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非“泛泛”的警戒

绝非“泛泛”的警戒
——前苏联“殷鉴”之一
党的十七大刚刚闭幕时，广州出版的《南风窗》杂志有一篇与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辛鸣博士的访谈，辛鸣在回答对过去五年的评价时，认为“我们一定要讲四句话”，其中的“第二句话”是：要有忧患意识，对于发展中的问题与矛盾要高度清醒。他解释说：“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还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矛盾，而且很多问题甚至还很严峻，很多矛盾甚至还很尖锐。但仅仅看到这一点还不够，我们还必须看到，所有这些问题的产生，矛盾的积累是有一个过程的，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历史性的问题与矛盾不是一蹴而就可以立竿见影的。”基于此，辛鸣提请要清醒看到坚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在实践中的难度。他指出：“一方面，这不仅仅是一个认识到位不到位的问题，而是‘本领恐慌’ 的问题，是我们坚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能力准备不足的问题，因为能力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的。另一方面，这些年来，改革发展中的一些不科学、不规范的做法已经客观形成一些特定的利益群体，这些利益群体出于对其已获利益的维护，自然不愿意改变已经习惯了的行为模式，自然要想方设法维持其既有地位。”
辛鸣博士所提出的，确是事关成败的重要问题。这里，且撇开某些领导干部“对坚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认识不到位、能力准备不足”的问题不说，单就“特定的利益群体”这一层，为树立“忧患意识”提供一些参考材料。
“特定的利益群体”，换个说法，大概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吧。“既得利益集团”的提法，中央领导人最早见诸报端的，始于2000年１２月江泽民同志在中纪委五次全会上的讲话。其后在2001年的“七一”重要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再一次强调：“所有党员干部必须真正代表人民掌好权、用好权，而绝不允许以权谋私，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当时作为党的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首次郑重提出“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其重要警戒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像许多中央领导人一再提出“绝不允许以权谋私”等告诫一样，“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这句话，人们的理解，它既有发出警告、防患于未然的含义，更有一旦发现“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就必须予以坚决打击、彻底清除的含义。换句话说，它的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于：它不仅仅属于一种“预警性的警告”，更有迹象表明，它也可以是针对某些苗头的严厉提醒。
有关“既得利益集团”的一些迹象和苗头，事实上不难找到权威的资料。——这也且撇开不谈。还是来介绍一下前苏联的“殷鉴”吧。
前苏联“政权转轨”落幕时，许多人在惊叹：没有流血事件，政权“和平交接”，苏联人素质真高啊，竟表现得那么平静！
一个天大的秘密和罪恶，正被掩盖在这些“惊叹”之中。——正是前苏联由来已久的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奉献给了人类一个天大的假象。
来看看“和平交接”背后的这个“天字号秘密”吧：
在苏联，从二十世纪30年代开始，苏共党内就兴起了特权之风，形成了一个多达50至70万人的庞大的特权阶层，形成了势力非常厉害的 “既得利益集团”。俄国学者估计，当时这个阶层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这个“特权阶层”成员有以下四个主要特征：“第一，他们掌握着各级党政军领导机构和企业、农庄的绝对领导权；第二，多数人文化程度较高，受过高等教育；第三，这些人已不是当年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对他们来说只是口头上说说的东西；第四，他们不以享有比一般规定向高级干部待遇还要大得多的特权为满足，而且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
著名经济学家、红旗出版社社务委员黄苇町先生说：“（苏共）党的领导层中的腐败，已发展到这种程度，即他们所攫取的财富和利益之多，使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外衣已成为束缚，不便于他们更放手、更放心地去侵占和鲸吞更多的社会财富。他们已不满足于能够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的事实制度，而要通过国家政治制度的公开变更来从法律上承认他们所攫取的东西，并能名正言顺地传子传孙。”他举出了苏联解体后的一项调查资料：“苏联时期的干部在俄罗斯总统班子中占７５％，在政府部门占７４％，在地方政权中更高达８０％。而国内企业家中原来的苏共党员占８５％，很多是直接由国有企业经理变为老板的。人们说，今天的俄罗斯‘新贵’其实都是苏共时期的‘旧贵’。”
事实就是这样：“在戈尔巴乔夫年代进行的改革中，这些特权阶层通过‘私有化’进程，进一步把国家资产化为己有，成为‘新俄罗斯人’、‘最新俄罗斯人’，以至于社会中2／3的富翁都是原来苏共各级委员会的官员。面对这种状况，群众已无法感受到苏共是在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据原苏联社会科学院的问卷调查显示，群众认为苏共代表工人利益的占4％，认为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占7％，认为代表全体党员利益的占11％，而认为代表党的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苏联人民并不认为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代表。”
所谓“和平交接”，秘密就在这里！前苏联的那些“既得利益集团”，它怎么会怕和平演变，怎么会不欢迎和平演变？怎么不希望不流血完成“转型”，用资本主义的“合法制度”来保护它在社会主义制度中非法攫取来的既得利益？这就是前苏联解体、前东欧崩溃之因。（以上前苏联的资料转引自邵道生的《剧变社会期的中国腐败问题》）
据原苏共《真理报》总编辑阿法纳西耶夫透露，原来为勃列日涅夫起草苏共二十五大政治报告的“秀才班子”中，有四分之三的人在1990年后很快就抛弃了党证。原因之一是否正在于，这些长期受命在文字上为前苏共领导人“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比外人更多一些了解苏共“既得利益阶层”的秘密呢？
前车之鉴，辙迹犹存。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都没有理由高枕无忧。江泽民同志提出“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绝非“泛泛的警戒”。而另一条极其重要的常识是：“防止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正如辛鸣博士在他的“第四句话”里所说的，决不能“仅仅停留在理念层面，仅仅体现在部分领导干部的亲民形象和表率行为上”，而要“落实到强有力的组织体系和制度安排上来，落实到广大党政领导干部内心观念的转变和执政为民的行动上来”。这些，无疑正是十七大报告所昭示的“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核心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