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本土化”实验 为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国版”鼓与呼 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没有出路

经济学的“本土化”实验
——赵晓雷教授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讲演
如果将“中国经济学”指认为是具有中国思维形态和文化传统的一种学术体裁，这似乎更容易理解。这一学术体裁注重综合，注重人文意蕴，注重规范性质。如能有效借鉴西方学术体裁的注重分析、注重科学主义、注重实证性质的特点，那将实现一场伟大的经济学革命。
    
讲演者小传
    
    赵晓雷
    
    1955年5月出生于上海。经济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财经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全国优秀教师，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97年)。
    
    长期从事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大量的省（市）部级科研项目。主要研究理论经济学、宏观经济运行及城市经济规划。
    
一、关于“中国经济学”探讨的评述
    
    中国现在的理论经济学研究基本上有两条发展线索：一条线索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并与中国的经济实践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另一条线索是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引进、研究和应用。这两条发展线索互相交汇、互相融合，显示出融会贯通的主流趋势。
    
    1990年代中叶起，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一些经济学者从新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有关经济理论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如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中国经济学寻根，经济学的中国学派，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等等。围绕这些问题的讨论，经济学界凸显了“中国经济学”这一命题。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学”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术语，主要是指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1950年代、1960年代和1980年代初基本上是苏联范式；尔后主要是运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借鉴一些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苏联范式进行修正，谈不上是一种独立形态的经济学。到了1990年代，“中国经济学”这一命题有了新的涵义。如何理解“中国经济学”，学术界见仁见智，说法不一。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学”是在综合了古典经济学、现代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有独立文化价值和“经世致用”价值的经济学体系。有学者指出，“中国经济学”是立足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实际，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过渡经济学的有益成分相综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框架。对于以上观点，有论者提出修正意见，指出不能将几种基本范式不同的理论体系混在一起形成一种“大杂烩”式的理论体系，而是必须以基本范式最为科学、最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基础和主体，去对西方经济学的优秀成果进行兼收并蓄。也有学者从过渡经济学的视角来阐释“中国经济学”，主张应当视“中国经济学”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国学者从中国经济的现实基点出发，在现代经济学的共同语境下，用于解释中国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一种认识工具。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理解，如将“中国经济学”视为专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经济学，是由中国人所从事的经济学，或是中国学派的经济学等等，不一而足。
    
    进入21世纪，围绕“中国经济学”的讨论一直在持续，基本上可以归纳成三种观点。一是认为中国经济学首先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并运用这些基本理论和方法解决新问题，提出新结论，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成果；二是认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得益于西方经济学的影响，要在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相联系的基础上构建“现代经济学”；三是认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但两者都要与中国经济实践相结合。中国经济学必须植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实践，并能解释中国的经济现实。在这些讨论中还交错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思想和观点。
    
    事实上，要将“中国经济学”理解为一种理论体系是困难的。中国现在的理论经济学研究基本上有两条发展线索：一条线索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并与中国的经济实践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另一条线索是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引进、研究和应用。这两条发展线索互相交汇、互相融合，显示出融会贯通的主流趋势。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种理论范式，其基本范畴体系、理论框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基本内容都有很大的差异。在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这两大理论体系虽然有交汇、有融合，但并未整合于同一框架中。除了这两大理论体系，中国现在还不曾有第三种成体系的、有独立的理论范式和分析框架的经济学。如果将“中国经济学”理解为是专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经济学，那么中国经济学者研究外国经济算是什么经济学？或者外国经济学家研究中国经济是否也应归入“中国经济学”？如果将中国的经济学者所从事的经济学研究说成是“中国经济学”，那么那些在国外的中国学人所作的研究是否算“中国经济学”？总之，不管从哪一角度去解释，要理解“中国经济学”都是有障碍的。
    
    我认为，对“中国经济学”似应从两个层次去理解。
    
    第一，要构建一种独立形态的经济学，必须要有独立的理论范式和理论框架。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不同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具有很强的实验性，经济学直接产生于现实经济生活，其假设条件、概念范畴要能够经受现实经济生活的检验。而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经济行为又具有较强的可通约性，因而经济学有一定的普适性，要发展出一种新的范式和框架并非易事。但这并不是说创建“中国经济学”全然不可为。如果经过艰苦的探索，最终真能形成这样一种理论体系，即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点上提出若干具有公理性质的人性基本假设和人类行为基本假设，在这些假设前提下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活动和人们的经济行为展开实证分析，发展出一整套相应的概念、范畴以及由此构筑的理论框架。在这个理论框架中，可以说明公有制经济中人们的利益关系以及为追求利益而生成的行为机制，并进而说明这种行为机制与资源配置及收入分配的关系。那么，这将是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
    
    第二，“中国经济学”还有思维形态和文化传统方面的涵义。在关于“中国经济学”命题的讨论中，一个重要景观是对经济学说史研究的重视，以及对中国经济思想的文化特质及人文意蕴的回溯。从经济学角度看，一些学者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这一背景下考察中国经济理论的思维特质，探究其历史文化传统脉络；有学者从世界经济学说史这一视角审视中西学术文化的历史交融，力图证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在世界经济学说史中的应有地位；也有学者致力于纠正经济学的“唯科学主义”(Sci enti sm)偏颇，使其归复于古典的“人文学科”(Humani ti es)学术规范。学术史研究的张扬也说明中国的学术研究在学术规范、学科分类、知识体系、学术语言、分析方法等学术本质和学术表现形式方面正在逐渐与世界学术接轨，表达了进一步加强中外学术交流及世界学术一体化的时代要求。如果将“中国经济学”指认为是具有中国思维形态和文化传统的一种学术体裁，我认为这似乎更容易理解。这一学术体裁注重综合，注重人文意蕴，注重规范性质。如能有效借鉴西方学术体裁的注重分析、注重科学主义、注重实证性质的特点，那将实现一场伟大的经济学革命。
    
二、“中国经济学”构建与中西方思维形态
    
    对西方经济学的引进、研究和应用，实质上是一种学术交流。西方经济学也许提供了一种通约的分析框架和规范的话语系统，但它不可能淹没中国的学术传统，也不可能全面改变中国的思维形态和学术体裁。
    
    关于“中国经济学”的讨论，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对西方经济学的态度。
    
    1990年代下半期一直到21世纪初，中国经济学界展开了关于西方经济学的持续性论争。针对不少中青年经济学者对西方经济学“全盘肯定”、“全盘照搬”的态度和“西方化”情结，一些中老年经济学者，尤其是一些专业从事外国经济学说史和西方经济学教学研究的经济学家，从捍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和立场出发，运用阶级分析的工具，批判了西方经济学的阶级辩护性以及一些假设、范畴、理论上的缺陷，指出照搬西方经济学不能解决中国经济问题，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也不能走西方经济学化的道路，还是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与之对立的观点则认为，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现实经济运行缺乏解释力，所揭示的“规律”与社会经济活动无甚相关性。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应该从对该体系的修正转向批判与重建。他们主张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来构建中国经济学，甚至干脆反对“中国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提法。
    
    论争双方的观点结论正确与否姑且不论，学术界有争论是一种正常现象，也是学术自由繁荣的一种表现。对西方经济学的态度是中西文化交流碰撞所产生的一个问题，其主要症结之一是社会科学领域的“欧洲中心论”观念。由于近代以来欧洲对全世界的征服，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方面遂形成了“欧洲中心”的观念。这种观念在经济学中尤甚，因为经济学不是一门纯思维性的学科，它有较强的实验性，被认为有更广泛的普适性。
    
    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随着学术研究的进展和文化理解的深入，西方世界也已开始改变那种偏狭和狂妄的“欧洲中心论”观念，开始以公正和客观的态度来看待其他文明。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剑桥大学教授艾伦·麦克法兰在其所著《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中译本前言中论及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知识流向时说：“在公元1410年之前的大约一千年间，知识与技术差不多一律是从中国流向欧洲。然后，在公元1400年至1800年大约四百年间，中国与欧洲之间发生了平衡的双向的交流。在接下来的大约二百年间，交流开始易向，欧洲的以及嗣后美国的科技发明和影响力反过来流入了中国。然而当前，中国与西方的交流再一次日趋平衡。”美国杜克大学和俄勒冈大学教授阿里夫·德里克指出，近来美国与欧洲学界对于现代性、后现代性理论的反思和批评逐渐增多。其中一个予人印象比较深刻的角度，是跨国主义与全球化。全球化首先是一个物质现象，但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发生了文化的跨国流动。德里克认为，现代性是一种关系，现代性是没有中心的，而在这个关系之下，各个地方出现了不同的发展。比如，在13世纪，还没有所谓的“欧洲”。而13世纪的中国，无论是文化还是制度方面都确实是一个完整的存在。所以，在现代性与中国历史之关系的讨论中，必须变换看问题的角度，在时间与空间上都要改变观念：把中国历史纳入世界历史之中，把世界历史纳入中国历史中来；中国的现代史与欧洲的现代史，都应该是在13至14世纪开始的。奥斯曼土耳其、印度的莫卧儿王朝也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参阅《读书》2007年第7期）
    
    然而中国的一些学者仍以西方学术为标准或经典形态，并以此为参照来评判和指摘中国的学术，同时显示自己的“西方化”优越感。这其实是一种浅薄的心态。由于自然环境不同、基本生活资料的获取方式不同以及社会结构不同，从发生学角度看，每个民族或每种文明所关心的基本问题是有差异的，他们的思维形态也是有差异的。由于所关心的基本问题不同，因此知识背景、思维形态也就不同。只要有文明的独立形态，也就有思维的独立形态和学术的独立形态。当然，不同的文明形态之间会普遍存在一些最基本的元素——思维中的同异律和相关律，哲学中的本体论，经济学中的资源稀缺和选择，等等。
    
    科学的研究就是要揭示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对于这些元素的刺激或影响，由此引致不同的思维形态和学术体裁。这些最基本元素构成了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交流对话的基础，也为追求科学普适性提供了路径。要开展交流对话，必须要有一种可通约的分析框架和规范的话语系统，这是一种技术手段，一种文化学术交流的工具。在掌握这种手段或工具方面，中国的学者可能还有差距，但这不应导致对中国文化学术的自卑心理。
    
    总之，对西方经济学的引进、研究和应用，实质上是一种学术交流。西方经济学也许提供了一种通约的分析框架和规范的话语系统（比如最基本的市场模型和数学语言的成功运用），但它不可能淹没中国的学术传统，也不可能全面改变中国的思维形态和学术体裁。在美国和英国，经济学研究中的学术传统、思维习惯和学术体裁也许没有大的差异，因为它们同属西方文明。但中国和欧美分属不同的文明形态，上述差异就难以消除（即使是宣称“脱亚入欧”的日本，其公司形态和公司经济学也并未与西方完全一致）。只要经济学还没有变成一门纯粹的自然科学，这种差异就会一直存在。有差异并不妨碍交流，只要能掌握交流的技术手段。但交流的目的是发展自己而不是依附别人。科学的普适性是一种包容，天然排斥地理上、种族上、文化形态上的偏狭，这才是睿智的科学精神。
    
三、经济体制转轨的“中国特色”路径及模式探讨
    
    从1990年开始，“中国过渡经济学”或“中国新制度经济学”概念已经提出。这些研究致力于对中国改革开放过程做出制度变迁的解释，在研究视角及研究内容方面可以认为是经济学“本土化”的重要表现。
    
    美国经济学家萨谬·鲍尔斯（Samuel Bowles）指出，制度提供激励和约束，以说明个体行为和总量结果。制度影响个人的偏好和信念，个人的偏好和信念与制度环境一起发生变化，从制度变迁过程考察，不应把制度描述成外生给定的约束条件，而应把它当作个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制度变迁的过程是一种结果向另一种结果的转变。中国经济学界一般认为，改革开放本质上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这一过程的性质、路径、经济绩效是中国制度变迁研究的要点。而1980年代中期引入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即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制度变迁研究的重要的理论来源。
    
    在西方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一些学者在制度变迁的路径上分析与中国国情相联系的一些特点，并进而说明制度演化路径与绩效的关系。从1990年开始，“中国过渡经济学”或“中国新制度经济学”概念已经提出。这些研究致力于对中国改革开放过程做出制度变迁的解释，在研究视角及研究内容方面可以认为是经济学“本土化”的重要表现。
    
    20世纪末、21世纪初，国际学术界逐渐形成了“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两个概念，分别指经济转轨的新古典经济学路径和“中国特色”路径。
    
    1989年，美国国际经济学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首次提出“华盛顿共识”这一术语，用以反映美国的经济制度和价值观。经济学界一般认为，所谓“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或“后华盛顿共识”（Post-Washington Consensus）是从新古典经济学指导出的制度变迁或转轨路径，其核心要素是建立自由市场体制和竞争体制，理顺市场关系，并构建与自由市场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
    
    所谓“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特指中国改革开放的制度变迁模式或路径，这一概念更多的是指一种实践，而不是一种理论体系或分析方法，其核心要素是在国情（实践基础）的约束条件下，渐进地转型，实现经济增长或发展的绩效目标。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体制改革30年研究”课题组在《经济研究》2008年第9期、第10期发表了研究成果“论中国特色经济体制改革道路”，从9个方面总结了中国特色经济体制改革道路，概括出“中国模式”的内核。改革的理论指导：注重发挥理论创新的先导作用；改革的性质：将第二次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相统一；改革的方向：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改革的方式：以渐进式稳步推进市场化；改革与发展的关系：视发展为改革的目的；改革与稳定的关系：以稳定作为改革的保证；改革与开放的关系：注重市场化与国际化之间的相互推动；改革的协同配套：推进全方位改革；改革的推动力量：注意发挥基层和领导层的合力作用。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正确判断形势，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世界经济界、学界及政界对“中国模式”发表了大量的评论。
    
    美国智库之一的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对“中国模式”作出了如下的表述：“中国模式”的最重要的原则是经济改革优先。换言之，“中国模式”是实用、自由和市场竞争力的结合体。“中国模式”的惊人之处在于，中国近30年来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中保持了较快增长。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曾经贫困的国家，能取得如此持续的发展，本身是一个奇迹。
    
    韩国经济学家认为，所谓“中国模式”，是指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为实现经济建设这一新的国家目标而推进的各种战略性构想，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对于韩国的借鉴意义是多元的，比如“政治安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以及渐进式的改革。但最重要的是必须摆脱一味“追随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
    
    2008年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思想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个核心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学界对市场经济学说的认知是否发生逆转，中国的改革方向是否会发生变化。
    
    如果这次金融危机的性质是市场经济的失败，那么，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就要做出修正。就2008年、2009年的相关观点做一扫描，大多数论者还是做出了理性的分析，认为不能因市场经济体系出了问题就从根本上怀疑市场经济制度。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经济周期性波动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常态，人类社会在应对这些经济危机中，可以通过制度设计使市场经济更为完善，而不是回到管制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
    
    1929年美国股票市场崩溃引发了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萧条。美国政府于1933年颁布了《证券法》，1934年颁布了《证券交易法》，设立了有很大权力的证监会，1940年颁布了《投资公司法》和《投资顾问法》，这些法律完善了市场经济体制，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1990年美国经济总量约占全世界的50%，2008年仍占23.1%。所以，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有效率的经济制度，尽管它不是十全十美。中国要让近14亿国民过上小康生活，除了发展市场经济，别无他途。
    
    2008年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在中国经济思想层面上还引发了另外一个思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是否是可持续的。
    
    外向型经济依赖于出口，依赖于国际市场（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市场），形成了中国生产（所谓的“世界工厂”）、西方国家消费的国际贸易经济关系。金融危机发生后，许多论者指出，一个高度依赖于外贸而内需不足的经济体，其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中国是大国经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的基础是内需，所以重要的是扩大内需，建设消费性社会，增长模式转型为内需型经济增长。一些论者进一步分析说，中国缺失一个消费社会所需要的基本社会制度，诸如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卫生制度、国民教育制度等，政府应努力增加这些公共品的供给，这也是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重要制度条件。
    
    我认为，从金融危机而引发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经济发展目的的讨论，中国经济学界的思考是深刻的，充分体现了经济学“经世致用”的社会功能。但从经济学实证分析的要求看，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根本上由要素禀赋条件、国际分工体系、中国制度条件等因素决定。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必须在以上约束条件下构造分析框架，推导出可靠的、有解释力的结论。
    
    关于“中国经济学”及“中国模式”的探讨反映了中国经济学者对经济学认知、研究、运用的进步。经济学是一个科学理论体系，在认识论、方法论上更符合科学思维的要求。中国经济思想逐渐融入了经济学的学科框架，这不单是思想学术的进步，更重要的是科学思维的确立。科学思维是重要的，科学创新、科学进步取决于科学思维；而人类社会的发展取决于科学的创新和进步。在民族文化中引入科学思维的基因，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共同的任务，也是经济学“本土化”实验的思想学术价值所在。
为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国版”鼓与呼 张晖明（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经济学教授）
    
    赵晓雷教授的讲演提出了一个经济学和社会各界都关心的话题：如何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和经验教训中提炼概括，形成以建设和发展为主线的经济学的“中国版本”，为人类文明作出中国人应有的贡献，也为后来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先行者”成功的理论结晶。
    
    诚如赵教授一开始就指出的，“中国经济学”概念最初是一种创新尝试。然而，受苏式经济学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维的影响，也受制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尚未充分展开，良好的创意难以找到准确的定位。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经济在强大动力的推进下，迅速走上高速发展轨道，同时也是体制转轨的轨道，即所谓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的双重转轨。经过30多年的持续努力，我国已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这也说明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中国经济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指导能力，在经济学理论阵地上，现代西方微观宏观经济理论有着较强的话语权能力。
    
    尽管如此，回到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解释命题，我们还是面临如何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联系中国经济发展进程自身的实际，写出“中国版本”的经济学，而不是简单地套用、“拷贝”西方版本，甚至是忘记自我、妄自菲薄。这就是赵教授讲演中所批评的“浅薄”。更何况西方范式和比较成熟的数学方法应用于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市场机制发育相对成熟，乃至于人们的心理趋向和行为方式相对稳定，因而能够有效地运用数学工具于经济学分析范式密切相关。反观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在区域之间、产业部门之间、社会阶层之间还很难做到相对均齐的回归，因而数学工具的运用受到诸多限制。所以，与其说是中国的经济学落后，不如说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比较落后。诚如吴敬琏教授所说的，我们今天还是处于“政治经济学时代”。
    
    经过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我们已经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发展道路，逐渐积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已经破题，需要经济理论工作者和社会各方共同努力。 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没有出路
俞正声主持市委常委学习会指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力度、广度和深度是衡量上海发展最重要指标本报讯  昨天下午，市委举行常委学习会，听取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关于《上海建设全球性国际贸易中心的战略构想》的专题辅导报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俞正声主持会议并讲话指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力度、广度和深度是衡量上海发展最重要的指标。上海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坚定不移地改善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环境，才能加快实现“四个率先”，加快建设“四个中心”。
    
    裴长洪围绕“从国家战略高度思考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对未来五至十年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看法”、“上海借鉴国际经验的若干认识问题”、“上海建设全球国际贸易中心的主要思路与重要举措”等方面分析了上海建设全球性国际贸易中心所具有的竞争优势，并提出了建议。
    
    与会同志认真听取辅导报告，并就上海如何加快建设国际贸易中心进行了热烈讨论。
    
    俞正声指出，对上海而言，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没有出路，必须进一步落到实处。要正确对待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增长指标的问题，在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中，要不怕付出代价。要研究分析我们存在的问题，建立一个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指标体系，作为我们的目标，激励、考核我们的工作。
    
    俞正声指出，上海是重要的口岸和对外贸易城市，扩大开放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无论是发展先进制造业还是现代服务业，都必须扩大开放，加大与国外的合作交流。要不断改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环境，在准入、监管、贸易便利化、人才成长和生活环境等方面取得更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