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加缪：中国文化的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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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10日 17:16中国图书评论【大中小】 【打印】
加缪在中国的精神之旅
阿尔贝·加缪（1913－1960）的中国之旅始于上世纪80年代。198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首次出版汉语本《鼠疫》（“外国文艺丛书”），由顾方济等人翻译，他的另一部小说杰作《局外人》，则在第二年现身于袁可嘉等人编译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上海文艺出版社），就此引发西方现代文学的启蒙浪潮。虽然身染“鼠疫”的“局外人”的荒谬表情，与对未来充满“新启蒙”幻想的中国知识分子格格不入，但人们仍然宽容地接纳了加缪，把他视为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伟大哲人和批评家。他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批判，不仅成为社会主义学者自我陶醉的文学依据，也为荒诞主义美学渗透中国文学，开辟了微妙的感性道路。
然而，加缪最重要的思想著述《西西弗的神话》却姗姗来迟，直到1986年才由杜小真译出，并于1987年由三联书店以“新知文库丛书”的形式出版。这个甘阳主编的小型“文库”，计有十种小册子，32开本，只有787×96毫米大小，模样简陋而又寒伧，其中包括弗洛姆的《弗洛伊德的使命》，但大多数文本如今都已遭到遗忘，惟有《西西弗的神话》闪烁着微弱而持久的光泽，成为中国先锋派小说家竞相模仿的话语范本。
加缪的另外两种思想文献《反与正》和《反叛者》，被收集在一本叫做《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加缪散文集》的文集里，由上海三联书店以“猫头鹰文库”的名义出版，加上先前出版的《西西弗的神话》，加缪的重要思想文献，已完成了在中国境内的早期开发。
《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加缪散文集》，是加缪译介活动的一个休止符，此后是一个漫长的文化严冬。加缪和其他西方作家遭到了迅速的遗忘，正如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化复兴浪潮被蓄意悬置一样。直到新世纪降临，加缪才被重新解冻，从长达十多年的休眠中苏醒过来。世纪末的1999年，译林出版社推出《加缪文集》，显示出存在主义实施局部突围的迹象。该书由郭宏安、袁莉、周小珊、顾方济和徐志仁等联合翻译，保留了小说的未完成形式，企图向我们传递作者意外死亡所留下的空白，以及隐藏在这种空白里的无言的惊骇。悄无声息，却可以视为加缪在中国获得重生的信号，由此开启了加缪译介的第三阶段。
2000年，译林出版社再版了由顾方济、徐志仁和郭宏安翻译的《鼠疫，局外人》；此后，广西师大出版社和西苑出版社分别再版了杜小真译的《西西弗的神话》；2003年10月，陕西师大出版社又推出插图本《西西弗的神话———加缪荒谬与反抗论集》；在杜小真的译本基础上增加插图，以期迎合视觉时代的读图渴望。在这股细小的再版旋风里，加缪的幽灵说出了旧日的絮语。
这个阶段的真正突破，是河北教育出版社在2002年推出的4卷本《加缪全集》，由柳鸣九和沈志明主编，该书的出版显然得到了法国文化机构的资助，它按加里玛出版社的“七星丛书”版编辑，不仅重译了加缪的《局外人》和《鼠疫》，还翻译了他的全部剧作和政论、文论等散文作品，译者是李玉民、丁世中等。这是加缪译介运动的高潮，获得了学术界的良好评价。从1980年到2002年，经过长达23年的漫长时间，加缪的孤寂灵魂，终于完成了缓慢的远东旅程。
中国作家的加缪崇拜
人们热衷于把加缪与萨特相提并论，称其为存在主义的两大思想导师。当加缪在埃菲尔铁塔下突遇车祸死去后，萨特的情人西蒙·波伏瓦在巴黎的围墙下通宵徘徊，悲痛得难以入眠，但萨特却公开表露出对加缪的轻蔑，认为加缪不过是一个文体家而已。这一方面暴露出萨特的狭隘性格，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加缪对于文学的卓越贡献———他完成了现代法语的伟大书写，并且因为这种书写而提升了法语的魅力。不仅如此，还因为杜小真这样的杰出译者，加缪话语的魅力获得了微妙的传达，并对现代汉语的建构产生不可思议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译者的贡献有时甚至可以与原作者并驾齐驱。除了杜小真翻译的加缪文论，其他对中国外文学产生重大影响的文本，分别是王央乐翻译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选》（上海译文1985年版）和马尔克斯《百年孤独》（有多种译本）等等。这些杰出的译本，构成了中国先锋文学自我进化的范本。
加缪—杜小真语体首先影响了先锋小说家的书写。李劼在《中国八十年代文学备忘》一文中指出，“最早进入中国的二十世纪现代派文学，不是后来风靡的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而是卡夫卡和加缪等人。”作家孙甘露在《此地是故乡》中回忆道：“我依稀记得那个下午，工间休息时，坐在邮局的折叠椅上读加缪的书……在窗外电车导流杆与电线的磨擦声中，我隐约获得了对上海的认识，一份在声音版图上不断延伸、不断修改的速写。”二十年后，在2003年非典大流行期间，孙甘露在《当你咳嗽读什么》一文里，依旧在不倦地劝说读者返回加缪的世界：“伟大的加缪，通过鼠疫发现世界之荒谬，而时髦的人则通过瘟疫发现时髦。”
作家格非在颂扬鲁迅的遗产的同时也宣称，在“鲁迅和加缪、卡夫卡之间是有可比性的”。马原在谈到加缪小说《局外人》的技巧时说：“整个小说，加缪写得冷静至极，从始至终不显露出一点激动情绪。语言丝毫不露声色，多用短句，几乎看不出人物的思考，甚至有些啰嗦，但所有的细节都有意义———始终都是绝对的冷静与克制，将作者的情感和情绪控制得牢牢的，简直密不透风。”（《阅读大师》）这是中国小说家在其书写实验中获得的印象，它远远超越了翻译家和学者的干枯理解，散发出形而下经验的浓郁气息。
加缪、马尔克斯、里尔克、卡尔维诺、海明威和米兰·昆德拉一起，构成中国文学自我改造的话语套餐，为文坛留下了智性叙述和文体革命的线索。在许多先锋小说的文本里，时常会闪烁出加缪的句子，它们犹如被坚硬的文化壁垒碾碎了的贝壳，标示着加缪东行的细微踪迹。
但可以断言，加缪对中国的影响仅限于他的文体。他的哲学和美学只是经院学者们的研究对象，并未真正融入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成为精神生活的秘密指南。存在主义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但它更像是一种知识标签，被贴上了新生代知识者的额头，俨如自我炫耀的时髦事物。正因为如此，它像其他风尚用品一样转瞬即逝，在1989年之后便烟消云散。它甚至没有构成一种基本的精神疗法，为辗转反侧的人们解除令人绝望的痛楚。
由罗洛梅确立的存在主义疗法，是建立在承认生活荒谬性的基础上的，所以它又被称之为“意义疗法”。它认为做人的根本目标就是寻找意义，并借助生活中的苦难来发现意义。存在主义试图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全部生活，如同一句废话那样伟大而重要。正如尼采所说，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可以忍受几乎任何怎样活的方式。
存在主义天生就有治疗失调性焦虑的机能。早在1985年，我就利用存在主义的荒谬原理，成功地说服一位朋友放弃自杀的决定，从此成了“积极生活的人”。然而，就宏观图景而言，存在主义并未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药物。恰恰相反，当时，出现了严重的死亡（自杀）多米诺骨牌效应。那些曾经大量反复阅读过加缪和萨特的绝望者，选择了激越的死亡方式。从诗人海子、戈麦、顾城、方向，到青年批评家胡河清和报告文学作家徐迟等等，这条黑色的死亡链，是中国存在主义时尚的一个反证：80年代存在主义的中国传播，只是一场表面的文化喧闹，它完全没有渗入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被忧郁症气质笼罩的中国知识界，丧失了利用加缪进行自我精神拯救的契机
加缪美学的亚细亚式误读
加缪的生命美学被最原始的二值逻辑所笼罩，流露出为古老神学教义的单纯气质。在加缪的陈述中，人与他置身其中的世界、反与正、光明与黑暗、皈依与反叛、希望与绝望、秩序与动乱、理性与激情、憎恨与爱，等等，所有这些对立的元素互相对位和反错，纠缠在同一个陈述句里，形成奇异的圣经式的张力。“这茫茫黑夜就是我的光明”，“他就是灵魂的走投无路的过客”，“死亡是最终的放纵”，“以最悲怆的声音引出的希望”，“这无泪的充实，这充满我身的没有快乐的和平”……这些彼此冲突的语词被镶嵌在同一个语句里，展开近距离的肉搏，迫使其产生最饱满扩张的语效。这是内在对抗的教义，但它却根植于语词的深部，犹如从岩石裂缝深处升起并紧密纠缠的藤蔓。
加缪是擅长利用话语表层语词冲突的大师。他的革命性修辞制造了出乎意料的“二元式反讽”，但这种反讽并未损害其表述的决断性，相反，令他的哲学叙事获得某种罕见的力度。不仅如此，在这种对立物的彼此缠绕中，他自身的精神分裂得到了医治。与萨特截然不同的是，加缪比他的存在主义同事更具神学家气质，他像一个反面的先知，喊出了关于人生和世界荒谬的真理。
尽管加缪的灵魂阻止了与荒谬世界的破裂，但他的肉体却未能幸免于难。他被飞驰的汽车撞死，这显然是外部世界的一次严酷的谋杀，它实施了跟这个孤寂灵魂的最后决裂。车祸是一个惊心动魄的仪式。是的，人与其置身其中的世界的疏离不可避免。加缪号召我们带着这种疏离去生活，但他本人却无法超越大破裂的命运。存在的荒谬性就在于，世界还是以最激烈的方式，撕毁了与哲学家共存的契约。
作家马原在解读加缪的《局外人》时宣称，他发现了加缪的秘密，那就是他对其自身的冷漠。加缪死于车祸，他如果就是《局外人》里的那个男主角，一定会觉得这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事件。马原声称，海明威和这个世界硬碰硬，而加缪则放弃了一切抵抗。在我看来，这是一次典型的文化误读，马原掌握的所谓加缪的“不抵抗哲学”，恰恰就是加缪所要竭力抵抗的事物。这种彻底的价值倒置，再度向我们展露了“文化交流”的荒谬性。[1]
加缪的女儿卡特琳娜·加缪，在接受英国记者威尔金森专访时指出：“局外人不是加缪，但在《局外人》中却有加缪的某些特征，有那种被放逐的印记……他从知识分子圈子里被放逐。那是一种彻底的放逐。仅仅是因为他的感性先于理性的思考方式。”毫无疑问，局外人是加缪孤寂性的隐喻式叙写，它跟加缪对自身的冷漠毫无关系。[2]
然而，跟马原的误读相比，西西弗在中国的语义转换，无疑是更富于戏剧性的事件。加缪继承了荷马史诗的叙事传统，确认西西弗因背叛诸神而接受推石上山的永久性惩罚。加缪宣称他是“进行无效劳役而又进行反叛的无产者”，加缪的存在主义解读，旨在借助这个古老的符号，揭发“荒谬”状态的诸多意义，并号召我们接受这个伟大的宿命。
奇怪的是，在向中国历史传输过程中，西西弗发生了诡异的美学变脸，转型为勤劳善良的牛郎董永。这场语义变乱起源于中国南海的风暴。南宋、元和明永乐年间，沿循海上丝绸之路，大批波斯人、阿拉伯人、犹太人和北欧人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向当地船夫、商人和普通居民倾销本族文化，但似乎只有少数希腊神话被纳入了中国神谱，成为一种经久不息的信仰。在闽南和台湾的七星庙里，至今仍然供奉着作为儿童守护神的“七星娘娘”（又称七星妈、七星夫人、七娘夫人和七娘妈）。这其实就是西方天文学的“七姐妹星团”（一组属于金牛座的蓝色恒星，在中国天文学体系里称“昴星团”），在希腊神话中叫做“普勒阿得斯”，是擎天大力神阿特拉斯的女儿，其中第七个女儿叫做墨罗佩，她的六位姐姐都嫁给了天神，只有她跟了一个有争议的凡人国王，那就是西西弗。据说她为此深感羞耻，用纱巾蒙上自己的脸庞，所以亮度最弱，肉眼很难看清她在星空上的美丽容颜。以害羞而名垂青史的墨罗佩，正是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中的“七仙女”的原型，她嫁给凡人的事迹，跟织女嫁给牛郎的事迹相似，结果在传入中国时被世人弄混，成了玉帝的第七个女儿，继而被移花接木，替代“仙女”下凡，当上农夫董永的外籍妻子。[3]
这场古怪的神话移植运动，保留了原型神话的总体叙事结构———西西弗和董永都是不倦的劳动者，并且都以凡人的身份获得天神之女的爱情，而最终都在天神的干预下失去了爱妻，由此成为悲剧性婚姻的范例。但西西弗神话的美学语义，却遭到了中国民众的严重篡改。西西弗是痛苦无奈的劳役者，董永则成了快乐勤劳的劳动者；西西弗是背叛者和遭人嘲笑的对象，而董永是世人颂扬的道德楷模；西西弗与妻子作了永久的分离，而董永却赢得了一年一度（七夕）相会的权利。中国文化据此显示了强大的喜剧改造能力。
这是截然不同的生存母题，并且注定要从中诞生两种面目全非的美学：从西西弗中诞生伟大的存在主义，而从董永中长出了中国乡村社会的福乐信念。这种改造旨在消解存在的荒谬性，并寻求人与境遇的有限和解。西西弗—董永案例超越了文化误读和异延的寻常范围。越过董永所受到的礼赞（他是勤劳和善良的男性象征符码），我们看见了亚细亚乡村伦理消解反抗的强大力量，它足以在我们蔑视的事物面前摧毁我们。它是中国人民最坚实的道德教科书。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发生了两个彼此呼应的事件：民众获救了，而知识分子则在死去。
参考文献
[1]马原，《阅读大师》，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
[2]拉塞尔·威尔金森、卡特琳娜·加缪、奥拜尔·伽利马，《孤单而有联系———关于加缪的〈第一个人〉的访谈》，《外国文学研究》，2003（11）。
[3]朱大可，“牛郎织女的新仇旧恨系列”，《南方都市报》，2004。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
加缪在中国的精神之旅
阿尔贝·加缪（1913－1960）的中国之旅始于上世纪80年代。198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首次出版汉语本《鼠疫》（“外国文艺丛书”），由顾方济等人翻译，他的另一部小说杰作《局外人》，则在第二年现身于袁可嘉等人编译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上海文艺出版社），就此引发西方现代文学的启蒙浪潮。虽然身染“鼠疫”的“局外人”的荒谬表情，与对未来充满“新启蒙”幻想的中国知识分子格格不入，但人们仍然宽容地接纳了加缪，把他视为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伟大哲人和批评家。他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批判，不仅成为社会主义学者自我陶醉的文学依据，也为荒诞主义美学渗透中国文学，开辟了微妙的感性道路。
然而，加缪最重要的思想著述《西西弗的神话》却姗姗来迟，直到1986年才由杜小真译出，并于1987年由三联书店以“新知文库丛书”的形式出版。这个甘阳主编的小型“文库”，计有十种小册子，32开本，只有787×96毫米大小，模样简陋而又寒伧，其中包括弗洛姆的《弗洛伊德的使命》，但大多数文本如今都已遭到遗忘，惟有《西西弗的神话》闪烁着微弱而持久的光泽，成为中国先锋派小说家竞相模仿的话语范本。
加缪的另外两种思想文献《反与正》和《反叛者》，被收集在一本叫做《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加缪散文集》的文集里，由上海三联书店以“猫头鹰文库”的名义出版，加上先前出版的《西西弗的神话》，加缪的重要思想文献，已完成了在中国境内的早期开发。
《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加缪散文集》，是加缪译介活动的一个休止符，此后是一个漫长的文化严冬。加缪和其他西方作家遭到了迅速的遗忘，正如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化复兴浪潮被蓄意悬置一样。直到新世纪降临，加缪才被重新解冻，从长达十多年的休眠中苏醒过来。世纪末的1999年，译林出版社推出《加缪文集》，显示出存在主义实施局部突围的迹象。该书由郭宏安、袁莉、周小珊、顾方济和徐志仁等联合翻译，保留了小说的未完成形式，企图向我们传递作者意外死亡所留下的空白，以及隐藏在这种空白里的无言的惊骇。悄无声息，却可以视为加缪在中国获得重生的信号，由此开启了加缪译介的第三阶段。
2000年，译林出版社再版了由顾方济、徐志仁和郭宏安翻译的《鼠疫，局外人》；此后，广西师大出版社和西苑出版社分别再版了杜小真译的《西西弗的神话》；2003年10月，陕西师大出版社又推出插图本《西西弗的神话———加缪荒谬与反抗论集》；在杜小真的译本基础上增加插图，以期迎合视觉时代的读图渴望。在这股细小的再版旋风里，加缪的幽灵说出了旧日的絮语。
这个阶段的真正突破，是河北教育出版社在2002年推出的4卷本《加缪全集》，由柳鸣九和沈志明主编，该书的出版显然得到了法国文化机构的资助，它按加里玛出版社的“七星丛书”版编辑，不仅重译了加缪的《局外人》和《鼠疫》，还翻译了他的全部剧作和政论、文论等散文作品，译者是李玉民、丁世中等。这是加缪译介运动的高潮，获得了学术界的良好评价。从1980年到2002年，经过长达23年的漫长时间，加缪的孤寂灵魂，终于完成了缓慢的远东旅程。
中国作家的加缪崇拜
人们热衷于把加缪与萨特相提并论，称其为存在主义的两大思想导师。当加缪在埃菲尔铁塔下突遇车祸死去后，萨特的情人西蒙·波伏瓦在巴黎的围墙下通宵徘徊，悲痛得难以入眠，但萨特却公开表露出对加缪的轻蔑，认为加缪不过是一个文体家而已。这一方面暴露出萨特的狭隘性格，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加缪对于文学的卓越贡献———他完成了现代法语的伟大书写，并且因为这种书写而提升了法语的魅力。不仅如此，还因为杜小真这样的杰出译者，加缪话语的魅力获得了微妙的传达，并对现代汉语的建构产生不可思议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译者的贡献有时甚至可以与原作者并驾齐驱。除了杜小真翻译的加缪文论，其他对中国外文学产生重大影响的文本，分别是王央乐翻译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选》（上海译文1985年版）和马尔克斯《百年孤独》（有多种译本）等等。这些杰出的译本，构成了中国先锋文学自我进化的范本。
加缪—杜小真语体首先影响了先锋小说家的书写。李劼在《中国八十年代文学备忘》一文中指出，“最早进入中国的二十世纪现代派文学，不是后来风靡的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而是卡夫卡和加缪等人。”作家孙甘露在《此地是故乡》中回忆道：“我依稀记得那个下午，工间休息时，坐在邮局的折叠椅上读加缪的书……在窗外电车导流杆与电线的磨擦声中，我隐约获得了对上海的认识，一份在声音版图上不断延伸、不断修改的速写。”二十年后，在2003年非典大流行期间，孙甘露在《当你咳嗽读什么》一文里，依旧在不倦地劝说读者返回加缪的世界：“伟大的加缪，通过鼠疫发现世界之荒谬，而时髦的人则通过瘟疫发现时髦。”
作家格非在颂扬鲁迅的遗产的同时也宣称，在“鲁迅和加缪、卡夫卡之间是有可比性的”。马原在谈到加缪小说《局外人》的技巧时说：“整个小说，加缪写得冷静至极，从始至终不显露出一点激动情绪。语言丝毫不露声色，多用短句，几乎看不出人物的思考，甚至有些啰嗦，但所有的细节都有意义———始终都是绝对的冷静与克制，将作者的情感和情绪控制得牢牢的，简直密不透风。”（《阅读大师》）这是中国小说家在其书写实验中获得的印象，它远远超越了翻译家和学者的干枯理解，散发出形而下经验的浓郁气息。
加缪、马尔克斯、里尔克、卡尔维诺、海明威和米兰·昆德拉一起，构成中国文学自我改造的话语套餐，为文坛留下了智性叙述和文体革命的线索。在许多先锋小说的文本里，时常会闪烁出加缪的句子，它们犹如被坚硬的文化壁垒碾碎了的贝壳，标示着加缪东行的细微踪迹。
但可以断言，加缪对中国的影响仅限于他的文体。他的哲学和美学只是经院学者们的研究对象，并未真正融入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成为精神生活的秘密指南。存在主义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但它更像是一种知识标签，被贴上了新生代知识者的额头，俨如自我炫耀的时髦事物。正因为如此，它像其他风尚用品一样转瞬即逝，在1989年之后便烟消云散。它甚至没有构成一种基本的精神疗法，为辗转反侧的人们解除令人绝望的痛楚。
由罗洛梅确立的存在主义疗法，是建立在承认生活荒谬性的基础上的，所以它又被称之为“意义疗法”。它认为做人的根本目标就是寻找意义，并借助生活中的苦难来发现意义。存在主义试图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全部生活，如同一句废话那样伟大而重要。正如尼采所说，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可以忍受几乎任何怎样活的方式。
存在主义天生就有治疗失调性焦虑的机能。早在1985年，我就利用存在主义的荒谬原理，成功地说服一位朋友放弃自杀的决定，从此成了“积极生活的人”。然而，就宏观图景而言，存在主义并未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药物。恰恰相反，当时，出现了严重的死亡（自杀）多米诺骨牌效应。那些曾经大量反复阅读过加缪和萨特的绝望者，选择了激越的死亡方式。从诗人海子、戈麦、顾城、方向，到青年批评家胡河清和报告文学作家徐迟等等，这条黑色的死亡链，是中国存在主义时尚的一个反证：80年代存在主义的中国传播，只是一场表面的文化喧闹，它完全没有渗入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被忧郁症气质笼罩的中国知识界，丧失了利用加缪进行自我精神拯救的契机
加缪美学的亚细亚式误读
加缪的生命美学被最原始的二值逻辑所笼罩，流露出为古老神学教义的单纯气质。在加缪的陈述中，人与他置身其中的世界、反与正、光明与黑暗、皈依与反叛、希望与绝望、秩序与动乱、理性与激情、憎恨与爱，等等，所有这些对立的元素互相对位和反错，纠缠在同一个陈述句里，形成奇异的圣经式的张力。“这茫茫黑夜就是我的光明”，“他就是灵魂的走投无路的过客”，“死亡是最终的放纵”，“以最悲怆的声音引出的希望”，“这无泪的充实，这充满我身的没有快乐的和平”……这些彼此冲突的语词被镶嵌在同一个语句里，展开近距离的肉搏，迫使其产生最饱满扩张的语效。这是内在对抗的教义，但它却根植于语词的深部，犹如从岩石裂缝深处升起并紧密纠缠的藤蔓。
加缪是擅长利用话语表层语词冲突的大师。他的革命性修辞制造了出乎意料的“二元式反讽”，但这种反讽并未损害其表述的决断性，相反，令他的哲学叙事获得某种罕见的力度。不仅如此，在这种对立物的彼此缠绕中，他自身的精神分裂得到了医治。与萨特截然不同的是，加缪比他的存在主义同事更具神学家气质，他像一个反面的先知，喊出了关于人生和世界荒谬的真理。
尽管加缪的灵魂阻止了与荒谬世界的破裂，但他的肉体却未能幸免于难。他被飞驰的汽车撞死，这显然是外部世界的一次严酷的谋杀，它实施了跟这个孤寂灵魂的最后决裂。车祸是一个惊心动魄的仪式。是的，人与其置身其中的世界的疏离不可避免。加缪号召我们带着这种疏离去生活，但他本人却无法超越大破裂的命运。存在的荒谬性就在于，世界还是以最激烈的方式，撕毁了与哲学家共存的契约。
作家马原在解读加缪的《局外人》时宣称，他发现了加缪的秘密，那就是他对其自身的冷漠。加缪死于车祸，他如果就是《局外人》里的那个男主角，一定会觉得这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事件。马原声称，海明威和这个世界硬碰硬，而加缪则放弃了一切抵抗。在我看来，这是一次典型的文化误读，马原掌握的所谓加缪的“不抵抗哲学”，恰恰就是加缪所要竭力抵抗的事物。这种彻底的价值倒置，再度向我们展露了“文化交流”的荒谬性。[1]
加缪的女儿卡特琳娜·加缪，在接受英国记者威尔金森专访时指出：“局外人不是加缪，但在《局外人》中却有加缪的某些特征，有那种被放逐的印记……他从知识分子圈子里被放逐。那是一种彻底的放逐。仅仅是因为他的感性先于理性的思考方式。”毫无疑问，局外人是加缪孤寂性的隐喻式叙写，它跟加缪对自身的冷漠毫无关系。[2]
然而，跟马原的误读相比，西西弗在中国的语义转换，无疑是更富于戏剧性的事件。加缪继承了荷马史诗的叙事传统，确认西西弗因背叛诸神而接受推石上山的永久性惩罚。加缪宣称他是“进行无效劳役而又进行反叛的无产者”，加缪的存在主义解读，旨在借助这个古老的符号，揭发“荒谬”状态的诸多意义，并号召我们接受这个伟大的宿命。
奇怪的是，在向中国历史传输过程中，西西弗发生了诡异的美学变脸，转型为勤劳善良的牛郎董永。这场语义变乱起源于中国南海的风暴。南宋、元和明永乐年间，沿循海上丝绸之路，大批波斯人、阿拉伯人、犹太人和北欧人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向当地船夫、商人和普通居民倾销本族文化，但似乎只有少数希腊神话被纳入了中国神谱，成为一种经久不息的信仰。在闽南和台湾的七星庙里，至今仍然供奉着作为儿童守护神的“七星娘娘”（又称七星妈、七星夫人、七娘夫人和七娘妈）。这其实就是西方天文学的“七姐妹星团”（一组属于金牛座的蓝色恒星，在中国天文学体系里称“昴星团”），在希腊神话中叫做“普勒阿得斯”，是擎天大力神阿特拉斯的女儿，其中第七个女儿叫做墨罗佩，她的六位姐姐都嫁给了天神，只有她跟了一个有争议的凡人国王，那就是西西弗。据说她为此深感羞耻，用纱巾蒙上自己的脸庞，所以亮度最弱，肉眼很难看清她在星空上的美丽容颜。以害羞而名垂青史的墨罗佩，正是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中的“七仙女”的原型，她嫁给凡人的事迹，跟织女嫁给牛郎的事迹相似，结果在传入中国时被世人弄混，成了玉帝的第七个女儿，继而被移花接木，替代“仙女”下凡，当上农夫董永的外籍妻子。[3]
这场古怪的神话移植运动，保留了原型神话的总体叙事结构———西西弗和董永都是不倦的劳动者，并且都以凡人的身份获得天神之女的爱情，而最终都在天神的干预下失去了爱妻，由此成为悲剧性婚姻的范例。但西西弗神话的美学语义，却遭到了中国民众的严重篡改。西西弗是痛苦无奈的劳役者，董永则成了快乐勤劳的劳动者；西西弗是背叛者和遭人嘲笑的对象，而董永是世人颂扬的道德楷模；西西弗与妻子作了永久的分离，而董永却赢得了一年一度（七夕）相会的权利。中国文化据此显示了强大的喜剧改造能力。
这是截然不同的生存母题，并且注定要从中诞生两种面目全非的美学：从西西弗中诞生伟大的存在主义，而从董永中长出了中国乡村社会的福乐信念。这种改造旨在消解存在的荒谬性，并寻求人与境遇的有限和解。西西弗—董永案例超越了文化误读和异延的寻常范围。越过董永所受到的礼赞（他是勤劳和善良的男性象征符码），我们看见了亚细亚乡村伦理消解反抗的强大力量，它足以在我们蔑视的事物面前摧毁我们。它是中国人民最坚实的道德教科书。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发生了两个彼此呼应的事件：民众获救了，而知识分子则在死去。
参考文献
[1]马原，《阅读大师》，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
[2]拉塞尔·威尔金森、卡特琳娜·加缪、奥拜尔·伽利马，《孤单而有联系———关于加缪的〈第一个人〉的访谈》，《外国文学研究》，2003（11）。
[3]朱大可，“牛郎织女的新仇旧恨系列”，《南方都市报》，2004。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