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真的节俭吗?

在前一篇文章中,说完中国人的勤劳之后，再来说说中国人的节俭或许会别有一番滋味。确实，我们这个民族自古一向崇尚“节俭”，并且把“节俭”与“勤劳”经常并列作为一种美德。其实认真分析起来，中国人的所谓“节俭”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并且在什么情况下才是美德？这里面大有文章可作。
第一，称颂他人节俭，自己其实并不想节俭，甚至一有条件就要奢侈，有时称颂他人节俭，也只是为了方便自己有更多的奢侈空间与条件而已。这方面，孔子起了一个非常坏的头，这种节俭的倡导，不但不是美德，而且简直就是有点阴险。早在《论语》里孔子就有称颂自己最得意的门生颜回的话：“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第六》和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第七》在这里孔子所要表现的无疑是要极力赞美节俭，并且将节俭作为崇高道德来赞美。也是因为这样，自此以后，中国人的道德就天然地与“节俭”联系在一起了。但是，我总也不明白，一个人如果讲点道德，为什么就一定要把自己的生活搞得那样破烂不堪？要那样与人的基本需求作对？后来宋儒理学将此节俭之美德，发挥得淋漓尽致，终于发展成为了“存天理，灭人欲”、“去私”，其目的也只是去个人的生活小私而成全皇家家天下的大欲，这种节俭不但是虚伪的，而且是阴险的。因为，就在同一部《论语》里，另一处，孔子讲究起吃喝来，又是无与伦比的。什么“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肉割不正不食”。姜葱佐料少一点都不行，连坐的席子歪斜了一点都不肯将就。我常常感觉中国人因为有了《论语》而变得思维混乱，并且胡言乱语而不自觉，前言不搭后语地根本不讲究逻辑上的一贯性。因此，在《论语》里我们看到一会儿提倡节俭得无与伦比的孔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一箪食，一瓢饮”就够了；一会儿又看到是极其讲究吃喝，“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甚至是非常讲究排场与铺张浪费的古怪老头。讲起奢侈豪华来，简直是无与伦比，远远超出了孔子当时的经济收入。难怪，鲁迅会怀疑说，孔子那么讲究排场，极力奢华，他又不是能够收许多版税的作家，哪来那么多钱讲究这样的奢侈排场的银钱？鲁迅先生的怀疑是有道理的。不过，我却想到的一个解释就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其实并不是真正地有什么节俭的美德。一个人是节俭还是奢侈，完全是看外在环境而定。穷有穷的美德，富有富的道理。关键是看你现在是处于什么处境。如果穷，就大力提倡节俭为美德；如果富，就以歧视贫穷为乐，以奢侈浪费为美。当今中国,即使是一个小小的地方官员，也要借婚丧嫁娶、生日新居等等名目，大摆筵席，大收礼金，常常动辄上百桌筵席，上千人赴宴，燃放上万元的鞭炮，简直乌烟瘴气，极其奢靡，为富即不仁，为仁即不富，这种现象千年不绝。有时，作为富人，则向穷人提倡节俭与艰苦朴素，以便自己掠夺穷人的财富，压榨他们的民脂民膏更为方便。作为穷人，则向往财富，这就叫“苛富贵，勿相忘”。节俭在这里更多的是一种生存策略与心理安慰术而已，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发自内心的美德，不是建立在对世界，对社会，对自然的尊重、敬畏与珍爱的基础上的。中国人，无论贫穷还是富有，骨子里是想奢华的。没有条件的时候，就被迫节俭，有条件下时候，就是暴发户心态。其实，中国人生存智慧常常就反映在丰富的汉语词汇里，在这种语言里创造了太多的不同词汇，以备各种不同情况之用。无论遇到怎样的处境都是可以说得很完美的。就像当年伟人一句“别了，司徒雷登”，把中国弄得在国际上空前的孤立一样，但是我们照样有很好的说法，叫“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如果此时穷得不行了，连饭也吃不上，因此就来一个，“一箪食，一瓢饮”贤哉！再来一个“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云”来为自己解脱。把贫穷说得比天堂还美的本事，我们自古以来就有的。所以，后来，我们说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只要了解一下圣人之言，实在没有什么创造性了。在我小时候，节俭的教育就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破破烂烂再三年。”也就是一条裤子或者一双袜子要穿十二年，现在想来，那时不如此，也实在是没有别的法子可想，因为，那时搞计划经济搞得大家穷得连裤子都没有穿。不这样提倡还行吗？回想起来，我小时候就没有穿过几件像样的衣服。如果是今天，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再这样来提倡，我看农民的棉花就不用再种了，纺织厂及织布厂和成衣店都得关门大吉。难怪鲁迅会说“前人之勤，后人之乐，要做事的时候可以援引孔丘墨翟，不做事的时候另外有老聃，要被杀的时候我是关龙逄，要杀人的时候他是少正卯，有些力气时候看看达尔文赫胥黎的书，要人帮忙就有克鲁巴金的《互助论》。”（《鲁迅杂文全集》《有趣的消息》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２月版，第１９３页。）这个话可谓是入木三分。
第二，说到底，中国人的所谓“节俭”的美德，其实是虚假的,是无奈的贫穷的现实环境逼出来的阿Q精神胜利法。绝大多数中国人骨子里其实是想铺张浪费,过穷奢极欲的生活，比富斗富，摆阔心理，并且视之为“成功”人生的标志。皇帝的奢侈浪费与穷人的被迫“节俭”其心理基础是一样的。我们有极其容易浪费的种种借口。比如为面子，为排场，为体现官威与权势、为衣锦还乡，为光宗耀祖等等都可以铺张浪费。而且我们浪费的观念中从来只有金钱与物质的观念，而从来没有保护环境的意识。有时，浪费水只是想到这是在浪费钱，而往往没有想到这是珍贵的水资源；浪费纸也只是想着这是钱，而没有想这是十年才能够再生的森林环境。从日本回来的中国人常常感叹，日本人那么富有，却从首相到普通平民常常过真正的节俭日子，他们的节俭是从环境保护与敬畏自然，敬畏生命的角度出发的。对自己居住的环境中的一草一木，一砂一石，都极其地爱惜。甚至连吃，也只习惯于吃个七成饱，从来没有大吃大喝，暴饮暴食，普通的饭菜，保证足够的营养就行了，为的是保护好身体，以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不像我们有的是无聊的时间与精力，可以想出许多莫名其妙、稀奇古怪的吃法来，从天上飞的，到地上爬的，水里游的，钻地三尺的,只有两只脚的爹娘不吃，四只脚的板凳不吃，其他统统在被吃之列。这种心态其实反映的是精神空虚，生命质量低劣的表现。
第三，真正节俭的人，就是安心于过简单朴素的生活的人。过简单生活，即LIVE  SIMPLE是一种选择，是一种信念，是一种精神境界，也是一种价值认同，同时也是内心强大，精神世界丰富的表现。但是，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存在吗？我有一个大胆的假设是这样的：凡富有而有节俭习惯的人，如果不是一个守财奴的话，那么一定是一个精神生活充实的人，是一个内心世界非常丰富而强大的人，这样的人就是苏格拉底而不是孔子。内心丰富而强大的人，不需要靠外在的标志来显示自己的价值，而是在简单的生活中就能够显得淡定自然，显得从容不迫，显得自尊自信。
苏格拉底有一次到市场上去转，面对琳琅满目的奢侈商品，他惊异道：“这个世界里，我不需要的东西竟然是如此之多。”终于不肯放弃思想乐趣而去挣钱当官（苏仅当过几年城邦议员）。但是就是这样，西方人也没有把苏格拉底当成“节俭”的典范来宣传。终始没有人写出类似于《苏格拉底的一件珍贵衬衫》或者《柏拉图睡衣上的补丁》之类的文章来教育后代。
鲁迅先生说，中国人口口声声说要中庸，其实并非真中庸，而是相反，是很不中庸，确实是一点也没有说错。昨天还在以贫穷为美，今天只是稍稍有几个闲钱，却早已经是在想入非非了。皇帝自然是三宫六院的娶妻纳妾，今天，一个小老板，靠了权钱交易，弄了几个臭钱，不也想着弄个二奶、三奶、四奶什么的吗？至今成千上万的贪官污吏纷纷移民国外，在国内做祼官，随时随地准备把搜刮来的钱财弄到国外去享受，此时何偿想过中国人的“节俭”之美德？国有企业的老总去美国澳门豪赌，一掷亿万国民血汗钱，这个时候没有节俭的美德。一谈到教育，一谈到国民福利待遇，一谈到提高人民的幸福与尊严感，立即就有人开始对着国民唱起节俭的老调。令人心痛的是，外国的堵场常常专为中国人开设，特别是中国的官员国企老总们而开设。据说，连社会主义的北朝鲜都在中国的边界开设赌场，专门来席卷中国官员与公司老总送来的巨额赌资。在社会主义仕场经济下，人们从道德制高点，一下子就没落到了“笑贫不笑娼”、“劣币驱良币”的道德观了，而且立即成为新时尚了。所以，中国人骨子里其实大多是想过一种奢侈浪费的排场生活的。实在没有钱时，才会想到用节俭的美德来为自己脸上贴金，或者想别有用心独霸天下，掠夺民财，与民争利的时候才会想到要人民“节俭”，以方便自己掠夺方便。越是窃国之贼，越是想让人民“节俭”再“节俭”，人民“节俭”越多，独夫民贼才会享受越多。艰苦朴素教育，一定是伴随着专制独裁而来的。阿Q的智慧中早就有这种精神了。口袋里只是多有了几个酒钱，付钱的时候的样子就一点也不节俭,是要排出九文大钱的。更何是皇帝老爷呢？他们一餐要“吃”几百个菜，吃不掉就全部倒掉，这些纯粹只是标明一种身份与地位的与众不同，并不是为了真正的身体营养而吃的。就是这样的吃，中国二千多年里的皇帝寿命也不到四十岁。此种情况在当今中国还有不少地方存在着。一口烟吸掉一桶油，一顿饭吃掉一头牛，一屁股坐下一栋楼，现在也不算什么稀罕的事了。可见物质的享受在我们的文化里更多的是一种面子。可怜的没有信仰与信念可以坚守的中国人，我们没有上帝，缺乏自己的精神家园，只能一生在官场等级的追逐中与物质的排场风光上体现自己活下去的勇气与体验到生活的乐趣。
真正的节俭的人是那些在经济上有能力讲究奢侈铺张浪费，但是从内心里并不愿意也不屑于这样做的人才是具有节俭美德的，这样的人在中国只有接受过西洋文化价值观念的人，才有可能做到。据我所知道的华侨领袖，著名实业家陈嘉庚先生是真正的俭朴的。他曾经在１９２９年之前曾拥有过２９亿美元的资产。这个数字就是在当时的美国都算是一个大富豪了。但是，我曾去参观陈嘉庚故居，得知他把这些钱都用来办学了，一生办学无数，从幼儿园到厦门大学及整个集美学村，都是他一手创办起来的。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俭朴的人。他一生只喜欢穿布鞋，常常吃豆干小菜之类的食品，从来没有过分的奢侈浪费之举。参观时有资料显示，他仅有一个独生女，却一分钱也没有留给她。据说最后剩余的一点钱还想用来筹备建设当时的鹰厦铁路，为家乡人民最后尽一点力，据说，报告打到周恩来那里，却被否决了。因为，社会主义的铁路并不需要资本家的钱来建，这是涉及到中国社会主义优越感和自尊心的问题，特别是新社会的骨气问题。因为这个原因，他的钱才没有建成这么一条铁路。这个事情在民间流传很久，目前我还没有得到资料证实。不过，我想这绝不会是空穴来风。不过，现在，我们现在还是要借人家资本家的钱来搞自己的建设，而且以此为荣了，这也是此一时是非也，彼一时是非也。说不定什么哪一天，我们又变得还像原来那样贫穷了，我想那些曾经被人们提倡“节俭”的美德又会再次回归神州大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