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波:给经济学家的十大批判书

由于知识与理解能力的差异，隔阂并不奇怪。但误读往往缘于信任的缺失。而这种普遍的信任缺失，已非基于经济学的发微阐精，可以解释和解决的了。

宋金波

第二波金融风暴的轮廓正隐约显现。人们需要经济学家的判断，也需要经济学家更严谨的发言。

经济学家要影响世界，体现价值，不仅要研究，还得靠发言。

言多必失。2009年初，最新版本的《经济学家“雷人”语录》在网上传播。

言多必失不奇怪，七嘴八舌实属有益。有识者说：改革开放三十年史，便是七嘴八舌摆脱一言九鼎枷锁的历程。尴尬的是与某些时候七嘴八舌相对的集体失声，吊诡的是有些“语录”与普通人的常识经验，其间反差已难用知识沟壑来开脱。

所有这些，都有待记录、梳理，以至严肃意义上的批判。此批判并非“大批判大辩论”，上纲上线，而是“评论先前是非，批判未了公案”之意。

多数学者姓名，姑且隐去，对事不对人、对言不对人，以期化解隔阂、澄清误读、消除成见——何况所有的言语都已在网络风行有时，一搜便得。

一、买房爱国论

2009年，房子开始与爱国相关。

1月7日，一位北京的经济学家提出：“在空前困难的形势下，买房就是爱国，而在2009年，买房甚至可称得上是救国。”“什么都可以跌，不能让房价跌。房地产崩盘老百姓更买不起房子。”

不仅是经济学家。年初，安徽合肥市委书记对合肥市房地产市场调研时，当场掏腰包买下一套80多平方米高层住宅；合肥市规划局局长更在当地某电视台直播栏目中极力推销楼盘，并高呼“买房就是爱国”。

“买房爱国”论的合理外延，是“消费爱国”。在被指出语病嫌疑后，又迅速变为“积极消费爱国”。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民众拿出真金白银，帮助国家摆脱金融危机的场面，而今历历在目。将经济行为与爱国联系在一起，在东方文化土壤中，还是很有人吃这一套的。

不过，消费是买卖双方的事情。“积极消费”也好，“买房”也好，都要随行就市。2009年房地产价格面临调整。谁应为了“爱国”买房“待跌”？“积极消费”固然诱人，但果真两全其美，何必还要专家、官员一再呼吁？美国人寅吃卯粮的“积极消费”，已被讥为不负责，鼓励我们自己国民“积极消费”，其间自相矛盾处，自不待言。至于如何以积极消费能力为标尺，衡量爱国“温度”，其中种种悖谬，更一眼即明。

症结所在，是将技术问题与意识形态拉郎配。爱国也要讲方法，尤其需要经济理性。把经济问题变成“政治忽悠”，并不能使我们面对经济问题战无不胜。部分经济学家和地方政府官员声调高亢，原因当然与经济有关，与爱国，只怕拉不上干系。

二、房市无泡沫论

“买房爱国”论只是此前曾饱受诟病的“房市无泡沫”论的升级版。

“说房地产炒过头，那是胡话”，“保守地说，今后10年，中国的大城市，无论是上海、北京还是南京，房价要涨3倍；大胆地说，10年房价要涨5倍以上。”一些经济学家对“泡沫说”的深恶痛绝跃然纸上。最新的说法是：“1月工资要买1平米房子观点很愚昧。”而此时，美国房价已跌至2003年第三季度的水平。

关于“房市泡沫”的争议数年来不绝于耳，正反方所涉及领域，自每平方米房价与户均收入的比，到“空置率”、“租售比”，从国外到国内……

时至今日，再重新汲汲于理论、术语和公式，已缺少现实意义，任何国际惯例和数据都不敌一个最基本的国情。

引述“天涯社区”上一个著名的帖子《2009年不宜买房论》的话，就是：

“政府对地产财团的态度，开始微妙变化。由原来的弃卒保车，到现在弃车保帅。去年两会时直言‘政府有能力平抑房价’的广州市市长张广宁今年不会再觉得寂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以及北京市市长郭金龙、南京市市长蒋宏坤、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都在今年当地的两会上不约而同地以不同方式表达了与高房价‘决裂’的态度。近期中央四部委公开肯定万科降价举措。”

“以万科为代表的地产商今年将再坚定掀起降价风潮，为市场整合，也为树立企业公民形象。王石是讲经济的，王石更懂政治。在中国企业家不懂政治怎么混？”

一语中的。房市有无泡沫，已不成其为问题。

三、取消福利保障论

此前网上盛传的一则“雷人”经济学家语录，据称出自厉以宁先生：“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这句话经厉先生家人出面声辩，认为有误读嫌疑。厉以宁在央视对话节目中曾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三十年，三大最遗憾的事情之一就是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得极慢。”他怎么可能建议取消福利保障呢？

但类似观点，确曾出自其他经济学家之口。

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激烈抨击新《劳动合同法》：“中国好的制度都是自己发明的，抄回来的都没有用，抄一次倒霉一次。中国经济学界引进来的全是垃圾。”他认为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第一就是要取消新《劳动合同法》。

企业主反对阻碍他们利润最大化的《劳动合同法》，“在商言商”，事属必然。但《劳动合同法》不是经济法，是社会保障法的组成部分，其宗旨不在帮助企业主获得最大利益，而是要帮助相对弱势的劳工实现利益平衡。事实上，无论中外，经济学家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诟病就未曾停歇，但迄今为止，企业主和经济学家的反对并没有使其萎缩。

一旦劳动法取消，不单意味着企业员工要付出代价，也意味着法律的权威性遭受破坏，乃至社会文明程度走回头路。而且，就算是付出这些代价，企业就真能应对金融危机吗？

李昌平日前发表文章认为，这种观点的局限在于“误以为50年前适用于小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战略也可以帮助21世纪的中国实现现代化。出口导向战略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日本的昨天，也许是珠三角和长三角的明天，沿海地区当务之急不是要让农民工变得更辛劳，而是要研究日本过去的十几年是怎么走过来的。”

无独有偶，2月18日，人民日报记者丁刚在《东方早报》撰文《危机来了，日本为啥没乱》，指出“日本的成功是一个奇迹，但这个奇迹不只是经济的，更是福利的。它的成功之处更在于，在上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期以后，在80年代的泡沫经济尚未开始之前，这个福利制度就已经基本完成。它因而得以建立起足以抗衡后来出现的更严重、更长时间的经济衰退的力量。这个曾经被我们忽略的侧面并非不重要，恰恰是最重要、也最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

四、权力赎买遏制腐败论

“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最好干脆给这些人一大笔钱，把这些权力买下来，叫他们以后再不要利用这些权力了。”“腐败和贿赂是改革的润滑剂，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腐败有效”和“权力赎买反腐”论调虽非中国独有，但在现实语境下，仍能高声倡言，的确不乏“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

“高薪养廉”曾作为先进经验被广泛关注，但现在已鲜有人提及。清雍正帝曾把部分“火耗”收入用以“养廉”，可惜并没起到应有作用。事实上，“高薪养廉”虽然未成为全局性政策，但在部分行业和地区，也已不同程度地实行。结果如何？自有公论。

权力赎买，关键是谁买？主体是谁？要把权力买去，等于要把整个中国买去，要把执政党买去，谁能买？谁敢买？

把经济交换法则视为万能，是金钱拜物教。学者何清涟更认为权力赎买就是“按等级确定贪污的等级，比如官大，可以贪污的多一点，官小可以贪污的少一点。像巴拿马国家确定一三五是这一批官员贪污，二四六另外一批官员贪污……但我认为他的这个建议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跟是否高薪并无关系，最为关键是没有把权力装进笼子里；权力不受监督，高薪再高都无济于事，“赎买”也将成为赤裸裸的勒索。

显然，这已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