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金克木：没有文凭的梵学大家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03:57:15
金克木（1912~2000），字止默，笔名辛竹，祖籍安徽寿县，生于江西。中学一年级就失学。1930年，他到北平求学。1935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利用一切机会博览群书，靠自学掌握了多门外语，并开始了翻译和写作，历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
玄奘似的求道精神
1941年，金克木远赴印度，虽然并非重走法显、玄奘之路，却体现出了相似的求道精神。
金先生经缅甸到印度，在加尔各答游学，兼任《印度日报》及一家中文报纸编辑，同时学习印度语和梵语。
金克木曾来到佛教圣地鹿野苑，他“住香客房，与僧徒伍，食寺庙斋，披阅碛砂全藏”。他又随名师乔赏弥学习梵文和巴利文，开始了对梵学的研究。他的学生郭良在回忆中谈到：“金克木先生40年代游学印度五年，按印度传统的口耳传授方式，拜名师乔赏弥学习梵文、巴利文。金先生一辈子都对他的老师缅怀于心，总是以崇敬的口吻谈及他的老师。”
1948年后，金先生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随后娶历史学家吴于廑之妹为妻。他和季羡林、张中行、邓广铭一起被称为“燕园四老”。在北京大学，金克木同季羡林一道培养出了我国第一批梵文、巴利文学者。名副其实的梵学大家
金克木是举世罕见的奇才。他精通梵语、巴利语、印地语、乌尔都语、世界语、英语、法语、德语等多种外国语言文字。他曾仅靠一部词典、一本凯撒的《高卢战纪》，就学会了非常复杂的拉丁文。这种语言天赋在中国学界除陈寅恪外罕有其匹！难怪有人说他是“钱钟书先生去世后，中国最有学问的人”。
金克木学贯东西，知兼古今，学术研究涉及诸多领域，自己在生前也自称是“杂家”。他除了在梵语文学和印度文化研究上取得了卓越成就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佛学、美学、比较文学、翻译等方面也颇有建树。金克木一生笔耕不辍，出版了多部著作。研究天文的人文学者
世人皆知金克木是人文学者，其实他的自然科学的素养亦不低。
他对天文学有特别的兴趣，不仅翻译过天文学的著作，还发表过天文学的专业文章。上世纪30年代，戴望舒非常欣赏金克木的作品，硬是将当时痴迷天文学的先生从天文学拉回文学。对此，金克木还颇有遗憾，曾在一篇随笔中怅然道：“离地下越来越近，离天上越来越远。”文化老顽童
金先生有一颗童心，对一切新鲜的东西，总是那么好奇，85岁学会用电脑写作和传稿即是一例证。“文革”前，他去北大图书馆借书都是拖着小车去拉的，“文革”后体力大不如前，但却始终关心国际学术的最新发展。在国内还少有人提及诠释学和符号学的时候，他已经在撰文介绍，并将它们用于研究中国文化。
上世纪80年代，金先生已年近七旬，但他还敢于蹈新踏奇，举凡国际人类文化学的一些新学科，他几乎门门涉足，例如比较文学、信息美学、民俗学、语义学等。当代有些最新的研究方法，还是由他首倡从域外引进的。对于他这种“博学杂览”的特点，陈平原先生曾这样评价，他是“以‘老顽童’的心态与姿态，挑战各种有形无形的权威——包括难以逾越的学术边界，实在妙不可言”。（《扬子晚报》11．10 张萌文）
玄奘似的求道精神
1941年，金克木远赴印度，虽然并非重走法显、玄奘之路，却体现出了相似的求道精神。
金先生经缅甸到印度，在加尔各答游学，兼任《印度日报》及一家中文报纸编辑，同时学习印度语和梵语。
金克木曾来到佛教圣地鹿野苑，他“住香客房，与僧徒伍，食寺庙斋，披阅碛砂全藏”。他又随名师乔赏弥学习梵文和巴利文，开始了对梵学的研究。他的学生郭良在回忆中谈到：“金克木先生40年代游学印度五年，按印度传统的口耳传授方式，拜名师乔赏弥学习梵文、巴利文。金先生一辈子都对他的老师缅怀于心，总是以崇敬的口吻谈及他的老师。”
1948年后，金先生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随后娶历史学家吴于廑之妹为妻。他和季羡林、张中行、邓广铭一起被称为“燕园四老”。在北京大学，金克木同季羡林一道培养出了我国第一批梵文、巴利文学者。名副其实的梵学大家
金克木是举世罕见的奇才。他精通梵语、巴利语、印地语、乌尔都语、世界语、英语、法语、德语等多种外国语言文字。他曾仅靠一部词典、一本凯撒的《高卢战纪》，就学会了非常复杂的拉丁文。这种语言天赋在中国学界除陈寅恪外罕有其匹！难怪有人说他是“钱钟书先生去世后，中国最有学问的人”。
金克木学贯东西，知兼古今，学术研究涉及诸多领域，自己在生前也自称是“杂家”。他除了在梵语文学和印度文化研究上取得了卓越成就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佛学、美学、比较文学、翻译等方面也颇有建树。金克木一生笔耕不辍，出版了多部著作。研究天文的人文学者
世人皆知金克木是人文学者，其实他的自然科学的素养亦不低。
他对天文学有特别的兴趣，不仅翻译过天文学的著作，还发表过天文学的专业文章。上世纪30年代，戴望舒非常欣赏金克木的作品，硬是将当时痴迷天文学的先生从天文学拉回文学。对此，金克木还颇有遗憾，曾在一篇随笔中怅然道：“离地下越来越近，离天上越来越远。”文化老顽童
金先生有一颗童心，对一切新鲜的东西，总是那么好奇，85岁学会用电脑写作和传稿即是一例证。“文革”前，他去北大图书馆借书都是拖着小车去拉的，“文革”后体力大不如前，但却始终关心国际学术的最新发展。在国内还少有人提及诠释学和符号学的时候，他已经在撰文介绍，并将它们用于研究中国文化。
上世纪80年代，金先生已年近七旬，但他还敢于蹈新踏奇，举凡国际人类文化学的一些新学科，他几乎门门涉足，例如比较文学、信息美学、民俗学、语义学等。当代有些最新的研究方法，还是由他首倡从域外引进的。对于他这种“博学杂览”的特点，陈平原先生曾这样评价，他是“以‘老顽童’的心态与姿态，挑战各种有形无形的权威——包括难以逾越的学术边界，实在妙不可言”。（《扬子晚报》11．10 张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