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雄:七年之痒：电视民生新闻的转型之路

电视民生新闻的勃兴，几乎是中国电视界近十年来改革的最大成果之一，也是电视业界和学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滥觞于2002年江苏广电总台城市频道《南京零距离》，随后迅即波及全国地方电视台的电视民生新闻，正站在“七年之痒”的关键点上：是依循惯性发展，还是寻求转型、突破之路答案是不言自明的——时下中国电视的媒体市场和观众市场已然发生巨大变化，民生新闻诞生之初的“蓝海”市场早已经成为竞争激烈的“红海”市场，民生新闻电视人只有保有创新的动力，才能在新一轮的电视大竞争格局中继续引领潮流。一、民生新闻：成功的背后与挥之不去的胎记
电视民生新闻在新世纪初期能够取得巨大成功，足以证明这一新闻形式本身具有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那就是电视人基于对当时媒体环境的深刻认知，对电视栏目从理念、内容、播报方式到媒体包装的全面出新。应该承认，直到今天，民生新闻仍然是各家地方电视台的金字招牌，也是收视率最高、广告收入最高的拳头产品，尚没有任何一种新的电视新闻能够取代其风采。
据笔者的观察，全国林林总总数十家有影响的民生新闻栏目，在多年发展中也有形式上、风格上的诸多变化。但就其实体性内容而言，可以讲变化甚微。从产品的市场生命周期来看，这几乎是一个奇迹。民生新闻之所以如此“幸运”，不外乎两个大的因素：
一、中国电视新闻的改革远远滞后于电视产业和电视其他内容的改革。继“频道中心化”、“制片人制、主持人制”、“栏目化、杂志化”、“民生化”之后，电视新闻的改革空间似乎释放殆尽，而热火朝天的电视选秀节目、热播电视剧，事实上并没有在同一层面给民生新闻造成真正的压力。
二、民生新闻在创制之初，满足了观众期待已久的新闻收视欲求，同时也使这种欲求定型化和模式化（笔者注意到，民生新闻诞生之后不仅在横向上被各地方电视台“克隆”，从纵向看，各电视台的各类新闻节目也有“泛民生化”的倾向），以致电视观众产生这样的想法：好的新闻就应该是民生新闻这个样子（“国家主义新闻”的宏大叙事应该是例外，但即使对于央视《新闻联播》，要看到新面孔、新腔调的呼声也很高）。因此，在没有新的新闻形式挑战后者之前，观众这种收视定势和惯性最终造就了民生新闻的多年不衰。
撇开其外部环境不论，就民生新闻自身而言，近十年的发展是否已经将自己锤炼成“不败金身”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换言之，民生新闻诞生之初来不及抽离、也无暇细读的内在缺陷依然存在，这些“胎记”依然鲜明而怵目。
“胎记”之一：民生新闻理念上的内在悖论依然存在，民生新闻的实体性内容仍然缺乏足够的“合法性”。
关注民生，一切以民生为本，这就使民生新闻的“名”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和“政治上的正确性”。但细究起来，“名不符实”特别是“名大于实”、“偷换概念”情形实际上一直存在着。根据《辞源》的解释，民生的本义系指“平民的生计”，语出《左传宣公十二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这里的民生，就是指民众的生活。在后来的演化中，“民生”二字常与“国计”相对，泛指与国家大事、大政方针相区别的广大老百姓的生计、生活。照字面意思和实际含义而言，和民生最先结合的新闻种类并不是民生新闻，而是早已经广泛出现于晚报、都市报和电视的“社会新闻”、“市井新闻”和“服务新闻”——这些新闻通常与政治新闻、经济新闻、文化新闻等严肃而重要的“宏大叙事”不同，专门表现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和社会生活的繁杂表象、细致肌理（市民的衣食住行、柴米油盐酱醋茶等）。老百姓的生活总是十分寻常甚至是琐碎的，因而一些市井生活中饶有趣味的新奇事件、新时尚、新风俗，以及车祸、打架、酗酒等负面信息自然充塞其中。在新闻泛政治化的时代，这一类新闻报道稍不注意便有滑入“黄色新闻”之虞。
民生新闻的创制者由于自己的抱负和所处的位置，不可能沿袭严肃的“国家主义新闻”的模式，但他们也力图与上述“社会新闻”撇清关系，做出严肃的、有价值的民生新闻。但问题是，若在内涵上把“民生”和“国计”强加区分，则民生新闻的内容势必会与社会整体支配性力量相脱离而失去自身的语境。事实上，民生和国计是不可能脱离的，哪一项民生内容不受到国计的主宰和限制哪一项国计不深深影响和决定着民生在采取“自上而下”改革路径的当代中国，“国家”事实上吞并了“社会”，公民社会尚待建设，百姓的民生与国计紧密纠结，生长在一起。既然从来就不存在与“国计”相脱离的“民生”，自然也不存在具有自足性内容和规定性的“民生新闻”。可以肯定地说，尽管民生新闻的倡导者力图独辟蹊径，在“国家新闻”和“社会新闻”之外杀出“第三条道路”，但民生新闻这一概念在理论上并没有得到明确的界定和清晰的解说，民生新闻在很大意义上讲只是一个全新的名称，并不是有着独立、特定的实体性内容的新闻节目类型。
“胎记”之二：从各地电视台民生新闻的实体性内容来看，民生新闻“灰度”甚大，新闻舆论导向未必完全正确。
笔者多年来对此类节目的收视感受几乎没有根本性的改变：突发性的社会事件、负面新闻以及某些社会丑恶现象，如交通事故、失火、自来水管爆裂、伪劣产品投诉、骗子设局害人、家庭纠纷、卖淫嫖娼、倒票坑人、街头打架、情侣分手引发纠纷等“社会新闻”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民生新闻体量较大，而且普遍强调时效性和现场报道，因而节目的生产者不可能有很多时间去思考和咀嚼社会事件的意义。在相当沉重的播出压力下，民生新闻的实体性内容很难摆脱它力图逃脱的“社会新闻”、“市井新闻”的窠臼。当某些民生新闻节目津津乐道于表现市民生活“真实的”原生态时，事实上也给自己招致了相当沉重的体制性压力，经常受到主管部门的“提醒”和“敲打”。
“胎记”之三：某些民生新闻始终没有在改进内容上下最大的功夫，而是着力于节目呈现和包装营销，娱乐化乃至庸俗化特征显著。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态势下，在媒体的营收绝对依赖广告的现实情境中，媒体谋求收视率的最大化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追求较高的收视率必须以节目自身的内容为本，不能靠形式上的包装甚至制造“噱头”来吸引观众的眼球。从播出的若干档民生新闻节目看，娱乐化、庸俗化的特征似乎比较明显。例如，在节目内容预报时普遍用富有煽动性和刺激性的语言设置悬念，把某些并没有多大意义的负面社会事件作为重要内容加以突出；为了凸现节目的平民化和“民众作为电视主体”的特色，大量使用现场目击者的亲口陈述和群众自拍的粗糙DV，事实上严重降低和稀释了节目宝贵的“时间质量”；为了刺激收视率，不少节目还搞起了占据节目时间的“有奖收视”活动；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新闻信息，节目培育了一批热衷于报料有奖的“线人”队伍，但节目部对这些线人并没有，哪怕是十分初级的新闻培训。
二、新观众、新环境：“公民新闻”的必然浮现
现在的问题是，经过近十年的社会发展，中国电视观众的心理需求已然发生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当然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公民社会的初步建设、社会文化的多元化、观众媒体素养的提高以及新的、变化了的收视期待。也就是说，电视观众希望通过电视获得关于社会更真实、更丰富、更深刻的新闻信息，满足更多的社会表达和社会参与。一句话，就是随着观众公民意识的成长，他们更愿意把电视看作是实现公民权利、参与社会建构的利器。相形之下，民生新闻那些曾经导致成功的范畴已经和当下“新观众”的需求产生了新一轮的紧张关系。
从另一方面看，观众收看电视新闻，从根本上讲，是一种文化消费或信息消费行为，直接决定于他们置身于其中的消费环境。当下的中国，“信息时代”的涵义早已经从单一或少数几种媒体供给信息转换为全媒体供给信息，“选择的焦虑”早已经代替了“匮乏的焦虑”。传播学研究中的“使用与满足”理论指出，传统的效果研究都是以媒体为中心，因而无法确定媒体影响力的大小；媒体的实际影响力，是以受众为中心的，即取决于公众在多大程度上使用和依赖媒体，“这个模式研究的中心，在于为达到满足和需求而对媒介内容的使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网络媒体的超常规发展。2009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网民数量已突破3亿，网民规模稳居世界第一位。在新的媒体环境中，信息消费者可以选择的媒体已经构成了一个不同层次相互交叠的长长的媒体链：报纸、杂志、广播、网络媒体以及由此衍生的博客、播客、社交网站、手机短信（第五媒体）、手机报、3G移动手机……在汶川大地震的新闻报道中，上述诸种媒体形式，尤其是网络媒体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其影响力对电视也不遑多让。近一个时期以来，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事件（如持续发生的矿难、周老虎事件、天价烟贪官事件、系列学术造假事件、经济学家角色争议乃至房市迷局与反诘事件等等），都是由网络媒体首先“发难”、设置议程，网民是主要参与讨论者。可以不夸张地说，近期重大社会焦点事件几乎都是由网络率先披露、激发和推动的，而后才有传统媒体的跟进报道。
上述覆盖平面媒体、广电媒体和网络媒体的全媒体时代的来临，对民生新闻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巨大影响：一是直接减少或分流了电视新闻观众；二是强制性地把电视置于全媒体语境中，把民生新闻强制性地置于全媒体新闻供给体系中。反观时下的民生新闻，尚无法跟上全媒体时代的步伐，突出表现在：
一、由于技术制作程序和体制因素的阻滞影响，民生新闻的时效性没有网络甚至广播强；在很多时候，民生新闻所播报的都是电视观众已经通过其他媒体知道或听说的东西。
二、民生新闻的互动性比网络、广播和手机短信差，一方面是缺乏电视媒体和观众之间的互动性（这里有技术层面的困难，更有观念上的障碍），另一方面是缺乏社会各阶层，尤其是草根阶层和精英阶层之间的争辩、对话和协商。也许我们可以想象民生新闻生产过程中记者、编辑和主持人之间的互动对话，但是观众实实在在看到的只是主持人在单方面输出新闻信息或评论。大量使用现场目击者的亲口陈述和画面，播出群众的自拍DV，偶尔接接观众电话，虽也属于“互动”，但毕竟是十分浅层次的，形式大于内容的。
三、民生新闻对全媒体资源的利用和挖掘还远远没有到位，自身的独特优势没有充分显现出来。在全媒体时代，新闻信息资源是充分共享的，对于任何一种媒体来说，与其他媒体缔结战略合作联盟，在海量信息基础上筛选出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并在第一时间作出权威性的深度解读，几乎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对民生新闻而言，存在着两个主要的问题：一是对诸种媒体生产的海量信息利用不够，视野相对狭窄，常常遗漏重要新闻热点题材，难以满足电视观众的“求知欲”；二是对重大热点新闻事件的权威性、个性化解读不够，相当多的民生新闻主持人由于知识、学养、见识、才情的缺乏或背后制作班底的支持不足，难以承担“舆论领袖”为观众“解惑”的职责。
坦率地讲，电视民生新闻所遭遇的挑战远不止社会思潮、媒体环境和消费习惯的剧烈变化。但仅仅是上述这些“外部因素”，已经给前者形成了足够强大的变革压力。谁家的民生新闻能够更敏锐地觉察到这些变化，并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改革和转型，谁就能够在新一轮的民生新闻“洗牌”中抢得先机，就像当年民生新闻在地方新闻改革中抢得先机一样。在笔者看来，民生新闻在上述环境压力之下实施转型的方向或努力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应调低民生新闻的“灰度”，增强其“亮度”；目标受众应实现从“市民”到“公民”的提升。
民生新闻以贴近民生为其立身之本，但这一点并不应该理解为电视镜头无原则、无距离、无反思地贴近社会生活的原生态。恰恰相反，民生新闻的“零距离”应该意味着电视镜头和实际生活之间的张力结构——这种张力结构意味着电视镜头的选择、过滤和重组功能。应该承认，民生新闻表现的上述内容是客观存在的，市民的生活本身或许是十分琐碎而具体的，但电视新闻不是一面简单的反光镜，不能满足于反映光怪陆离的“原始事实”，它应该建构由一幅幅生活画面组成的客观、公正、平衡的“媒介现实”。此外，电视应该确立正确的舆论导向，应该从总体上展现社会生活的亮色。事实上，不少学者已经看出了这一点。李舒、胡正荣早就指出，民生新闻的潜在危机之一就是“止步于浅层表现”。“民生新闻较好地体现了‘三贴近’原则，这在实践中已有所体现。但是，如何由‘贴’而‘进’，做进一步提升，帮助人们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告诉公众如何去应对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让他们去阅读和观看这些问题”
从更深的层次看，民生新闻的目标观众群应该实现从“市民”到“公民”的提升。公民当然是市民，公民生活当然也是市民生活。但公民不仅仅是市民，公民生活也不仅仅是市民生活，两者具有不同的内涵。公民和公民生活应该比市民和市民生活具有更丰富的社会内容和社会规定性，在基本的个体生存范畴之外，公民是民主社会的真正主体；在吃喝拉撒、油盐酱醋茶之外，公民生活囊括了权利表达、权利实现、社会互动、社会参与、公民自治、文化自觉等无比丰富的内容——民生新闻应该把镜头更多地对准这些更为本质的生活领域。
第二，民生新闻在继续坚持为民请命、视舆论监督为己责的基础上，要大力强化其“理性”和“建设性”的品格。
应该承认，民生新闻从一出生就带有鲜明的草根性、亲民性，“为老百姓说话”是它的最大亮点。民生新闻在为百姓办实事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触及某些社会矛盾和社会丑恶现象，也不可避免地展开针砭和批评，甚至是严厉的批评。在电视观众媒体素养较低的时候，这一亮点确实替老百姓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出了不少气，让观众觉得痛快。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和社会的快速发展，见多识广、善用媒体的老百姓的媒体素养已经大大提高。他们自然会对民生新闻提出更高的要求，那就是媒体应具有更高的理性和建设性，能够把社会舆论的主流和“愤青”般的社会情绪的宣泄区分开来；能够区分看待不同的社会矛盾，能够指出社会矛盾的解决之道，以及解决这些矛盾的社会力量，从根本上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应该说，这的确是当下民生新闻的一个软肋。“理性”比“正义感”更难建立，“建设”比“批评”更难。但唯其如此，民生新闻才能跨上一个新的台阶。从这个意义上看，民生新闻除了像一个敏锐的、具有火眼金睛的社会观察者之外，还必须具备一个会思考的大脑，具有思想家的品格和气质。
第三，民生新闻要致力于构建开放、和谐、活跃的社会公共领域，汇聚民意，促进城市民主政治的发展。
当代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型之中，虽然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公民社会的建设才刚刚起步，但透过公众在各种媒体上对热点社会事件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热情，公民意识的成长以及公众对开放的公共领域的巨大渴求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公共领域是这样的一种社会空间：各种社会意见自由进入这一领域，针对某些特定的社会问题展开讨论和争辩，在意见的博弈中形成社会共识，并据此监督公共政策的决策和施行，规范公众自身的行为。由于只有大众传媒能够有效地连接分散的公众，因而媒体已经在事实上成为公共领域的主要建构者——电视作为强势媒体，其作用自不待言。
从另一方面看，城市是社会资源的聚集之地和社会生活最活跃、最富有生机的处所，媒体高度集中，因而是公共领域最为活跃之地。民生新闻有能力，也有责任在开拓城市公共领域方面做出特殊的贡献。
一、电视台一定要开门办台，民生新闻一定要开门办节目。只有这样，民生新闻才能够强化媒体与社会、媒体与媒体、业界与业界、业界与学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多层次社会联系，对多元化的社会利益、社会分层、社会思潮和价值观有深刻的体察；
二、在可能的条件下，民生新闻要以更敏锐的触角探知社会各阶层生活的最细微脉动，挖掘隐蔽的、可能在未来形成的新闻议程和热点，储备足够有价值的新闻素材和线索；
三、民生新闻要特别关注社会团体和各种NGO、NPO团体对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立场，而不是把一些原子化的分散个人意见作为舆情互动的点缀。因为上述团体联系着群体化、分层化、职业化的广大社会人群，具有极大的代表性，要给这些团体以更多的表现窗口，使它们成为社会舆情互动的真正代表；
四、民生新闻要弱化“指导者”、“仲裁者”的角色，强化自身“社会论坛”的功能，以各种形式邀集社会各界市民代表和专家学者对某些热点问题展开讨论，注意观点的全面性和平衡性，以期达成理性共识，形成和谐舆论。
三、民生新闻的未来展望
民生新闻的转型看来是不可避免的，这既是媒体竞争态势的必然，是电视观众新的收视需求的必然结果，也是电视新闻产品适应并推动当代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的历史责任。放远眼光看，仔细思忖之下，民生新闻的转型之路依然充满变数。
变数一：民生新闻是继续作为一种独立的电视新闻样式、语态而存在，还是扩展为电视新闻的普遍化样式
在前文我们已经强调指出，民生新闻承继着先前“社会新闻”、“市井新闻”的血统，但它自身承载着严肃新闻的职责，因而决不可能蜕变为升级版的改良型社会新闻样式；作为未来的公民新闻样式，它必然取消或模糊“民生”与“国计”的分野，而将两者杂糅在一起。这样一来，它的一只脚又踩到了“国家主义新闻”的边界——但无论是向社会新闻还是向国家主义新闻的可能摆动，甚至向公民新闻的跃升，都会使民生新闻悖逆于其安身立命的自我设定，即将民生的固有内涵一点点掏空和换置而成为一种新的“他者”了——这样一来，民生新闻的自我转型很可能变成民生新闻的“自杀”行为，这是很多电视研究者感到困惑的东西，也使不少民生新闻生产者对前景感到迷茫。不言而喻，转型和改版升级后的电视民生新闻肯定将和现在的节目形式有很大的区别，也许这种变化之大，足以颠覆原先节目的内在规定性而成为“名不符实”的新的新闻样态。
我们的确应该更多关注民生新闻之“实”，而不是纠缠于其“名”的限制。如果民生新闻能够率先突破自身的原有规定性而成长为中国严肃新闻的新规范、新体制，那么，民生新闻对中国电视新闻的贡献，就不仅仅是创制了一种与“国家主义新闻”相对的颇具活力的新闻样式，而且也是引领中国电视新闻改革的重大力量——说到底，即使是现在仍具“威仪”、部分社会精英人士和老一代电视观众仍然习惯收视的国家主义新闻，最终也将逐渐改变自己的面目，向公民新闻的方向转变。在未来的公民社会中，电视新闻能够存在的依据将不再是外在于自身、由权力话语赋予的威仪、严肃性和合法性，而是新闻自身的质地和质量。从这个角度看，民生新闻其实和“国家主义新闻”都走在改革的道路上，只不过前者没有后者那么多的重负和体制性牵绊，能够更快地前行。由此笔者断言，如果民生新闻能够率先成长为公民新闻这一电视新闻的未来主流，能够为电视新闻树立一根普泛性标杆，那么，民生新闻在名称和概念上的“死亡”，或许将是其重生的祭礼。
变数之二：民生新闻的方向是“公民新闻”还是“公众新闻”
“公众新闻学”（Civic Journalism，或译“公共新闻学”）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美国新闻界兴起的一个社会运动，是新闻界针对其在商业化过程中招致的社会批评和信任危机而提出的解决方案。公众新闻事业是媒体的社会责任在与商业利益冲突中被消减之后更切实具体的反思与挽救，同时也是“社会责任”理念的现代延续。被称为“公共新闻学之父”的纽约大学教授罗森描述的公众新闻具有如下特点：1.视人民为市民/公共事务的潜在参与者，而非受害者或旁观者；2.帮助政治性社群针对问题而行动，而非仅仅知晓问题；3.改善公共讨论的环境，而非仅仅看着它被破坏；4.帮助改善公共生活，使得它值得人们关注。概言之，美国公众新闻学运动提倡新闻以成就民主的社会秩序为目标，以推动公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和改善社会公共生活为己任，通过关注社会问题，并经由公众讨论发现这些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使媒体重新得到公众的信任，以一种更实质的方式促进美国民主的健康发展。
不难看出，我们所提出的公民新闻与公众新闻有许多相似之处，特别是在确立公众的主体地位、强化公众的互动和参与意识、建构社会公共领域等方面。正是基于此种比较，不少学者认为，电视民生新闻的未来应该就是美国公众新闻的这种模样。但在笔者看来，中国电视的民生新闻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可能成为所谓的公众新闻。理由如下：
一、中美具有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媒体制度，媒体的社会角色和功能也有很大的不同。所谓的“自由媒体企业”和“喉舌”的差异是无法抹煞的，这就决定了两者改革、发展的路径和制度性空间完全不同。
二、民生新闻仍主要立足于信息的报道者这一角色，但在公众新闻中，媒体已经完成了从信息的报道者到社会运动的发动者、参与者和组织者的转变。
三、两者的新闻价值观不同，新闻事件的报道“阈值”和范围、等级有巨大差异。民生新闻不会舍弃报道市民的全景图画，特别是市民极为关心的“身边事”、“寻常事”（这些事情当然会经过更精准的选择）。相形之下，只有那些公众强烈关心、政府无法回避、有条件或有可能解决的社会公共事务（尤其是社会冲突事件）才可能纳入公众新闻的议题。
四、美国公民社会资源相对雄厚，社团发达，可以给媒体以强大的组织化力量和议程的支撑。而中国公民社会建设刚刚起步，社会整合程度不高，媒体无力协调和动员足够的政治资源来完成新闻议程的政治化建构和最终实现。
五、即使在美国，理想色彩浓烈的公众新闻仍然难以抵挡资本的利润逻辑。在媒体竞争“刺刀见红”的当下中国，民生新闻不可能因其“曲高和寡”的转型而让收视率掉下来——“收视率末位淘汰制”是中国电视绝大多数节目业绩考核的不二标准。
因此，笔者相信，现阶段的民生新闻之转型，将以提高新闻报道质量、激发公众参与社会讨论、推动“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培养公民意识为目标，不可能把自身的主要使命界定为以“议程建构”（agenda building）直接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民生新闻现在最需要改变和所能改变的不是政治的实际运行，而是作为“政治动物”的人的公民意识。有学者早就指出，民生新闻为地方新闻媒介寻求突破提供了重要借鉴，但若以新闻成就民主的社会秩序、以新闻推动公众参与社会公共生活作为新闻业的理想目标，民生新闻只是一个开端。诚哉斯言。■
（作者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电视民生新闻研究”之研究纲领）
注释：
丹尼斯麦奎尔、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第10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李舒、胡正荣：《“民生新闻”现象探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6期
陆晔：《突破从民生新闻开始》，《现代传播》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