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曾国藩意识--强国否？亡国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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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壶公评论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点击数： 398 更新时间：2009-12-4 顶 荐 【字体：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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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意识――强国否？亡国欤？
1911年10月10日 ，武昌起义爆发。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大总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1912年3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称“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满清灭亡了，一个野蛮部落的统治结束了，中国帝制终结。
辛亥革命，距离曾国藩和赵烈文聊天的时间不过50年；距离康有为的戊戌变法不过13年；距离张之洞总揽教育大权并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时间不过4年。
曾国藩意识――强国否？亡国欤？
有“中兴之臣”称誉的曾国藩面对这样的问题不免愕然。正如现代的、吴敬琏式的精英们――当他们为自己的新成就弹冠相庆的时候，如果有人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无疑是狗头淋血。
可惜，历史已经做出再明确不过的解答了――历史就是这样的残酷啊！
而且不是孤证――例如北宋王安石、蔡京的强国，南宋陈亮式的爱国，或南明遗事等等，都是论证了同一个主题：
为什么强国导向了亡国？
强国并非错误，强国之误在于它不是一个合理的社会应该有的第一主题，社会的第一主题是民生，无论古今中外的社会，都是如此。
民生，作为社会的第一主题，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旋律，《诗经》首章《大雅》之《生民》阐述的就是生民生生不息的主题；至于北宋理学家张横渠立言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再至于新中国的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再至于胡锦涛的“以人为本”。
民生作为第一主题观，贯穿于中国社会史的始终，也贯穿于人类史的始终。民生主题不能掩盖，更不能取代，包括以强国的名义。对于这一主题的违背只能导致失败，例如亡国。
－、曾国藩的生民观：
读《曾国藩传》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以后就不愿意看这本书。记得书中记载了曾国藩起兵时的一段故事，说的是曾国藩手下怀疑一个秀才是太平天国的探子，曾国藩明知道这是一个冤案，但是他认为应该杀之以警戒他人，于是这个秀才人头落地，于是曾国藩也有了曾剃头的称谓。
后来，民国总统蒋介石也效法曾国藩，用宁可错杀一千人，也不可放走一个共产党的方法发动了“4－12”政变；
再后来，国资委的掌门人李荣融还效法曾国藩，他论证，没有当年的下岗运动就没有后来的大好形势。。。。
等等。都是曾剃头生民观的延续。
只问目的，不论手段是曾国藩的生民观的特色，也是现代中国一些精英的行为特点。当然杀秀才只是曾剃头生民观的发端，而能够见证于文字的则是他的《讨粤匪檄》，载于《曾文正公全集》，全文共计1125字，字字沾血――字字沾滿千、万人的血――如果把曾剃头的生民观以其传承计，字字所沾之血又何止于千、万人！
曾国藩意识与后来的希特勒主义的共同之处，都在于他们把自己的行为包裹以一种高尚的目的，这种高尚的目的掩盖或取代了社会第一主题的生民观，于是成为一类恶势力尘嚣于世的精神力量。
二、《讨粤匪檄》的文过饰非：
首先《讨粤匪檄》慷慨激昂地宣示太平天国的罪责，他写到：
“逆贼洪秀全杨秀清称乱以来，於今五年矣。荼毒生灵数百余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
一些评论认为，曾国藩夸大洪、杨罪行，以确立自己的道德高地。这种说法是有点冤枉了曾国藩了，应该说，这是一个立场问题，只有这样的理解，才能明白为什么这一类人行事也堂堂皇皇。
曾国藩写出的是自己真实的感受。咸丰二年六月，曾国藩出任乡试主考官后回乡探亲，行至安徽太和县小池驿接到了母亲江氏去世的消息立即换服奔丧，由江西九江改道西上回乡。行至武汉时，曾国藩受阻于太平军攻长沙，故于岳州改走湘阴、宁乡。这段奔丧经历对曾国藩不能不有一个强刺激，这种强刺激在文人笔下自然演变为对太平军排斥异教、捣毁孔庙、焚烧书籍等行为的义愤。
以现代人性论的角度来评判历史上如同曾国藩类封建地主知识分子的感受，我们读明清之际的许多文人的论事，都有文过饰非的特性，尤其表现在民族和民生问题上。
在民族问题上，满清小部落政权为了自己的正名，在篡改历史上是无所不用其极的；而在民生问题上，自封建地主阶级的理论家王阳明之后，一些地主知识分子的言论也极尽颠倒是非之能事，名曰“致良知”，在他们目及之处没有事实，只有他们自己的感觉。
是谁“荼毒生灵数百余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
1864年曾国藩率湘军攻入天京，实行三光政策，见人即杀，见屋即烧，一座繁华的京城蹂躏成一片废墟，湘军杀害数十万人。太平天国时期南京人口有100万人，曾剃头屠城10多年后，南京人中还不足50万。
其后湘军四出，屠杀江南，其之一左宗棠就辗转江浙，入赣、入闽，一路上烧杀不绝。史载，太平天国之后，地处风暴中心的江南生灵涂炭，许多年之后，依然满目疮痍。苏南地区，二三十里，不见居民；浙江一省，道馑相望，饿殍遍野；皖南地区，“野无耕种，村无炊烟，市人肉以相食”；江西一省：数百里“不闻鸡犬声，惟见饿民僵毙于道”。。。。
复旦大学 葛剑雄 教授研究，从1851年到1865年，全国减少了1.12亿人，全中国的人口减少了1／4。又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人口1851年为4.3亿，1863年下降为2.3亿人。
近代江南，发生过三次惨案，其一为满清的屠杀，其典型为“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其二为曾国藩的大屠杀，其典型为天（南）京大屠杀；其三为侵华日军的南京大屠杀。
可惜，在文过饰非的中国文人的笔下，满清的屠杀被掩盖了，直到清末，人们才从日本的史料中了解这些史实；至于曾国藩的大屠杀则反而成为不世之功。中国文人如此，难怪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时有否定的意思。
三、曾国藩的机遇：
曾国藩眼中的所有残暴都是来自太平天国，但是，应该说曾国藩的愤怒与心机如果没有后来太平军屡挫满清八旗，满清政权不得不给他举兵平乱的机遇，曾国藩也只能如同前人吴伟业们谴责李自成一样，无非秀才人情纸一张。曾国藩胜出于吴伟业之处在于他得到了两个机遇，在这一方面甚至比明代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王阳明更加来得幸运。
两个机遇：
其一、洪秀全们的离经叛道。
曾国藩写到：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
“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
曾国藩说的是事实，太平天国的首领们对基督教的认识其实只能是囫囵吞枣，他们甚至不知道当其时的欧洲正在对自己的文化进行深刻的反思，他们的目的无非是反对旧政权――包括满清部落政权和它赖以欺骗国人的伪儒学。他们的理论不能说服人，甚至不能说服自己，以至于洪秀全自己的行为也乖张。
太平天国史载，洪秀全反对儒家典籍，意图扫地荡尽，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也曾开过科举，进考场的不过36人，可见其文化上的空白。
太平天国起义在文化上的失败导致其政治与军事上的失败。当天京面临大危机，洪秀全不愿听从李秀成的劝解，却自以为是地说：
“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尔要出外去，要在京，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的天兵多过于水，何惧者乎！尔怕死，便是会死。政事不与尔相干。王次兄勇王执掌，幼西王出令。有不遵幼西王令的，合朝诛之！”
洪秀全坚决地拒绝了从天京撤退的建议，天京附近的苏、浙军队则因天京无粮不肯前来，拯救太平天国的道路是被洪秀全自己愚昧和迷信截断了。
作为启蒙运动产生的一代人中的马克思，在1862年撰写的《中国记事》中评论太平天国：
“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
“给予民众的惊慌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慌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象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与停滞对立。显然，太平天国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而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太平天国运动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洪秀全接受的即不是基督教，更不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产物新教，而是以《圣经》作为“天书”拼凑他自己的“上帝说”，或者说洪秀全宣扬的其实是他自己创造的宗教。因此了解西方宗教，创建现代新理学的哲学大师冯友兰认为：“如果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中国将倒退几个世纪。”
对于这一个与现代意识不相容的神权与专制结合的政权，孙中山评曰：“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此曾国藩诸人所以得助满清中兴之绩也”。 （1）
据说，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曾说：“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2）
无论是马克思、孙中山还是毛泽东，对太平天国都是取肯定态度的，因为人民对专制政权的反抗，是18世纪之后人类社会的主旋律。但是，他们也不能不重视这样的事实：
满清在灭亡中国文化方面是相当成功的，一方面培养了曾国藩这样忠诚的奴才，另一方面却也造就无数如洪秀全类的愚昧民众，满清治下，遍地都是“赵本山”。
满清及其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思想家们都不能不正视中国社会因文化沉沦而沉疴不起的特点。梁启超是中国的普列汉诺夫，他预言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向是社会主义，但是他反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认为实行社会主义“要顺应本国现时社会的情况”（3），梁启超认为：“进步有等级，不能一蹴而就”。 1907年梁启超写到：“我国今当产业萎蘼时代，尚未有容此问题发生之余地。”（4）他正视了中国政治民主、公民素质与社会主义运动之间存在的差距。百年之后，尤其是文革之后，梁启超的观点已经为事实所证实，毛泽东也不能不郁郁而终。
曾国藩因为对手的愚昧而成功。湘军起兵时不过两万人，太平军已成燎原之势。但是湘军在作战中异常英勇，它的上层仕子为卫道而战，下层官兵为谋取暴利而战。
洪秀全们的离经叛道，为曾国藩轻易地绕过汉仕子反满心结提供了机遇，他写到：
“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曾国藩也轻易地掩盖农民起义所共有的声张民生的主题，把捍卫名教当成圣物而祭之为旗帜，他写到：
“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祗。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
在曾国藩时代，这种说法是很有蛊惑人心的作用。
曾国藩写到：
“粤匪焚郴州之学官，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朝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於冥冥之中者也。”
这种机会实在是吴伟业们难以得到的，因为“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同样是现代遗老遗少难以得到的，文革之后，一些遗老遗少谴责红卫兵破除“四旧”，虽然声色俱厉但是影响甚微，因为曾国藩之后百多年，人们对传统基本上持批判的态度。
只有曾国藩适逢其时了。
其二、太平天国大败满清军队为曾国藩起兵创造了机遇：
咸丰二年，太平天国的起义席卷南中国，滿清部落政权调集大量八旗、绿营加以镇压，可是这些腐朽的武装不堪一击。滿清部落政权不得不发布奖励团练的命令，企图利用地方地主武装协助来遏制太平天国，曾国藩的湘军应运而生。
咸丰三年，曾国藩在家乡湖南，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人际关系，建立了地方团练并组成湘军。1854年2月，湘军倾巢出动。曾国藩趾高气扬地声称：
“部堂奉天子命，统师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救我被掳之船只，找出被胁之民人。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祗雪被辱之憾。”
虽然曾国藩踌躇满志，但是满清小朝廷对于维护自己小部落专制的努力贯穿于满清一朝始终，虽然太平天国起义为曾国藩提供了一次崭露头角的机会，也只是满清小朝廷的一颗棋子。
曾国藩能够作为汉仕族的代表突破满清小朝廷的部落专制，得益于另外一次由天平天国提供的机遇，即1860年太平天国攻破江南大营之战。
1853年太平军定都南京后，满清即集中了八旗、绿营等最为精锐的部队组成江南大营、江北大营予以围困。1860年春，太平天国组织了第二次攻破江南大营之役。李秀成以“围魏救赵”之计，千里奔袭杭州，攻敌必救，诱使江南大营分兵救援，李秀成又间道返回天京，与陈玉成等部太平军乘敌之虚一举攻破江南大营。清兵或死或降，清军主将和春自杀，张国梁落水丧生，江苏巡抚徐有壬自杀身亡，两江总督何桂清被革职拿问，清政府寄予厚望的绿营主力一夜之间损失殆尽。
曾国藩的湘军因此机遇从战略助攻部队变成了战略主攻部队。
本来，湘军虽然在长江中游取得一系列胜利，但它只是体制外的军队，并没有得到满清的信任和依赖。在江南、江北大营被太平军击破后，满清小朝廷已经难以组织起平叛的力量，只能寄希望于湘军。曾国藩、左宗棠和胡林翼等人敏锐地意识地到了这一点，左宗棠禁不住感叹：“天意其有转机乎！”
左宗棠说：“江南大营将蹇兵罢，万不足以讨贼，得此一彻底洗荡，而后来者可以措手。”
果然如此，满清小朝廷不得不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全权负责长江中下游的“剿匪”战事。曾国藩与湘军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曾国藩把机遇、理论和他的人生观纠合在一起，以一种冠冕堂皇的姿态出现了，正如在《讨粤匪檄》写到的：
“是用传檄远近，咸使闻知。”曾国藩感觉到自己的号召力。
曾国藩希望以他的理论聚集各类人群，他分列数等：
1、“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
2、“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
3、“倘有仗义仁人，捐银助饷者，千金以内，给予实收部照，千金以上，专摺奏请优叙。”
4、“倘有久陷贼中，自找来归，杀其头目，以城来降者，本部堂收之帐下，奏受官爵。”
5、“倘有被胁经年，发长数寸，临阵弃械，徒手归诚者，一概免死，资遣回藉。”
能够把混乱的世事以这样清晣的各等分列出来，并且给于相应的刺激，后人是不能不欣佩曾国藩的干练的。尽管他只是一个“同进士”，但是他的对伦理道德研究之深刻也足以令人佩服。
四、《讨粤匪檄》立论基点之脆弱：
曾国藩在《讨粤匪檄》的结尾提出他的立论基点，他这样写到：
“在昔汉唐元明之末，群盗如毛，皆由主昏政乱，莫能削平。今天子忧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以列圣深厚之仁，讨暴虐无赖之贼，无论迟速，终归灭亡，不待智者而明矣。若尔披胁之人，甘心从逆，抗拒天诛，大兵一压，玉石俱焚，亦不能更为分别也。”
曾国藩的立论基点有二：
其一、确认满清部落政权的合法性，是汉唐元明的延续，是中国一个正统的皇朝；
其二、称赞“天子忧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以列圣深厚之仁，讨暴虐无赖之贼。”
我们当然不能认为曾国藩又在虚文伪饰，他很可能是真的这么看待满清政权的。但是却也证明，曾国藩确实与当其时的汉仕子有所不同，例如之前的龚自珍、魏源等等，例如之后的谭嗣同、梁启超等等。
而对这个嗜血野蛮的皇朝称赞有加，实在只能证明曾国藩自己的生民观，或者说曾国藩目中根本没有生民这一概念，有的只是皇权，更彻底地说，只有他自己的功名利禄。而围拢在他的周围的就是一群和他一样的趋炎附势的小人。
因此来读《讨粤匪檄》的最后一节：
“本部堂德薄能鲜，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长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难各忠臣烈士之魂，实鉴吾心，咸听吾言。檄到如律令，无忽！”
一个无视民族，无视民生的政客，谈什么“忠信”；又何以不惧“日月”和“鬼神”；一群苟且于名利的小人又何必论之“忠臣烈士之魂”？这就是曾国藩意识写在历史上的荒唐。
《讨粤匪檄》之立论基点是非常脆弱，即以曾国藩所卫之道――孔孟之道论之，也是如此。
孔子是反对暴政的：
在《论语》中，孔子和自己的学生曾经讨论季氏征伐颛臾的事件，孔子责备正在季氏手下当官的学生冉求说：“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季氏第十六》）虽然征讨颛臾是季氏而不是冉求，但是孔子仍然严厉地责备冉求的规劝不力。
孔子为君子儒和小人儒――儒学与儒术划出明确的界限：
孔子曾经教导他的学生子夏：“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雍也第六》）
何谓小人儒？孔子认为：“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阳货第十七》）或者说，君子儒学道为的是关爱民众，而小人儒所学仅仅是儒术，如同儒学在《讨粤匪檄》运用，只是用来欺世惑众。
孔子对于助纣之徒之愤恨溢于言表，如“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孔子愤怒地声讨：“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乡党第十》）
孔子与赵烈文一样，预言了曾国藩的失败的满清灭亡：
孔子曰：“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五、本节结束语：
曾国藩意识中的文人常常认为《讨粤匪檄》是一篇文采斐然的檄文。
中国史上，可谓文采斐然，而正气凛然的檄文大约有二篇：
其一、四千年前的殷周鼎革之际，周武王戎车三百辆，虎贲三百人，与受战于牧野，作《牧誓》。在《牧誓》中，周武王列举了商纣王的三大罪状：
1、“受惟妇言是用”（受小人、女人的摆布）；
2、“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不祭祀祖宗和上天，疏远亲朋忠臣，任用逃亡的罪犯。）
3、“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残暴地虐待百姓，奸宄之气滿商都）。
这篇檄文为后来中国社会的鼎革提供了经典的模式。
其二、1948年12月，毛泽东亲自为新华社撰写《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提出要用革命的方式，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这篇向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发出最后决战的檄文催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了社会大众蒙受奴役的历史，为人民共和国打开了序幕，也为人类的解放提出了中国模式。
读此二篇檄文，有“状直憯凄惏栗，清凉增欷。清清泠泠，愈病析酲，发明耳目，宁体便人。”之感，宋玉说“此所谓大王之雄风也。”信其然也。
又两篇见于汉唐，从文学价值说，真还是不世杰作。
其一、汉魏时期“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所作《为袁绍檄豫州文》，是声讨曹操的檄文，其文采为历来文人盛赞。
该文起始即气贯长虹，如“盖闻明主图危以制变，忠臣虑难以立权。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立非常之功。”
而对曹操的抨击字字如箭：“操便放志：专行胁迁，当御省禁；卑侮王室，败法乱纪；坐领三台，专制朝政；爵赏由心，弄戮在口；所爱光五宗，所恶灭三族；群谈者受显诛，腹议者蒙隐戮;百僚钳口，道路以目。。。。操欲迷夺时明，杜绝言路，擅收立杀，不俟报国。”
据说曹操读了此章，头疯病发作，也是趣事。
其二、初唐四杰的大诗人骆宾王的《讨武氏檄》
684年（嗣圣元年），武则天废中宗自立。 9月，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反对武则天，骆宾王起草《讨武氏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他先把武则天说得一无是处：
“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
续后声言：
“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暗鸣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
再有名言：“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震撼千古。
其意气慷慨激昂，冲突山河。据说，武则天读至“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惊问：“这是谁写的？”知道是骆宾王之作，武则天叹曰：“宰相安得失此人？”
读此二篇檄文，是有“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缘泰山之阿，舞于松柏之下。飘忽淜滂，激飚熛怒，耾耾雷声，回穴错迕。蹶石伐木，梢杀林莽。。。。”的感觉。
当然，重其文采，就其事件而言于历史倒没有什么令人惊讶之处。
相以较之，读曾国藩的《讨粤匪檄》，有“状直憞溷郁邑，殴温致湿，中心惨怛，生病造热，中唇为胗，得目为蔑，啖齰嗽获，死生不卒。”的感觉，宋玉说“此所谓庶人之雌风也。”如果说是“小人之风”就更明确了一些了。
要把曾国藩的《讨粤匪檄》收入文采斐然的檄文之列，似乎太难。毕竟矫情饰诈之词不可用；疾声厉色之态不可学；极武穷兵之举不可行。刘勰论文“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徵也。”（5）曾国藩既然无生民之念，其文不仅仅无骨、无义更无趣。
曾国藩之声，亡国之声，看戊戌变法之前页，变法失败与满清灭亡都在数中。
壶公评论写于09－12 于麒麟山下
全文发表于《学习与思考》http://lonh.q.sohu.com
关键字：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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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意识――强国否？亡国欤？
1911年10月10日 ，武昌起义爆发。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大总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1912年3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称“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满清灭亡了，一个野蛮部落的统治结束了，中国帝制终结。
辛亥革命，距离曾国藩和赵烈文聊天的时间不过50年；距离康有为的戊戌变法不过13年；距离张之洞总揽教育大权并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时间不过4年。
曾国藩意识――强国否？亡国欤？
有“中兴之臣”称誉的曾国藩面对这样的问题不免愕然。正如现代的、吴敬琏式的精英们――当他们为自己的新成就弹冠相庆的时候，如果有人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无疑是狗头淋血。
可惜，历史已经做出再明确不过的解答了――历史就是这样的残酷啊！
而且不是孤证――例如北宋王安石、蔡京的强国，南宋陈亮式的爱国，或南明遗事等等，都是论证了同一个主题：
为什么强国导向了亡国？
强国并非错误，强国之误在于它不是一个合理的社会应该有的第一主题，社会的第一主题是民生，无论古今中外的社会，都是如此。
民生，作为社会的第一主题，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旋律，《诗经》首章《大雅》之《生民》阐述的就是生民生生不息的主题；至于北宋理学家张横渠立言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再至于新中国的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再至于胡锦涛的“以人为本”。
民生作为第一主题观，贯穿于中国社会史的始终，也贯穿于人类史的始终。民生主题不能掩盖，更不能取代，包括以强国的名义。对于这一主题的违背只能导致失败，例如亡国。
－、曾国藩的生民观：
读《曾国藩传》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以后就不愿意看这本书。记得书中记载了曾国藩起兵时的一段故事，说的是曾国藩手下怀疑一个秀才是太平天国的探子，曾国藩明知道这是一个冤案，但是他认为应该杀之以警戒他人，于是这个秀才人头落地，于是曾国藩也有了曾剃头的称谓。
后来，民国总统蒋介石也效法曾国藩，用宁可错杀一千人，也不可放走一个共产党的方法发动了“4－12”政变；
再后来，国资委的掌门人李荣融还效法曾国藩，他论证，没有当年的下岗运动就没有后来的大好形势。。。。
等等。都是曾剃头生民观的延续。
只问目的，不论手段是曾国藩的生民观的特色，也是现代中国一些精英的行为特点。当然杀秀才只是曾剃头生民观的发端，而能够见证于文字的则是他的《讨粤匪檄》，载于《曾文正公全集》，全文共计1125字，字字沾血――字字沾滿千、万人的血――如果把曾剃头的生民观以其传承计，字字所沾之血又何止于千、万人！
曾国藩意识与后来的希特勒主义的共同之处，都在于他们把自己的行为包裹以一种高尚的目的，这种高尚的目的掩盖或取代了社会第一主题的生民观，于是成为一类恶势力尘嚣于世的精神力量。
二、《讨粤匪檄》的文过饰非：
首先《讨粤匪檄》慷慨激昂地宣示太平天国的罪责，他写到：
“逆贼洪秀全杨秀清称乱以来，於今五年矣。荼毒生灵数百余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
一些评论认为，曾国藩夸大洪、杨罪行，以确立自己的道德高地。这种说法是有点冤枉了曾国藩了，应该说，这是一个立场问题，只有这样的理解，才能明白为什么这一类人行事也堂堂皇皇。
曾国藩写出的是自己真实的感受。咸丰二年六月，曾国藩出任乡试主考官后回乡探亲，行至安徽太和县小池驿接到了母亲江氏去世的消息立即换服奔丧，由江西九江改道西上回乡。行至武汉时，曾国藩受阻于太平军攻长沙，故于岳州改走湘阴、宁乡。这段奔丧经历对曾国藩不能不有一个强刺激，这种强刺激在文人笔下自然演变为对太平军排斥异教、捣毁孔庙、焚烧书籍等行为的义愤。
以现代人性论的角度来评判历史上如同曾国藩类封建地主知识分子的感受，我们读明清之际的许多文人的论事，都有文过饰非的特性，尤其表现在民族和民生问题上。
在民族问题上，满清小部落政权为了自己的正名，在篡改历史上是无所不用其极的；而在民生问题上，自封建地主阶级的理论家王阳明之后，一些地主知识分子的言论也极尽颠倒是非之能事，名曰“致良知”，在他们目及之处没有事实，只有他们自己的感觉。
是谁“荼毒生灵数百余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
1864年曾国藩率湘军攻入天京，实行三光政策，见人即杀，见屋即烧，一座繁华的京城蹂躏成一片废墟，湘军杀害数十万人。太平天国时期南京人口有100万人，曾剃头屠城10多年后，南京人中还不足50万。
其后湘军四出，屠杀江南，其之一左宗棠就辗转江浙，入赣、入闽，一路上烧杀不绝。史载，太平天国之后，地处风暴中心的江南生灵涂炭，许多年之后，依然满目疮痍。苏南地区，二三十里，不见居民；浙江一省，道馑相望，饿殍遍野；皖南地区，“野无耕种，村无炊烟，市人肉以相食”；江西一省：数百里“不闻鸡犬声，惟见饿民僵毙于道”。。。。
复旦大学 葛剑雄 教授研究，从1851年到1865年，全国减少了1.12亿人，全中国的人口减少了1／4。又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人口1851年为4.3亿，1863年下降为2.3亿人。
近代江南，发生过三次惨案，其一为满清的屠杀，其典型为“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其二为曾国藩的大屠杀，其典型为天（南）京大屠杀；其三为侵华日军的南京大屠杀。
可惜，在文过饰非的中国文人的笔下，满清的屠杀被掩盖了，直到清末，人们才从日本的史料中了解这些史实；至于曾国藩的大屠杀则反而成为不世之功。中国文人如此，难怪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时有否定的意思。
三、曾国藩的机遇：
曾国藩眼中的所有残暴都是来自太平天国，但是，应该说曾国藩的愤怒与心机如果没有后来太平军屡挫满清八旗，满清政权不得不给他举兵平乱的机遇，曾国藩也只能如同前人吴伟业们谴责李自成一样，无非秀才人情纸一张。曾国藩胜出于吴伟业之处在于他得到了两个机遇，在这一方面甚至比明代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王阳明更加来得幸运。
两个机遇：
其一、洪秀全们的离经叛道。
曾国藩写到：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
“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
曾国藩说的是事实，太平天国的首领们对基督教的认识其实只能是囫囵吞枣，他们甚至不知道当其时的欧洲正在对自己的文化进行深刻的反思，他们的目的无非是反对旧政权――包括满清部落政权和它赖以欺骗国人的伪儒学。他们的理论不能说服人，甚至不能说服自己，以至于洪秀全自己的行为也乖张。
太平天国史载，洪秀全反对儒家典籍，意图扫地荡尽，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也曾开过科举，进考场的不过36人，可见其文化上的空白。
太平天国起义在文化上的失败导致其政治与军事上的失败。当天京面临大危机，洪秀全不愿听从李秀成的劝解，却自以为是地说：
“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尔要出外去，要在京，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的天兵多过于水，何惧者乎！尔怕死，便是会死。政事不与尔相干。王次兄勇王执掌，幼西王出令。有不遵幼西王令的，合朝诛之！”
洪秀全坚决地拒绝了从天京撤退的建议，天京附近的苏、浙军队则因天京无粮不肯前来，拯救太平天国的道路是被洪秀全自己愚昧和迷信截断了。
作为启蒙运动产生的一代人中的马克思，在1862年撰写的《中国记事》中评论太平天国：
“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
“给予民众的惊慌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慌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象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与停滞对立。显然，太平天国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而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太平天国运动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洪秀全接受的即不是基督教，更不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产物新教，而是以《圣经》作为“天书”拼凑他自己的“上帝说”，或者说洪秀全宣扬的其实是他自己创造的宗教。因此了解西方宗教，创建现代新理学的哲学大师冯友兰认为：“如果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中国将倒退几个世纪。”
对于这一个与现代意识不相容的神权与专制结合的政权，孙中山评曰：“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此曾国藩诸人所以得助满清中兴之绩也”。 （1）
据说，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曾说：“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2）
无论是马克思、孙中山还是毛泽东，对太平天国都是取肯定态度的，因为人民对专制政权的反抗，是18世纪之后人类社会的主旋律。但是，他们也不能不重视这样的事实：
满清在灭亡中国文化方面是相当成功的，一方面培养了曾国藩这样忠诚的奴才，另一方面却也造就无数如洪秀全类的愚昧民众，满清治下，遍地都是“赵本山”。
满清及其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思想家们都不能不正视中国社会因文化沉沦而沉疴不起的特点。梁启超是中国的普列汉诺夫，他预言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向是社会主义，但是他反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认为实行社会主义“要顺应本国现时社会的情况”（3），梁启超认为：“进步有等级，不能一蹴而就”。 1907年梁启超写到：“我国今当产业萎蘼时代，尚未有容此问题发生之余地。”（4）他正视了中国政治民主、公民素质与社会主义运动之间存在的差距。百年之后，尤其是文革之后，梁启超的观点已经为事实所证实，毛泽东也不能不郁郁而终。
曾国藩因为对手的愚昧而成功。湘军起兵时不过两万人，太平军已成燎原之势。但是湘军在作战中异常英勇，它的上层仕子为卫道而战，下层官兵为谋取暴利而战。
洪秀全们的离经叛道，为曾国藩轻易地绕过汉仕子反满心结提供了机遇，他写到：
“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曾国藩也轻易地掩盖农民起义所共有的声张民生的主题，把捍卫名教当成圣物而祭之为旗帜，他写到：
“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祗。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
在曾国藩时代，这种说法是很有蛊惑人心的作用。
曾国藩写到：
“粤匪焚郴州之学官，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朝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於冥冥之中者也。”
这种机会实在是吴伟业们难以得到的，因为“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同样是现代遗老遗少难以得到的，文革之后，一些遗老遗少谴责红卫兵破除“四旧”，虽然声色俱厉但是影响甚微，因为曾国藩之后百多年，人们对传统基本上持批判的态度。
只有曾国藩适逢其时了。
其二、太平天国大败满清军队为曾国藩起兵创造了机遇：
咸丰二年，太平天国的起义席卷南中国，滿清部落政权调集大量八旗、绿营加以镇压，可是这些腐朽的武装不堪一击。滿清部落政权不得不发布奖励团练的命令，企图利用地方地主武装协助来遏制太平天国，曾国藩的湘军应运而生。
咸丰三年，曾国藩在家乡湖南，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人际关系，建立了地方团练并组成湘军。1854年2月，湘军倾巢出动。曾国藩趾高气扬地声称：
“部堂奉天子命，统师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救我被掳之船只，找出被胁之民人。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祗雪被辱之憾。”
虽然曾国藩踌躇满志，但是满清小朝廷对于维护自己小部落专制的努力贯穿于满清一朝始终，虽然太平天国起义为曾国藩提供了一次崭露头角的机会，也只是满清小朝廷的一颗棋子。
曾国藩能够作为汉仕族的代表突破满清小朝廷的部落专制，得益于另外一次由天平天国提供的机遇，即1860年太平天国攻破江南大营之战。
1853年太平军定都南京后，满清即集中了八旗、绿营等最为精锐的部队组成江南大营、江北大营予以围困。1860年春，太平天国组织了第二次攻破江南大营之役。李秀成以“围魏救赵”之计，千里奔袭杭州，攻敌必救，诱使江南大营分兵救援，李秀成又间道返回天京，与陈玉成等部太平军乘敌之虚一举攻破江南大营。清兵或死或降，清军主将和春自杀，张国梁落水丧生，江苏巡抚徐有壬自杀身亡，两江总督何桂清被革职拿问，清政府寄予厚望的绿营主力一夜之间损失殆尽。
曾国藩的湘军因此机遇从战略助攻部队变成了战略主攻部队。
本来，湘军虽然在长江中游取得一系列胜利，但它只是体制外的军队，并没有得到满清的信任和依赖。在江南、江北大营被太平军击破后，满清小朝廷已经难以组织起平叛的力量，只能寄希望于湘军。曾国藩、左宗棠和胡林翼等人敏锐地意识地到了这一点，左宗棠禁不住感叹：“天意其有转机乎！”
左宗棠说：“江南大营将蹇兵罢，万不足以讨贼，得此一彻底洗荡，而后来者可以措手。”
果然如此，满清小朝廷不得不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全权负责长江中下游的“剿匪”战事。曾国藩与湘军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曾国藩把机遇、理论和他的人生观纠合在一起，以一种冠冕堂皇的姿态出现了，正如在《讨粤匪檄》写到的：
“是用传檄远近，咸使闻知。”曾国藩感觉到自己的号召力。
曾国藩希望以他的理论聚集各类人群，他分列数等：
1、“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
2、“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
3、“倘有仗义仁人，捐银助饷者，千金以内，给予实收部照，千金以上，专摺奏请优叙。”
4、“倘有久陷贼中，自找来归，杀其头目，以城来降者，本部堂收之帐下，奏受官爵。”
5、“倘有被胁经年，发长数寸，临阵弃械，徒手归诚者，一概免死，资遣回藉。”
能够把混乱的世事以这样清晣的各等分列出来，并且给于相应的刺激，后人是不能不欣佩曾国藩的干练的。尽管他只是一个“同进士”，但是他的对伦理道德研究之深刻也足以令人佩服。
四、《讨粤匪檄》立论基点之脆弱：
曾国藩在《讨粤匪檄》的结尾提出他的立论基点，他这样写到：
“在昔汉唐元明之末，群盗如毛，皆由主昏政乱，莫能削平。今天子忧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以列圣深厚之仁，讨暴虐无赖之贼，无论迟速，终归灭亡，不待智者而明矣。若尔披胁之人，甘心从逆，抗拒天诛，大兵一压，玉石俱焚，亦不能更为分别也。”
曾国藩的立论基点有二：
其一、确认满清部落政权的合法性，是汉唐元明的延续，是中国一个正统的皇朝；
其二、称赞“天子忧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以列圣深厚之仁，讨暴虐无赖之贼。”
我们当然不能认为曾国藩又在虚文伪饰，他很可能是真的这么看待满清政权的。但是却也证明，曾国藩确实与当其时的汉仕子有所不同，例如之前的龚自珍、魏源等等，例如之后的谭嗣同、梁启超等等。
而对这个嗜血野蛮的皇朝称赞有加，实在只能证明曾国藩自己的生民观，或者说曾国藩目中根本没有生民这一概念，有的只是皇权，更彻底地说，只有他自己的功名利禄。而围拢在他的周围的就是一群和他一样的趋炎附势的小人。
因此来读《讨粤匪檄》的最后一节：
“本部堂德薄能鲜，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长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难各忠臣烈士之魂，实鉴吾心，咸听吾言。檄到如律令，无忽！”
一个无视民族，无视民生的政客，谈什么“忠信”；又何以不惧“日月”和“鬼神”；一群苟且于名利的小人又何必论之“忠臣烈士之魂”？这就是曾国藩意识写在历史上的荒唐。
《讨粤匪檄》之立论基点是非常脆弱，即以曾国藩所卫之道――孔孟之道论之，也是如此。
孔子是反对暴政的：
在《论语》中，孔子和自己的学生曾经讨论季氏征伐颛臾的事件，孔子责备正在季氏手下当官的学生冉求说：“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季氏第十六》）虽然征讨颛臾是季氏而不是冉求，但是孔子仍然严厉地责备冉求的规劝不力。
孔子为君子儒和小人儒――儒学与儒术划出明确的界限：
孔子曾经教导他的学生子夏：“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雍也第六》）
何谓小人儒？孔子认为：“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阳货第十七》）或者说，君子儒学道为的是关爱民众，而小人儒所学仅仅是儒术，如同儒学在《讨粤匪檄》运用，只是用来欺世惑众。
孔子对于助纣之徒之愤恨溢于言表，如“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孔子愤怒地声讨：“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乡党第十》）
孔子与赵烈文一样，预言了曾国藩的失败的满清灭亡：
孔子曰：“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五、本节结束语：
曾国藩意识中的文人常常认为《讨粤匪檄》是一篇文采斐然的檄文。
中国史上，可谓文采斐然，而正气凛然的檄文大约有二篇：
其一、四千年前的殷周鼎革之际，周武王戎车三百辆，虎贲三百人，与受战于牧野，作《牧誓》。在《牧誓》中，周武王列举了商纣王的三大罪状：
1、“受惟妇言是用”（受小人、女人的摆布）；
2、“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不祭祀祖宗和上天，疏远亲朋忠臣，任用逃亡的罪犯。）
3、“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残暴地虐待百姓，奸宄之气滿商都）。
这篇檄文为后来中国社会的鼎革提供了经典的模式。
其二、1948年12月，毛泽东亲自为新华社撰写《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提出要用革命的方式，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这篇向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发出最后决战的檄文催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了社会大众蒙受奴役的历史，为人民共和国打开了序幕，也为人类的解放提出了中国模式。
读此二篇檄文，有“状直憯凄惏栗，清凉增欷。清清泠泠，愈病析酲，发明耳目，宁体便人。”之感，宋玉说“此所谓大王之雄风也。”信其然也。
又两篇见于汉唐，从文学价值说，真还是不世杰作。
其一、汉魏时期“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所作《为袁绍檄豫州文》，是声讨曹操的檄文，其文采为历来文人盛赞。
该文起始即气贯长虹，如“盖闻明主图危以制变，忠臣虑难以立权。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立非常之功。”
而对曹操的抨击字字如箭：“操便放志：专行胁迁，当御省禁；卑侮王室，败法乱纪；坐领三台，专制朝政；爵赏由心，弄戮在口；所爱光五宗，所恶灭三族；群谈者受显诛，腹议者蒙隐戮;百僚钳口，道路以目。。。。操欲迷夺时明，杜绝言路，擅收立杀，不俟报国。”
据说曹操读了此章，头疯病发作，也是趣事。
其二、初唐四杰的大诗人骆宾王的《讨武氏檄》
684年（嗣圣元年），武则天废中宗自立。 9月，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反对武则天，骆宾王起草《讨武氏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他先把武则天说得一无是处：
“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
续后声言：
“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暗鸣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
再有名言：“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震撼千古。
其意气慷慨激昂，冲突山河。据说，武则天读至“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惊问：“这是谁写的？”知道是骆宾王之作，武则天叹曰：“宰相安得失此人？”
读此二篇檄文，是有“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缘泰山之阿，舞于松柏之下。飘忽淜滂，激飚熛怒，耾耾雷声，回穴错迕。蹶石伐木，梢杀林莽。。。。”的感觉。
当然，重其文采，就其事件而言于历史倒没有什么令人惊讶之处。
相以较之，读曾国藩的《讨粤匪檄》，有“状直憞溷郁邑，殴温致湿，中心惨怛，生病造热，中唇为胗，得目为蔑，啖齰嗽获，死生不卒。”的感觉，宋玉说“此所谓庶人之雌风也。”如果说是“小人之风”就更明确了一些了。
要把曾国藩的《讨粤匪檄》收入文采斐然的檄文之列，似乎太难。毕竟矫情饰诈之词不可用；疾声厉色之态不可学；极武穷兵之举不可行。刘勰论文“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徵也。”（5）曾国藩既然无生民之念，其文不仅仅无骨、无义更无趣。
曾国藩之声，亡国之声，看戊戌变法之前页，变法失败与满清灭亡都在数中。
壶公评论写于09－12 于麒麟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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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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