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为何做不成"中国华盛顿"

孙中山
“华盛顿神话”作为一种政治理想登陆中国后，各色政治人物自然不会放过这一深具政治效果的“思想资源”。 围绕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和不同政治集团的现实需要，“华盛顿神话”与近代中国缠结互动，不断变幻传衍，一幕幕历史活剧令人深思浩叹。
一 华盛顿成了中国人眼中的“政治神话”
§洋鬼子竟然也有一位“异国尧舜”
1784年8月28日，广州黄埔港，万众欢腾，盛况空前。
一艘小小的美国木帆商船——“中国皇后号”自2月22日从纽约启航，乘风破浪，远涉重洋，历程长达188天，途经佛得角群岛、绕道好望角、跨过印度洋，终于抵达广州，胜利完成美国至中国的首航。“中国皇后号”自豪地鸣炮十三响(代表当时美国十三个州)，向停泊在它周围的船只致敬，其他国家的船只也热情鸣炮回礼致贺。这是轰动全球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刻：美国，这个刚呱呱坠地的年轻国家，在百废待兴的建国之初，便迫不及待地与一个已有五千年历史的古老国家直接交往。
远隔万里的两个国家，此时显得如此神秘而隔膜。历史记载，此前到过中国的美国人屈指可数，仅有两人。尽管中国商人热情友好地接待了“中国皇后号”，但对素无渊源的美国认识模糊，连其方位所在，也一知半解，对远道而来的美国人更是一无所知。由于相貌语言极为相仿，他们一致把美国人误认为英国人。“中国皇后号”上二十九岁的管货员山茂召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虽然这是第一艘到中国的美国船，但中国人对我们却非常宽厚。他们不能分辨我们与英国人间的区别，视我们为‘新人’……”
华盛顿和中国的因缘，就从这次划时代的首航开始。“中国皇后号”船长约翰？格林曾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任海军上尉，是华盛顿的忠实追随者。他从国会获得了一张“海上通行证”。这张证书写得很特别，它没有指定呈给谁，而是写上了“致审阅或聆听宣读海上通行证的最尊严、伟大、圣明、光荣、高贵、尊崇、贤达和谨慎的皇帝、国王、共和国首脑、亲王、公爵、伯爵、男爵、贵族、地方首长、议员”等一大串称呼，充分显示了美国人幽默的性格。因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此次航程的终点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接待他们的人该如何称呼。美国人对于此次远航非常重视，格林船长专门挑选了华盛顿生日那天作为启航远行的日子。上帝保佑，格林船长的运气不错，他划时代的成功航行轰动了美国社会。中国货运回美国之后，万人空巷，美国人争相购买。华盛顿也对中国充满了好奇，成为中国货的热心购买者，从山茂召那里购买了一批中国瓷器。手抚那些精美的花纹，他深深沉迷于古老的东方艺术。
当华盛顿仔细欣赏着来自中国的优美瓷器时，在遥远的彼岸，中国人对他和美国的接纳了解，却艰难深涩得多。
格林船长小小的木帆船，打通了太平洋两岸中美两国的通途。在优厚利润的吸引下，富于冒险精神的美国商人为之疯狂，就像当年他们勇于开拓的祖辈乘坐“五月花号”船踏上北美新大陆一样，美国商船在通往广州的航线上举帆远航，络绎于途，掀起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中国热”。然而直到1795年，美国人到广州已十年了，中国官吏还把他们和英国人混为一谈。他们并非没有机会了解美国，也不是没有碰到需要调查处理的与美国人有关的事，可是在“天朝上国”观念的支配下，他们缺乏了解外部世界的热情。除了应允遇事查明旗号、敷衍办理以外，中国官员对发生在“内地洋面”的事情向来从不深究，借口“无从查考”，一直无法把这些“美夷”和“英夷”完全分清。面对乱点鸳鸯谱的中国人，深受其害的英国商人十分恼火，他们向两广总督长麟严正交涉：“(美国人)也会我们的话，也是我们这样的衣服，另有旗号，不要把我们和他们混在一起！”自知理亏的长麟很不好意思，急忙饬令下属：“此条应存记备查，遇有事件，自应查明旗号办理，不致牵混影射。”
大清朝一些学问广博且开眼看世界的新潮人物，对于美国历史、地理位置、政治制度，同样认识不清。当时被称为“一代硕学”的阮元在撰写《广州通志》时，还把美国说成是在非洲境内。对于美国闻所未闻的民主政治制度，中国人更加不可理喻。两广总督蒋攸铦在给朝廷的奏报中含混说道：“该夷并无国主，止有头人，系部落中公举数人，拈阉轮充，四年一换。”让他无比讶异的是，美国竟然是一个“无国主”的国家。难怪蒋总督把美国视作一个未曾开化的原始部落，连“头人”(实则是总统)也要通过抓阉(民主选举)产生，简直不可思议。
连“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也闹出了笑话。在到广东之前，他同中国知识界大多数人一样，对世界形势几乎茫然无知。1839年12月，林则徐接见了在琼州文昌县遭风遇难的英船“杉达号”人员。该船医生喜尔记述当时情况说：林则徐当时好奇地问他：“都鲁机(即土耳其)是不是属于米利坚(美国)的土地？”喜尔回答：“不，只离中国约一月水程。”林则徐同各位大员“尽皆惊讶”。(林则徐：《洋事杂录》)
在这样的背景下，伴随着晚清时代的西学东渐之风，华盛顿的崇高形象渐次传入中国。对于处在铁屋般黑暗蒙昧里的中国人，震撼冲击之大可想而知。
1837年，普鲁士传教士郭实猎首次向中国人介绍了华盛顿，他用传统中国的“圣君”尧、舜的形象来描述华盛顿，在中国近代的第一份中文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上，专门撰文介绍华盛顿，盛赞他是“经纶济世之才，宽仁清德遍施，忠义两全之烈士”。
美国人对这位同胞充满敬意和爱戴之情。1844年美国专使顾圣来华，在向中国高官介绍美国历史时，他自豪地说华盛顿是“大战将，极有智能谋略之善人”，他的国家因为华盛顿的智勇才得以独立，并因他主导制定的宪法才得以坚稳。此时，他的“英雄圣人”形象已经在美国本土形塑而成，被逐渐 “图腾化”，制造成一个政治神话。当时美国还是一个宗教势力强大的社会，崇拜者们称呼他为“上帝般的华盛顿”，每一个美国人都认为在家中挂一幅华盛顿的画像是神圣的事。人们甚至为他量身打造出那个耳熟能详的“华盛顿和樱桃树”的故事，以此“证明”华盛顿是一位从幼年开始就有着至高品格的人。
在头顶辫子身穿长袍的中国人眼里，华盛顿这样一位护国救民、功成身退，不贪名不弄权，而将“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的人物，简直无异于闻所未闻的世外仙人！
千百年来，中华大地内忧外患，战乱频仍，疾掠飞驰的马蹄踏碎了多少帝帜王旗？那数不尽的兵火纷乱、杀戮屠城，那演不尽的机锋权谋、宫廷血斗，谁不是为了一袭龙袍加身、万世江山独霸？唐宗宋祖也好，成吉思汗也罢，都是有秦皇之威，而无尧舜之德。虽然统一江山，毕竟是帝王，打天下只为子子孙孙坐天下，建国家实则世世代代成家国。中国历史上无数人弑父杀子、装神弄鬼，都不过为了权倾四海、沐猴而冠。兔死狗烹、血流成河的最终结局，成为帝制特色，王朝规律，试问谁又曾逃脱过？即使有那么几位禅让退位的皇帝老倌儿，又有谁不是在带血的剑锋顶上了腰际，才一步三回头地无奈下台，逊位下野、以保全身家性命？直到今天，充斥荧屏的大辫子戏依然喋喋不休一遍遍山呼万岁，为腐朽发臭的皇权宝座呐喊招魂。
因此，当华盛顿这样一位“异国尧舜”突然出现在清代人的视野里时，他们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最感兴趣的是林则徐。他实在想象不出，华盛顿在他的国度里为何受到如此热情的拥戴与尊敬？甚至“华盛顿”不仅成为美国人“皇城”首都的名字，连他们生儿育女、开馆造船，也喜欢取名“华盛顿”，“取其吉庆”之意。他很想知道，一个大半生对农场和土地情有独钟的“美国第一农民”，为何具有如此之大的独特魅力？
二 要好制度，还是要好国王
§孙中山与黄兴的严重冲突
“华盛顿神话”作为一种政治理想登陆中国后，各色政治人物自然不会放过这一深具政治效果的“思想资源”。 围绕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和不同政治集团的现实需要，“华盛顿神话”与近代中国缠结互动，不断变幻传衍，一幕幕活剧令人深思浩叹。
在推翻封建专制的斗争过程中，华盛顿成为一面最好的旗帜，一个最吸引人的口号和标语。1922年，《申报》创刊五十年庆时，民国政要张一麟撰文感慨地说，我十六岁时，就读到华盛顿的故事，每每心醉神往不已，常自忖有生之年能亲眼见到民主政体在中国实现吗？回想近五十年来，中国若有华盛顿这样的人，人民哪里还会遭受到那么多痛苦！
“华盛顿神话”很快成为激励革命党人的思想武器。兴中会的机关报《中国旬报》公开倡言：“以华盛顿之心，行华盛顿之事”。华盛顿成为鼓励人们革命救国的样板，成为革命派们的实践楷模。知识分子们大声疾呼：我堂堂中国有“四万万人”之众，何以“竟无一华盛顿其人者耶？”期望人民以华盛顿为榜样，奋起抗争，作“无名华盛顿”。邹容在《革命军》中更是激情澎湃地号召“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体制，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要“使中国大陆成净土地，黄帝子孙皆华盛顿”！华盛顿被转化为呼号鼓动革命的动力，是“华盛顿神话”的政治效果在中国的一大转折。
孙中山早年投身革命运动时，也欣然把华盛顿与商汤、周武并列，作为自己景仰的对象。华盛顿受命于危难之际，戎马倥偬，赢得美国独立，首创民主共和，使孙中山感佩良深，誓言在中国“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身受美国教育的他，高人一筹地认识到，从“同心一致，以赴公义”的“国民革命”立场来看，那种对华盛顿顶礼膜拜、无限神化的论说，其实是“及中带有专制国虚伪之遗传，而自行杜撰”的结果。他把华盛顿请下“神坛”，认为华盛顿统兵出战，“是各尽所能，以行义务，虽职有等差，而分皆平等”，“固无所谓归心于谁也”。他对军队将领们满怀热忱地演讲：“我们革命军人，如果能够把革命做成功，便是美国的华盛顿，否则便是滇军的某师长(军阀)……”
然而事情很快起了变化，孙中山不得不背离自己的意愿。
1914年6月，二次讨袁失败以后，国民党在东京召开了一次会议，准备通过新的党章，计划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孙中山痛感自民国成立以后，国民党松松垮垮，党员目无纪律。他认为革命的失败完全是因为国民党团结的战斗精神丧失殆尽了，必须重新改组国民党，恢复高度集中统一的铁血专制，重塑领袖即他本人的个人权威。在新的党章中，党员被分成了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革命如果成功，相应的他们就会成为元勋公民、有功公民、先进公民。更重要的是，每个入党的人都被要求在一份誓约上按指模，发誓“愿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如有二心，甘受极刑”，看上去完全是秘密帮会帮规的翻版。
孙中山早年效法华盛顿“虽职有等差，而分皆平等”的决心，此时荡然无存。一生忠实追随孙中山的黄兴愤怒了！这还是那个以平等、博爱、自由为旗帜的共和革命党吗？面对一个党员和群众竟然享有不同权利的党，他严厉地质问道：这样一个让全党效忠一个人的党，把党员分成三六九等的党，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是古罗马的贵族院吗？这是专制主义！如果我们这样做了，那我们和袁世凯还有什么区别呢？！黄兴这一“攻击”党的领袖的行为，遭到革命党人众声谴责和孤立，党内民意完全倒向孙中山一边。
为什么这种逆民主潮流的举措，当时竟然还能够得到大多数革命党人认同乃至拥护？当时革命屡屡失败，存亡危急之时，也许孙中山感觉到，民主不能成为一盘散沙，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这个领导核心，孙中山囿于时代的局限，还没有把它看成是一个集体，只是把他当成一个人，所以他要把权力收拢来，集中到一个人的手里；非废民主，乃时势使然。而在黄兴的眼中，这是与革命的初衷背道而驰的，民主与共和，是任何时候任何人都必须坚守的底线。这一点原则无存，不管两人的个人感情有多深，他黄兴都不答应！孙中山与黄兴，在革命党人中并称“孙黄”，黄兴数次在紧要关头坚决力挺孙中山——“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从孙中山赠给黄兴的这幅对联，也足见两人感情之深，信任之笃。而这次黄兴却与孙中山发生了严重分歧，他拒绝加入孙中山改组后的中华革命党。会议之后，他与李烈钧出走美国去考察民主了。
孙、黄之争，非为私情，实关公义。非常时期与伟大领袖，往往是民主的大敌，如果非常时期出现伟大领袖，那更是大敌的大敌。斯时斯际，民主价值是最脆弱的，民主最容易向权力输诚，权力最会乘机把民主收编。华盛顿是美国的独立英雄、精神偶像，但美国人民并没有把他供奉上权力的神坛。在这块土地上，不允许有政治神坛的立锥之地。美国人敬仰华盛顿，却更相信民主制度的力量，对权力始终保持着警惕。他们信奉的是“人世间的一切权力都必须是有限的”，这是美国政治传统中最核心的东西，出于对统治者先天的不信任，使他们必须给权力套上辔头。
自从华盛顿的政治神话诞生那一天起，美国的有识之士就保持了一份冷静和理智，破除对华盛顿的个人迷信和崇拜。1775年，约翰？亚当斯促成华盛顿当选大陆军总司令，可他感到局促不安，因为历史的经验使他深感担忧：“凡强者无一不竭力攫取一切他们可能获得的权力。”华盛顿声望高涨，如日中天时，1785年，亚当斯清醒地忠告美国人民：“我为华盛顿的性格感到光荣，因为我知道他不过是美国性格的典型例证而已。”而当财政部长汉密尔顿1792年建议把华盛顿的头像铸造在美国硬币上时，遭到了共和党人的强烈反对，主要理由就是他在制造对华盛顿的个人崇拜。
华盛顿心地光明而又谦逊质朴，行事为人处处让人体会到他的谦卑、真诚。他担任总统期间不可能没有异议之声，也不可能完全不遭非难。特别是他的第二任总统任内，党派斗争激烈，批判他的言论甚嚣尘上，即使他已卸任斯职，仍然有不绝于耳的批评声音。但他作风平和，踏实认真，总能虚心聆听。他喜欢精神上的淡泊，从不愿沽名钓誉，炫耀自己，他甚至谢绝了终生挚友克雷克医生代表一位作者为他立传的请求。他说“我希望能悄然无声地融入山川大地，了断与尘世的一切纠葛。”
林肯曾热情赞颂道：“给太阳添光和给华盛顿的名字增辉同样徒劳无益，谁也别想这样做。让我们以庄严敬畏的声音来念诵这个名字吧！让它放射出永远不灭的灿烂光辉！”华盛顿之所以成为一个“政治神话”，绝不是对他个人的无限拔高和随意盲从，而恰好因为他是美国宪法人格化的政治象征，代表着美国终极价值观念，因此他不但成为美国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构成世界政治文明的一部分。
§不丹国王给全世界上了一课
对于一生为了革命“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孙中山而言，他内心深处绝对不可能滋生皇权思想。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先生为促成南北统一，毅然辞去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让位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并于当月20日乘船去福建游察。当船抵马尾时，他看到欢迎他的人群中和水面的大小船只上，都闪动着“欢迎孙大总统”和“孙大总统万岁”的大小纸旗和布条。他很不高兴地说：我已辞去了临时大总统，为什么还要这样高抬我？他对上船迎候的福建都督孙道仁说：“这太不成话了。就是共和国的总统，退了位，就是一个平民，怎么还要称‘孙大总统’？再说什么‘万岁’，那是专制皇帝硬要他手下的官民称颂他的。我们为了反抗这个‘万岁’王朝，多少革命同志抛头颅、洒热血，才取得了消灭掉清王朝的伟大胜利。如果我接受这个专制王朝的称呼，我对得起那许许多多的先烈吗？”他要求孙道仁立即撤掉这些纸旗和布条，否则决不上岸。孙道仁立即传达，大小船只和人群也立即照办，孙中山这才欣然上岸。
尽管如此，我今天依然衷心地敬佩黄兴当年的固执和勇气。他反对孙中山个人极权的声音振聋发聩。他的先见之明就在于，他深知拥护一个伟大的领导不如拥护一个伟大的制度。一旦“领导地位”被无限“强化”，以后要返归正常，是难而又难的。孙中山本人不会过于独权，但是谁能保证其继任者也有这种道德觉悟？后来的事实果然被黄兴不幸猜中。诚如毛泽东说过，中国“百代皆行秦政制”。我们一次次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总是跳蚤。
勿谓言之不预。民国肇始，孙中山也曾寄厚望于袁世凯成为“再造共和”的“中国华盛顿”。尽管袁世凯上台后，信誓旦旦地表示：“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但其骨子里却没有一点点民主细胞。共和之诺言犹在耳，而袁世凯早已横下一条心，要把皇冠从历史的垃圾堆中捡出来戴上。并最终将专制独裁一步步推向极端。有人劝他，可以通过修改约法，成为终身大总统，他不干；又有人劝他可以再进一步，规定继任总统由现任总统决定，这样就可以总统世袭，他还是不干。他最终恢复了帝制，死在了国民的反抗与唾骂声中，皇帝梦只做了83天。
华盛顿早生于袁世凯137年，一个听从政治良知和国家民意的召唤，一个为权欲私心而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民主与进步的意识上，袁世凯与华盛顿相差何止千万里之遥。
1783年3月15日，他召集一次决定美国历史发展方向的军官大会，呼吁军官们不要“打开内乱的闸门”。在演说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付眼镜，说：“请允许我戴上眼镜。为了这个国家，我不光熬白了头发，还差点弄瞎了眼睛。”在座的铮铮铁汉们流下了眼泪，暴动和内乱的乌云顷刻之间消弭。华盛顿这样为国家鞠躬尽瘁，居功至伟，但他从不曾自我膨胀，恋栈高位。1792年又是总统选举年。他对麦迪逊说他情愿拿起锄头去挣块面包吃。他曾对一位友人吐露真情，说他当总统时的心情“同一个罪犯走向刑场时的心情没什么两样。”华盛顿需要的酬劳只是能在自己的葡萄架和无花果树下，逍遥自在地纳荫乘凉，享受解甲归田告别权力的轻松。
1796年，两届总统任期结束后，他坚决拒绝竞选连任，回归平民。当时的联邦政府官员没有薪金，华盛顿自从担任大陆军队司令后就没有拿过一分钱报酬，离任时两袖清风。为了感谢他对美国的贡献，家乡的詹姆斯河运公司决定赠送他价值5万美元的股票，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大的财产。这对正需要钱来维持晚年生活的华盛顿不啻是“雪中送炭”。可他转身把这笔股票捐给了列克星敦财政困难的一所学校，这是当时全美国私立学校所得到的最大一笔捐款，他用这笔钱救下了这个学校。
1797年3月15日，华盛顿回到了久别的家园，在他所梦寐以求的那片土地，开始他告别政坛之后的新生活。这位六十四岁的老人动情地对妻子说：“我们终于回到了自己平静的港湾。”从此在弗农山庄，人们每天都可以看到一个在田野上骑马漫步的闲散农场主。他每天天不亮起床，匆匆吃过简单的早餐后，便骑马巡视整个庄园，并听取管家的汇报，经常挽起袖子，与仆人、佃户或奴隶共同劳动。
华盛顿从不拒绝人民赋予他的责任，但从不曾为权力和交椅而战。美国人民因此摆脱了历史上通常的革命悲剧：以争自由始，以行专制终。
而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战国时期庄子就说：“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权谋文化盛行了几千年，为一已之私，军阀政客们可以为所欲为。“窃国大盗”袁世凯的表演，更是利欲熏心的典型代表。为了登上皇帝宝座，他不顾全国的怒潮汹涌澎湃，不但讨好日本侵略者，屈膝投降，丧权辱国，承认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他的亲信甚至无耻到将流氓、妓女等组织起来，美化为“人力车夫请愿团”、“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可谓表演得淋漓尽致。华盛顿能当君主而绝对不当，袁世凯明知不能当拼了老命也要当；华盛顿为自由留下的是路标，而不是墓碑，是激励，而不是沮丧；袁世凯给中国留下的不是太平盛世、国富民强，而是“僭窃继起，叛变屡作”的乱象。这就是他们的区别。
在今天的俄罗斯，能力出众的前总统普京实现了俄罗斯的“初步中兴”，支持他连任的民意率在七成以上，人民甚至愿意修改宪法来扫除“法律障碍”，让他“二世三世”继续当总统。但普京不为所动，他知道这么一来，就会动了民主的“基因”，政治就会如此“遗传”下去，害民主非浅。普京经受住了权力的诱惑，没有在最关键的一刻丢失了自己。2008年3月24日，人口不足百万的不丹王国迎来其历史上的首次民主选举，产生首个民选政府。此次选举意味着国家政治体制将由原来的世袭君主制变为议会民主制。而令世人惊叹的是，这个转变的推动者正是不丹的老国王吉辛格？旺楚克本人，多年来他一直执著地致力于推行政治民主化。有意味的是，一百年来，不丹一直实行世袭君主制，没有宪法，也没有政党。不丹人民并不要求实现民主制度，他们对自己的国王辛格？旺楚克非常依赖和信任。以至于当国王主动放弃权力，宣布实行民主制度的时候，很多民众深感忧虑和震惊，有人甚至掩面而泣。于是国王真诚地劝导民众：君主制度不能保证永远都有好国王，而民主制度则可以保证人民有权让不好的国王下台，从而维护民众的利益。他语重心长地告诉人民：“为了不丹人长远的幸福，我们必须推行民主，一个有效的制度比王位更重要。”
品味一个小国之君的这句名言，再回首当年孙中山与黄兴之争时，我们能不对黄兴肃然起敬吗？
三 “华盛顿神话”在中国的悲欢际遇
§孙中山乐观太早了
在近代中国，孙中山实践“华盛顿神话”的悲剧性结局，无疑是最意味深长的一幕。
孙中山和华盛顿均是在中美两国由君主政体转变为共和政体的关键转折点上，被推上了历史舞台。然而，华盛顿取得了成功，美国后来居上，其成熟的宪政体系被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所仿效；相反，孙中山创建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体制却如昙花一现，很快夭折，成果被袁世凯所窃夺。同途何以异归，人们不禁要追问：同样致力于实现民主共和、追求国家统一，为什么华盛顿二任隐退，孙中山却三月任终？为什么美国能成功建立共和制度，而中国却一再出现专制复辟？难道华盛顿的政治神话，真如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所言“好像能工巧匠创造的一件只能使发明人成名发财，而落到他人之手就变成一无用处的美丽艺术品”？
文化土壤决定文化传统。由于中美两国所处环境、时局的不同，注定了“华盛顿神话”在中国失败的结局。
美国是一个没有历史包袱的年轻国家。1620年9月16日，102名英国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登上北美大陆以前，其中的四十一位男人就在船上签署了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他们承诺：“我们这些签署人，在上帝面前共同庄严立誓签约，自愿结为民众自治团体……”这就是美国精神的先躯，它否定了由来已久的君权神授思想，表明人民可以通过自己的公意实行自治，管理自己的生活。“自由”这个无比神圣的概念，从此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美国人的头脑中。为了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美国人可以义无反顾地牺牲一切直到生命。正如弗吉尼亚州行政长官亨利号召人民反抗英国暴政时慷慨激昂的演讲：
难道生命如此珍贵？难道和平如此甜蜜？以至于非要用镣铐和奴役去换取它们？我不知道别人何去何从，我的抉择是：不自由，毋宁死！
因此，独立战争爆发之前，当英国统治者私自颁布“印花税法”、强行解散纽约议会，侵犯到人民的自由时，大大激怒了北美殖民地人民，也激怒了华盛顿，他挺身而出：“当不可一世的大不列颠老爷们必欲将我们的自由剥夺净尽而后快的时候……为了保卫我们生命的一切息息相关的无限宝贵的天赋自由，我们每一个人都应义无反顾地拿起武器！”在革命过程中，“天赋人权”成为每一个北美人争取自由的强大思想动力，《独立宣言》更与革命实际紧密相联，成为指引独立战争走向胜利的耀眼火炬。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充满激情地为革命奔走呼号，托马斯？潘恩在他的宣传论著中大声疾呼：
如果你遭了殃，你还能同凶手握手言欢，那么你便不配被称为丈夫、父亲、朋友和情人，并且不管你这一辈子的地位和头衔如何，你都是个胆小鬼和马屁精！
战争期间很多民兵的口袋里都藏着他宣传独立自由的战斗檄文《常识》一书，这本小册子广泛流传，在只有二百五十多万人口的北美殖民地很快发行了五十万册，而作为作者的潘恩却分文不取，清贫依旧，他拒绝领取任何稿费和版税，只为了这本书能低价印发，让并不富裕的人们广泛购买阅读。华盛顿后来回忆说：“《常识》使得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的心理产生了深刻的变化。独立和自由的精神在我们心中沸腾起来，我们不能屈服作奴隶，不能任人压迫和宰割，我们决心与这样一个不公正和不道德的国家断绝一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