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转型的阻力来自何方0

７月初，北京政法大学召开了一场“全球化与政治转型”研讨会，邀请全国知名高校的学者参加。学者们畅所欲言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有人认为，经济落后的地区热衷于改革，以改变落后的现状，获得额外的好处；相反，经济发达的地区对改革兴趣不大，担心改革会失去既得利益。从全国看，当经济发展势头好的时候，人们会漠视改革，当经济发展遇到挫折时，人们就会产生改革的欲望。有时候，上头希望做的事，下面却不想做，因此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绝招。有时候，上头为顺从民意，也会提出一些改革方案，但只是做秀，并不会真正去做，因此最后不了了之。
国人都在不遗余力地呼吁政治改革，但为什么中国的政治改革如此沉重？其实中国政改的根本问题在于平衡各派政治力量的强弱。有一句口头禅叫“一放就乱，一收就死”，如果放开控制，由政治力量自由竞争选择，那么今天的政治局面可能仍然是左右两翼的争夺，但右派不会太得势，左翼力量会增强，中间力量会得到更多的拥护。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中国政改的历程：第一个时期：1978年底到1985年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奠定基础期。在这一时期，党的高层决策机构在总结文化大革命惨痛教训的基础上，认识到只有在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结构体系中建立现代民主政体，才能从根本上防止个人独裁；
第二个时期：从1986年到1989年上半年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热点时期。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首次肯定“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强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第三个时期：从1989年下半年到1991年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转折期。在这一时期，由于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1990年的东欧剧变和1991年的苏联解体，中共最高决策层从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大局出发，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注重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保持政治稳定为前提。于是，政治体制改革被相对淡化；
第四个时期：1992年至今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隐性发展期。邓小平指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而不搞政治体制改革是不对的。因此，在这一阶段，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处于一个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和突破口，寓政治改革于经济改革之中的隐性发展阶段。
从以上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阶段区分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走的是一条蜿蜒崎岖的道路。在现实的改革中，经济体制改革所能释放的能量已日渐式微，只有在政治体制方面有所动作，才能进一步促进中国的发展。但为何政改一直迈不出大步？
有几个重要原因：第一是认识上的误区。一个是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会削弱党的领导，一是认为会破坏稳定。因此，政府官员缺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
第二是来自既得利益群体的阻力过大。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取得了大量经济成果，也造就了一个个的既得利益群体。这些既得利益群体紧密地依附在政治权力周围，形成了一个个既相互独立，又彼此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特殊利益群体。在这些利益群体中，既有权力圈以外的利益主体，也有权力圈外的利益主体，但更多的是权力圈内的利益主体。实际上，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队伍现在正处于壮大中。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力从上到下都失去制约，党政官员得不到有效监督，使得当权者可以肆无忌惮地侵吞公有财产，掠夺公共资源。作为这一特权群体来说，他们本身是缺乏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的，只会千方百计地阻挠政治体制改革，以保全既得利益。另一方面，权力圈外的既得利益者也不愿意失去这种花了高昂成本的依附关系，因此，他们也要保护这种滞后，以保全已获利益和将来更大利益的产生。正是由于这种既利益群体的阻挠力量过大，使得政治体制改革举步维艰；
第三是政治体制改革难于找到突破口。政治体制改革较经济体制改革来说，难度更高、风险更大。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涉及的人和事范围太广，触及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
在苏联东欧发生巨变并陷入暂时性困境之后，出现了一股对中国改革模式的“成功经验”自我表扬的热潮。比较典型的经验总结大概有两项，其一是“渐进改革优于激进改革”，其二是“经济体制改革先于政治体制改革”，这两项经验被当作中国之所以保持社会基本稳定、获得经济高速成长。将这两项经验贯彻到中国的改革实践中，便助长了“能不改的绝对不改、能慢改的绝不快改、能小改的绝不大改”的保守心态，尤其是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往往强调必须以市场体制成熟、物质条件具备、国民素质提高、社会高度稳定作为真正启动政治改革的前提条件。实际上，如果没有适当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制度的转型，上述假设前提又根本不可能实现。因此，这无异于说，对于既得利益阶层而言，只有政治体制根本不改革，才是最稳定、最安全、最正确的选择。
中国政改的困境是只能“以权力改革权力”。权势阶层作为一个整体，是中国唯一可以迅速有效地动员起来的有组织力量，政治改革如果得不到他们的支持，便只能走向革命或动乱。但他们同时又是政改的最大延宕力量，名为“公仆”实为主人的权势人物和党政权力部门既在履行着政权的职能，同时也在经营和维护其个人与团体的独特利益。他们是一股强大的力量，现行制度使他们成为掌控最多公共权力、支配最多社会资源、占有最多社会财富、享受最多社会保障的既得利益群体。由于他们的独特地位，使他们有能力挫败任何损害他们利益的政治改革。例如，高级官员的差额选举从程序上、操作上极易实行，之所以不能推行的原因无非是霸着权位的官员不敢面对选票的考验，而他们却掌握着足以阻挠选举改革的权力和资源。不能指望他们成为政治改革的推动力量，除非有足够大的民间压力和国际压力。
曾经有人相信，由村民委员会选举到居民委员会选举的“基层民主”方式就是这样的一个突破口，理由是这项改革的阻力很小。尽管地方官员中主张加快政治改革的人数众多，支持包括乡镇长直选在内的竞争性选举的人数有明显上升，但他们的政治改革主张仍然限于现行的基本政治框架。
政务公开、新闻自由也曾经被认为是政改的突破口。也有人认为，修改宪法、改革人大是最恰当的政改突破口，但也都行不通。还有人认为党内民主是政治改革最现实可行的突破口，但党内民主的难度与中国社会的民主化难题的难度相比，或者相等，或者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