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大学能培养大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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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普遍质疑在大学的重点建设热潮中，只见大楼起，不见大师出。殊不知梅贻琦的大学有大师，所指是要聘请好的师资，而从未赋予大学以培养大师的责任"
“大学与大师”，已成流行小说的题目，讨论这样的议题，难免流俗。不过，本篇立意并非谈论大学如何培养大师或为何还没有培养出大师，反而想深究一下大学怎么会与大师扯上关系以及如何扯上关系，其中有多少误解和扭曲。
将大学与大师联系到一起，肇始者应是梅贻琦。1931年底，他由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回国就任清华大学校长，在就职演说中，为了强调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仿孟子故国说，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此说当时未必引起广泛反响，而近年来却反复征引，到处流传，作为大学教育今不如昔的铁证。可是不知不觉间，意思有了不小的改变。人们普遍质疑在大学的重点建设热潮中，只见大楼起，不见大师出。殊不知梅贻琦的大学有大师，所指是要聘请好的师资，而从未赋予大学以培养大师的责任。在梅贻琦说那番话的时代，大学不要说培养大师，连能否出真学问，在堪称大师的章太炎等人看来，也还大成问题。学问之事，在野则盛，在朝则衰，而近代中国的大学，官办（国立省立）者无非庙堂之学，私立者大行妾侍之道。况且大学不过是人生中的学习阶段，即使拿到博士学位（民国时期还没有），至多只是奠定基础，就算潜质优越，前程无限，距离大师也还相当遥远。所以梅贻琦自己说办大学的两个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这是合情合理之论。若提出要培养大师，便成妄言。
此说从梅贻琦长校的清华大学本身就能找到见证。清华开办国学研究院，从全国各处招收来的学生大都已经学有所成，相对于刚刚升大的清华本科生，功力不止深了一层，又得到几位名师的亲炙，足以成家者甚多，帮助清华大学一举摘掉无学的恶名。可是不要说毕业之际，就算功成名就之时，其中有哪一位敢以大师自居？国学院出身的姜亮夫就承认，直到晚年，他还是不懂陈寅恪当年所讲的内容。后来陈寅恪继续任教于清华大学的历史、国文两系，其在历史系开设的课程，因为程度太深，学生难以承受，不得不一再降低难度。让大学培养大师，多少有些天方夜谭的味道。时下一些名校的大师班，以及虽然没有贴上标签，却宣称以培养大师为宗旨的种种宏伟计划，若非自欺欺人，就是愚不可及，或是别有所图。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口是心非，图的当然还是名利与权势。
换一角度看，清华国学院所请的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虽然各有长短，当时已被公认为大师。在近代中国，如果这几位不能当之无愧，可以候选的也就屈指可数。梅贻琦敢于宣称大学要有大师，显然与他们响亮的名头不无关系。其余包括首席国立北京大学在内，都缺少如此充沛的底气。不过他们都没有大学的学历，也很难说是由大学培养的。梁启超只读过学海堂和万木草堂；王国维海内外的学历也很低；陈寅恪读过欧美多家名校却不取文凭，甚至没有注册，且从不称引师说。陈寅恪以朱熹为楷模，可以取珠还椟，不能数典忘祖。梁启超、王国维等过世后，清华国学院拟聘的几位大家，如章太炎、柳诒徵等，也都不是大学出身。而拿不到全美最容易拿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文凭的胡适，被认为是有资格的受聘者，他敢于就任北京大学教授，而婉拒清华国学院导师的礼聘，不无自知之明。
进一步追究，即使是有大师的一方面，梅贻琦长校时的清华大学也不无可议。几位导师中硕果仅存的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相继离校），因主持系务的蒋廷黻主张社会科学化的新史学，力挺雷海宗，实际上逐渐被边缘化。为他撑住台子的似乎并非清华的德政，而是他本人的学术声名和人脉关系。至于雷海宗，如今也有被捧为大师之势，毕竟略逊不止一筹。其对学生的影响，层级越低则越大，待到进入高深研究阶段，则不免褪色。抗战时期清华和北大、南开组成西南联大，如今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艰难困苦中培养大师的典范。可是从钱锺书《围城》所描写的三闾大学的各色人等着，至少他的眼中这里不仅没有大师，良师也为数不多。而且他本人的遭遇即显示，潜在的大师在清华同样不能被预测和善待。钱锺书是否是大师，或许还有争议；但是，如果连他能否成为大师也未可预料，清华又如何能够自产自销“大师”？又如何当得起“大学要有大师”这样的理念呢？
大学未必能够造就大师，大师或许可以成就大学。如此解读，虽不中，亦不远。
"人们普遍质疑在大学的重点建设热潮中，只见大楼起，不见大师出。殊不知梅贻琦的大学有大师，所指是要聘请好的师资，而从未赋予大学以培养大师的责任"
“大学与大师”，已成流行小说的题目，讨论这样的议题，难免流俗。不过，本篇立意并非谈论大学如何培养大师或为何还没有培养出大师，反而想深究一下大学怎么会与大师扯上关系以及如何扯上关系，其中有多少误解和扭曲。
将大学与大师联系到一起，肇始者应是梅贻琦。1931年底，他由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回国就任清华大学校长，在就职演说中，为了强调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仿孟子故国说，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此说当时未必引起广泛反响，而近年来却反复征引，到处流传，作为大学教育今不如昔的铁证。可是不知不觉间，意思有了不小的改变。人们普遍质疑在大学的重点建设热潮中，只见大楼起，不见大师出。殊不知梅贻琦的大学有大师，所指是要聘请好的师资，而从未赋予大学以培养大师的责任。在梅贻琦说那番话的时代，大学不要说培养大师，连能否出真学问，在堪称大师的章太炎等人看来，也还大成问题。学问之事，在野则盛，在朝则衰，而近代中国的大学，官办（国立省立）者无非庙堂之学，私立者大行妾侍之道。况且大学不过是人生中的学习阶段，即使拿到博士学位（民国时期还没有），至多只是奠定基础，就算潜质优越，前程无限，距离大师也还相当遥远。所以梅贻琦自己说办大学的两个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这是合情合理之论。若提出要培养大师，便成妄言。
此说从梅贻琦长校的清华大学本身就能找到见证。清华开办国学研究院，从全国各处招收来的学生大都已经学有所成，相对于刚刚升大的清华本科生，功力不止深了一层，又得到几位名师的亲炙，足以成家者甚多，帮助清华大学一举摘掉无学的恶名。可是不要说毕业之际，就算功成名就之时，其中有哪一位敢以大师自居？国学院出身的姜亮夫就承认，直到晚年，他还是不懂陈寅恪当年所讲的内容。后来陈寅恪继续任教于清华大学的历史、国文两系，其在历史系开设的课程，因为程度太深，学生难以承受，不得不一再降低难度。让大学培养大师，多少有些天方夜谭的味道。时下一些名校的大师班，以及虽然没有贴上标签，却宣称以培养大师为宗旨的种种宏伟计划，若非自欺欺人，就是愚不可及，或是别有所图。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口是心非，图的当然还是名利与权势。
换一角度看，清华国学院所请的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虽然各有长短，当时已被公认为大师。在近代中国，如果这几位不能当之无愧，可以候选的也就屈指可数。梅贻琦敢于宣称大学要有大师，显然与他们响亮的名头不无关系。其余包括首席国立北京大学在内，都缺少如此充沛的底气。不过他们都没有大学的学历，也很难说是由大学培养的。梁启超只读过学海堂和万木草堂；王国维海内外的学历也很低；陈寅恪读过欧美多家名校却不取文凭，甚至没有注册，且从不称引师说。陈寅恪以朱熹为楷模，可以取珠还椟，不能数典忘祖。梁启超、王国维等过世后，清华国学院拟聘的几位大家，如章太炎、柳诒徵等，也都不是大学出身。而拿不到全美最容易拿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文凭的胡适，被认为是有资格的受聘者，他敢于就任北京大学教授，而婉拒清华国学院导师的礼聘，不无自知之明。
进一步追究，即使是有大师的一方面，梅贻琦长校时的清华大学也不无可议。几位导师中硕果仅存的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相继离校），因主持系务的蒋廷黻主张社会科学化的新史学，力挺雷海宗，实际上逐渐被边缘化。为他撑住台子的似乎并非清华的德政，而是他本人的学术声名和人脉关系。至于雷海宗，如今也有被捧为大师之势，毕竟略逊不止一筹。其对学生的影响，层级越低则越大，待到进入高深研究阶段，则不免褪色。抗战时期清华和北大、南开组成西南联大，如今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艰难困苦中培养大师的典范。可是从钱锺书《围城》所描写的三闾大学的各色人等着，至少他的眼中这里不仅没有大师，良师也为数不多。而且他本人的遭遇即显示，潜在的大师在清华同样不能被预测和善待。钱锺书是否是大师，或许还有争议；但是，如果连他能否成为大师也未可预料，清华又如何能够自产自销“大师”？又如何当得起“大学要有大师”这样的理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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