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脉未来中国经济增长

每个人的生活或事业，有高峰也有低潮。低潮时人们容易过度悲观，高峰时却往往得意忘形。一个国家或社会也是这样。今天的世界经济，处于相对低潮的阶段，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还没有消除。如何看待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未来？最好把它放到更长的历史视野中。
人口大国将重返经济大国
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五千多年。根据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在人类历史相当长的时间里，各国（地区）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高度相关；或者说，人口规模决定经济规模。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之间的分离，是近200多年发生的。以人均GDP衡量，过去国与国之间相差不大，例如公元1500年，最富国家的人均GDP是最穷国家的3倍；而现在，像美国以及少数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是落后国家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基于麦迪森的数据，可以算出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的相关系数，在1500年为0.9972，1700年为0.964，1820年仍然高达0.9423，但之后急剧下降：1870年为0.6393，1913年为0.3404，1950年为0.1554，1973年为0.148——也就是说，到1973年的时候，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已没什么关系，如占世界人口54.6%亚洲（不包括日本），GDP只占世界的16.4%；而占世界人口18.4%的发达国家，GDP占世界的58.7%。这种情况在过去的30年里开始发生逆转：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的相关系数2003年上升到0.5185，预计2030年将进一步上升到0.733。

人口数与GDP规模的相关系数（1000-2003）
为什么过去250年里各国人均GDP差距拉大，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不再有大致的对等关系？简单地说，是因为不同的国家走上了不同的制度之路——有些国家率先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而有些国家没有。尽管还有各种细节上的争论，但现代经济学理论和社会实践表明，市场经济是发展经济、改进民生的最有效手段。如果经济制度不再有市场经济与否的差异，就是说全世界都实行市场经济，人均GDP的差异就会逐渐消失。这正是过去30年发生的情况。中国等国的市场化改革，开始逆转过去200年里出现的世界范围的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之间的背离。
所以，我有一个大胆的推测，按照目前的趋势，未来50年、100年之后，人类可能又回归到19世纪之前的状态，即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相当，人口大国也是经济大国。当今世界，除了中国，印度人口最多，亚洲人口占世界的近60%。所谓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也就是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关系的回归，或者说，是亚当·斯密1776年《国富论》中预测的西方世界与东方世界的均等化（equalization）。现在已经可以看到这一趋势。

主要经济体GDP占世界GDP比重（点击看大图）
上图是麦迪森估计的的比重。大致来说，按照购买力平价算，公元0年中国西汉时，印度的GDP占世界比重1/3左右，到了182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的1/3左右，再到了二战时期之后的1950年，美国的GDP占世界的1/4强（27.3%）。未来的状态会是怎样？他推测，公元2030年，也就是再过20年，中国的GDP可能达到世界总量的23%，印度为10%，美国为17%，西欧国家合计达世界的13%左右。
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在过去30年里的巨变。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份量和话语权，取决于它的经济实力。近几年，世界真的离不开中国，无论好事还是坏事，原来是人家不带你玩，G7、G8、OECD等等，都没有中国的份；现在是做什么事都得跟你商量，都得带上你。这一点在这次金融危机后表现得最为明显。
“中国世纪”真的会到来吗？答案取决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会如何？我想三个转变最为关键：一是从主要依靠出口推动的增长，到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更为平衡的增长；二是从低成本、廉价资源、廉价劳动力支撑的增长，到基于创新、更高附加值式的增长；三是从企业的自然型增长，到产业整合型增长。而这些转变进展如何，又依赖于中国的体制改革，包括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全球化则是这些转变的背景。
全球化对世界和中国经济的影响
经济的全球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第一次全球化高潮发生在1870年到1913年之间的40多年里，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到1950年则是“去全球化”时代。以出口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世界平均水平1870年是4.6%，1913年上升到7.9%。一战爆发后，主要交战国的贸易几乎中断，尽管非交战国的贸易还在增加。在1929年大萧条之后，贸易保护主义流行起来，加上二战的影响，到1950年，世界出口占GDP的比重下降到5.5%，仅比1870年高0.9个百分点（如下图）。

全世界及主要经济体商品出口值占其GDP比重（点击看大图）
1950年后，全球化出现新的浪潮，特别1980年代后，全球化浪潮进一步加速。2007年时，世界平均出口占GDP的比重是25.6%。同样重要的是，这次全球化的方式也发生了巨大改变，也就是从简单的产品贸易到价值链分工的全球化。原来是你生产苹果、我生产桃，你把苹果卖给我、我把桃卖给你，现在是有人专门育苗，有人专门施肥，有人专门采摘，分工越来越细致。重点不是最终产品之间的贸易，而是价值链上不同区域之间的贸易；价值链上的某个环节做出优势，企业就可能成功。这是当前全球化的一个特征。
全球化改变了世界的经济政治格局。如果说第一次全球化时，中国是最大的受害者，那么这次的全球化，中国则是最大受益者——虽然总体而言，各国都是这次的全球化的受益者。没有这次的全球化，中国经济不可能保持3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也不会有现在的国际地位。这次全球化使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分割开来，以非一体化的生产过程，实现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中国正是抓住这一机遇，成为制造业的第一大国。100年多年前全球化和100多年后的全球化，对于中国的命运产生了截然相反的影响。
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会不会重蹈1929年危机后去全球化的覆辙？我个人判断，出口占GDP比重的增长会停滞，甚至下降，但不会出现大规模倒退。上一次的教训已经告诉我们，贸易保护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美国于1931年公布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试图保护美国企业，由此导致全球贸易的倒退，反而延续了那次危机。多数的贸易保护政策，都是一部分人打着国家的旗号争取私利。这是对本次金融危机的启示。如果世界各国再实行贸易保护政策，我们在萧条中停留的时间会更长，而不是更短。
以出口驱动的中国经济增长已不可持续
在过去30年的大部分年份里，中国的国际贸易增长率都是高于GDP的增长率。大致来说，中国的实际GDP年增长率在10%左右，出口实际年增长率在15%左右。按照名义值算，2008年的出口是1978年的553倍，GDP是1978年的83倍，前者是后者的6.7倍。结果是，贸易占GDP的比重大幅攀升。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出口与GDP的比例1978年为4.6%，1990年是16.1%，2000年是20.8%，2007年是37.5%。这一年，中国贸易顺差占GDP的8%，而美国逆差是其GDP的8%。2008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2万亿美元。

中国进出口占GDP比率（点击看大图）
2001年之后，中国的出口增长有一个飞跃。有好多原因，包括加入WTO和中国竞争力的提升，不可否认，也与人民币汇率有关。因为人民币被低估了，对企业而言，国际贸易比国内贸易更有利可图。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对出口继续补贴，但没有考虑这个出口补贴多大是好，好像只是为了出口而出口。今年上半年出口达到8000亿，相当于GDP的5%。这里面有多少出口补贴？付出这些补贴值不值？需要认真研究。
这次危机后，中国的出口受到阻碍，我认为它不是一两年的短期危机，而是个长期的调整过程。为什么？一般而言，经济规模越大，贸易占GDP的比重越小（极端而言，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这一比重就是0）。我们可以看一组数据，世界十大经济体里，只有德国的出口占GDP比重（39.9%）高于中国（37.5%）。其他的国家，美国8.4%，日本16.3%，英国15.7%，法国21.6%，意大利23.4%，西班牙7.4%，加拿大29.2%，巴西12.2%，包括世界平均的25.6%，都低于中国（见下图）。这意味着什么呢？一种可能是我们的GDP被低估了，另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出口依存度确实太高了。

各主要经济体出口占GDP比重（（2007，按经济规模排序）（点击查看清晰大图）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按照中国的官方统计，全国人口的55%都是农业人口，这种情况下，出口占GDP比重不应该这么高，至少不能跟其他工业化国家相比，因为农民有很多产品是自给自足的。现在，中国的出口占GDP比重那么高，同时又有那么多农民，说明其中存在问题。
如果此次金融危机与贸易失衡有关，那说明我们的出口增长不能再维持下去。无论其他国家是否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未来中国要以出口来带动GDP的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下一步怎么办？就需要两个市场的均衡，尤其是开发国内市场。这里说的开发国内市场，不是大家经常听到的“扩大内需”，不是搞货币扩张或者政府投资刺激经济，而是扩大市场自由，激发企业家精神，更合理地利用资源，去满足老百姓实实在在的需求。这是中国经济本身的一次更大规模的、更深程度的“改革开放”。问题是这个市场的潜力有多大？
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全球”
首先看一下经济规模。中国大陆有31个省级经济区，如果我们把每个经济区当作一个独立的“国家”排名，然后把它们和世界各国的经济规模做个比较，结果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中国经济排名前四位的省份是广东、山东、江苏、浙江。广东如果被当作独立的经济体，其经济规模2008年可以排在世界的第18位（按照汇率换算的GDP总量，下同），在土耳其之后（相当于土耳其的67%），超过波兰、印度尼西亚（世界第4大人口国）、比利时、瑞士、瑞典、沙特阿拉伯；
——排名第2和第3位的山东和江苏，经济规模都超过挪威、奥地利、伊朗、希腊、丹麦、阿根廷；
——排名第4位的浙江，经济规模超过委内瑞拉、爱尔兰、南非；
——排名第5位的河南，经济规模超过芬兰、泰国、葡萄牙，哥伦比亚；
——排名第6位的河北，经济规模超过捷克、香港、尼日利亚；
——排名第7位的上海和第8位的辽宁，经济规模都超过罗马尼亚、以色列、马来西亚；
——排名第9位的四川，经济规模超过新加坡、乌克兰、阿尔及利亚、智利；
——排名第10位的湖北，经济规模超过巴基斯坦、菲律宾；
——排名第11位的湖南，经济规模超过阿联酋、埃及；
——排名第12位的福建和第13位的北京，经济规模都超过匈牙利；
——排名第14位的安徽，经济规模超过哈萨克、新西兰、秘鲁；
——排名第15位的黑龙江和第16位的内蒙古，经济规模都超过科威特；
——排名第17位的广西、第18位的山西、第19位的陕西，经济规模都超过利比亚；
——排名第20位江西，经济规模超过斯洛伐克；
——排名第21位的天津和第22位的吉林，经济规模都超过越南和摩洛哥；
——排名第23位的云南，经济规模超过安哥拉和孟加拉国；
——排名第24位的重庆，经济规模超过克罗地亚；
——排名第25位的新疆，经济规模超过白俄罗斯、苏丹、卢森堡、卡塔尔、塞尔维亚、保加利亚；
——排名第26位贵州和27位的甘肃，经济规模超过立陶宛、多米尼加、斯里兰卡、乌拉圭、巴拿马等；
——排名第28位的海南，经济规模超过塞浦路斯、坦桑尼亚、约旦、玻利维亚、冰岛；
——排名第29位的宁夏，经济规模超过加纳、牙买加、乌干达；
——排名第30位的青海，经济规模超过赞比亚、洪都拉斯、尼泊尔、缅甸；
——排在最后面的西藏，经济规模也超过蒙古等国家。。
再看看人口。人口规模是市场规模的重要决定因素。中国移动能成为世界最大的电讯公司，就是因为中国的人口规模大。200年前英国崛起时，世界总人口不过10亿，英国人口占2%左右，英国搞殖民地原因就是本土人口规模太小；100年前美国崛起时，世界总人口不过16亿，美国人口占5%左右。今天中国的人口已超过13亿，几乎等于100年前全世界的总人口，比当今发达国家总人口还高出1/4。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市场受到世界各国重视的原因。
分省来看，中国不少省的人口已超过世界上许多大国的人口总量。中国人口最大的三个省份分别是广东、山东、河南，人口超过菲律宾、越南、德国（当今世界第4大经济体）；宁夏、青海超过新加坡、新西兰；西藏也超过蒙古。
上述两方面的比较是想说明中国本身的市场潜力有多大。中国各省之间千差万别，互利的贸易和分工非常有潜力。如果能把中国各省之间的贸易做好，中国本身就能创造出一个世界级的市场。二百多年前，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就惊叹到：中国国内市场的规模不亚于欧洲所有国家加在一起的市场规模。现在到真正开发这个巨大的市场的时候了！
开发国内市场，离不开中西部的发展。过去沿海地区主导的经济增长是与出口主导的增长相配合的。今后，中西部地区将变得更为重要。可喜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结构已经开始向有利于中西部的转移。改革开放后第一个10年、第二个10年，东部的增长速度超过中部和西部，但在第三个10年，特别是过去的5、6年，西部和中部的增长速度超过东部。第一个10年增长率排在前4位的是：广东、浙江、福建、山东，全是东部省份；第二个10年，前4位分别是福建、广东、浙江、山东，仍然是沿海省份；但第三个10年，前4位是内蒙、陕西、天津、宁夏，中西部占3个。过去6年，2003年到2008年，第一是内蒙，第二是河南，接下来是陕西、山东、山西。
这说明中国的区域经济增长正在发生转移，也说明中国地区之间的差距开始缩小，所以不要轻易相信中国地区差异越来越大的说法。国内市场的开发，一定会导致东部、中部、西部人均收入的均等化，中国东西部的差距有望在下一轮30年中大幅收缩，并逐渐消除。
靠什么开发国内市场？
一般而言，支撑一个国家经济成长的有几大要素：第一是产权保护；第二是科学、理性的思维；第三是资本市场的发展；第四是交通和通讯。
过去30年，中国的交通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1988年中国才有第一条高速公路（100公里），1995年中国的高速公路是2100公里，到2008年，已经是6万多公里，并且每年以4、5千公里速度在增加。粗略估计，与 20年相比，两点之间的运输时间大概减少了50%到三分之二（当然城市内部除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比如20年前觉得不划算的两地间的生意，现在就划算了。这次经济危机后，中国的道路建设（包括公路和高铁(高铁民航争夺战)）投入非常大，这对未来的经济发展有巨大影响。简单地说，运输成本降低，必然使分工和交换更为发达。如果没有蒸汽机、铁路、轮船，世界经济就不可能一体化。中国交通的迅速发展，将为中国经济一体化打下良好的基础。
然而，开发国内市场的主要障碍，不是交通和通信这样的硬件基础设施，而是制度性成本。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的主要区别，是主权分割导致的交易成本不同。由于国际贸易在不同的主权国家之间进行，出现了货币兑换、海关检验、关税和非关税保护等事务，使得国际贸易的成本高于国内贸易的成本。所以，降低国际贸易的成本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比如欧盟的成立，就是要使欧洲不同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变成“国内贸易”。现在讨论的东亚经济的一体化，也就是如何把中日韩三国之间的贸易变成像国内贸易一样容易。
遗憾的是，中国的行政区域划分和政府主导经济的制度，使得许多情况下国内贸易的交易成本比国际贸易还高。这样，各地区的相对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严重影响了国内市场的开发。这是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的一个重要原因。未来中国的行政区域调整、划分，应该尊重区域本身的市场属性，弱化行政功能，否则，人为的行政划分会割断区域之间合理的市场分工。另外，形形色色的地方保护政策必须废除。当中国在国际上高举自由贸易大旗的时候，不要忘了国内市场更需要自由贸易。
另一个阻碍国内市场开发的因素是商业文化和诚信。如果问中国的出口厂商，为什么70—80%的产品都在出口，而不做国内市场？他很可能回答：国内市场难做。难就难在签完合同，也交了货，但很长时间拿不到钱；而出口，只要签了合同，就能在合同期限内收到货款。所以有些企业宁愿低价出口，也不愿意高价卖给国内客户，国内市场的不确定性太大了。可见，如果不加强法治，合同得不到有效执行，又有地方保护主义横行的话，中国的企业家就没有信心开拓国内市场。
当然，不要以为对外开放已经不重要了。以出口占各省GDP的比重而言，中国各省差异非常大，2007年的情况依次是：广东91%，上海85.6%，江苏61.3%，天津57.4%，浙江55.4%，福建40%，然后其他省份都不超过百分之二十几。很多省份的国际贸易比重非常低，内蒙古只有4.7%，河南是中国第五大经济体，但是出口占GDP的比重只有4.6%，这说明，中西部地区还有发展国际贸易的巨大空间。
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还将伴随着城市化。中国现有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45%，改革开放初期这个比例是18%，未来30年可能上升75%。这不是不可能的，应该说是必须的。一个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国家，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经济发达国家。过去30年，中国100万人口的城市大致增加了200个；未来30年，中国有4亿人口要从农村转入城市，如果一个城市的人口按100万计算，中国要增加400个这样的城市。
企业作市场预测，包括房地产开发，应该看到这一点。国家的发展战略，包括新农村建设，也应考虑这一点。既然有那么多人要到城市来，还花那么多钱在农村，是否合理和划算？那些设施建完之后，谁来使用？花大量的资源，究竟有没有价值？如果帮助农村人口进城是不是更好？都值得思考。
产业创新与整合
除了开发国内市场，经济发展的第二个转变，是从低成本优势到高附加值的产业升级。过去30年，中国产品能打开国际市场，原因就在价格。问题是，低成本还能维持多久？过去三四年，北京保姆的工资几乎增加了一倍；在沿海地区，也出现了“民工荒”现象。这样的趋势，本来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但随着人工成本的上升，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如何维持？这就需要创新，生产更高附加值的产品。
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如何？在中国国家专利局授予的全部专利中，大致分三类：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其中，发明专利是体现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硬指标，另外两类专利多少有点“花拳绣腿”。从企业被授予的全部专利中发明专利所占的比重来看，2006年，外国企业的这个比重是74%多，中国企业的只有11%多；从整个时间序列来看，外国企业的这个比重远远高于中国。中国的很多专利完全是为了评比、评奖而设立的，技术含量和商业价值微乎其微。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不容乐观。
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崛起时，一定伴随着革命性的技术、产业的出现，比如英国的蒸汽机和纺织业，德国的化学工业，美国的汽车、电子通讯、IT业，这些技术改变了经济格局，从而改变了世界。不创立新产业的国家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世界经济强国。但新产业的创立不能靠政府投资。把握市场趋势不是政府官员的特长。曾经有地方政府花费巨资引进录像机生产线，结果产品还没下线，市场上已经把录像机淘汰了。更别说政府投资里隐藏着大量的贪污、浪费、造假的机会。
产业的升级换代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要靠企业家去发现。市场的好处在于，总能挑选出能够预见未来趋势的企业家，使他们成为新产业的领导者。中国企业家需要努力看清，什么样的技术能对未来产生决定性影响，什么样的产业能在未来引领经济的发展。但很遗憾，中国企业家还需要花费太多精力在非市场、非技术方面，外国企业家聚在一起讨论的是行业、产业未来格局，而中国企业家聚在一起讨论最多的还是政治或政策问题。所以要进一步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
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提高，不是领导人一两句话就能决定的。教育体制尤其重要。我们要培养科学、理性的思维。没有文艺复兴后的启蒙运动形成的科学、理性思维，就不会有西方世界的崛起。中国的教育已经有不少进步，但意识形态的影响还是太大，对人的思维控制太多，而且教育体制效率太低，一定要大变革。
最后一个转变，是从企业数量增长到产业整合。大致上，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靠中小新企业的不断增加。这次危机后，中国可能要经历从企业数量增长到企业规模扩大的转变，行业并购（包括国内并购和跨国并购）会形成新浪潮，产业集中度也会大大提升。西方国家的发展过程中，跨地区、跨国企业的大规模出现多是在危机之后。危机也有积极的一面。人死了是彻底没了；企业死了，实际上是资产重组，使资产变得更有效。国家要在这方面调整政策，靠贷款救企业不是办法，该破产的就让它破产，只有这样，真正优秀的企业才能成长起来，成为经济的推动力量。
警惕“国进民退”，把市场化改革进行到底
中国过去30年的成就，归根到底还是靠改革开放。未来中国能不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取决于是不是把市场化改革进行到底。所谓市场化改革，就是价格自由化、企业民营化、地方分权化、开放和全球化。中国的改革不是精心设计或深思熟虑得来的，好多是被逼出来的。日子好过的时候没人想改革，日子过不下去才想到改革。不要忘了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以价格自由化改革为例，1978年，100%的工业品是国家定价，大致15年后，工业品市场定价的比重占到81%，到2004年，已经接近90%。
还有国有企业改革。前15年，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没有变，但通过非国有企业的进入、发展，国有经济的相对比重在降低；后15年，转向了国有企业本身的制度变革，包括上市、拍卖等。结果，以城镇人口就业为例，1978年，有78.3%的城镇人口在国有企业就业，到了2006年，这一比重下降到22.7%。
这次危机前后，出现了一个现象，即“国进民退”，大量贷款给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强迫性收购民营企业，这是需要警惕的。从长远看，这次危机中拿钱越容易的国有企业，越容易破产。按过去的经验，过几年这些国有企业的呆坏帐就会增加，银行就会进行债务重组。1990年代以前，国有企业要钱就找银行，积累了大量呆坏账，最后只能卖掉。已经重组过一次了，中国这次没有大危机，是因为几年前已经花了几万亿解决了这个问题。另外，国家许诺的福利越来越高，未来正常的财政收入不可能支撑，解决经费问题的惟一办法是变卖国企股份。
国有经济的比重现在是36%左右，到2040年应该是10%以下，不管情愿还是不情愿，结果可能只能这样。国企改革的基本任务已完成，不需要再开党代会讨论方向性问题了。最大的那些国企也已经上市，以后只剩下技术性、操作性的问题，即以多快的速度减持国有股。像中央电视台这样的机构，未来也很可能走民营化。由于网络、地方台的竞争，它的优势会不断降低，到最后就可能没人看了。台湾就是这样，原来有份《中央日报》，官方地位很高，但现在没人看了。
我相信，尽管会有短期波折，但由于过去30年的改革成果，市场化改革的大势已不会改变。现在活得好的国有企业，基本是靠垄断赚钱，效率很低；国企占据着社会三分之二的金融资源，但创造的价值只是三分之一，他们都民营化后，可以想象中国经济会焕发出怎样的潜力。
政治改革的方向和路径
在新兴发展国家中，中国改革最值得借鉴的一点，是先搞市场化，再搞民主化。这是邓小平的英明之处。民主化走在市场化之前的国家，效果都不太好，包括印度。为什么市场化一定要走在民主化之前？因为民主是政治制度的一种，用政治制度解决问题都是迫不得已的，不该是第一选择。
市场决策和政治决策有什么不同？比如在一个团体中，有300人想去吃饭，市场决策是每个人自己选择，每个人的偏好都能满足。民主政治就好比大家通过投票来决定是吃肉还是吃素；如果50%以上的说吃肉，所有人就必须吃肉。民主是迫不得已的办法。如果一个国家在确立好的产权制度之前、在政府还控制大量资源时，以为民主能解决好问题，就搞选举民主，很容易把原本应该交给市场解决的决策交给政府，不仅导致效率损失，而且会滋生严重的腐败。所以，应该首先界定好市场与政府的作用范围，尽可能把选择权交给市场。
再一个，中产阶级的兴起很重要。如果没有广泛的中产阶级，民主化很可能变成民粹化，甚至导致暴民政治。民主要建立在法治基础上，这要求每个公民有基本的公民意识和责任心。中产阶级有一定的私人财产，但没富有到可以随便欺负人的程度；他们愿意并有能力承担责任，希望社会稳定，不喜欢动乱。如果一个社会中绝大部分人一无所有，少数人暴富，那就麻烦了。穷人可能不守规矩，他们失去的只是枷锁，得到的是整个世界；而极端富有的人也可能不守规矩，因为他们可以动用金钱的力量欺压别人。这样的社会很糟糕。
中产阶段的兴起，应该是通过自由市场竞争，以自己的禀赋能力获取财富的过程。一个靠自己能力致富的人，和一个靠欺诈、暴力致富的人，对社会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在市场正当竞争中致富的人，通常有更强的公民意识、伦理道德。
当然，不能说经济市场化可以代替政治民主化。1990年，我在英国参加一个会议，曾针对当时西方学术界流行的褒俄（俄罗斯）贬中（中国）倾向，对中国改革的长期进程提出一个长期预测。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可以用一张仿太极图简单比拟：一个竖椭圆，中间画一条S形曲线，分成两半，从上到下看，先大后小的一半是经济改革，先小后大的一半是政治改革，中间画一条横线，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就是这样一个关系。第一阶段的重点是经济改革，政治上又有些渐进性；第二阶段重点是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慢慢收尾。现在中国改革所处的阶段，是经济改革最重要的方面大体完成，剩下一些技术性、操作性的收尾工作，政治改革又才开了个头。在今后的改革中，政治改革的内容会越来越重要。

13亿人的国家怎么建立民主政治，现在还不好说。我想强调几点：第一，中国的政治改革应该是渐进的，不能搞休克疗法。美国建国后花了89年的时间才解放了黑奴，花了144年妇女才获得选举权，花了189年的时间，也就是到1965年，黑人才获得投票权；英国的早期选举权是有土地、财产要求的，并非谁都可以投票。社会发展到今天，中国不可能走他们的老路，但是其中道理值得思考。第二，法治要先行，要加强司法的独立性。没有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不可能有民主政治。中国政治改革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是，怎么把民主化和精英治理结合起来。民主化改革千万不能变成民粹化、痞子运动。美国可能是民主和精英治理结合得最好的国家，他们政治和法律框架的设计，包括参议院、众议院、最高法院等等，都防止了痞子运动和暴民政治的出现。中国也需要找到好的选举制度，保证民主和精英治理的结合。给定中国的传统和人口规模，未来的挑战非常大。印度的政治体制改革走在经济体制改革前边，它已经过了这个坎。如果中国未来在经济发展上输给印度，很可能就是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处理不好。
最后想说中国的国际战略。中国的影响力日益增大，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未来国际社会有好多游戏规则需要中国参与制定，但中国千万不要自大。韬光养晦，最重要的是发展自己，不要争世界领导权。一定要靠经济发展来提升国际地位，从历史来看，任何依靠武力争取来的国际地位都不长久。西方人强调中国的责任，这有道理，负责任才会有国际地位。
未来三十年，中国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那时，中国最好的企业也一定是世界顶级企业，中国的领导人，无论是政府领导人、企业领导人，还是学术领导人，都将是世界级的领导人，中国人百年的强国复兴梦将实现，中国公民也将以此为荣。——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我们建立一个民主、法治的市场经济。
（作者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本文由作者对光华学生的讲座内容整理而成；感谢岑科、傅小永对本文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