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比于丹更懂《庄子》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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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典:比于丹更懂《庄子》的大师 标签:刘文典 掌故 于丹 轶事     刘文典——比于丹更懂《庄子》的大师     刘文典,字叔雅。生于1889年,逝世于1958年。刘文典是驰名中外的国学大师,是抗战前后的北大、西南联大的一块“牌子”,中外不少学者都听他那如数家珍似的讲课。他自然很有“本钱”,很狂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清华、北大、南开、西南联大的学生都知道刘文典先生的大名,敬佩其学识。但这些年来却很少有人提及这位国学大师了。     刘文典多年潜心研究庄子,出版了十卷本《庄子补正》,陈寅恪为之作序,推崇备至。曾有人向刘氏问起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他大发感慨,口出狂言道:“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某人。”     有个著名的段子可能些许看出刘先生对《庄子》的痴迷及真名士自风流的狂狷。这个刘先生与沈从文的一段“公案”真实与否早已无处考证,但故事却令人信服地流传至今:     一日,日机空袭,警报响起,联大的教授和学生四下散开躲避。刘文典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且目力衰竭,于是便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往城外跑去。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们搀着陈先走。这时,只见他平素藐视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人流中,便顾不得自己气喘如牛,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 

  还在二三十年代,他在北大的名册上已名列第五,仅在辜鸿铭之后。现在北大红楼内的校史展览室中,还陈列当日教职员工的工资表原件。刘文典那时的月薪是一百六十元大洋,蔡元培校长的月薪第一,为三百元大洋。鲁迅不过是六十元的讲师月薪。胡适这位洋博士也只有一百挂零。李大钊教授兼图书馆长,在名册上刘第四名,月薪为一百三十元大洋。红色教授陈独秀在名册上排第三,月薪一百五十元大洋。图书馆管理员毛润之(毛泽东)在教职员工中工资最低,是八元大洋,而排列最后的老校工杨某月薪十元大洋,比毛的八元还多两元,只是他在表上放在毛润之之后,因为他是个工人。

                    [真名士,语自狂]
    
  旧时学识渊博的大家名士,大都豪气干云、狂傲不羁,或放浪形迹不合流俗,或言谈举止惊世骇俗。刘文典先生就是这种人,他擅长于古典校勘工作,尤其是对《庄子》的研究,可称得上是一位大家。他曾自信地说:“古今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庄子本人,第二个是我刘文典,其余半个是冯友兰。”言下之意,其实真正懂《庄子》的,只有他一人而已。就象当年“饮冰室主人”,梁启超讲课的开场白:“启超没什么学问,可启超还是有点学问的呖!”
  
  

  
                [上课风采]
    
  刘文典先生上课也很有个性。上课前,先由校役带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他就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讲到得意处,从不理会下课铃响,有时一高兴就一连讲个三、四小时,直到五点多钟方才下课。有一次他上了半个小时,就结束了,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点上课。原来那个星期三是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在校园里围成一圈,而他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生动形象,见解精辟,让听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
  
  那天,吴宓校长也来听课,坐在最后一排。刘文典每讲完一段,间隙时间,就对吴宓校长说:“雨僧(吴宓的字)兄,以为如何?” 而此时的吴宓校长就躬身起立答道:“刘先生所言极是、所言极是。”
  
  当年,西南联大教授们,如此个性上课的教授还不乏其人。闻一多先生也喜欢晚上上课。上课前,先燃起一根雪茄,并GENTLEMAN(绅士)风度地礼让说:“谁吸?”学生自然轰然大笑,没有人真的会去拿老师的香烟的。然后,一多先生用抑扬顿挫的语调作开场白:“读《离骚》——痛饮酒——方才为真名士……。”往往要上到“月出皎崤兮”,饶有兴味的学生仍依依不舍下课。
    
  有一次在课堂上学生问刘文典,怎样才能把文章写好,他说只要注意“观世音菩萨”就行了。众学生不解。他加以解释说:“‘观”是要多多观察生活;‘世”是要明白社会上的人情世故;‘音”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是要有救苦救难、普渡众生的菩萨心肠。”
  
  其实这种“观世音菩萨”理论,对现在我们的写作仍有借鉴意义。
  
    
  
     [当过革命党,骂过蒋介石]
  刘文典(1889-1958),字叔雅,安徽合肥人。1906年入安徽公学读书,很受陈独秀、刘师培两位老师的赏识。1907年刘文典加入同盟会。1909年东渡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同时随章太炎学《说文》,听章士钊演讲,爱国主义思想日趋成熟。辛亥革命成功后,刘文典回国,在上海同于右任、邵力子等办《民立报》,以刘天明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宣传民主、反袁的文章。1913年袁世凯派人暗杀,宋教仁、范鸿仙两人身亡,刘文典手臂中弹受伤。  孙中山“第二次革命” 失败后流亡日本,刘文典也于当年再次东渡扶桑,参加了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并任孙中山的秘书,积极从事反袁活动。袁世凯倒台后,刘文典毅然远离政治,立志从事学术研究,由此开始著书立说、教书育人,直至终老。
  
1929年,刘文典任安徽大学校长兼文学院长,恰逢学潮,蒋介石经教育部下达的文件,“责难”他纵容学生闹事,“责令”他交出肇事学生,并“传唤”刘文典到南京悔过。刘文典出发前一肚子怨气:“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就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参加同盟会,曾任孙先生秘书,声讨过袁世凯,蒋介石一武夫罢了,能奈我何!”刘文典见蒋时,头戴礼帽身着长衫,昂首阔步,飘然而至。蒋介石见刘文典时面带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让座,冲口即问:“你是刘文典么?”这一下把刘文典的狂劲激怒了,也不含糊:“‘文典’是长辈叫的,不是哪个都有资格叫的。”蒋介石一听,拍桌子吼道:“无耻文人!你怂恿赤党分子闹事,该当何罪?”刘文典也应声反驳蒋介石,并大声呼喊:“宁以义死!不苟且生!”全力向蒋介石撞去,幸被侍卫挡住。1927年8月,刘文典受安徽省府所聘,到当时省府所在地安庆筹办安徽大学,后任校长。1929年11月23日,安徽学界发生学潮,29日下午,蒋中正赶赴安庆处理,召见刘文典。刘文典也是老资格的革命党人了,哪里把蒋中正放在眼里,俩人见面后,蒋中正要求刘文典交出带头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并严肃处理参加学潮的学生,刘文典说:“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二人越说越激烈,一个大骂“你是学阀”,一个指责“你是新军阀”,盛怒之下,蒋中正抽了刘文典两个耳光,刘文典也不甘示弱,一脚踢在蒋中正的肚子上。 这下子事情闹大了,蒋中正下令把刘文典关了起来,最后有说是迫于社会压力,也有说是陈立夫说了好话,蒋中正以“即日离皖”为条件,按类似“治安条例”殴斗处理拘留了七天后释放了事。安大事件后,刘文典应蔡元培邀请,又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后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聘他到清华大学出任国文系主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并没因为刘文典踢过蒋中正而不许任用,组织部也没对他 内控使用,看来那个时期还是很开明的,政府、社会、学校看重的是真才实学。 事情传开,举国哗然。安徽大学师生组织了“护校代表团”,并与其他学校学生400余人到蒋介石处请愿。刘夫人张秋华也赶到南京找蔡元培。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人致电蒋介石,历述刘文典的治学为人,说他只是一时出言不逊,“力保无其他事”。 
    刘文典7天后被保释,责令他离开安徽大学。事后,刘文典拜访老师章太炎,章太炎听说他面斥蒋介石的始末,想起三国祢衡击鼓骂曹的典故,大为振奋,抱病提笔,送给学生一副对联:“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
   刘文典恃才傲物,但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却有着清醒的头脑.九一八后,广东军阀陈济棠准备反蒋,借刘文典骂蒋之名,重金聘他去广东。刘文典识破陈济棠的用心,感叹说:“日寇侵华,山河破碎,国难深重,理应团结抗日,怎能置大敌不顾,搞什么军阀混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坚决退还礼金。不久,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电邀刘文典,担任清华国文系主任。

  刘文典在清华任教时,有一回需要查阅某佛经善本,闻说西山香山寺有此善本,但寺院有严格规定,借阅者必须在寺内念经堂正襟危坐,且必须用寺院制作的蔑竹片翻阅,违者受罚。刘文典是知名学者,方丈特许他借阅。刘文典也承诺,严守规定。方丈离开后,刘文典静坐默读,久之困乏,见室内有一空床,又无僧人陪守,便持书卧床阅读,不料竟睡着了。梦中受到扑打,听到骂声,睁眼一看,方丈斥责:“施主言而无信,竟把佛经丢在地上!”刘文典一边认错,一边“抱头鼠窜”。转念一想,外面僧侣众多,如此狼狈,丢人现眼,只好以退为进:“君子慎独,不可无信,该打该打!”

  1938年,刘文典逃离日本占领下的北平,来到昆明西南联大,主讲《庄子》、《文选》。大名鼎鼎的吴宓教授常来听课,每次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刘文典讲到得意之处,常会抬起眼睛朝最后一排问:“雨僧兄以为如何?”吴宓这个时候一定起立,毕恭毕敬,一面点头一面说:“甚是高见,高见甚是。”全场学生无不相顾莞尔。久而久之,成为联大一道风景。

  又有一次,刘文典教《文选》,讲了半小时,宣布:“今天的课到此为止。”学生们都以为他又受了什么刺激,要将哪位名人大肆品评一番,正欲洗耳恭听。刘文典接着说:“余下的课改到下星期三的晚上再讲。”这下,学生们就搞不懂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了。在学生们疑惑的眼神注视下,刘文典扬长而去。等到了下星期三的晚上,刘文典通知学生都到校园里的一块空地上集合。等大家都坐定后,刘文典出现了:“今天晚上我们上《月赋》。”这时候,满脸疑惑的学生们豁然开朗,原来当天是农历五月十五,一轮皓月当空,确是上《月赋》的最佳时间。学生们围坐一圈,静听刘文典论讲《月赋》。他时而仰头问月,时而高声吟诵,旁征博引,妙语连珠,将充满新奇感与求知欲的学生带进人生与自然交融的境界。
   从刘文典的“狂”、“傲”、“怪”中,我们依稀看到了魏晋人物的风采,无虚饰不矫情、不失赤子之真,这种率真和坦荡在今天尤显得可爱与可贵。
 
[西南联大唯一一位吸鸦片的教授]     在西南联大,刘文典是惟一一位吸鸦片的教授,甚至公然赞美“云土”为鸦片中的上品。刘文典有个绰号就叫“二云居士”,何为二云?一为云土(鸦片),二为云腿(云南火腿)。1945年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合大学各校复员,刘文典却不肯随清华大学回京,而留在了云南大学任教,据说理由是因为舍不得云土和云腿。

    刘文典对鸦片确实挺钟爱,看他的友人、同事和门墙对他外表的描述,就可知鸦片对刘文典的影响有多深。

    “二云居士”素描

    “叔雅(刘文典)人甚有趣,面目黧黑,盖昔日曾嗜鸦片,又性喜肉食。及后北大迁移昆明,人称之谓‘二云居士’,盖言云腿与云土皆名物,适投其所好也。好吸纸烟,常口衔一支,虽在说话也粘着嘴边,不识其何以能如此,唯进教堂以前始弃之。性滑稽,善谈笑,唯语不择言。”(周作人,《北大感旧录·刘叔雅》)

    烟虽是在进教堂前扔掉了,但有时候却留着烟纸,为的是上课时无法过吸鸦片过瘾时狂吸几下纸烟。

    “有一年,余适与同车,其人有版本癖,在车中常手夹一书阅览,其书必属好版本。而又一手持卷烟,烟屑随吸随长,车行摇动,手中烟屑能不坠。”(钱穆,《师友杂忆》)

    刘文典的清华老门生则描写得更绝:“记得那日国文班快要上课的时候,喜洋洋坐在三院七号教室里,满心想亲近这位渴慕多年的学术界名流的风采。可是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兮如望平空之孤鹤;肌肤黄瘦兮似辟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着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尤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了几个冷噤。既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寒猿……”(《教授印象记·刘文典》,见《清华暑期周刊·1935.7》)

    对这些评价想必刘文典是知道的,只是他不在乎,所以他才公然地赞美“云土”为鸦片中的上品,才对周作人以“家中还有老小”为托词不来西南联大而气愤地说:“连我这个吸鸦片的‘二云居士’都来了,他读过不少的书,怎么那样不爱惜羽毛呀!”(吴晓玲,《忆刘叔雅先生数事》)

    刘文典常以“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告诫自己(诸伟奇,《刘文典传略》),他是书生,也是狂生。但后来刘文典还是因鸦片而深受其苦。他离开西南联大去云南大学,不能说鸦片没有一点关系。

    50两云土与解聘

    那是1943年,昆明的物价涨得很离谱,可谓“扶摇直上三万里”,联大的教授们过的也皆是苦日子。饭可以少吃点,至多肚皮反应大点,但对于有鸦片瘾的刘文典来说,不吃饭可以,但日复一日没有烟是很难过的。时逢普洱(磨黑)大豪绅、盐商张孟希邀请刘文典为其母撰写墓志铭,并答允供给充足鸦片及酬资,后来张孟希也确实赠了刘文典50两云土。但刘文典的磨黑之行,影响了其所担任的课程的安排,遭到了联大同事的非议,闻一多就刘文典写了一封措词激烈的信,说:“昆明物价涨数十倍,切不可再回学校,试为磨黑盐井人可也。”在发信前,闻一多曾找联大文学院院长也是清华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建议对刘文典停薪及考虑解聘。 

    而冯友兰同意了,也认为刘文典此举不足为人师表。当时西南联大有几个同事为刘文典求情,曾为刘文典的学生后为刘文典同事的王力回忆说,“我们几个同事去见闻先生,替那位老教授(指刘)讲情,我们说这位老教授于北平沦陷后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先生发怒说:‘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他终于把那位教授解聘了。”

    刘文典是想不明白的,于是给清华校长梅贻琦写了一封信,说:“典虽不学无术,平日自视甚高,觉负有文化上重大责任,无论如何吃苦,如何贴钱,均视为应尽之责,以此艰难困苦时,决不退缩,决不逃避,决不灰心,除非学校不要典尽责,则另是一回事耳。今卖文所得,幸有微资,足敷数年之用,正拟以全副精神教课,并拟久住城中,以便随时指导学生,不知他人又将何说。典自身则仍是为学术尽力,不畏牺牲之旧宗旨也,自五月以来,典所闻传言甚多,均未深信。今接此怪信,始敢胫以奉询究竟。”(闻黎明,《联大旧事:刘文典被清华解聘始末》)

    可是刘文典7月25日寄的信,爱才如命的梅贻琦9月10日才回复,想必也是矛盾的,是在挥泪斩马谡。梅贻琦在信中说:“尊处暂未致聘,是非得已。想承鉴谅。”

    戒烟与再生

    因磨黑之行刘文典被解聘后,又被云南大学续聘,继续在三尺讲台上躬耕。云南解放后,他居然把鸦片彻底戒掉了,宣称:“出于反动统治的旧社会,走投无路,逼我抽上了鸦片,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蒸蒸日上,心情舒畅,活不够的好日子,谁愿吸毒自杀呢!”“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我再生了!”(刘兆吉,《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4期)

    戒虽然是戒了,但偶尔可能还有怀念,据说反右时,有人揭发刘文典有首黑诗。刘文典在诗序中说自己有一个姬人很可爱,明媚窈窕,温存体贴,可惜短命死矣,晚上他为此感伤得夜不能眠,于是写诗怀念她。后来有人说刘文典那缠绵悱恻、哀婉动人的诗不过是在怀念他那杆烟枪而已,根本就没什么姬人不姬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