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魂归中国

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司徒雷登逝世46年之后，他的骨灰于2008年11月17日，安葬于杭州市北的半山镇安贤园，昔日燕京大学的学生已是耄耋之年，在中国南方煦暖的冬日迎接老校长回到出生地杭州，美国现任驻华大使雷德也出席了骨灰安放仪式。
这个在中国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美国传教士，被新中国领袖毛泽东 “钦点”之后，成了美帝国主义侵华政策失败的象征。他在中国办了27年教育，为抗日坐牢近4年，使他的国际声望如日中天。他常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之后，成了美帝国主义侵华政策失败的象征。他在中国办了27年教育，为抗日坐牢近4年，使他的国际声望如日中天。他常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
司徒雷登更像一位杭州人，杭州话比美语更流利，他1876年在杭州耶稣堂弄出生地的那幢两层小楼三年前已对游人开放。
现在，杭州又多了一处凭吊司徒雷登的处所，杭城北部半山镇半山生态公墓安贤园，一座新立的墓碑上简单地概括了他的一生：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司徒雷登与中国的早期高等教育有不解之缘，在筹备之江 (即钱塘江)大学后，他又于1919年被聘为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司徒雷登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大学建成了一所 “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Free－domThrough Truth ForService)的著名大学。
几乎没什么人支持司徒雷登到北京接手这个烂摊子，朋友中只有后来创办了《时代》周刊的享利·卢斯博士支持他北上履新，不过卢斯提醒说：上任前先了解一下财政状况。
燕京大学著名校友冰心的老师包贵思女士1936年写《司徒雷登博士传略》时，提到了当时的财政问题：“那时的燕大是一无可取。我们很局促地住在城内，没有教员也没有设备，学生不到百人，教员中只有两位中国人。许多西方教员，不合于大学教授的条件。”更要命的是“常年经费有一半是落空的”。驱使司徒雷登成行的，是他多年来想在中国办一所好大学的愿望。
燕京大学缺钱，但金钱不是唯一能够成就燕京大学的条件。它还需要一位灵魂人物，一批有影响力的学术导师。于是，司徒雷登很快就请到刘廷芳、洪业等人，在20世纪20年代初，由顾随、容庚、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撑起美国人”。魂人物，一批有影响力的学术导师。于是，司徒雷登很快就请到刘廷芳、洪业等人，在20世纪20年代初，由顾随、容庚、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撑起了国文系，陈垣、邓文如、顾颉刚等创办了历史系。
司徒雷登得知美国铝业大王霍尔为教育捐赠了大笔遗产，并有一部分指定用于研究中国文化。遗嘱规定，这笔基金需由一所美国大学和一所中国大学联合组成一个机构才能执行该计划。最初的幸运儿是蔡元培的 “北京大学”，在卢斯的引荐下，司徒雷登与霍尔遗嘱执行人克里夫兰律师谈得 “一身冷汗”，不过，这身汗换来了第一年50万美元的经费，条件是一年后必须让克里夫兰认为，燕京大学是 “一所值得支持的大学”。第二年，律师兑现的不是承诺中的50万美元，而是150万美元。
尽管学校发展令合作方满意，但司徒雷登自己也明白，以燕京大学起步时期的实力，联姻世界一流地位的哈佛大学，实在是一件幸运而令人得意的事情。这样高的起步，使燕京大学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成为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齐名的综合性大学。
“九·一八”事变爆发，走在燕大游行队伍最前方带头喊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正是杭州口音的司徒教务长。抗战期间，这位有风骨的美国知识分子拒绝与日本合作被关了3年零8个月，虽然没把牢底坐穿，但却使他个人的声望如日中天。
虽然在政治上，司徒雷登不认同共产党，然而在抗战年代，抗日以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却能在燕园自由出版，他本人也同情、保护和转移了不少抗日志士。对于这些，共产党人并没有忘记，毛泽东抗战胜利后在重庆第一次见到司徒雷登时，还向其热情地表示过：“久仰！久仰！你们燕大同学在我们那边工作得很好啊！” 雷登时，还向其热情地表示过：“久仰！久仰！你们燕大同学在我们那边工作得很好啊！”
正是由于司徒雷登卷入中国政治之深，造成了中国人多年来对他嘲讽。司徒雷登在中国的最后三年，1946至1949年作为美国驻华大使的身份，始终尴尬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之中。
历史以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四万万同胞的胜利，结束了20世纪的上半叶，胜利者毛泽东一篇气势恢弘的《别了，司徒雷登》宣告一个半殖民半封建时代的终结，也使这位在他的祖国几乎无人了解的美国人，在中国具有了美国侵华政策彻底失败的符号意义。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不情愿地离开他生活过半个世纪的土地，登机回国。作家傅国涌说，在8月2日回国之前，司徒雷登曾经通过左、中、右几条渠道，希望能接触到毛泽东和周恩来，向中共表示他想留下的愿望。这些天来，日记中出现最多的就是“等待”。北京也曾同意安排会面，后来又生枝节，美国国内对尚未成立的新中国持观望态度，各派分歧很大。
就在回国的飞机上，他看到了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明白了自己完全是一只政策失误的替罪羊。司徒雷登回美国后的境遇更为不堪，美国政府对他下了 “封口令”，反共排外的麦卡锡主义迫害接踵而至。
（据《新世纪周刊》杨东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