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品仙在安徽盗掘楚王墓亲历记 邓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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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盗墓起因
距安徽寿县60里处有个朱家集,在其东南约3里左右的地方,有个李三古堆。
1932.当地发生了严重的灾荒,地方绅士认为,李三古堆绝不是个寻常的土堆,其中必有古物,都主张将那古堆开挖,如果能挖出古物卖得钱财,即可作为救灾之用。当地的联保主任和众保长等遂发动居民数百人前去开挖,果然挖出大大小小3000多件古物,大的每件重达数百斤,有的上面还有大小不同的浮雕的龙纹。把这些古物运到上海、南京出售时,经专家鉴定,才得知是楚怀王熊*(左边一个反犬旁,右边一个进出的“出”)墓中的古物。卖的钱财,都被专员、县长和联保主任和众保长等瓜分了。当时安徽省主席是陈调元,得知此事后,下令禁止开挖。这件事曾轰动一时,许多考古学家来到寿县实地考察。直到1935年,当地乡、保长们又派人偷偷地挖掘出数百件古物,但仍没挖到棺材。
1938.冬,李品仙的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驻扎在寿县,所有寿县专区的军政事宜,统归他管辖。当时寿县专员马及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老蒋为了鼓励桂系出兵抗战,委任李宗仁为第五战区总司令兼安徽省主席,许多大小官吏都换成了桂系的人马),千方百计地讨好李品仙。他了解到李既贪财色又好玩古董,便投其所好,把挖掘楚怀王墓的经过向李汇报,并称李三古堆还有不少古物,应赶紧派人去挖。
李品仙听马说后,遂和其参谋长何宣商议,决定先派我去查明情况,再做决定。
俺当时在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任交际科长,对李的差遣,当然唯命是从。
第二天俺就去到朱家集李三古堆勘察,只见那古堆已被挖成一个约十丈宽的大圈, 周围因渗水已成了一个大濠塘,塘里水深约一丈多。当即向附近农民了解那古堆的情况,和马专员说的差不多。遂回到总部,将所了解到得实际情况向李品仙、何宣作了报告。李当场决定派我率三个运输连前去开挖,何宣恐我有所隐瞒,乃派他的副官、小同乡傅笃生同我前去,表面上是协助我,实际上是监视我。这在当时的社会司空见惯,不足为奇。
二、盗墓的经过
我和傅笃生第三天就率领三个运输连到达了李三古堆,决定先将四周濠塘里的水车干,再动工开挖。第二天,向当地农家借了十多架水车,连续车了一个多月才将水车干。水车干后,濠塘里的泥土成了胶泥,无从下脚,只好爬到古堆顶上动工。挖了一丈多深时,见到下面的土层好像铁砂似的,非常坚硬。又挖了一尺多深,见到下面净是些像白泥一样的土,但绝不是普通的白泥,可能是人工制造过的:土的胶性很重,挖出时很软,经风吹干后相当的硬,用手指一捻,便成了粉末。
坟墓周围约十丈宽、十多丈深,都是这种白泥。挖了约十多丈深后,才见到棺材。
棺材的周围,有约三丈长两尺方的木条一百多根(8801:这个俺晓得,这叫“黄肠题凑”,王的墓才有,不过,有一年北京老山开挖疑似汉墓时,挖到了这种“黄肠题凑”,于是就大吹大叫起来,以为掘到宝了,结果就是一堆木头而已,桂系光挖出这些巨大的木条就很罕见了!)。刚挖出来时,木条都是软的,用手指一按,便有一个很深的指痕,经风吹后,便相当的坚硬,不太锋利的钢锯锯不断,不太锋利的斧子也砍不动。木条的颜色是板栗色的。它们堆成约两米高,排列成大小不同的十字方格。
棺材放在木条中间的大方格内,周围很多小方格内,放有铜铎三十余个,每个重约二三斤。
还有许多颜色鲜丽的红红绿绿的花石七十余块,每块长约八寸、宽约三寸、厚约一寸五分,象砖一样。花石的底面是纯白色的,石质又细又坚。
还有几只大铜碗、大铜瓢和不知名的奇形怪状的古物二三十件。
棺材前面有铜鼎三只,每只重约二三百斤,鼎脚铸有浮雕的龙头,鼎的四周也铸有浮雕的龙。
棺材前的两侧有两只大台灯,是铜的,每只重约百余斤。
棺材前的正中,放有一把铜宝剑,长约三尺,剑柄上也有浮雕的龙,擦去剑上的泥土,光彩仍然耀目,非普通宝剑所能比拟。
还有颜色非常鲜艳的象圆球样的绿色的翡翠一个,直径约有一尺,已分裂成两大块,上面雕有花纹。
所有铜鼎、铜铎、灯台等铜器中,均含有金子成分,晚间都发出点点星光。
棺材是朱红色的,色泽鲜艳如新,长约九尺,高约三尺宽也约三尺左右,上面及四周都饰有浮雕的龙。
棺材没有封钉,揭开盖,里面有头发一束,龙袍的形状和花纹仍存在,但手一提编成了粉末。全部骸骨已化成灰了。棺内周围是雪白色的,仍很鲜艳,没有变异。棺材只有内棺,没有外椁,重约三四百斤。
将棺材及全部古物搬出后,我认为底下可能还有,又命士兵挖了约一丈深,并没有发现其它的古物,遂停止开挖。这一盗墓工程,共用了三个运输连的兵力,费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才结束。
三、赃物的瓜分和李品仙的贪婪
挖出古物后,我和傅笃生商量:“如果把古物完全上交给李总司令、何参谋长,咱们要想分得一点都不可能了,不如先留下一点,免得咱白辛苦一场....”。傅连连点头说:“邓科长说的极是,全凭科长主张!”遂拿出六个铜铎,每人分了三个。
这些古物运到寿县集团军总部,李品仙、何宣非常喜欢,在商量如何瓜分时,何宣提出:除了要那副棺材外,别的东西只要1/3。其余的古物就全归李品仙占有,不出俺所料,一件也没分给俺和傅笃生。
何宣把分得的古物,派傅笃生悉数押运回湖南益阳老家。李品仙则派参议黄少伯将所分赃物运去香港,收存在坚道第五号(或第八号,记不清了)它的住宅里。
事后,李品仙受到各方面的指责,陈诚,方治等桂系的政敌,乘机对桂系大肆攻击,令桂系头目李宗仁、白崇禧深感难堪。李、白两人都曾打电报向李品仙责问,李品仙就命我把那两百多根木条运回广西。因木条太长,不便运输,遂将每条分锯为四段,从寿县经水道至正阳关、三尖河、息县、潢川直至信阳。到达信阳后,用火车转运回桂林,交给广西绥靖公署,存放在北门的铁佛寺。我便回十一集团军总部复命。
那时集团军总部已移驻湖北枣阳,当我经过老河口时,去见李宗仁和白崇禧,我便把李品仙派我运送木条回广西的情况向他们做了汇报,李、白都责怪我为何事先不向他们报告。我回到枣阳见到李品仙时,把李、白的话转告了他,他听了只是哼了一声,一言不发。
我留下的那三个铜铎,在抗战胜利后,有两个卖给了广西绥靖公署经理处科长孙梓坚和梁文彬,另一个卖给了广西银行董事长黄钟岳,每个铜铎卖了黄金三两左右。照此算来,李品仙和何宣所分得的那几百件古物,价值究竟多少,就很难估计了。
盗挖楚王墓后,李品仙贪得无厌,又准备派我继续去朱家集附近盗掘古墓。但因当时日军已向距寿县60余里的田家庵、上窑一带进攻,正在于31军、48军激战。未几,寿县沦陷,李品仙、何宣继续盗掘古墓的野心遂无法实现了。
--摘自《安徽文史资料选辑》1979.第一辑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79.11..第一版  定价:0.7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