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自述：孙中山建议赴美 他为何选择德国？

《朱德自述》内容简介
本书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专家编辑整理，集纳了朱德1937年春在延安先后接受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尼姆·威尔斯（即海伦·福斯特·斯诺）访问时关于他个人生平的口述记录，及其亲自撰写的反映其生平经历的文章。
在上海会见孙中山
驶在长江上的航船，到上海登了岸，就到一个圣公医院，去戒烟。在那儿很舒服，住着最上等房子，一天要八两银子，也没吃些什么药，就是滋养。大约有一个星期就完全好了。出了院，在上海住不下，都说我有钱，事实上就是穷光蛋了。这个来找那个来找，简直有绑票的形式。就离开上海，往北方跑了……
想到外面来的动机，主要的是寻求新革命的道路。从一九一六年护国军时候，孙炳文就和我在一起，他给我的影响很大，商量好一起到国外去，后来他就由四川先到上海去了。孙炳文也是同盟会的同志，他从前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和李大钊、陈独秀都认识。在四川一块儿的时候，看了一些革命的书籍。这时共产党才成立一年。一九二○年春天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到中国来，八月在上海发起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同时在北京、湖南、北等地也纷纷成立了共产主义的小组。
从津浦路上，我一个人到北京去了，正逢上曹锟贿选，对于国会的印象很深，很不好。在北京到处都看了看，封建味道蛮浓厚，宣统还深居在皇宫里头，街上在初一、十五，还有穿戴着顶子褂子乘了轿子去上朝的，在什刹海还看到些中国的怪人，到处还充斥着王公大臣，街上弯腰请安的很多，中国已是破烂不堪了。在那参议院里，就豢养着一批新官僚。其实在曹锟贿选中，奔走的也还多是那些老官僚……
不久，我就往北，往张家口，到绥远去了。一路见了古战场，颇生感慨。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城外，还看了昭君墓，还到鸡鸣山参观了新式的炭洞（即煤矿），坐了那到洞里去的新式吊车。
在北京又会晤了孙炳文，不过共产党关系还未寻到。
再沿津浦路，我又回到了上海，仍然住到肇家浜路一个姓陆的名叫佛眼的广东同盟会同志的家里。我前后在上海停有个把月，中间到南京、西湖到处逛，不敢在上海久住，上海太乱，不成样子。
第二次到上海曾经遇见到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我对于孙先生的印象很好。他那时叫我回到广西的军队里去。我说要出国，他叫我去美国——这当然是他资本主义的思想的关系。他说美国是新的国家，我却坚持要去德国，看欧洲的情形，还有那时我已认清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我惟一的出路了。我们聚首谈了几个钟点。那时，正是孙中山刚在广东被陈炯明赶出来，滇军已经到广西，去广东打陈炯明了。所以他想拿钱叫我去打广东。结果金汉鼎去了。孙中山从前也很注意我们的队伍，因为我们总是响应他，打通电，举着革命招牌……孙炳文是很被孙中山看得起的。起先，孙炳文做北京的《民报》的主笔，和汪精卫、胡汉民都很熟悉，不过，他性情很傲，革命精神很强，北大毕业以后，就到四川在队伍里了。他的夫人，也是北大学生。后来，孙炳文从北京到上海来，船票买好。在九月初，我们就乘“安吉尔斯号”法国邮船，从此远航开始了。
 
附:赴欧之前，朱将军决意做三件事
启程赴欧之前，朱将军曾经决意做三件事。这三件事是他在顺流而下赴上海的途中决定的。他生平有一个习惯，在行动之前，必有详细计划。
第一，他要进入上海的法国医院，治疗失眠症；自从戒烟以后，他就为失眠所折磨了。而失眠是很痛苦的，容易导致人们再吸鸦片。
第二，他要看看沿海地区和北方的情形，因为全国各地他只见过华西和西南，多少有些乡气。几个大都市的名字，例如南京、上海和北京，虽然他时常接触到，但他只能够猜想它们是什么样子。他知道上海是帝国主义在远东的基地，可是华西盛传这是一座建筑在近代学上的都市，无异于一棵摇钱树。
第三，他希望现在北京一家报馆工作的老友孙炳文，能够为他介绍“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介绍与孙炳文在日本一起工作多年的孙中山先生和其他民族革命领袖。在这些人里面，他希望见到陈独秀，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和总书记。
船到上海，朱将军立刻坐人力车到法国医院，说明自己已经戒烟，但夜晚不能安眠，问他们能治疗否？
法国人对于朱将军各项计划的影响，就在他十五年后对我叙述他的生平时，似乎仍是不自觉的。他把存款转到巴黎的银行。他到了上海就找到法国医院的地址，不久，又到法国轮船公司订了两张九月初开往马赛的“阿尔及利亚”号轮船的三等船票。一张是他自己的，另一张则是他的朋友孙炳文的，他在没有到上海之前就给孙炳文写了信，孙炳文要他订好船票就到北京去。
一星期后，朱德出院，在一位旧同盟会的朋友处又住了一个星期，观光全市——对于这座城市的荒诞不经的事，他过去可听得太多了。
还在医院的时候，他的朋友送来书籍报纸，他有条不紊地页页读遍。一股清新之风正吹遍全中国，他所看的报纸登满了有关新的工人运动和领导运动的共产党的消息。看了这些报道后，他决定参加共产党。它的主义到底如何，他还没有完全了解，不过，有一件事极为清楚:外国帝国主义者使用了他们的最恶毒的字眼来攻击这个党。如果这个党被中国的外国敌人视为一种威胁，那它就是朱德所需要的党。
共产党成立于一九二一年七月，刚好在朱德到上海的前一年。它当时还较弱小，乃是“五四运动”的产物，反封建、反军阀和反帝。它的领导人大部分是学生、教授和其他知识分子，不过它是一个以工农为基础的政党，并且是刚刚从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获得巨大胜利的新的工人运动的组织者。
这次胜利，是中国历史上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第一次胜利，轰动了全国。一九二二年一月，当朱德和他的同志们还在云南山区艰难行进的时候，香港中国海员已在要求增加工资，承认他们的地下海员工会为合法。当时，英国海员有自己的工会组织，并且刚刚赢得一次要求增加工资的重大胜利，但中国海员的工资已经八年没有调整，而这一时期的生活费用却上涨了一倍。
香港英国当局拒绝了中国海员的要求，并且监禁了中国海员工会的领导人。他们在监狱中受到严刑拷打，其中有一人致死。在逃脱了大逮捕的海员工会领袖苏兆征的号召下，香港海员团结一致，举行了大罢工。二十四小时之内，香港的所有工人，甚至包括在白人和中国雇主家里服务的仆役，都一律罢工。曾经被骄傲地称做英国权力堡垒的香港，整整瘫痪了五十天。罢工最终胜利结束。英国当局承认海员工会，同意增加工资，并向被捕和遭到殴打的工人赔礼道歉。
当朱德将军谈到这一激动全国人心的反帝斗争的首次胜利时，他的声音都发颤了。广州的孙中山政府曾为罢工提供二十万美元的基金，中国的军人们给了大量的捐献，而全中国的工人更是倾囊相助。苏联工人曾为中国海员募捐，而英国工党则在议会提出了香港大罢工问题。
朱德将军宣称，香港工人的胜利，是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人民和民族解放运动中发出的第一枪。它鼓舞了全国工人阶级。在香港大罢工期间，京汉铁路的工人举行了罢工。两天后，罢工结束。工人的工资每月增加一元，工人争得组织工人俱乐部（这是工会运动的萌芽）的权利。铁路大罢工的领导人以及香港大罢工的部分领导人都是共产党员。
“与印度和其他殖民地国家一样”，朱将军说，“我们中国工人运动从来不局限在经济要求上。当然，它也为增加工资，缩短工时，给予合乎人道的待遇而斗争，可是它还有政治出发点。它还针对着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这是因为它是由共产党领导的。”
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朱将军到达上海前一个月，铁路工人——中国工人运动之父，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工人代表大会。大会在上海秘密举行，选出了一个委员会，其任务是立即开始将全国工人组织起来。它还发表了一项历史性声明，反对成立行会，要求成立产业工会，要求八小时工作制，给工人以公民权和受教育的机会，要求禁止各工厂鞭打或用其它酷刑对待工人。
朱将军着重指出，在外国人和中国人开办的工厂里，领班手持皮鞭在工厂里走来走去，遇有工作太慢或精疲力尽在机器旁边打瞌睡的人，便是一顿抽打，这并不是少见的事。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打死工人的事也屡见不鲜。每天要工作到十二小时至十四小时，甚至更多，工资则少得可怜，工人靠这种工资过活，至多只能活两三年。宿舍又黑又脏，像个兔笼，不知潜伏着多少病菌。从那时直到朱将军和我在一九三七年谈话时，工人始终没有获得保障。
“外国和中国的资产阶级从上海一地工人身上压榨了多少财富，牺牲了多少条人命，这是无法统计的”，朱将军说。“直到现在，上海每天还有收尸车在全市行驶，收埋街上的死尸。上海每年大概有三万到五万这样的路尸，被收殓起来掩埋在平民的坟地里。另有几千人是由亲友们料理了后事的。还有一些人根本没有算进去，这样的人每年有成千上万，他们因年老体衰被工厂解雇，让回乡去等死。”
朱将军开始探索上海——一座他曾经听到并且读到的充满财富和特权的都市。他从东走到西，从里走到外，踏遍了精致的外国商业区和住宅区，看到了它们的巨大楼房、平坦街道、电灯和自来水设备；然后又转到工人区域的“黑暗地狱”，男人、妇女和儿童在那里只是为了一碗饭而辛勤劳动。他参观了几千家中国人的小工场，从灾区和战区买来的小孩好像奴隶一样，工作到倒在简陋的机械面前死亡为止。贫穷、疾病和悲惨的愁幕笼罩着上海整个工人阶级。他说，这座城市是一个“少数人穷奢极欲、贪污腐化，而多数人昼夜工作、受苦受难的地狱”。夜间，他看到无家可归的工人，睡在冰硬的便道上、摩天大楼的阴影里，而这些大楼原本是他们一手修建起来的，“好像曾有什么东西在他们身上滚压而过，压得他们的身体又瘦又瘪。”
 
为资本主义服务的近代科学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好处，他绝望地说。不过他在内地听说过，南洋的英属和荷属殖民地并不如此。到处都有传闻，说华侨在南洋大发其财。至于西方国家，他以为那一定是近代科学的天堂了。
“有一件事我敢确定”，朱将军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么悲惨。”
当他踏遍上海——以及南京和北京的街道时，社会上的重重灾难，使他感到仿佛是一场白日梦。而在他看见垂死的人躺在人行道上，或看见男人、妇女和儿童像一股暗流从工厂里倾泻出来，以及看到外国人把中国人推出人行道外时，一支幻梦般的军队便立刻在他身后出现，跟随着他参加战斗。这支军队声势浩大地向前冲去，杀死想像中的洋鬼子，或者干脆把他们成千上万地投在海里。
回忆起这种荒诞的想法，使他显得很沮丧。他不像一般人，谈起白日幻梦来并没有什么犹豫。他这样解释说:
“我想大概是因为做军人的时间太长了，只会依照军事条件来想问题。”
离开上海，他到南京游览。他参观了明太祖陵，这个也是姓朱的农民，曾经组织一支强大的军队，推翻了异族蒙古王朝。接着他到了北京，老友孙炳文离职陪他观光全城，并且旅行绥远省，然后回到北京、上海。
北京政府，他轻蔑地说，不过是“一个弥漫着封建主义浓厚气味的幽灵政府——一个臭气熏天的粪坑，旧式的官僚和军阀在这里玩弄政权，大吃大喝，嫖妓女，抽鸦片，并且把中国待价而沽。”
孙炳文给他介绍了成群的学生，这些学生趁着暑假闲暇留在城里教工人夜校，其他人则下乡教农民去了。他曾希望会见共产党的领导人，可是都不在。党总书记陈独秀当时在上海。
回到上海后，他们两个人和孙中山先生谈了一个上午，当时孙先生和夫人同住在法租界寓所。一起去的人，有金汉鼎将军，朱德从云南逃出来时，他是同伴之一。
朱将军以深厚的感情，回忆起与这位伟大的民族领导人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见。那时，五十六岁的孙先生已经在革命运动中度过了三十七年，行动依然敏捷有力。虽然屡遭挫败，他对于未来仍然极为乐观。
“他是个非常谦虚、诚恳的人”，朱将军说。“虽然被自己的部下出卖，离开广东，却还在筹划如何夺回广州，重新建立共和政权。他为此想借助于现在广西的滇军，要求我们帮助。他要求我们重回滇军，进行整编。他还表示可以先付十万元。金汉鼎当场答应下来，孙炳文和我则拒绝了。
“孙先生很仔细地听我们说明拒绝的原因。孙炳文和我对于孙先生及其国民党信徒动辄与这个或那个军阀搞同盟的战术，已经失掉了信心。实行这种战术的结果，总是革命派败北，军阀势力增强。我们自己在这种一再重复的错误中已经度过了宝贵的十一年。中国革命到现在是失败了，俄国革命却获得了成功。俄国人的革命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们是采用了我们从未听说过的理论和方法的共产主义者。
“我们告诉孙先生说，我们决定到外国留学，在重新回到中国的政治生活之前，要先会见共产党人，研究共产主义。省港大罢工的胜利和工人运动在中国的兴起，向我们证明，共产党人知道一些我们应该知道的事情。
“孙先生对于共产主义没有任何偏见，可是问我们，既然要留学，为什么不到美国去，美国没有封建背景，又有很多进步制度。我们回答说，我们两个都没有可以在美国念书、在美国久住的款项，而我们愿意到欧洲是因为听说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洲最强大。我们还提醒他，美国也许对美国人很好，可是美国对于他为共和国而进行的斗争却从来不加援助。它只帮助和承认他的敌人。可是他自革命运动以来，始终渴望美国的援助。当然，欧洲国家也是一丘之貉，但欧洲已经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也许对我们更有好处。
“孙先生同意我们的意见。他谈到正在制定国民党的新政策，但是我们那时并不知道新政策是什么。直到两年后，这项政策才明朗起来，他当时是在促成广东革命政府和苏联的合作。”
和孙中山会谈之后，三个人又拜访了国民党右派领导人胡汉民。这次会见的时间极其短促。朱将军毅然用这两句话否定了胡汉民:“他是个十足的反动派，香港买办阶级的典型代表人物。”
随后访问的是汪精卫，那时他作为知识分子领导人，享有盛誉，在国民党的地位据说仅次于孙中山。怀着素来尊敬知识分子之心，朱德在访问他时一定恭敬之至，可是回顾这次会见以后的十五年，汪精卫的毫无个性、反复无常的表现，使他对这个人只有鄙视。他们当时谈了些什么，他不是想不起来就是不愿去想了。
即使不从政治上考虑，汪精卫在朱德看来也是令人作呕的。从头到脚充满了大丈夫气概的朱德，对于男不男、女不女，什么也不像的人物是毫无好感的。
 
“看到汪精卫，就令人想到姨太太”，他以轻蔑的口吻说，“他努起嘴唇，说话的时候还用手做出慵倦的姿势，我只能看他而不能听他讲话了。他满身都是没落的封建知识分子的女性习气，很像个京戏里面唱小旦的。他夫人也在座，是个很男性的女子，很有几个钱。而他则是个穷光蛋。他夫人控制了钱，通过钱，也就控制了汪精卫。听人说，甚至他几时该和她上床，他几时该起身，都由她管！”
接着就是和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的会见，朱德对于共产党是抱有很大期望的。他终于会见了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著名的教授、卓越的作家和编辑，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陈独秀这时大约四十岁，面色黝黑，有些麻子，简朴地住在靠近公共租界的闸北区的一间小屋里。他精力充沛而又果断，谨慎而又寡言，他就在这间屋内领导着共产党进行组织地下工会的工作。
对这次会见的回忆，显然引起朱德内心的很大矛盾，他对此也不愿多说。近年来围绕着陈独秀而展开的斗争也许能够解释这一情况，虽然这仅是部分的原因。朱德去会见时，原以为只要一提出加入共产党的申请，就可以被接受。因为国民党就是这样，只要申请便可参加。朱德以为共产党的手续也不过如此，入党之后，他相信就可从此踏上新的革命的道路。
陈独秀冷落地看着来客，特别打量这个当时名声并不太好的将军——朱德。十多年来的军阀混战，以及混战对中国的影响，大概是他在一瞬间思索的问题。为什么一个远自华西专出军阀的省份而来的将军要加入中国穷人的党呢？朱德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他陷入了过去曾缠绕他的绝望情绪之中。
陈独秀说，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对于像朱德这样的人来说，就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
朱德默然不发一言，失望地听着。他敲了未来的大门，而它拒绝为他打开。
“那些日子真难过”，朱将军痛苦地说。“我感到绝望、混乱。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那时，上海有很多从云南逃来的难民找不到工作，无法生活。他们每天都找我要钱，不相信我并没有多少财产。我做了解释，可是他们不信。他们每天都围着我。我真觉得自己像个罪人。”
一九二二年九月初，朱德和他的朋友搭上法国“阿尔及利亚”号轮船，把希望寄托在外国土地上，去探寻解救他们的国家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