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储蓄与消费趋势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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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中国的外需环境将有所好转,但由于美国经济“再失衡”向“再平衡”的过渡,将使非美经济体的外需环境改善相对温和。2010年,在政策延续效应能够保增长的前提下,中国经济重点将在于“调结构”,实质上是“再失衡”向“再平衡”的过渡,经济转型本质上是储蓄与消费的再平衡。我们认为经济转型趋势意味着经济增长的机遇与资本市场的投资机遇,但从风险角度看,经济转型的迟滞,将难以降低对宽松政策的依赖,可能会反复催生资产价格泡沫。

    中国储蓄率下降之路

    从失衡的根本因素出发,中国需要降低储蓄、增加消费。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的是,中国储蓄率持续上升是由什么部门推动的?

    国民储蓄可以分成居民储蓄、企业储蓄与政府储蓄。对居民和政府部门而言,储蓄是可支配收入减去消费的部分,对企业部门而言,可支配收入就是其储蓄。

    我们通过GDP资金流量表测算了中国各个部门的储蓄率。在2000年以后,中国国民储蓄率上升,体现在各个部门的储蓄率都有所上升,以2000年为基点,居民储蓄率上升了5.3个百分点、企业储蓄率上升了2.8个百分点、政府储蓄率上升了4.3个百分点。如果考虑到基数的原因,政府储蓄率的上升是非常可观的。

    需要指出的是,2004年较大的数据波动可能是由于在2004年进行了经济普查,2004年前后在数据上因此可能存在不可比性,但从前后数据的趋势性表现上,我们认为储蓄率呈现趋势上升的结论还是可靠的。对各个部门储蓄率进行分析,根据前文的公式可以从2个层面,即储蓄倾向和收入分配占比的角度。降低居民和政府的储蓄倾向居民储蓄倾向在近几年持续上升。一般认为有以下原因:社保体系不完善,居民有预防性储蓄的需要;教育医疗费用较高,需要居民进行更多的储蓄;房价较高,也刺激了居民主动性防御的意愿。

    政府储蓄倾向上升,表明政府消费意愿在下降,投资意愿在上升。政府消费就是指政府提供的公共品或具有公共品性质的“混合产品”。政府储蓄一方面是被用在“资本转移”,即政府对企业的无偿补助;另一方面被用在“政府投资”,既包括政府部门直接投资,也包括政府将储蓄借给其他部门使用。从近几年数据看,资本转移比例大幅下降,政府投资的比重大幅上升。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需要政府推出更多的惠民措施,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加大社保、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支付。政府降低其储蓄意愿,加大消费性支出,这也会帮助居民降低其储蓄倾向。

    大力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

    在收入分配结构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居民收入占比持续下降,而企业和政府的收入占比在上升。居民收入下降,导致居民消费不足,储蓄倾向上升;而企业和政府过高的收入比例,造成了整体储蓄率的高企。

    自2002年以后,居民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持续下降,而企业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持续上升。表明经济的增长,对资本给予了更高的回报,说明劳动力成本被压制在较低的水平。同时,居民储蓄又被以很低的价格被企业所使用,因此可以说廉价的劳动力与廉价的资本造成了企业收入占比的上升。

    收入再分配过程是调节经济各部门利润分配的重要环节。但我们发现,居民并没有从中获益,在进行了再次分配后,居民收入占比并没有明显的改善。而是企业的部分收入转移成政府部门的收入,一方面表明政府较大力度的进行了征税活动,另一方面也暗示政府部门并没有将这部分资金用于转移支付,反而变成了政府部门的储蓄。

    因此,提高居民收入是刺激消费的重要之举。在初次分配环节,要形成合理的工资水平决定机制;在再分配领域,需要政府部门加大转移支付、让利于民;同时为居民提供更多财产性收入渠道,如推进国有股划拨社保等措施。这一点在央行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也提及“国际经验表明,国民收入分配问题的改善对于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十分关键。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由此发起了一场消费者革命,成为日本经济起飞的转折点,中产阶层迅速崛起,大部分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率达到90%以上。”

    在企业层面,需要扩大企业资金的投资领域,使私人投资能够进入更多高回报的领域,这也会改善企业的储蓄率。这需要政府部门放宽行业管制,同时通过税收政策等对消费服务业进行鼓励。

    我们认为2010年“调结构”将决定复苏进程以及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基础。从宏观的角度来讲,我们认为中国经济调结构主要包括以下方面: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等。在这些结构调整中,我们认为核心是储蓄与消费的再平衡,本质是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调结构”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会涉及很多方面,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中国依然拥有很多的“政策改革红利”可以释放,以促进经济长期的增长。(国金证券 陈 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