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意识形态终结思潮综述

西方意识形态终结思潮综述
作者：郭建平
来源：人民网
来源日期：2009-11-29

一、西方意识形态终结思潮的演进
20世纪缘起于西方的意识形态终结思潮围绕“意识形态终结”这一主题，贯穿于整个20世纪至今，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对东方和西方都产生了悠远的影响。以黑格尔为起点，帕累托、涂尔干、马克思、韦伯、曼海姆、丹尼尔、贝尔、利普赛特、福山、亨廷顿等在人类历史上如此名重的学者都对意识形态终结从不同视角做了阐述，这一思潮延续到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并以之为标志达到了巅峰。
1.西方意识形态终结思潮孕育阶段
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论”是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开端，黑格尔从哲学历史观的角度，系统提出了“历史终结论”。黑格尔认为，绝对理念或世界精神是世界历史的基础与本质，这种精神在历史中表现为“自由意识”，世界历史的发展就是“自由意识”的进步，世界精神自我发展、自我解放的过程就是自由意识不断向顶峰迈进的过程。历史的终结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彼岸世界，而是一个可以实现并正在实现的过程。世界发展所要实现的终极就是精神的自由。正如太阳升起于东方，沉没于西方，世界历史的发展也始于东方的中国，经过希腊王国、罗马王国，最后终结于西方的日耳曼世界。东方是历史的幼年时代，希腊世界是历史的壮年时代，而日耳曼世界是历史的老年时代。然而历史的老年不同于人的老年，自然界的老年是衰微不振，但是精神的“老年时代”却是充满成熟与力量。 黑格尔提出“历史是有一个决定的‘东方’，就是亚细亚。那个世界的物质的太阳便在这里升起，而在西方沉没。这里同时升起那个自觉的太阳，撒播一种更为高贵的文明。” 从此，整个世界都渐渐达到了西方的水平，达到了日耳曼世界所实现的原则。日耳曼世界实现了“这个形式上绝对的原则把我们带到的历史的最后阶段，就是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时代。” 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论也实质上体现了西方中心主义，日耳曼民族中心主义的偏见。我们遵循黑格尔的理论逻辑则可以推断出结论即意识既然是历史的基础与本质，而历史将终结于西方，终结于日耳曼民族，那么人类意识形态的进化也必将终结于西方的日耳曼世界。从这个意义上分析，我们得出结论即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论是西方意识形态终结思潮的原点、理论母体就不足为奇了。不过在实践中，历史的发展进程与黑格尔当初的预测相左。历史不仅没有终结于日耳曼世界，资本主义也仅仅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个阶段性社会形态，而人类社会则按照客观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之上向着更先进的社会形态成长、发展。
2.西方意识形态终结思潮理论探索阶段
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一批著名学者开始进行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探索。其代表人物有意大利著名社会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爱弥尔.涂尔干、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德国社会学家，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卡尔.曼海姆等。帕累托在其代表作《普通社会学》中提出了“派生物”的概念。此处“派生物”在内涵上大致等同于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共分为四种类型，包括“断言”、“权威”、“与情感或原则的一致”、“口头证明”。 “断言”指对事实做出的简单的判断，“权威”指从权威理论家、传统和习俗中获得的感情或有说服力的见解，“与情感或原则的一致”指与大多数人的感情或一般原则的一致，“口头证明”则指口头上或书面上用词语作出的承诺或申辩。从中可以看出，“派生物”基本等同于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但是帕累托忽视了派生物与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没有运用到马克斯的阶级分析方法，没有提出各种意识形态的主体是社会各阶层，更没有关注到派生物的历史特性。帕累托否定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和历史性的特点，而去追求超越一切阶级和历史的永恒观念，因此帕累托的观点不可避免的具有了很大的局限性。
涂尔干与帕累托属同时代人，他从价值判断与实在判断的角度表达了终结意识形态的思想倾向。涂尔干认为，当人们在观察研究与宗教、法、道德、美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相对应的社会现象时，由于受判断者理想的导引容易陷入具有主观倾向的价值判断之中。为了避免价值判断中的主观倾向性，涂尔干提出只有理想具有科学性时，价值判断才具有客观性。按照其逻辑，具有特定价值倾向的意识形态应当归属于具有主观倾向性的价值判断范畴，那么理想的轨迹是走向科学化，价值判断也必将呈客观化方向的运动，因此具有价值倾向的意识形态也必将走向终结。
另一同时代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价值中立性”学说则径向否定意识形态，致其走向终结。韦伯的“价值中立性”和“价值联系”的学说是在其撰写《“伦理的中立性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的意义》一文中提出的，韦伯认为，价值判断完全是根据个人主观的情感与价值取向，因此在科学研究中如果渗透这种具备个人倾向的价值判断，则影响科学研究的严格性。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要撇开个人的主观臆想和情感，中止价值判断，本着完全尊重事实的态度从事科学研究，这就是韦伯的“价值中立性”。韦伯同时也提出，社会科学的研究要完全撇开价值是不可能的，关键是要看撇开的是对谁有效的价值取向，如果是对个人有效的价值取向则要撇开，如果是人性中最高的、最内在的普遍有效的价值取向则是可以保留，也是必须保留的。社会科学的研究者要自觉同这种普遍有效的最高价值保持联系即为韦伯所说的“价值关系”。韦伯的“价值中立”学说主张科学研究要终止价值判断，实际上就已经将具有阶级性、历史性的内含价值倾向的意识形态放置于科学的对立面并予以终结。韦伯主张进行科学研究要撇开对只个人有效的价值取向，保留普遍有效的最高价值，实质上仍然是追求一种超阶级超历史的永恒观念，与意识形态自身的阶级性、历史性又必然产生矛盾。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即其所提出的“自由、平等、民主”的价值观念现在已经被西方奉为普世价值，那么韦伯提出要保留最高价值，就意味着保留了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而撇开了与资产阶级价值观念相对立而存在的价值观念。马克斯.韦伯是西方社会较明确地涉及意识形态终结的思想家，其“价值中立性”与“价值关系”学说已经具备了“意识形态终结论”的雏形理论图景。
继韦伯之后，德国社会学家、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卡尔.曼海姆是第一个系统提出意识形态终结论的西方学者。曼海姆首先通过对各种意识形态的含义进行分析整理之后，提出了两种意识形态概念，即“个别的意识形态概念”和“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对于前者，曼海姆是这样描述的，“这些观念和表象是对手对一种情境的现实本性的，多少带有一些故意成分的掩饰，因为对于这种现实本性的真实认识不符合他的利益。这些歪曲不仅包括故意撒谎，而且还包括部分是故意的和不知不觉的掩饰;既包括精心策划的欺骗他人的尝试，也包括自欺。”对于后者，曼海姆说，“在这里，我们指的是一个时代或一个具体的历史——社会群体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涉及“这个时代或者这个群体所具有的总体性精神结构的构成和各种特征”。
曼海姆对这两种意识形态概念的异同作了详细分析，他认为两种意识形态概念都是从主体的生存状况出发，都具有功能性的特征。两者之间的差异在于持个别意识形态的人，将对手的一部分断言称为意识形态，而且只涉及到这些断言的内容。他们只是在某个纯粹的心理学层次上对各种观念进行分析，及时谎言被揭穿，仍然存在欺骗发生的渊源。个别的意识形态概念背后主要存在着利息心理在起作用，各种利益是直接促使人们制造谎言或蒙蔽事实真相的原因。相反，持总体意识形态概念的人则是对其对手的整个世界观提出质疑，认为这些概念是其所参与的集体生活的某种发展结果，功能化的活动出现在了理论的层面而非心理学的层面，而且虽然有利益分析，存在与经济利益之间的间接关系，但是总体的意识形态带着一个以前构成的、可能具有客观的结构联系的意向性的功能概念起作用，更重要的是理论思维的总体的结构。曼海姆研究意识形态的目的是要建立知识社会学，即一门超阶级、超经济利益的关于意识形态的客观科学理论，个别的意识形态在这里的研究价值不大，因此曼海姆的研究眼光集中于总体的意识形态。
曼海姆认为总体的意识形态是通过人类意识发展的三个主要步骤形成的，这首先解决了为防止总体的意识形态蜕变为“虚假意识”所首先需要对其进行正确认识的问题。第一步是在意识哲学中出现并完成的。曼海姆说，“当人们废除了这个世界的客观本体论统一体后，他们便试图以不断进行感知活动的主体所强加的统一体取而代之。取代中世纪基督教关于这个世界的客观本体论统一体的，是已出现的启蒙运动的绝对主体的客观统一体——‘意识本身’。”“从此以后，这个世界作为‘世界’，便只是在与不断进行知识活动的主体有关的情况下才存在，而主体的心理活动中决定这个世界的显现形式。实际上，这就构成了处于萌芽状态的总体意识形态观念，尽管这种观念在这时尚不具备它那些历史学含义和社会学含义。” 第二步是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将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历史化、具体化的阶段。黑格尔认为，世界图式从主体方面来看所具有的统一性并非超时间，静止的，而是在历史生成过程不断转换的统一性。在启蒙阶段作为抽象的、超时间、超社会的统一体的一般意识，在历史生成过程中就具体化、历史化为不同时期的“时代精神”或“民族精神”，它的完成了的较高的统一就是黑格尔的世界精神。第三步是总体性意识形态概念形成的最后和最重要的步骤。曼海姆认为，马克思用“阶级”的概念取代了黑格尔的“民族精神”的概念，他不仅能解释历史上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们在意识上的差异，也能解释同一社会中不同人们之间意识形态的差异。在这里，“阶级”取代了“民族”或“国家”成为不断历史的进化的意识的承担者时，民族精神的概念也就为阶级意识的概念所取代，这种阶级意识就是“阶级意识形态”。
曼海姆认为其所建立的知识社会学是使总体意识形态成为真正科学的方法与路径选择。在曼海姆看来，马克思所提出的“阶级意识”只是达到对意识形态的“特殊领悟”，没有实现对意识形态的“普遍领悟”。他认为马克思把敌对的观念都看成是利益和社会处境的产物，但忽视了自身的观念也是利益和社会环境的产物。资产阶级的思想是一种意识形态，存在虚假性，但是马克思自身的理论也有虚假性，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也是一种意识形态而非“真正的科学”。曼海姆指出，只有超越一切阶级，党派立场而达到对纯粹“存在”认识的理论是真正的科学。通过“存在的联系的思维”这一术语，把意识形态的纯粹的知识社会学的内容从特殊的政治鼓动多框架中分离出来，才能达到对总体意识形态的普遍领悟，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就是这样随着此种普遍领悟的出现而建立起来的。
3.西方意识形态终结思潮形成阶段
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两级格局的形成和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一系列新变化，在利普赛特、贝尔等学者的推动下，由韦伯、曼海姆等社会学家对意识形态终结问题的理论探索再经历了三四十年代的沉寂之后演化为一股颇具声势的社会思潮。在冷战背景下，西方社会发展进入了相对和平的后工业社会发展阶段，持自由主义倾向的西方学者们缘于对前苏联的苏式专制社会主义的反感，加之身处社会环境的变化，出现放弃过往坚持的激进理想和社会变革立场的社会现象，“意识形态终结论”的论断被再度提起。
1945年，法国的阿尔伯特·卡莫斯提出意识形态是一种欺骗，已经宣告终结。他对法国社会主义党的“绝对乌托邦主义”进行了批评，在二战后第一个在西方使用了“意识形态终结”的提法。在随后的东西方知识分子围绕苏联前景、斯大林主义和人类社会未来展开的论战中，加缪第一个使用“意识形态的终结”一语，他于1946提出的意识形态是一种骗人的把戏，已经走向自我毁灭的论题被西方右翼加以夸大和发展。克罗兹曼于1949年主编的《失败的上帝》一书收集了西方右翼学者对苏联社会中存在的虚假性的各种证明。1953年，苏联知识分子教条化马列主义造成的消极后果在米洛兹《被囚的心灵》一书中得到论证，由此引起一些西方学者开始直接抨击斯大林和当时前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将其等同于纳粹德国的法西斯主义。1955年，雷蒙?阿隆、利普赛特、波拉尼、希尔斯、贝尔等人在米兰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集中对意识形态进行了批判，一致认为19世纪传统的意识形态已经过时，并已经被历史和社会现实所证明。1956年，赫鲁晓夫全面的披露了斯大林的重大错误，随后的波兰十月革命和匈牙利的1956-1957年革命连同前者更大程度的推动了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的发展。利普赛特等学者提出要用“社会趋同论”和“科技治国论”来终结马克思主义和一些过于极端化、尖锐化地拥护资本主义的理论。雷蒙?阿隆与丹尼尔?贝尔是这场思想意识终结论思潮兴起过程中的理论代表。
法国的雷蒙·阿隆认为意识形态这种知识分子的鸦片可以使法国杰出的才智之士失去判断，放弃常识，在意识形态极端化的环境里，人们就像被施了催眠术一样，莫名其妙地放弃了对集体行为独立的价值评判权，他们对日常行为的判断力只要一遇到历史的必然性和代表这种必然性的集体意识就甘愿臣服地宣布失效。阿隆还提出，政治还没有发现避免暴力的秘诀，而且暴力一旦自认为是在服务于历史的绝对的真理，就会变的惨无人道。各种形式的极权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需要一种“特别接近真理的信仰体系”。阿隆肯定怀疑主义并寄希望于怀疑论者能扑灭疯狂的崇拜之火，对各种模式和乌托邦的怀疑，至少能够减轻以信仰名义而同类相残的可能。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也正走向消亡，因为其名义上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实质上确是资产阶级最后与封建贵族斗争的有力武器，而且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通工人仍然受到资产阶级精英的剥削和压迫，意识形态的社会基础已经消亡。
美国的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对他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展开了完整而比较系统的阐释。他首先强调西方社会的阶级性已经不复存在，以往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概念和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资产阶级内部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相互已经妥协，就重大政治问题达成一致。在这个新的“大众社会”里，家庭资本主义走向瓦解，国家扮演着经济仲裁者的角色。旧的意识形态已经卸下了其真理的光环，传统的争论也成为了多余。他认为整个世界已经发展走向一个新型社会即后工业社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互走近，互为补充，有同质化的倾向，政治思想领域里的争议开始趋同，马克思主义正在瓦解，取代意识形态的则是统一的社会知识。他还提出，在现今的社会，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经济空前繁荣，对意识形态的争论已成为人们所厌倦的事情，成为了历史。到了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晚期，面对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所出现的社会道德信仰体系的缺失等问题，激进主义再度兴起，新左派、少数民族、妇女、学生运动出现，西方学术界开始批评意识形态终结论，要变“非意识形态化”为“再意识形态化”。
4.西方意识形态终结思潮复兴阶段
70年代末80年初以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政策设计的主要理论依据，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凯恩斯主义则退而避之，经济全球化的理念开始提出，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导下展开了强势推进，激进主义运动则如昙花一现消逝于历史舞台。
1985年，新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前苏联提出改革口号，推行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强调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开始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普世价值靠拢，政治上、经济上都向西方看齐。另一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转变以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世界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这种背景下，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再度复兴，声势高涨。
1988年的法国总统选举过程与以往不同，候选人不再强调意识形态，选民也更关注候选人的品格，淡化意识形态和党派色彩，奉行“共处政治”战略的密特朗赢得总统大选;同年，丹尼尔?贝尔为纪念雷蒙?阿隆，撰写《重读意识形态的终结》一文，再次肯定了意识形态终结的论点。他将矛头直接对准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指出五六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终结是缘于其道德的、思想的、政治的理想的碎裂，现如今则是在经济上被迫承认了失败。他宣扬民主、法权是正常社会的不可侵犯的条件，而且自由甚至务必先于社会主义;美国总统尼克松在1988年撰写《1999，不战而胜》一书，提出“不战而胜论”，试图以西方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终结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为世界各国的意识形态最终必将终结于西方自由主义的旗帜之下。
1989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发表《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诞生和死亡》，布热津斯基断言共产主义在意识形态和体制两个方面都陷入了总危机，到21世纪，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的在历史上消亡，它的实践和信条将不再与人类的状况有任何关系。1993年布热津斯基又发表《大失败与大混乱》，抛出“社会主义失败论”。
苏东剧变后，意识形态终结论达到高峰，以佛朗西斯?福山和塞缪尔?亨廷顿为代表。福山于1989年就在美国新保守主义期刊《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论文，1992年又在此基础上整理成《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福山的主体思想是西方的民主制度已经解决了人类的两大基本需求：一是现代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求;而是自由民主给予人的尊严和价值，满足了人类渴望被承认的精神需求。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成为了西方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结和人类政府的最后形式，人类对于其他社会制度的尝试已经失败。非西方的意识形态体系彻底崩溃，自由民主的理念是为普世价值的核心，适用于整个世界，历史的演进过程已到达终点，构成了历史的终结。在普世价值的覆盖下，世界将走向大同，意识形态从此终结。
亨廷顿为了反驳福山的世界大同欣慰症，于1993年在《外交》季刊上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
1996年又出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提出“文明冲突论”，即意识形态终结，但文明冲突开始。亨廷顿首先指出，在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是在世界政治中寻找各自归属与认同的主要标志，人们理解世界政治的主导性范式也是意识形态，那么随着苏联的解体，社会主义走向失败，马克思主义走向死亡。意识形态的终结是指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终结。冷战结束之后呢，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变化，需要重新确立理解世界政治的主导性范式，需要重新寻找各自归属与认同的标志。从此种意义上讲，意识形态的终结指理解世界政治的意识形态范式的终结。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强调冷战后世界政治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不再是以意识形态为主导，文化的区别和差异将成为引发冲突的新的根源。他指出，“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们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对于那些正在寻求认同和重新创造种族性的人们来说，敌人是必不可少的，而潜在的最危险的敌人会出现在世界主要文明的断层线上。
面对着西方学者对“意识形态终结”的长期不懈的研究和论证，我们必须把目光重新投向马克思、恩格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意识形态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的。我们如果想对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意识形态终结思想进行科学的分析，得出正确的认识，就不能不去探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开始把共产主义意识与意识形态相对立，在共产主义社会，作为阶级社会思想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将会终结。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最早明确的提出“意识形态终结”的命题。他指出，“人们头脑中发生的这一思想过程，归根到底是由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这一事实，对这些人来说必然是没有意识到的，否则，全部意识形态就完结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意识形态是指以往的传统观念，特指以往的阶级社会中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那些意识形态，而不是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思想信仰体系意义上的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以“科学的”唯物史观取代以往的意识形态。
二、对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的评析
(一)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的一般本质
从20世纪世界格局的演变、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意识形态理论本身的演进来分析，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的一般本质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的现实运用。意识形态终结论者将世界历史的发展看作纯粹的精神发展的历史，忽视了隐藏于精神发展背后的物质基础。意识形态终结论者追求超阶级、超国家、超党派、超历史的永恒观念，使得意识形态缺失了社会基础，如控制楼阁。意识形态终结论者从根本上否定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元论世界观，鼓吹折中主义、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崇尚技术，崇尚个性。
2.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攻的思维模式。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论思潮的真实目的是服务于冷战需要，实现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最终达到反共产主义，终结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西方的思想界和知识界属于单方面希冀终结意识形态的争论，要求人们接受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才是现代文明社会最理想的制度形式，其他任何意识形态都是错误的、邪恶的理念。他们表面上对苏联极权主义进行批判，强调对斯大林主义的恐惧和异议，然而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在冷战形势最严峻的时期，很容易看出其对极权主义、斯大林主义的指责的矛头最终还是指向了共产主义。西方所提出的“趋同论”表层上是希望寻求一种新的适用于整个世界的合理的制度体系，其实还是在宣扬社会主义趋同于资本主义，模糊阶级差别，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实施和平演变。冷战结束之后，亨廷顿提出的“文明的冲突”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以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冲突的概念掩饰了西方资本主义形态向全球扩张的目的，也即终结一切与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相异的意识形态，强迫持异质文化的民族放弃他们的文化生存权。
3.西方文化的普世情结。持终结论者认为西方的传统、思想、制度和信念是普遍有效的，是人类实现自我肯定、实现现代化的唯一历史范式。现代社会的发展具有最终的同质性，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都会先后进入现代的人类文明社会。非西方社会为了进步、为了走进现代化社会，首先必须无条件接受西方先有的制度与思想，无条件的模仿、移植欧美发达国家的所谓先进做法，彻底的去本土化，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价值观念、社会结构是评价现代化与否的唯一尺度与标准。
(二)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的正确解读
首先，意识形态范畴是特定阶级和社会集团的现实政治经济利益的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观念体系的表征，是该阶级和社会集团树立社会理想，确立价值取向，制定政治纲领和行动准则的理论向导，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观念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内涵包括抽象的意识形态、具体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具体形式三个层次。抽象的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里是不会终结，只要阶级、政党、民族、国家依然存在，那么抽象的意识形态也必将存在，不会消亡，只是表现为不同的形式而已。具体的意识形态走向终结也是一种规律，因为随着经济基础的丧失，作为上层建筑的观念上层建筑肯定不复存在，即旧的意识形态被新的、先进的意识形态终结。意识形态的具体形式如哲学、道德、艺术、宗教、法律等，作为承载意识形态的载体，其承载的意识形态内容会随着社会的进步，政治、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但其本身可能会保持稳定。作为西方的意识形态终结者们所批判的意识形态，矛头对准的是抽象的意识形态，即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相对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从此种视角来评析，“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本身即为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
其次，意识形态的历史性、社会性和功能性使得我们要从历史的维度、社会的维度来对其进行解析。从历史的维度来看，意识形态的产生，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阶级和国家产生之后，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即思想的上层建筑产生于社会的整体结构中。意识形态在人类不断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中，也在不断的拓展自己的内涵，转换外显的形式，旧的意识形态不断被终结，新的意识形态不断产生。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阶级和国家才会走向消亡，此时，意识形态才会最终走向彻底终结。因此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终结论者们现在所作的判断为时过早，违背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一种虚假的判断。
从社会的维度来看，任何时代的意识形态都与国家利益、阶级利益及社会制度的差异相关联，都是为特定的国家、阶级和社会制度服务的。因此，只要存在国家利益、阶级利益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就必然存在为之辩护的不同意识形态的争论。现阶段，在国际范围内，国家仍然是各种活动和行为的主体，不同的国家之间存在着制度形式的差异，即使同属资本主义阵营，其政体也不可能完全一样，更何况不同党派的执政理念也有不同。冷战结束之后，以苏联为首的一批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但是国际共产主义阵营里仍然有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实行着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在社会制度差异存在的情况下，所谓意识形态已经终结的论断是一种悖论。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是一个永恒的主题，那么作为国家在选择意识形态的时候，国家利益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因此正如前所述，当前国家尚未消亡，国家利益存在差异，意识形态将依然存在。前面也提到过，阶级在现阶段的社会结构中依然存在，不同所有制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存在不同，作为代表统治阶级利益，为统治阶级利益辩护的意识形态始终拥有生存的空间，不会终结。
最后，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持有者们在论证这一命题时，始终无法自圆其说，其论证过程漏洞百出，欠缺科学性、合理性，论据也不充分、确凿。他们始终将斗争的矛头对准马克思主义，对准社会主义制度。在冷战时期他们主要是将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作为批判对象，冷战结束之后他们的批判的方向又对准了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是他们长期坚持不懈的斗争工具。在他们的论证体系中，意识形态代表着专制的根源，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极权主义的”代名词，这种说法本身就不合理。人们对精神文化多元化的追求与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坚持意识形态一元化的指导不存在相矛盾的地方，其实质是两个不对等、不相关的命题，不存在比较的需要。因此，意识形态终结论者对与意识形态相关联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论断是一种误读和误判，整个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是一种没有实证基础的空想的思潮，其本身就是应该受到批判的误导人类社会发展的悖论。
三、西方意识形态终结思潮在中国的蔓延
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在中国主要表现为“淡化意识形态”、“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等观念，这些观念与西方学者所倡导的“意识形态终结”的主题在本质上不无二致，同时又反映了国内的实际思想状况。这种并不正常的思潮在国内各个领域蔓延的趋势愈演愈烈，从党员干部到人民群众，在各门具体科学域内，从学术理论研究到大众文化生活，无处不见其身影。这种思潮在内里以自由主义为导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提出来一整套理论体系，严重干扰我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进程，特别是目前正处于探索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时刻，危害极大。
(一)政治领域
1.鼓吹国际接轨论
在中国鼓吹民主、自由的人群认为中国是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党专政的缺乏民主、自由、人权的独裁、专制国家，精神不健全。中国应该消除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万恶之源”，实行“宪政”并坚决取缔“以党代政”，取缔思想基本原则，使中国的政治体制与制度与国际接轨。他们认为中国要彻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国家学说、政治学说这个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他们认为西方的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系适用于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全球化无非就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因此，中国在政治上与国际接轨就是要步人欧美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轨道，全面改变我国现行的政治制度。
2.宣扬告别革命论
告别革命论在我国主要表现为全盘否定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全盘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他们认为，革命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具有原罪的性质，革命除了造成灾难和破坏以外一无是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就是先例的，意味着共产主义的终结。他们把批判目标指向一切人民革命运动，攻击和诋毁中国革命，甚至把1919年的五四运动、1911年的辛亥革命、1898年的戊戌变法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一起置于批判的靶子上，从而彻底否定近代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解放的革命斗争。
3.呼吁政治多元论
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从西方政治学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者那里将“政治多元化”的主张移植到了中国。他们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社会形成了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必然产生多元化的思想观念，这就必然要求有多元化的政治组织来自由地表达各个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利益和意志，政治多元化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这种观点与苏东剧变时期大行其道的人道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惊人相似，可以说是几乎全盘照搬，而当年正是这种多元化的抽象命题，最终得出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的结论，使得当时东欧所有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发生崩溃，一夜之间江河变色。
(二)经济领域
1.剥离经济理论的意识形态性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否定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属性，吹捧西方经济学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各国普遍适用的经济理论。他们模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意识形态界限，动摇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指导地位，将本质上反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全世界进行推广。这种否定经济理论的意识形态性的做法，客观的逻辑结果就是欲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引入西方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轨道，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消融于西方经济学之中。他们否认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将其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目的说成是单纯解决市场经济微观操作层面问题的手段，其动机是误导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偏离社会主义方向。
2.鼓吹新社会主义路线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认为当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对社会主义本质所作的结论中没有涉及公有制字样，他们歪曲邓小平的真实意思，否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意识形态性，把社会主义说成就是“社会公众利益至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人民所创造的“民办社会主义”，甚至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殊路同归。这种新社会主义路线
是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的否定，极力淡化意识形态，既荒谬之极又是非常有害的，必须坚决取缔。
3.鼓吹“私有制优越论”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事实已经证明没有必要再去论论公有制与私有制的优劣之分，应当终结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争论，彻底实行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他们认为在过去的单一公有制体系下，个人因为没有直接占有生产资料，劳动者的积极性被压抑，主动性和创造性无法发挥。前苏联的解体、中国国有企业改制等历史事实已经变相宣告了公有制的破产，只是我们的官方的声音始终不愿意直接承认而已。既然已经是既成事实，那么就应当以私有制为基础，重新建构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应当按照科斯定律来进行，明晰产权，将国有财产量化到个人，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实行整体性的制度转变。持该种论调者不乏主流经济学家的身影，这种论调其实质是要推倒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淡化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中国营造现实的土壤。
(三)思想文化领域
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在中国的蔓延，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出现诸多过激言论，如主张马克思主义终结、消解主流意识形态、推行意识形态多元化等，扰乱了人们的思想，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的主旋律文化。
1.主张马克思主义终结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提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马克思对当时西方社会矛盾不满的一种发泄，是非理性的观点，在学术领域根本占据不了主流地位，他们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就算不上哲学，只能算作一种狭隘的个人学说，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要求废除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形：
主张马克思主义中立化的人认为在过去马克思主义是作为意识形态纯粹为政治斗争服务，而现在冷战已经结束，苏联已经解体，马克思主义应该回到它应该归属的学术领域，成为一种非意识形态化的学术型马克思主义。这种观点的片面性在于仅仅看到意识形态服务和服从于政治的危险性，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斗争的联系，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现实的武器的功能，扭曲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本性，将使得马克思主义消失于历史的尘埃之中。
主张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观点持有者停留在历史和时代发展的表面，妄图证明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已经过时，其最终目的则是否定马克思主义，推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公开或隐蔽地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普适性进行辩护。这种观点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它误导了很多人，使得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已经产生怀疑乃至彻底放弃了共产主义的信仰。
主张马克思主义无存在必要的观点持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丧失了批判对象。他们只看到了现阶段资本主义社会表面光明的一面，认为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阶段的西方社会已经趋于完美，阶级已经消亡，人人安居乐业，但是对于西方社会的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政体背后的黑暗与罪恶现象却绝口不提，比如贫困公民参政议政权利实质上的被剥夺状态，全球化的金融危机，经济贸易冲突及其引起的战争等。他们这样做有意或无意的将资本主义的一切丑恶现象掩盖起来，呈现出马克思主义因为已经失去了批判对象而失去批判力的假象，企图借冷战结束的契机消亡马克思主义。
2.主张消解主流意识形态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又提出一个重要论断，即随着大众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主流意识形态将逐渐退出它的市场和阵地，其影响力也将大大降低。他们认为无论世俗化带来多少负面后果，但它却具备着消解一元化意识形态，推进政治与文化多元化的积极意义。在这一论调的不良影响下，一些人极力推崇休闲文学，主张文化领域的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他们鼓吹“解构”，鼓吹“后现代主义”的时髦路线，只关注眼前的感受，否定客观规律，反对探讨事物的本质和价值。这种现象既暴露出一部分人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恐惧和心虚，也反映了他们肤浅的追逐物质享受背后的精神无聊和心灵空虚，有些人还向宗教寻求解脱，重新限入唯心主义的泥沼。
3.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
自由主义者们把意识形态的终结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终结，因此鼓吹意识形态多元化成为他们终结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手段。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是新时期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必然带来意识形态的僵化，是在思想领域里搞精神垄断，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自由。他们公开提出要解决新时期出现的社会矛盾，首先必须解放思想，取消对不同观点和思想的意识形态限制，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他们主张主动学习西方，用所谓各种更先进的思想和理论来修正和补充马克思主义不足。这种观点表面上看起来似乎较为开明，与邓小平同志所提倡的解放思想相符。但是该种“解放思想”是要解放意识形态，拥抱多元化的意识形态，与小平同志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有着质的区别，是新时期西方在中国实行和平演变策略的新形态，必须高度警惕。
四、应对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在中国蔓延的科学路径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我国处于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唆使其御用文人极力鼓吹意识形态终结，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进行逐步渗透，已经产生了严重影响。面对严峻的形势，我们应当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实行堵、疏并举的方式，选择科学、有力的应对路径。
一、基于世界全局视角，认清当前两种意识形态并存与斗争的客观现实
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的缘起及其在中国的蔓延，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人们面对时代变迁与国际格局的演变，对于两种意识形态并存与斗争长期存在的客观事实缺乏清晰认识，作出了虚假的判断。然而真相无法永远被掩盖，在意识形态依然存在的客观事实面前，“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变得苍白无力，福山的历史终结思想破产就是一个很有力的明证。
首先，看似前卫的“全球化”思想已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展开进攻的意识形态工具。在“全球化”这个概念提出伊始，西方社会就看到了其意识形态的价值，进入90年代以后，“全球化”已经成为西方个人主义、自由经济主义、民主宪政、公平正义等价值观的宣传载体，可以说今天的“全球化”概念与西方五六十年代所提出的“自由世界”理念正发挥着同样的功能。然而我们的很多知识分子在做学术研究的时候却似乎是依然认为不提“全球化”就彰显不了学术思想的前沿性。我们必须看到，全球化进程中的西方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对我国实行着意识形态渗透的战略。他们一方面借口中国人权、民族、宗教等问题，干涉我国内政，例如达赖喇嘛在欧洲的礼遇，另一方面，他们在经济全球文化的浪潮中积极销售其快餐文化和推广西方文明，冲击我国的民族文化，攻击马克思主义，制造思想混乱与信仰缺失的危机，鼓吹“普世价值”。我们不得不发出疑问，普世价值到底长得什么样子?
第二，互联网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新阵地。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使全球范围内各种不同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价值取向实现即时互动成为可能，这既挑战着传统意识形态对社会的控制力，扩大了受众接受信息的自主权，加大了政府对媒体和社会舆论导向进行管理与控制的难度，又弱化了传统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降低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而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我国互联网技术发展相对滞后，对互联网的控制力和对信息的屏蔽能力不强的弱点，大肆宣扬不符合我国国情的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
第三，意识形态的载体更加丰富，意识形态斗争的手段更加灵活。在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斗争的手段是直接的、激烈的，意识形态的载体主要是政党及其所代表的阶级。但是，冷战结束之后，影视节目、体育活动、娱乐产品、软新闻、食品等都可以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载体。当西方的这些舶来品传至中国，内里包裹着西方的意识形态内核，比如麦当劳、可口可乐、美国大片、动画片这些看似纯粹商业化的产品里，始终渗透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新的时期，西方国家也在不断创新，意识形态的斗争方式更多地采用间接的、隐蔽的手段，尽量避免发生直接的意识形态对抗与冲突。其实这种渗透方式看似温和，其威力远远胜过武力，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这种警示不仅提醒着俄罗斯，更提醒着中国。第四，当前的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所出现的各种复杂矛盾使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局面更加错综复杂。中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从八十年代开始衍生至今，从未走向真正的低谷，一直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只是其表现形式较过去较隐蔽与低调，甚至以一种伪善和温和的面孔诱导着我们的人民，企图诱导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朝向到他们所企望的资本主义方向。同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所有制形式、分配方式、利益关系、生活方式日益呈现多样化的发展态势，为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了生存空间，这些非主流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并存，并在价值观、人生观方面形成了复杂的对立局面。我们既不能害怕其存在，但是又要采取合理、有效的斗争策略，让人民群众能够从本质上认清其真实面目，与其划清界限，积极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
二、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手段与方法，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感召力
马克思作为意识形态理论的最早提出者，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马克思将意识形态的本质定性为是与政治法律上层建筑并列、耸立于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之上的，与生产力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观念上层建筑，即“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 意识形态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其内涵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是不同的，它必然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发展、变化，在历史上不同的阶级社会中没有一种意识形态会获得抽象的永恒的存在。既然意识形态必须与物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那么意识形态的历史发展只是社会物质生活实践的历史发展的观念表现，社会物质生活实践是意识形态产生和发展的最深刻根源。因此，马克思进一步指出：“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
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的兴起及在中国的传播，主要矛头就是对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其终极目标即是希冀终结马克思主义。这种思潮泛滥固然与意识形态终结论鼓吹者对中国的侵袭有关，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社会主义国家在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指导地位的工作存在一定问题，方式与方法僵化、落后。当前要做到真正维护和稳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应当正确处理好三个关系：
首先要处理好一元化与多元化的关系。在任何一个社会，其意识形态领域都不可能是单一的。社会结构的复杂性、社会阶层的多样性的原因必然使得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外还存在多元化的意识形态。我们不能试图以一种意识形态去强制统一全社会的思想，这样做不但反而违背了解放思想的基本路线。那么在意识形态领域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以马克思主义引导和整合各种思想意识的发展，凝聚各民族的向心力。另一方面，又要尊重意识形态多元化存在的客观现实，在维护现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的前提下，采用教育、引导的手段来处理思想问题，以“一元”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和提升“多元”的精神文化形态 。
其次要处理好批判与建构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地位的巩固，不但需要同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进行斗争，更要吸收其他有价值的科学思想来丰富与完善自己。这个过程实质上是在进行一种自我批判，而自我批判是意识形态创新与发展的内在机制，其目的不仅仅是消解异质的意识形态，更需要的是在批判中建构意识形态新的样态。历史经验证明，每逢社会转型和变革之时，就是意识形态最活跃的时候，先进思想不去占领阵地、传播观念，落后的思想必然会滋生和蔓延。因此需要运用批判与建构两种手段，夯实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根基。
第三，要处理好意识形态的政治性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无疑要强调政治性，但是这种政治性如果不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很好的融合，为人民群众所认同和接受，就必然成为脱离生活现实、曲高和寡的虚幻乌托邦。社会大众毕竟是朴素的，他们最关心的主要是现实问题和自身利益。必须将党的政治理想与公民个人的事业理想很好的结合起来，使其内化为人们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意识形态工作也要从过去立足于改造人的视角转向为尊重人、关心人、发展人、激励人，确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凸显意识形态的人文关怀。对于大众文化，要鼓励其多样性发展，要让人文关怀进入日常生活，加强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需的公民意识教育，克服盲目的、不健康的价值观，确立起支撑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体系。
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夯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物质基础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在全球化进程中之所以如此迅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拥有雄厚的经济、科技优势。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似乎已成为适用于全球，最为完美的经济模式，拥有了颐指全球的霸权地位。因此，要从根本上应对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就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夯实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物质基础。
第一，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始终是围绕着经济基础而展开的，一种先进的意识形态必然需要发达的生产力和雄厚的经济技术力量来支撑，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往往表现出一种经验性关联，缺乏经济基础的支撑，意识形态的说教必然是无力的。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只有当我们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们才有资格说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后，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非要淡化和终结意识形态，而是要实现意识形态价值范式的转换，在务实的政治路线背后，仍然是走向共同富裕，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目标。
第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以后，人们对外部世界的排斥性或吸纳性反应更多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工人顺利就业，积压的商品尽快出售，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等现实经济问题已成为民众关心的头等大事。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从价值理性向工具理性转型态势开始在中国的政治领域呈现出来。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有真正实现了人民富裕、国家强盛、社会进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地位才有可能稳固。
第三，当前的国际竞争是以经济、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但意识形态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实中，它常常表现为文化这种“软实力”，“软实力”的先进性又与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增强文化“软实力”，增强社会主义制度的吸引力也就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四、在国际交往中，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坚定立场
处理当前国际关系要把握两个层次，从战略层面看，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不可能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时代的变化并没有改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战略目标。尽管在与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交往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会做出某些“让步”和“援助”，但与这种让步和援助相伴随的往往是出于意识形态目的而施加的政治压力，是以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付出一定的代价换取来的。苏东剧变以后，中国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自然成为西方进行意识形态进攻的重点，美国等西方国家甚至把中国视为共产主义的代言人，如同有人所说，即使中国被演变，完全成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员，西方也不会放弃敌视中国的立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对手的尊重是建立在实力基础上的，摇尾乞怜是挽不回尊严与面包的。在这一点上，前苏联解体之后，它的继承者俄罗斯在西方所遭到的冷遇已经成为很好的说明。因此，中国与西方的交往中所存在的意识形态障碍是不可能简单的消亡的。 面对中国的崛起，西方从未展示欢迎姿态，他们的眼神中总是暗含了嫉妒和恐惧， 他们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并用尽一切手段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因此，从战略上中国仍然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从具体的策略上来看，我们还必须要充分尊重西方各国自我选择的意识形态，不能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人，也不应以意识形态的异同作为是否开展国际交往的条件，在具体的经贸往来、外交措施上应不受意识形态的限制。但是在国际交往中不以意识形态画线，不搞抽象争论，并不等于放弃意识形态，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意识形态问题上，例如民主、人权等敏感问题上，仍然是影响我们处理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尺度。我们不能放弃对一切非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批判，在有些问题上可以淡化意识形态，在有些问题上又必须要重视意识形态，做到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如何选择就看是否有利于最大化地实现国家利益。
五、加强对意识形态的社会管理，积极引导非主流意识形态，坚决抵制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管理如何采用新体制、新方式、新技术，彻底改变计划经济条件下依靠行政命令、长官意志来抓意识形态管理的陈旧办法，积极主动地排除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的思想障碍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管理的改革从科学化与标准化的双重维度来看，主要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加强对意识形态管理者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教育。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是立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唯一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作为一名意识形态的管理者，不能对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停留于不求甚解或一知半解的水平，他必须能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呢，能够清晰地识别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现象。
第二，按照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要求，改善意识形态管理的组织结构。意识形态管理的组织结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了纵向的分级管理体制，这种体制，刚性有余而弹性不足，因此，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就必须在意识形态管理上坚持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原则。统一性就是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按中央政策办事，意识形态管理要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多样性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各个管理部门都要根据本部门的特点和实际，灵活主动地开展工作，体现规律性，把握主动性，富于创造性。
第三，努力提高意识形态社会管理的技术含量。意识形态管理既然是一个科学化、标准化的系统工程，就必然要求掌握管理意识形态的复杂技术要领，单凭简单的经验和知识是无法将市场经济条件下多样化的意识形态引导到有序发展的轨道上的。因此，意识形态管理要运用各项管理技术来识别诱发矛盾冲突的因素，消解各种影响意识形态社会管理科学化的消极因素，并通过分析大量意识形态的现象与实例，预测其发展的可能性，增强应对的前瞻性、主动性与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