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训慈与文澜阁库书大转移??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贵阳地母洞藏书库(1942年5月摄)
陈训慈(1901－1991)，字叔谅，浙江慈溪官桥村人，陈布雷弟。1924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历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译、中央大学史学讲师、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1932年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先后创办《文澜学报》、《浙江图书馆馆刊》等。1936年主持举办“浙江文献展览会”，参观者8万人次。“七·七”事变后，联络浙江大学、浙江博物馆等，创办《抗敌导报》，呼吁抗日。抗日战争中，陈训慈为保护浙图藏书，主持组织抢运馆藏《四库全书》及古籍善本，避至富阳、龙泉，又组织抢运宁波天一阁九千多册藏书到浙南。
抢在杭州沦陷前
1937年“七·七”事变后，陈训慈敏锐地觉察到杭州的文澜阁《四库全书》也面临万劫不复的险境。陈训慈一面动员全馆人员赶制木箱，准备装箱转移，一面积极筹措运费。他专程找恩师竺可桢校长商议对策，两人除共同向教育部力争之外，便利用浙大迁校的卡车，分批装运库书，终于在1937年12月杭州沦陷之前搬出杭州。
文澜阁库书的转移启运，借助浙大西迁的运输力量，使陈训慈深受感动。他面对沉重的债务负担，又将家属弃置慈溪老家于不顾，便赴汤蹈火地奔走呼号，踏上迁移文澜阁库书的艰难之路。
举债迁书历艰辛
1937年8月，淞沪会战打响。11月，日寇登陆金山卫，杭州危在旦夕。
11月13日和20日，为筹措运书款，陈训慈数次至省教育厅求助，只领到三百元。陈训慈只好四处举债。
12月3日，库书与善本自富阳向南运抵桐庐。后依靠从浙大借来的卡车，分运三天，继续向南到达建德县，最后运抵浙闽赣三省交界处的浙江省龙泉县。但龙泉仍非久留之地，将库书运到大后方才是妥善之策。就在经过峡口过江山溪时，有一车书翻倒在溪水之中。经抢救，运到江山县城城隍庙里的大天井中曝、晾。由于战事紧张，日寇经常轰炸，形势极为严峻。只好一路爬山涉水时经常通风或晾晒，防止霉变。
库书几经周折，至次年4月底运抵贵阳，先存西郊张家祠堂，之后便是曝书。由于护书的夏定域和虞佩岚、柳逸厂等的努力，精心照料，这落过水的3000册书终于被抢救过来了。
9月下旬，日寇首次轰炸贵阳。1939年2月，文澜阁《四库全书》搬迁到贵阳城北八里的高山上地母洞内。此洞附近极为荒凉，没有人烟，但却十分安全。
竺可桢等人于1939年6月23日下午，到地母洞查看库书存放情况。看到只有两名工人看守。打开其中一箱验视，发现其中书已略有潮湿。他们当即商定，屋顶须以瓦代木，箱中书籍须晾晒，看护工作必须有人主持。后期又将每年一次的曝晒改为春秋两次。如此历时6年，终于保存完好，没有受损。
护书保校居首功
1940年10月，陈训慈应兄长陈布雷的邀请，在到重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二处秘书的赴任途中，于10月23日特地赶到贵阳的地母洞察看文澜阁《四库全书》。到重庆后，陈向蒋介石汇报了文澜阁《四库全书》存贵阳地母洞和浙江图书馆馆藏文献南迁的详情。1940年10月15日陈立夫到陈布雷家访问时，陈又乘机介绍贵阳地母洞内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困境。紧接着陈训慈又在11月26日致函教育部陈逸名司长，要求落实新增预算。同时，他还与贵州省教育厅、贵州省图书馆联系有关保管措施的落实和经费使用等事。由于做了大量的工作，使重庆国民政府更为关注文澜阁库书的安危。1943年春蒋介石电谕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嘱“地母洞潮湿，藏书恐霉烂，应另觅安全处所迁藏。”1944年，日寇从广西北犯贵州，11月黔境告急，这时，重庆的国民政府，特令地母洞库书紧急迁渝，同时电告:“浙大就地解散”。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为浙大西迁办学呕心沥血的竺可桢校长当机立断，电告当时正在重庆的陈训慈，要他通过他的兄长陈布雷面谒蒋介石要求蒋取消解散浙大的命令。陈训慈接电，没有二话，一面筹办“地母洞”库书运抵四川的有关事宜，一面说动陈布雷快速行动。据说，当时蒋介石推说“不知此事”，陈布雷要他收回成命，否则便辞职不干了。蒋说:“即使已有命令，也可改回来嘛！”
竺校长在接到重庆的第二次来电之后，深感陈训慈“保校”有功，消息一出，全校师生无不欢呼雀跃，额手称庆。
1944年12月8日至23日，文澜阁库书终于运抵重庆青木关。
回迁路上过难关1945年8月，日寇投降。1946年5月15日，库书取道川南入黔，经湘赣入浙，7月5日安抵杭州，重归西湖孤山藏书楼。
库书回迁途中，麻烦之事，困苦之状，一言难尽。据当事者记述:“在衡阳遇匪，警士开枪百余发匪始逸，在邵阳候渡二日夜；在安仁遇一小河，卸书渡河费时一日；在江西永新，余车左轮陷入水池，几倾覆；在银坑宿露天茶棚；在上饶遇罕有大水，公路桥梁冲毁，停留十余日；在兰溪过渡，卸书，烈日熏灼一日，皮肤若焦炭，凡此皆为令人永远难忘之遭遇。”陈训慈是库书内迁全过程的总指挥，举凡事前策划，人事安排，经费请领，协调配合，乃至防潮设备之改进，员工生活之维持以及其他有关库书安全的林林总总，均为陈训慈所主持，人称“前丁后陈，永垂不朽”。
文/吕洪年　摘《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