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奋剂危机映照偶像的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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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发生的兴奋剂事件不是偶然。在一些体育项目,尤其是自行车比赛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服用兴奋剂的文化(culture of drug use),但运动员和圈内其他人士对服用兴奋剂都采取避而不谈、缄默不语的态度(code of silence),”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orld Anti-Doping Agency, 即WADA)的主席理查德·庞德(Richard W. Pound)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2006年7月27日,刚在7月23日加冕为环法自行车大赛冠军的美国选手弗洛伊德·兰迪斯(Floyd Landis)被告知,他在7月20日的药检呈现阳性反应;2006年7月31日,美国的男子百米雅典奥运会、世锦赛双料冠军以及世界纪录保持者贾斯汀·加特林(Justin Gatlin)承认,他在参加2006年4月22日于堪萨斯进行的一次接力比赛后,没有通过兴奋剂检查。这两个人都是因为尿样中的睾丸激素(testosterone)含量异常而没有通过兴奋剂检测,合成的睾丸激素促进肌肉增长的作用和相当剂量的非法类固醇相似。
WADA健康、医学和研究委员会(Health, Medical & Research Committee)成员、美国德克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Texas)常务副校长卡洛斯·汉密尔顿(Carlos Hamilton)医生?博士认为,这些运动员服用兴奋剂,不仅对他们自己、他们的家庭和他们从事的体育项目来说都是悲剧,对美国青少年的负面影响更是让人痛心。
“美国青少年的成长需要榜样(role model),名运动员是不少美国青少年的偶像,但有些偶像的表现太令人失望,以致在美国青少年中普遍有这样一种感觉:只有作弊,才能赢得比赛。许多中学生为了健身和在比赛中获胜,纷纷服用类固醇,现在最困难、最重要的是让他们打消作弊的念头,”汉密尔顿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表示道。
兴奋剂成亚文化、产业化
WADA 伦理委员会(Ethical Issues Review Panel)主席、著名的生命伦理学智库哈斯丁中心(The Hastings Center)总裁托马斯·穆雷(Thomas H. Murray)也认为,最近发生的数起兴奋剂丑闻不可能是孤立事件。“有些教练员手下的多名运动员都卷入了兴奋剂丑闻,表明现在兴奋剂亚文化的氛围非常浓重,”穆雷告诉《华盛顿观察》周刊说。一个例子就是加特林的教练格拉汉姆 (Trevor Graham)所带的其他数名弟子,也都卷入兴奋剂丑闻。
相较于历史,穆雷也看到,现在情况并不像1970和1980年代那么糟糕。当时东德政府主动给运动员提供兴奋剂服用。“至少我们现在还没有哪个国家由政府出面,提供运动员兴奋剂以在体育比赛中作弊,”穆雷说。
曾在美国奥委会工作过的著名体育心理学家斯蒂文·安格莱德(Steven Ungerleider)赞同穆雷的看法。“兴奋剂已经成为世界性的问题。许多有天赋的运动员使用睾丸激素和表睾酮(epitestosterone),表明兴奋剂问题已经失控。这个问题由来已久,而且只要运动员相信,服用兴奋剂是他们获胜的唯一途径,这个问题就将长期存在,”安格莱德告诉《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庞德则说,利益驱动是运动员服用兴奋剂,让兴奋剂有产业化趋势的的原因之一。“钱只是一个原因,但不是全部原因。不少兴奋剂服用者是举重运动员,但有钱的举重运动员又有几人呢?”
庞德身兼数职。他既是国际奥委会成员,还是加拿大司特曼律师事务所(Stikeman Elliott)蒙特利尔分部的合伙人,但给他带来世界声誉的还是他在国际社会推行反兴奋剂的努力,美国《时代》周刊曾因此将他评为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一百名人士之一。
除了商业利益驱动外,安格莱德认为,美国文化对胜利的极度重视,也是兴奋剂泛滥成灾的原因之一。他说:“我们的文化崇尚贪婪、荣耀,养成了我们为了获胜而不择手段的畸形心态,”
药检机制是否通过考试?
在2006年前两个季度,美国反兴奋剂机构(U.S. Anti-Doping Agency, USADA)共进行了4,521次药检,其中有16起检查结果为阳性。检查次数最多的是田径、滑冰和滑雪、游泳、自行车、举重等项目,而网球、篮球、乒乓球、棒球等项目则相对较少。
“我们现在的药检制度是可靠的(credible)。但无庸讳言,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运动项目,药检的实施是不均衡的。因此,有时那些遵纪守法的运动员面临不公平的竞争,这与我们所处的社会别无二致。换言之,当一些人犯法,抢银行、欺骗投资者时,对整个社会都是不公平的,”庞德指出。
穆雷也指出,现在药检工作的素质正不断提高,WADA和 USADA 等机构的设施专业,人员敬业,将药检工作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们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extraordinary challenge)。
“那些铁了心要作弊的运动员和教练,为了击败药检制度,总是在不断寻找新的兴奋剂和作弊方法。臭名昭著的巴尔科(Balco)实验室丑闻事发就是因为加特林的教练格拉汉姆告密,将有THG的针管寄给了美国的药检机构。否则,药检机构还检测不出来THG,”穆雷指出。
在2003年10月曝光的旧金山巴尔科实验室丑闻中,有数十名知名运动员涉嫌使用巴尔科实验室提供的不易被检测出的兴奋剂,包括琼斯(Marion Jones)、蒙哥马利(Tim Montgomery)等9个美国田径世界冠军以及棒球、橄榄球界的名将。
安格莱德也认为,现在的药检制度正在日益完善。自1999年成立以来,WADA与科学家、律师、医生和运动员一起,在药检、惩罚、规则、非法药物等问题上取得了许多共识。WADA系统的实验室无论在检测设施还是在程序上都是世界一流。现在美国进行药检的次数增加,抓的人越来越多,对那些想铤而走险的人是个警示。
“进一步提高(药检水平)的空间还是很大。现在仍然有不少运动员认为自己可以骗过负责检测的化学家,通过服用合成药物的途径取得金牌。在不少赛事中,有些运动员想法掩盖他们使用兴奋剂的痕迹,有时候他们仍能得逞,”安格莱德指出。
汉密尔顿也认为,WADA的工作是信得过的。“现在WADA的药检工作是非常仔细、严密的。很多检查是随机的、事先没有通知的。”
但汉密尔顿也说,与新的兴奋剂研制者比较起来,许多时候检测手段总是落后一步。THG就是一个好例子。他认为一个很好的威慑手段就是延长运动员尿样和血样的保存时间,目前检测不出的兴奋剂以后可以检测出来。而不管是什么时候检查出来,都会有效。目前运动员的尿样和血样会被保存8年,在8年之内,随时都可以再检查。
“美国政府必须履行自己的义务,加强兴奋剂检查工作。”汉密尔顿说,美国在各体育运动项目中进行兴奋剂检测参差不齐。比如职业棒球联赛的兴奋剂检查工作就不够严,远远低于国际奥委会规定的标准。
破碎的体育偶像
在今年的环法自行车比赛第17战中,兰迪斯克服身体伤病,一改前一站中落后领先者8分钟的疲软表现,以领先对手6分钟的优势获得赛段的胜利,并将自己的总积分排名从第11位提升位第3位,为他最终在7月23日赢得总冠军奠定了基础。他的胜利预示着一个新的美国英雄的诞生。
没想到好景不长,冠军的马甲还没穿热,就传出兰迪斯在第17站赛段中的尿样没有通过药检的消息。在7月20日兰迪斯送检的尿样中睾丸激素(testosterone)和表睾酮(epitestosterone)之间的比例为11:1。在正常情况下,睾丸激素和表睾酮之间的比例为1:1。在WADA,如果比例超过4:1 就算违规。睾丸激素是人体自然产生,也可以来自外部。同位素比例的测验表明,兰迪斯尿样中的睾丸激素有人工合成的痕迹。
美国自行车协会已经将兰迪斯一案交给美国反兴奋剂协会(US Anti-Doping Agency)来处理。美国反兴奋剂协会的一个专家小组正在审阅兰迪斯的药检结果和证据。如果该委员会认定兰迪斯服用兴奋剂,他将被禁赛两年,失去环法自行车冠军头衔。如果他表示不服,他可以上诉到国际体育仲裁法庭(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8月7日和8月8日,兰迪斯对兴奋剂检查机构提出了强烈批评。他认为现行的兴奋剂检查系统存在致命的缺陷,不科学。
针对兰迪斯的反应,穆雷指出,“兴奋剂检测系统是由人而不是神管理的,因此,免不了有缺陷。但现在兴奋剂检测样品的收集、交接(chain of custody)、检查过程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日臻完善,其合法性一直为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认可。此外,那些药检呈阳性的运动员很少立即承认他们服用兴奋剂,但不少人在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都坦白了他们服用兴奋剂的事实。”
“目前兰迪斯还声称他是清白的。不管怎么说,他的检查结果都不能说是正常的,他要自圆其说非常困难,他证明他清白的可能性也非常小。他唯一可以考虑的就是证明有人在他的尿样上作了手脚,”汉密尔顿指出。对兰迪斯,他表示非常不解和悲哀。“他知道一旦被抓住,就会被禁赛两年,同时名誉扫地,怎么会这么愚蠢呢?”
也许许多中国人对美国橄榄球明星辛普森(O. J. Simpson)能花钱为自己洗脱罪名感叹不已,但汉密尔顿认为,与辛普森一案有巨大差别的是,在兰迪斯兴奋剂一案中,负有裁决任务的是一个专家小组,而不是一般群众构成的陪审团。要专家小组接受他的解释是非常困难的。
今年5月28日,美国棒球巨星巴里·邦茨(Barry Bonds)击出了他职业棒球运动生涯中的第715个本垒打,使他超越美国棒球界传奇人物巴比·鲁斯(Babe Ruth)的记录,成为有史以来击出本垒打第二多的人物。但因为涉嫌服用兴奋剂,现在他每次出场观众都会起哄表示不满。从英雄到“狗熊”,落差巨大。
“邦茨现在的处境非常艰难。不管他是否真的服用违禁品,他将一辈子背上骗子的污名(stigma)。他原本是有史以来最棒的击球手之一,”汉密尔顿说。
由于许多著名运动员服用兴奋剂,有不少美国人甚而开始质疑更多美国运动员的诚信问题。不少人就认为,著名自行车比赛运动员、七届环法自行车赛冠军兰斯·阿姆斯特郎(Lance Armstrong)不是没有服用兴奋剂,而是比较聪明,没被抓住而已。有鉴于此,许多人甚至开始质疑运动员是否有做美国青少年榜样的资格。
“美国的青少年需要人生榜样。老师、父母、教练、朋友、成功运动员都可能是他们认识、参照的榜样。体育界和政府必须高度重视体育明星的选择对青少年的影响。我们必须承担起对青少年的责任,以最高的标准要求这些运动员,”汉密尔顿指出。
安格莱德认为,运动员仍然可以做榜样。但在甄选运动员作为偶像时,必须特别小心和严格。“我们仍然需要英雄和榜样,他们的存在对孩子的成长是有益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选那些记录无可挑剔、有道德、奉行公平竞争原则的运动员。”
穆雷对此表示赞同。“我们之所以推崇运动员,是因为他们有杰出的先天禀赋和后天的勤奋与敬业精神。至于运动员的智力和个人生活方式等其他因素,对我们是否尊敬他们无关紧要。盲目地将运动员作为个人榜样是错误的,除非这些人在他们的运动事业和个人生活中都能起表率作用。那些作弊的运动员身上有许多我们所鄙视的缺陷,如:不诚实、对他人不尊重以及懒惰。”
“运动员可以、也应当成为榜样,但他们必须负担起作为榜样的相应的责任,时时刻刻都遵守公平竞赛的法则,”庞德最后特别表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