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期的公社

西周时期的公社，在文献典籍中称为“邑”，邑的范围极小，有小至十户人家的，所谓“十室之邑”；百户人家的公社已算大的了，所以《谷梁传》庄公九年曰：“十室之邑，可以逃难；百室之邑，可以隐死。”有的称邑曰“鄙”，齐晏婴不敢受“邶殿，其鄙六十”（《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即六十个邑：而“取卫西鄙懿氏六十”（《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也指大夫所领的六十小邑，范围都是不大的。
邑或鄙虽有十室、百室之别，一般约为三十家左右。《周礼·地官·小司徒》职曰：“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则知一邑为三十六家。春秋时代的管仲推行新政，“制鄙，三十家为邑”（《国语·齐语》），《管子》论五鄙之制亦曰：“制五家为轨”、“六轨为邑”，则一邑也是三十户人家。古代公社当然不会如此整齐，但三十户左右为一邑，可能是个普遍现象。
西周的公社也是以许多小邑集聚而成的。周初的《周公■》（亦名《井侯彝》）铭云：“易（锡）三品，州人、■人、■人。”这里所说的州人、■人、■人三个小邑，既然是邢侯所领的大邑的一部分，那么邢侯大邑内也必定是有不少如同“州人”一类的小邑。又如《宜侯■■》铭中有赏赐“厥□邑卅又五”的记载，也说明在■侯的大邑中包括许多小邑。这就是说，周族也和其他民族一样，当其带着公社残迹进入阶级社会时，在其统一的王国之内，鄙有许多包括一些小邑的大邑。
《尔雅·释地》说：“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坝。”大概当时一个公社的四周，一般都有耕作的土地和放牧采薪的草地，往外是边境林，林外则是空隙地带。周代的生产工具不十分发达，土地不能大量垦辟。所以公社与公社之间有着广阔的未垦地，它既可以隔离不同的公社，又可免除发生冲突。直到春秋末期，中原的宋、郑之间还有“隙地”六邑（《左传》哀公十二年），便是其证。《尔雅》所说的邑、郊、牧、野、林、堝的层次虽然不一定如此井然有序，但在公社外围栽种防卫林木是可以肯定的。《格泊■》（亦称《倗生■》）记载格伯取30倗生的良马四匹，确定给他三十田，订立合同，巡行三十田的疆界云：“氒糿（到）①吴其昌：《金文历朔疏证》，商务印书馆，1936年。
在当时的公社疆界上都种植杜木或桑树，作为标帜。有时公社封疆还不止一道，例如《散氏盘》铭中的散邑竟有三道之多。西周的公社都有封疆之限，是承继原始社会氏族共同体而来的。
西周时期的公社农民都是按族聚居的。《周礼·地官·大司徒》职说：“五族为党”，那么族的一级就是当时的基层公社组织，族有百家。所以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卷二十六说：“百室，一族也。..其已治之，则百家开户纳之。千耦其耘，辈作尚众也。一族同时纳谷，亲亲也。百室者，出必共恤间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酺合醵之欢。”当时在公社内部的祭祀田祖的典礼，在党称■（《周礼·党正》），在族称酺（周礼·族师》）。可见，郑玄所说：“百家以上，则共立一社”（《礼祀·祭法》郑玄注），则是信而有征的。地下资料表明，斗鸡台、部分张家坡墓地与卫国、虢国、部分燕国墓地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两类墓地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属于同一墓地的死者应当都是同族或同宗②。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聚族而葬的葬俗，则反映了西周时期是以公社为单位聚族而居的事实。
《汉书·食货志上》记述古代公社农民集体劳动的情形说：“在壄曰庐，在邑日里。”“春，令民毕出在壄，冬则毕入于邑。”公社农民的春种、夏耘、秋收都在田野里劳动，邑无闲人，故曰“毕出在壄”。冬日天寒地冻，乃“毕入于邑”，不再耕作。那时公社农民的劳动是要按照公社规定的作息时间来进行的，如云：“春，将出民，里肯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轻重相分，班白不提挚。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汉书·食货志上》）西周奴隶主贵族的经济命脉主要建立在这种公社基础上，所以他们对于公社农民的劳动非常注意。《管子·立政篇》说：“一道路，博出入，审闾闬，慎筦键。筦藏于里尉，置闾有司，以时开闭，闾有司观出入者，以复于里尉。”道路只有一条，出入公社需要检查，公社农民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他们就是这样被固定在公社之中，“死徙无出乡”（《孟子·滕文公篇上》），则是对他们的严格禁令。
“国人”和“庶人”西周社会的平民阶级是“国人”和“野人”（即“庶人”），他们是当时农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周族武装殖民时所营筑的城邑通常有两层城墙，内者曰城，外者曰郭。郭内称曰“国”，孟子所谓“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公孙丑下》），环周七里的小面积就是古代的“国”。居住在城郭之内的称为“国人”，以别于郊外的“野人”或“鄙人”（即“庶人”）。“国人”或“野人”都是脱胎于原始公社的公社农民，灭商后的周族公社农民与奴隶主贵族一起分别驻守在城邦或都邑，被征服的商族等公社农民则居住在野、鄙之中，或录属于“国”，或隶属于采邑即“都”和“邑”。西周时期实行一种嫡长子继承的制度，他们世为大宗，余为小宗。五世之后的小宗与奴隶主贵族的大宗逐渐疏远，也就成了“国人”的主体部分。“国人”与奴隶主贵族由于还保存着某种血缘关系，并以公社形式联系着，加上他们处于征服族的地位，因而便有着传统的参政权力。
里君相当于“牧”或“常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