到7000元。现在城镇人口已经达到3亿，如果采用改革开放前的“医疗、住房、教育”制度，按人均10平方米的住房面积，每平方米5000元计算，每人的隐性收入即减少5万元，计15万亿；如果再加上医疗、教育的隐性支出，计10亿元；“房改”时按一亿人计算，人均支出2000元，计息后达到5000元，计5亿元。仅城镇人口的隐性收入表达为的显性收入即高达30万亿。概念是，巨额的银行储蓄，仅是以剥夺居民的“福利”，由隐性收入表达为显性收入而已，并且为负数。这是我国，无论采取任何促进内需的措施而最终都无法拉动内需的根本原因。改革前，居民无需为未来作过多的储备；现在大多数居民必须全家毕生共同为“住房、医疗、教育”作“未来储备”，即便我国的人均收入再增加一倍，也无法真正拉动内需。因此，我国的经济将长期受到外贸出口的制约，西方发达国家将长期以此经济手段控制我国的经济发展。现实是当“政治精英”“经济精英”陶醉在巨大的成功之时，突如其来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给社会带来动荡时，才给他们“当头棒喝”！而朝鲜的经济以内需为主，在这次经济危机中，丝毫无损。这也验证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科学判断！
中国的后三十年是一个经济改革、社会转型的三十年，在政治体制不改革的情况下， 经济改革难以单腿独进，从这个层面来说，中国的经济改革以及现代经济学已经走到了死胡同，或者说其扩展空间已经用尽。为什么现代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失败了呢？因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政治性前提——宪政国家、法治秩序和有限政府框架，或者说一个内政的主权形式下的有限政府及其相关的政治的公共性，在中国没有建立起来。中国后三十年的现代经济学，引进的只是西方的现代经济学，可这种现代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前提在中国却是空缺的，也就是说，在中国还没有一个作为共设和前提的现代宪政国家与法治秩序。因此，说得极端一点，西方现代经济学在中国导致的结果是一个扭曲的怪胎——权贵资本主义，或者说坏的权力+坏的市场经济。古典政治经济学强调劳动分工、看不见的手、自由的交换机制，通过最大化的释放个人的能动性，调动起每个个人追求财富的创造能力，但这都是在有序的宪政框架下实现的，而中国现在没有这样的框架。因为缺乏宪政框架，权力没有受到制约，所谓的“自由放任”和坏的权力结合在一起，就变成了真的自由放任。从这个意义上讲，后三十年是个双重失败。其实，所有社会科学在解释中国的变迁时，都失败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失败”。
更令人震惊的是被世界公然的现代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格林斯潘，面对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断言“世界所有经济学家都失败了”。我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在经济危机的前一天仍然在媒体上连篇累牍的呼吁“必须以果断的措施遏制经济过热”，第二天被经济危机惊得目瞪口呆，自己打了自己一个“漂亮的耳光”！
三、我国政治经济学的误区
1、以历史的纵向研究，替代现实社会政治经济的横向比较
我国学者对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发展进程与理论体系的研究，可谓是精细入微。试图从历史上已经构成体系的理论中，寻求嫁接我国经济的“秘方”，其结果是“画虎未成反类猫”，严重脱离我国的国情和道德文化传统，必然误入歧途。而在有限的横向比较中，仅仅与少数几个发达国家的现状入手，不顾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将其理论“杂交”“混血”而应用与实践，必然导致“南辕北辙”。
2、用对立的观点，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从研究社会阶级产生的内因入手，揭示了政治与经济的内在规律，并应用于实践，在世界多个国家取得了成功。至今为止尚未有任何一种政治经济学理论，具有体系如此完整、论证如此严密的理论体系。我国主流经济学家忘记了“存在即合理”的自然规则。每一种理论的产生、发展均有其所在时代的合理性，否则其理论只能是“昙花一现”瞬间即逝。科学的态度是“扬弃”，而不是照搬照抄，更不是全盘否定。要牢记，衡量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志，最重要的是“公平正义”，而不是“两极分化”。这也是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根本原因。
在此问题上政治家比经济学家更有远见：邓小平说“如果我们的改革开放，导致新的两极分化，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就说明我们的改革失败了”；十七届四中全会也指出“绝不易帜”，并把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建立健全社保体系、消除两极分化为目标，保持“党的性质、宗旨”。
3、以“空中楼阁”的理论研究，代替我国的具体实践
我国的学者忘记了“理论来源于实践”的理论研究准则，满足于在外国的“故纸篓”里找答案，而不乐于深入实践、调查研究，以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须知，我国是世界公然的文明古国，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军事、科技的发展水平都遥遥领先世界数千年。我国“贞观之治"时，欧洲还处于野蛮的中世纪，美国尚未出世。只是鸦片战争后，才拉大了与西方科技水平的差距。即便清末，我国的经济实力仍然是世界第一。仅在外强入侵，两次世界大战后，我国的经济实力才与美国拉开的差距。
如果学者能够从实践中研究政治经济学，就能看到：全盘否定“计划经济”的正功能是可悲和可笑的。“小岗村”作为主流政治经济学家极力推崇可引以自豪的农村改革的典型和一面旗帜，终于在“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的摧残下倒下！今年8月3日，小岗村全体村民又集体按下“红手印”，宣布走“集体化道路”。该村当时倡议和带头“按下血手印”冒险搞“联产承包”的前党支部书记，近日说“如果当初知道‘联产承包’是这样的结果，就是砍了我的脑袋，也不会搞联产承包”。我国一直坚持“集体化道路”的南街村、刘庄村、华西村、长江村，经济发展远远超过小岗村。尤其是南街村，仍然每天高唱“东方红”，仍然“记工分”，仍然“吃大食堂”，并实现住房、医疗、教育全免费。用他们的话说“只要是南街村的人，回到南街村，‘人民币’就是废纸，吃、穿、住、用、行、医、教、娱，均由集体负责，根本用不着个人化钱，我们活得开心、安心”。我国在石家庄唯一保留的一个“人民公社”，公社干部全部没有工资，仍然是村里“记工分”，开会给以“出发费”。生产方式仍然采用毛泽东时代的形式。其公社的经济发展也比临近大部分村庄快。政治经济学家如果静心想想，从个别到一般，如果全世界都像南街村那样，是否可以验证马克思政治经济理论的正确性？！可能他们不服气“那只是个别现象”，但是请问，你们能在任何一个西方发达国家找到一个比其更理想的例子吗？！不但在美国找不到，就是在“精英”们追捧的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的瑞典或瑞士能找到吗！
这就是，用静止的观点研究“公有制”而凭空推导出的“公有制是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罪源”的谬论。毛泽东在中美建交，基本突破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的长期封锁后，明确提出“要采用西方的先进技术”，并已经开始引进13套大型现代化化肥厂，并开始制定5年内“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部分公社已经开始实施。华国锋退位后，此进程被迫中断。如果用发展的眼光，正确论证社会的优劣性，就不会全盘否定“公有制”。
在从西方的发展进程看，西方国家普遍存在国有化扩大的趋势，法国的国有化已经达到75%；美国在这次经济危机中，也大大加快了国有化步伐。上次“亚洲金融危机”，我国基本未受到重伤；这次经济危机，我国在世界各国普遍低增长、负增长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达到今年底的8%以上增长率，被世界各国视为“奇迹”，主要得益于“公有制为主导”，可以快速聚集全国之力应对经济危机。西方政治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所有这些均得益于，我国的“一党执政”和“公有制”的对社会资源的调配力和高效的行政效率。
但是，我国的政治经济学家却将西方的“私有制”生产资料的扩张力撑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加给他的镣铐，无法驾驭盲目生产扩张的缺点，当成医治我国的“灵丹妙药”；而将被西方认为我国的“以公有制为主”“计划指导下的市场经济”的优势当成“固疾”。我国与西方在政治经济学认知的极大反差，彰显我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愚蠢与荒谬。
4、理想与现实的背离
我国主流经济学家一方面确认“自由、民主、平等、博爱”，认同“物质的极大丰富”和“普世观”的普遍实现将引领人类社会迈入“大同世界”；另一方面却对“私有制”导致人性“极端自私”的发展，导致严重的“贫富差距”“两极分化”而致的“不平等”，缺乏人类迈入“大同世界”的最根本的精神条件而弃之不理。
尼泊尔在采用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夺取政权后，将两种社会制度融合，实现优势互补，做到物质、精神的双重发展，因而超越世界任何社会制度而成为“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
理想是美好的，但是现实是严峻的。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传统美德沦落，道德水平日降，“极端利己主义”无限扩张，“公权私用”“卖官鬻爵”“官商勾结”“官黑勾结”“嫖娼卖淫”“吸毒贩毒”“坑蒙拐骗”“拐卖儿童”等丑恶现象沉滓泛起，震惊世界！如此之精神状况，难道是社会的进步。难道如此发展不是与你们理想的“大同世界”越来越背离吗？！
5、经济与政治的割裂
古典政治经济学一直囊括政治、道德、文化、信仰等内容，就连西方新古典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西方政治经济学，也是从政治、经济相互作用的关系来研究经济问题。我国自90年代末期以来，由政治经济学分离为政治经济学和纯经济学两类。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仍然是套用几十年前的理论方法和模式，导致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者社会地位越来越低，到了“羞于见人”的尴尬境地；而研究经济学的学者风光无限。而研究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家忘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与经济基础的理论。就经济论经济，极力想从纯经济的动因找出社会发展的规律，因而犯了“盲人摸象”的错误。
一定的经济模式必须有其配套的政治体制，才能相互作用、相互推动，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单纯的经济发展不必然推动社会的进步，因为社会的进步包括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因素。我国目前经济是发展了，但是社会的进步未同步，最终必然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6、用僵化和静止的观点论证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近年来，主流经济学家将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和腐败的蔓延归结于政治体制的原因，更是荒谬绝伦！从阶级社会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看，基本同一社会形态的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社会主义制度，均有其经济高速发展期和衰退期；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国家的同时期的经济发展也是表现为巨大差异。从政治层面看，任何社会制度的任何朝代，均有其“吏治清明期”和“吏治腐败期”，就连“精英”标榜的美国也屡出“贿选”弊案。
从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或制约关系看，同样的民主制度的国家，为数不少的国家经济停滞不前。前苏联解体前，在仅仅数十年的经济发展中，已经成为世界上唯一可以与美国抗衡的社会主义国家。正是采用“休克式”向资本主义巨变的形式才导致其经济濒临崩溃，一直到现在才渐渐恢复元气。为此，中共中央十七大才吸取“东欧巨变”的教训，明确指出“绝不易帜”。这说明伟大的政治家不仅具有高度的政治智慧，而且对经济发展也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这是所谓“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无法比拟的。这也是我国从来未产生伟大经济学家的根本原因。更是伟大与渺小的根本区别。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热闹非凡的“鼓噪”换了的是社会的混乱和经济的混乱，最终还是要由伟大的政治家来收拾残局。
其实，每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周期性变动和政治“清明”、“腐败”，主要在于统治阶级内部的“内在纠错机制”的完善或破坏或不完善或缺失。我国当前腐败蔓延与猖獗，主要是随着“私有制”发展的进程，在迅速膨胀扩张的“极端个人主义”“极端个人功利主义”的冲击下，部分官员背离“党的性质、宗旨”，严重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而导致的恶果。越南共产党已经开始试行“党的各级领导党内直选”，由此确立“党员当家做主”，因为党员是人民中的优秀分子所组成，因而也是最终实现“人民当家做主”。其实践的效果有待观察，但毫无疑问的是，必然会由党内民主，最终扩大到全民民主。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优势互补，在相互借鉴中发展为共同形式的人民民主，在全世界实现民主形式的融合和统一。
7、割裂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我国改革开放前坚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虽然基本达到实质意义上的“公平”。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改革开放后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扩大了“贫富差距”，导致“两极分化”，社会财富向少部分人迅速聚集，“不公平”现象愈演愈烈，社会不稳定因素迅速增加。
主流经济学家厉以宁鼓吹“腐败是社会发展的润滑剂”，茅于轼鼓吹“贫富差距的扩大，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因此，表面上是“兼顾公平”，在实践上是单纯追求“效率”，以牺牲公平为代价，发展畸形经济。导致腐败蔓延猖獗，阶级矛盾由缓和到激化，社会日趋动荡。
从历史进程看，任何社会的“改朝”的导火索均由不公平而点燃。而且每个新生政权均是以“公平”为优先目标，进而发展经济。每个“朝代”的衰落不是因为经济的崩溃，而是由于“不公平”而导致的阶级矛盾激化，而代表先进势力的新生政治理论，以“公平”为口号，集聚民众，“揭竿而起”推翻旧的政权，建立新的政权。
因而，“公平正义”是社会发展的第一要素，必须在保证公平的前提下，发展经济，才能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以牺牲公平为代价的畸形经济发展，必然积累巨大的阶级和社会矛盾。当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出现社会变革或者政权更替。当变革发生在经济不发达时期，对社会的冲击力较小，并一般的会促进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当变革发生在经济较发达时期，对社会的冲击力和杀伤力较大，并给原有经济造成破坏并延缓经济恢复的进程，将原有经济发展成果吞噬殆尽。“东欧剧变”发生在经济较发达的时期，对经济的冲击力和破坏力达到惊人的程度。俄罗斯经过10多年的剧痛，至今伤口仍然未完全愈合。
因而以牺牲公平为代价的畸形经济发展，必然不会持久。如果不予纠正，必然导致社会巨变，进而将发展成果吞噬殆尽。
我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必须转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实行“公平与效率同步发展，相互依存，相互推动”
8、满足于对既往经验的归类、总结，缺失对理论的创新和发展，缺乏创新性、前瞻性、指导性
我国的政治经济学，落后于实践，往往不能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常常变成“事后诸葛亮”。如此，“以己昏昏”何以“令人昭昭”？小岗村的“联产承包制”是农民在实践中的创举，事后才被经济学家冠以“改革”的典型并主观地注入理论。模仿西方既往的发展模式，搞“国企改革”“税制改革”“股份改造”，其结果是导致新的权贵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工人重新沦为无产阶级，导致本已缓和的阶级矛盾重新激化。无论“亚洲金融风暴”还是本次“经济危机”，我国经济学家均未预先预知，并指导我国预防。一切的一切表明，我们仅是对既往实践的总结，从未给我国的改革开放提供过前瞻性的理论指导。凡是所谓的理论指导均是照搬照抄西方已有的经验和模式，基本上都被我国的实践所否决。
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指导实践。我国政治经济学未能实现指导实践的使命，是我国政治经济学的最大缺陷。
四、社会制度和经济的融合
综上所述：我国政治经济学的误区在于：机械性、僵化性、模仿性、滞后性、偏执性、矫揉性、混杂性、混乱性、庸俗性。
笔者认为，我国的政治经济学必须做到以政治、经济的双重关系为出发点，探究其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规律。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深入我国社会和发展的实践，调查研究，去伪存真，吸收西方既往理论的精华，去其糟粕，创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体系，并成功地应用于实践并指导实践。
“公有制”和“私有制”都有其不同的优点和缺陷。我们应借鉴西方国家的民主建设、物质建设的优点，抛弃其“私有制”导致的“极端个人主义”和“三权分立”导致的“决策迟缓”；资本主义正在加快“国有化”的速度并以“股份公司”的形式向“公有制”转换。两种制度正呈现逐渐靠拢和融合的趋势。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历程，最终两种社会制度实现优势互补，实现本质意义上的“公有制”，从而实现“物质的极大丰富”；各种道德观念也会在相互比较和完善中实现融合和统一，在“大公无私”的社会主义道德的引领下，形成“极其高尚的道德观”。当两种基本条件全部具备后，携手共同迈入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