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最后的士大夫、洋博士兼革命者

最后的士大夫、洋博士兼革命者
他是把《史记》推向西方世界的第一人，他翻译的《鲁迅选集》是外国的高校教学研究通常采用的蓝本，他与夫人合作翻译的三卷本《红楼梦》，是西方世界最认可的《红楼梦》译本……他，就是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集“士大夫”、“洋博士”和“革命者”于一身的知识分子、翻译家杨宪益。
11月23日，翻译家杨宪益在北京去世，享年95岁。今年8月，《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蒯乐昊采访杨老，其一生令人慨叹。
《离骚》可以翻译吗？
杨宪益生于1915年，是天津中国银行行长唯一的儿子。父亲去世以后，只有七八岁的他就须穿戴整齐，以父亲的名义出席董事会。但这一份丰厚的家产很快被两个叔叔的投机生意亏空，到1949年解放时，杨家的房产田地已经卖得罄尽，银行存款实际也化为乌有。
中学毕业以后的杨宪益随师长和朋友一起前往英国牛津求学，彼时牛津每年只接受一位亚裔学生，在得知杨宪益只用了5个月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就通过入学考试时，学校的官员认为他一定是侥幸过关，并坚持让他推迟一年入学。他用这一年时间游历了欧洲大陆，阅读了大量书籍。从幼年起，杨宪益就不是一个用功读书的人，在牛津他学习成绩并不出色，他把精力全部投入到自己感兴趣的书籍和社会活动之中，其文采和聪慧在牛津却有口皆碑。
出于好玩，他在牛津一口气把《离骚》按照英国18世纪的英雄双行体的格式翻译了出来。这一年，他24岁，这是他第一次接触翻译，他在翻译中显示出来的磅礴才华和独立性，让英国人大吃一惊。现在，这首译诗还作为经典，屹立在欧洲各大学的图书馆书架上。
1953年，杨宪益作为政协特邀委员，跟一群科学家、艺术家一起接受毛主席接见。周恩来总理当时特别对毛主席说：这是一位翻译家，已经把《离骚》译成了英文。毛主席热爱中国古典诗歌，《离骚》正是毛主席最喜爱的作品之一。杨宪益曾经回忆，当时毛主席伸出手掌和他热烈地握了握，问：“你觉得《离骚》能够翻译吗，嗯？”“主席，谅必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可以翻译的吧？”杨宪益不假思索地回答。
夫妻齐心，佳作迭出
在牛津毕业并取得荣誉学位以后，杨宪益迫不及待地回国了。留学7年，他在天津的大家庭已经坐吃山空，回来时，他赚得美人归——妻子戴乃迭陪在他的身边。
戴乃迭是杨宪益法国文学课上的同学，她出生在中国，父亲是一位传教士，曾经在燕京大学教书，并为中国的地方工会工作过。乃迭从小对中国怀着别样的情感。可当她再次回到中国，这个家园已经充满了战乱和贫穷，物资匮乏，人民流离失所，许多知识分子跟他们一样，怀揣一张任教的聘书，身无长物，颠簸在深入内地的旅途上。
虽然没有加入中国籍，戴乃迭却一直把丈夫的祖国当成了自己的国家。她学会了中文，还会写一笔正楷小字，能仿《唐人说荟》，用文言写小故事。婚后，戴乃迭与杨宪益应贵阳师院之邀去教书。贵阳地处偏远，生活艰苦，医疗条件差。1942年8月，儿子杨烨出生，此时他们已在光华大学执教。无奈工资低物价贵，日子过得相当拮据。直至1943年秋，他们经卢冀野（卢前）介绍到梁实秋主持的北碚国立编译馆工作，生活才有转机。杨宪益、戴乃迭联手，历时3年将《资治通鉴》译成英文。在以后的半个世纪时间里，夫妻俩联袂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从先秦散文到《水浒》、《红楼梦》，达百余种。戴乃迭与丈夫合作翻译的三卷本《红楼梦》，与英国两位汉学家合译的五卷本（译名《石头记》）一并，成为西方世界最认可的《红楼梦》译本。戴乃迭还翻译了《离骚》、《资治通鉴》、《长生殿》、《牡丹亭》、《宋元话本选》、《唐宋诗歌文选》、《魏晋南北朝小说选》、《老残游记》、《儒林外史》等经典作品。
1945年抗战胜利，10月，他们的大女儿杨荧出生。1946年秋，杨宪益夫妇随编译馆迁往南京。1949年南京解放。杨宪益此时已是民革南京市负责人之一，后被任命为市政协副秘书长。1952年夏，北京又来一纸调令，作为“政治任务”，戴乃迭与杨宪益被征调进京参加“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担任翻译工作。到京不久，他们又被抽调为宋庆龄编辑英文版《为新中国而奋斗》。这以后，他们夫妇在外文出版社社长刘尊棋麾下，尽心尽力从事中译英的翻译工作，戴乃迭作为外国专家，工资高达同事的五六倍之多，生活优裕。那些年，他们的身心是愉悦的。
身陷政治囹圄
早在入狱之前，杨宪益和戴乃迭已经遭受了很长时间的政治敌意。杨宪益翻译的一本中国古代文学简史是山东一位教授写的，这位教授效法（前）苏联的《联共党史》，在文学史每一章结尾都整篇整段地引用毛主席的话。杨宪益认为这种写法完全不符合国外读者的需要，于是征得编辑同意，把语录统统删掉。在审查中，人们发现，他居然敢删除毛主席语录，都震惊得目瞪口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瞬间席卷全国，批斗的矛头很快从领导普及到了杨宪益这样的“专家”和“坏分子”。杨宪益开始出现轻微的神经分裂征兆，他常有幻听，并产生迫害妄想。而戴乃迭所面临的是孤独与不信任，所有的同事都不再与这个金色头发的外国人说话，她走到哪里都碰到敌意的眼神，人们像躲避瘟疫一样地躲着她，有些激进的学生甚至当着她的面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
1968年4月30日晚，杨宪益和戴乃迭被秘密逮捕，戴乃迭被怀疑是“帝国主义特务”，可是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支持，也没有人给戴乃迭一个明确的说法，他们就糊里糊涂地蹲了4年大牢。
在狱中，杨宪益依然保持着对政治的敏感，1971年9月，林彪事件突然发生，但是监狱里的犯人对外面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按照惯例，每年国庆节的那一天，准许犯人从收音机里收听天安门广场的庆祝广播，这一年，杨宪益注意到，林彪没有照常出来，甚至连名字都没有被提及。
他很快捕捉到了这一信号，并寻找到了佐证：党报《人民日报》上刊登的外国贺电，西哈努克亲王的贺电只发给毛主席和周总理两人，这是极不寻常的。杨宪益思索片刻，就拿起自己的“红宝书”，把第一页林彪写的前言撕掉了。
一周以后，看守走进牢房，要求大家把自己的“红宝书”统统交上来，当他拿到杨宪益的那本时，发现林彪的前言已经不见了。看守大惑不解，又翻看了一遍，还是找不到那篇前言。他什么话都没有说，就把那本小红书扔还给杨宪益，而把其他所有犯人的书都带走了。
这一举动使全体犯人都觉得很奇怪，杨宪益暗自得意，他告诉狱友，外面可能快要变天了。
1972年春天，杨宪益出狱了。
最后的士大夫
杨宪益出狱后不久，戴乃迭也被无罪释放了，在政治高压的年代里，这对异国夫妻的代价无疑是巨大的。杨宪益最疼爱的儿子杨烨，因为“文革”中受到父亲的牵连，逐渐神经分裂，在姨妈家中用汽油点火自焚。这成为一生恩爱的杨戴二人之间永恒的隔阂。
“文革”结束以后，杨宪益的政治生涯得到了延续，他的学术抱负也得以施展，在这段时间里，他除了跟乃迭继续翻译作品，还常有机会与友人聚会和旅行，写下了不少痛快淋漓的诗作。杨宪益自嘲是：“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这一段时间中，杨老的精神是愉快的，经常来往的好朋友有廖冰兄、黄苗子、黄永玉、丁聪、新凤霞、郁风……除了相伴出游，他们在诗文书画上也互有酬答。
晚年的戴乃迭受困于老年痴呆症，于1999年去世。
（摘编自《南方人物周刊》、《广州日报》、《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