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改革的突破化解经济压力

2009年是我国改革发展十分关键的一年。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与国内发展周期重合的特定背景下，我国改革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正向全球不断蔓延，对我国发展产生严重冲击。这个冲击是全面而深刻的：它既是巨大的外部冲击，使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我国难以独善其身；也是深刻的内部冲击， 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使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中的某些固有矛盾不断暴露并全面凸显。
过去30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已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阶段，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新时期全面转型的巨大压力。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这几年，无论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压力，还是社会公共需求转型的压力，或者是政府转型的压力，都日益突出。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与全面转型压力的增大，对后30年的我国改革发展无疑是一个战略性的挑战。
危机倒逼改革。历史经验表明，危机往往是改革的重要契机和重要起点。过去30年，无论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镇国有企业改革，还是财税金融体制变革，大都具有危机导向的特点。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发展转型的双重挑战，需要用改革的办法破解双重难题。过去30年的实践证明，无论面临的挑战有多艰巨、困难有多严峻，只要深化改革，就能有效应对危机，破解难题，减少压力，促进发展。为此，在当前出台4万亿投资计划、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同时，如何尽快推出并实施“一揽子”改革计划，集中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性矛盾，建立与发展型阶段相适应的体制机制，走出一条短期和中长期兼顾、标本兼治的新路子，走出一条以内需为基础的发展新路子，是方方面面对我国下一步改革的热切期盼。
以市场化改革破解“保增长”难题。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宏观政策把“保增长”作为重要目标。应当清醒地看到，保增长不是一般性地恢复过去那种粗放型的增长，而是努力实现调整结构，扩大内需基础上的持续平稳增长。这就需要将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拓展到资源要素领域、垄断行业，发挥民营经济作用，使投资能够反映市场真实需求；这就需要建立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淘汰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增长；这就需要加快推进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坚持用改革的办法，致力于解决中长期、深层次的体制问题，以推进经济增长机制的转型。　以积极的社会变革缓解经济压力。加快创新公共服务体制，使基本公共服务惠及13亿人，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也成为新阶段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在经济增长进程中，政府承担“底线公平”的责任不可或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以高素质的劳动力替代自然资源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通过基本的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完成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走扩大内需的道路，就需要通过基本社会保障为广大社会成员提供一个良好的未来预期，解决扩大消费支出的后顾之忧，扭转“高储蓄、低消费”的倾向。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在转型时期，社会成员的财富和收入分配存在较大差距是难以避免的，但随着财政能力的快速提高，政府要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相关制度安排，防止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转化为权利和机会的不平等。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安排化解基于利益关系调整中的某些社会矛盾。
实施更为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战略。国际金融危机既对对外开放带来巨大冲击，但也带来历史性机遇。抓住机遇，应对危机的关键在于进一步加快对外开放进程。比如，在全球经济繁荣的时候，我国企业要走出去收购发达国家企业相当困难，而这在危机背景下变得相对容易。在全球范围内收购资源性企业、制造业研发和销售两端的产业链条，有利于未来发展所需资源的战略布局和产业升级。再比如，危机有利于我国在参与新一轮国际秩序重建中获得更大的发言权。此外，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面临着一次重大的历史性机遇。
应对危机需要加大政府自身建设和改革力度。国际金融危机客观上使政府进入一个危机管理过程。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与国内发展模式转型双重挑战，需要从多方面加大政府自身建设和改革，切实增强政府危机管理和危机应对能力。
——在经济危机与改革发展的战略转折重叠关键时期，政府工作的预见性、前瞻性至关重要。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与国内改革发展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大大增多，可以说是改革开放30年来最困难的时期。这一时期也是为下一个30年改革发展奠定基础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政府统筹兼顾多方面的改革发展任务，提高决策的科学性，避免重大决策失误。
——形成应对危机的社会合力，既需要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政策，还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应对这次危机不应当是政府的“独角戏”。政府可以出台强有力的宏观政策增强市场信心，但这些政策措施要有效地发挥作用，最终取决于是否能够把市场和社会的力量调动起来。这就需要政府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调动包括社会组织在内的全社会力量来应对危机。
——应对危机需要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以增强应变力、执行力。分税制改革以来，由于财税体制的安排，中央和地方的行为模式并不完全一致。前几年的宏观调控中还出现了中央地方博弈的新问题。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要保持中央地方高度一致，需要在改革和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上作出新的安排。
——建设高效、廉洁政府对增强社会信心意义重大。这次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有一个重要的特征是政府投资数额巨大。一方面，这些投资要进入社会最需要的环节，确保投资效率取决于一个高效能的政府；另一方面看，从历史经验看，如果没有反腐败力度加大相配合，大规模的投资往往会给权力寻租和腐败提供“温床”。因此，社会信心寄予政府，期待高效、廉洁的政府。
——短期与中长期兼顾，关键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危机状态下困难群体呈现增多的态势，民生问题相对突出。从短期看，转变政府职能，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从中长期看，政府有效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是扩大消费、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最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步骤。（迟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