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记

■刘冠群

  四川省新都县的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四大运动是从一九五○年十月正式开始的。这四大运动是反封建斗争初期的有机整体，相互配合进行。在最初的四五个月里，以退押工作为中心。当时，我在一区任秘书，区长是薛勇；一区还没有党组织，只有一个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支部。一区辖城关镇、外东乡和外西乡（今桂湖乡），稍后又增加了天元乡。四大运动开始后，一区成立了区退押工作团，城关和各乡都成立了退押工作组。由于全县的大地主都居住在城关镇，一区退押工作团的机构也就特别庞大，从中小学抽调了八十名教师到退押团团部，现在能够回忆起的人员有：薛坦之、魏绍伯、魏绍刚、黄素华、张光昭、张文培、白永清等等。区退押工作团团长薛勇负责全面工作，他主要抓各乡镇的工作组开展退押斗争。团部的、由八十位教师组成的机关工作就由我负责，也按城关、外东、外西、天元分成四个组，每个教师分管若干名地主、富农的户头。第一步的基础工作就是配合各乡镇工作组造具每个地主、富农应退出的押金表，包括该户地主、富农的佃户应收回的押金表。由于每户地主、富农的佃户有多有少，有的多达几十户、上百户，土地分布在本区、外区、外县的情况也很复杂，而押金有的是银元，有的是银子、大米、黄谷、各时期的纸币，都需要加以折算，所以，这项任务是十分繁重的。但是，在各级党委正确、坚强地领导下，翻了身的农民群众激发出顽强的斗争意志和无穷的智慧，工作团的同志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这些乱如缠丝的、有的长达百年的押金情况，只用了一个多月便被清理清楚了。十二月中旬，进入实际退押阶段。各乡镇退押工作和农民协会组织农民积极分子向地主富农开展说理斗争，并吸收一部分开明人士进行劝说工作，同时对顽固的恶霸地主坚决镇压。退押工作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地主、富农把金、银、银元、人民币交到县人民银行，然后持银行收据到区退押工作团部退押。总会计薛坦之每天填写一张地主、富农分户退押情况总表送给我，其中包括乡、镇及每户地主、富农的应退押数、本日退押数、累计退押数、尚欠押金数，以及进展百分比。我就据此上呈县退押工作团，通知一区各乡、镇退押工作组。截至一九五一年二月四日，全区地主、富农退出押金即达到应退总数的84.5％（见刘冠群、僧梁《新都一区退押工作成绩显著》，载一九五一年三月一日《川西日报》第二版）。退押工作前后不过三月便基本上胜利完成，从此掀翻了封建社会压在农民头上的千斤榨，这确实是一个奇迹。回顾这一段历史，对于认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一真理是大有帮助的。

（一）一切从实际出发。

押金是西南地区租佃关系中的一种特殊形式。老解放区没有押金佃田问题。川西区党委为了摸清川西租佃关系情况，以之作为制订本区土地改革政策的依据，决定选几个点做典型调查。新都县是其中之一。一九五○年六月底，我和一些川西革大同学分配到新都一区工作才两天，县委书记宋锡九、公安局长李毅和一区区长薛勇便找我谈话，要我负责这项典型调查工作。他们除了讲明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工作方法外，还给了我一份调查提纲。提纲非常细密，包括各阶级阶层户数、人口、土地占有情况，大、小春产量（包括丰年、平年、歉年、上田、中田、下田）情况，产量占有情况，押金种类、金额情况，额外剥削情况以及各阶层生活情况等等。调查组人员由我和周重淳、陈德贤、张淑端，马裕跃等五人组成。调查点选定为外东乡七保。我们在该保刚成立的农民协会主席温品三的协助下，对全保214户人家，一户不漏地做了访问调查，做了详细的记录。经过半个月的工作，最后由我整理出一份题为《新都一区外东乡七保租佃关系调查》的报告，上交县委转报川西党委。八月二十一日，《川西日报》全文发表了这份调查报告，《土地改革文件汇编》和四川大学《土地改革学习文件》也都登载了这份报告。

  这次调查，对我是一次最实际、最生动的革命教育。过去，我对农村情况知之甚少，调查的情况表明，占人口总数95％的劳动农民只占有耕地面积的4.91％，而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五的剥削阶级却占有土地95.09％；农民的大春产量全部被剥削了，他们只剩下小春收入和以做其他零活来维持生活。佃田还要先交押金，押金要超过一年的租谷，欠租就扣押金。因此，押金就像一座千斤榨，把农民压在地主的土地上翻不了身。农民要翻身，就得先掀掉压在身上的千斤榨。在西南区实行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是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在政治上打击反动势力，在经济上削弱地主阶级，为土地改革，彻底反封建打下基础的重大决策。

（二）组织起来反封建。

  一九五○年上半年，新都县人民政府已经成立，农村中的封建势力虽然有所收敛，但是，基本上未受触动，分散的广大农民还没有看到自己的力量，他们渴望翻身，却又有顾虑。“团结就是力量”，新都县委及时号召派到各区乡的工作组通过访贫问苦，发动群众“吐苦水，挖贫根”，组建各级农民协会。六月二十八日，外东七保农民协会成立。八月中旬，我调外西乡工作。当时，高俊峰同志正在那里筹建高架村农民协会，农民以民主方式选出了张建廷等反封建斗争积极、工作热情的同志为领导人。围观的几个地主、富农还在“看笑捶”，窃窃私议：“看你几个黄泥巴脚杆能搞出啥子名堂！”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黄泥巴脚杆”，马上就是封建制度的埋葬人。这是当地农民几千年来第一次行使民主权利，我写了一篇《如何选举农民协会领导干部》（见一九五○年九月三日《川西日报》），记述了这一历史情况和经验。高俊峰同志不久调公安校学习，外西乡工作组长由我继续担任。我们在各村（保）成立了农民协会之后，又成立了外西乡农民协会，以民主方式选出了乡农协会领导班子，张建廷又当选为乡农协会主席。

国民党军队溃逃时，曾在新都农村丢下大量武器弹药，这些弹药大都还掌握在地主阶级和乡保人员的手中。随着农民反封建运动的深入，在中共新都县委的领导下，在新都县驻军的支援下，我们搞了一次“枪换肩”的突击活动。事先经过农民积极分子的周密调查摸底，搞清了哪些人家隐藏有枪支弹药以及数量和地点。一九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十二时正，工作组干部带着农民积极分子分别按照预订时间一起突击搜查，驻新都的人民解放军派出了部队守住各交通要道，防止坏人逃跑和发生意外，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到了下午二时，各搜缴小组都带着战利品返回高架村，院坝里堆满了大小枪支和弹药。基干民兵都配备了步枪，其余全部上缴县公安局。

与此同时，县上成立了旧乡保人员训练班，由陈增印同志负责，地址就在西街武庙。我们按照上级指示，通知乡长、保长以及个别的惯匪、恶霸，自带行李和一个月粮食去武庙报到。这一批人是农民最痛恨的人和对农民威胁最大的人。他们被集中管起来，农民高兴了，放心了，反封建的斗争情绪大大高涨起来，争相参加农民协会。他们逐渐认识到人民政府真正是自己的政府，农民协会真正是农民自己的组织。

到了九月九日，第一区农民协会在桂湖广场隆重成立了。那场面真热闹，万人集聚，彩旗飞舞，锣鼓喧天（我还保存着一张这次大会的全景照片）。它向全区人民宣告，封建统治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三）掀翻头上的千斤榨。

农民群众组织起来了，四大运动开始了！

地主阶级不肯轻易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在民主政权和农民运动的威力下，地主阶级内部也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开明地主积极退出押金，一部分地主转移财产，顽固抵赖，还有极少数反动地主阴谋组织暴乱和施展各种诡计花招。我在外西乡时，农民武装就曾经截获新繁一家地主转运到新都的大量财物，当被挡到工作组时，那地主公然大叫：“我要到县上去告你们！”

农民群众对退押的要求是十分强烈的。可是也有一部分农民对地主能否退出押金、押金能不能退到农民手中信心不足。所以，县委书记宋锡九一再强调，要给农民以看得见的经济利益，要严格执行对地主根据表现区别对待的政策，对顽固势力中的首要分子要坚决打击。总的政策就是：“打击地主阶级，中立富农，团结中农，依靠贫雇农。”

一九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新都一区农民协会在观音庄召开了斗争宝光寺大地主释本因（人称“亮头和尚”）的大会。释本因顽固抵赖，逃避退押。农民群众对他进行说理斗争，揭发出他把二十一根金条和两箱银元转移到崇宁金陵寺的事实，以及残酷剥削农民、虐待小和尚、解放前逼死小和尚广超的罪行。释本因理屈词穷，但仍不低头认罪，被立即扣押。宝光寺地主无法抵赖，当场交出金条两根，金元宝十六个以及许多银元。这些胜利果实摆在两张大方桌上，农民看了兴高采烈地欢呼：“我们的血汗钱，现在物归原主了”！（详见刘冠群《新都宝光寺地主逃避退押》的报导，载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川西日报》）斗争宝光寺地主的胜利，对农民群众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使其他地主看清了面前的两条道路，从而大大促进了退押工作的顺利进行。

退押是与清匪、反霸同时进行的，清匪、反霸从政治上打击了地主阶级，推动了退押工作。

一九五○年十月八日，新都县人民法庭第一次开庭，在桂湖广场召开万人大会，公审反革命分子李金贵等六人。当庭长李静波宣布判处其死刑时，县委书记宋锡九在台上高举大印猛地盖到布告上。这次大会震动全县。昔日的“李天王”，何等威风，如今当众枪决，真是大长人民志气。

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法庭第二次开庭，在北门外广场召开五万人大会，释本因等十二名反革命分子被处决。

关于镇反，笔者后来写过一篇《记新都县公安展览会》的通讯。（载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七日《川西日报》）那次展览会有五个展览室：反革命证件室、画展室、非法武器室、口供室和照片室。从展出的那些反动分子的反共证件、武器、毒药、罪恶事实、口供中，群众看到了镇压反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了解到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

减租、退押从经济上削弱了地主阶级，而清匪、反霸则从政治上打击了地主阶级。四大运动的胜利为顺利进行土地改革，彻底推翻封建制度创造了条件。

（四）胜利前进。

新都一区的退押工作到一九五一年二月下旬便基本结束了。地主、富农应退押金已大部退出。对于确实无力退清的，工作团根据党的政策分别情况实行了缓、减、免。已退出的押金由各工作组配合乡、村农协会经过研究后制订分配方案，全部退给了农民。但是，押金基本上是根据租佃关系分配的。有一部分农民（主要是雇农和无租可减，无押可退的贫农）分不到押金或只得到很少的押金。为了解决这些贫农、雇农，贫苦军、烈属，鳏寡孤独残和缺乏口粮的农民生活与生产的困难，新都一区把恶霸赔偿的财物及“二地主”的押金共折合大米十二万斤分配给全区五百九十二户属于上述情况的农民。农民皆大欢喜。外西乡雇农刘吉成说：“我从前以为减租退押只是对租有田的人有好处，这下我弄清楚了，退押对大家都有好处。我回去后要积极参加退押工作，完成退押工作后，好实行土地改革分到田。”（载一九五一年四月三日《川西日报》，刘冠群关于《统一分配恶霸赔偿的财产》的报道）

新都一区退押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就在这时，川西区党委委员兼成都市市委书记郝德青来到新都。他在政府里看到《新都一区退押工作成绩显著》的那篇报道以后，立即召见了薛勇和我。他询问了退押和镇反的情况以后对我们说：“我本来是打算到金堂去搞土改试点的，看了这篇报道，觉得你们这里条件更成熟，刚才我已经在电话上同区党委研究过了，决定在新都一区试点。”

就这样，郝德青在新都一区天元乡展开了土地改革的试点，省里的一些著名人士，如范朴斋等都到新都参加土改。

接着，新都全县的土地改革运动也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