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短篇小说和散文集》

书目作者简介短篇小说和散文：隐居的时代 接近世纪初 冬天的聚会 喜宴 小城之恋 本次列车终点比较北京和上海 评《许三观卖血记》 记一次服装表演 自然最美 寻找苏青 关于幸福 观后与写后 王安忆眼中的当今文坛 上海的女性 风月三篇 王安忆：我不像张爱玲 世俗的张爱玲 王安忆回忆：岛上的顾城 上海是一部喜剧 南陌复东阡 　我写《小鲍庄》中长篇小说：长恨歌妹头 我爱比尔 小鲍庄相关文章：回到文学 生活经验与审美意识的蝉蜕 王安忆要说的其实是上海 王安忆作品谈 “我们”的叙事 王安忆要与张爱玲"划清界线"王安忆简介王安忆（1954～ ）当代女作家。祖籍福建同安，生于江苏南京。1955年随母茹志鹃迁居上海。1969年初中毕业。1970年赴安徽插队。1972年考入江苏徐州地区文工团。1978年回上海任《儿童时代》编辑，后任中国作协理事、作协上海分会专业作家。1975年冬开始发表作品，1980年发表成名作《雨，沙沙沙》。著有小说集《雨，沙沙沙》、《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尾声》、《流逝》、《小鲍庄》，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黄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父系和母系的神话》、《长恨歌》，散文集《蒲公英》、《母女漫游美利坚》（与茹志鹃合集），儿童文学作品集《黑黑白白》，论著《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以及《乘火车去旅行》、《王安忆自选集》等。其中《本次列车终点》获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流逝》和《小鲍庄》分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不少作品表现了作者对社会人生问题的深沉思考。她善于从平凡的生活中发掘其底蕴，抉微勾沉，纤毫毕现。笔墨素淡，情韵幽婉，一些作品在文坛上产生广泛的影响。隐居的时代曾经有一个时期，我们随时随地可能遇见意想不到的人，这真的很有趣。这使得我们的经历，变得非同寻常起来，变得富有传奇色彩。在我们所插队的淮北乡村，有着几百年，上千年的历史，这样漫长的历史其实却只是由一些固定的人物演义下来的。这就好比毛泽东同志描写的愚公移山：“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就这样，一直繁衍到了今天。这样的以家族为组织单位的乡村，就是一座坚实的堡垒。当你听到村里的狗忽然之间一同狂吠起来，不用问，一定是村道上走过一个外乡人。外乡人头也不抬地，匆匆走出村子，走远了，狗才渐渐安静下来。可是，就是在这样的铜墙铁壁的堡垒中，会有奇遇发生。事情就是这样不可思议。在这沉闷的乡村里，竟然隐藏着那样的人和事，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与乡村的环境融合在一起，并不显得有什么特异，看上去是同样的自然，好像他们早就加入了乡村的历史。乡村的生活就有着这样强大的洞染力，它可将任何强烈的色彩润染。很多尖锐的情节，在这里都变得温和了。它看似十分单调，其实却潜藏着许多可能性，它的洇染力就来自这些可能性。这些可能性足以使一切突兀的事情变得平淡和日常。就这样，我在我插队的大刘庄，遇见了黄医师。那已经是我来到大刘庄数天以后。我住在公社的一名副书记家中，他的妻子是这个大队的妇女主任。家中有五个孩子，最大的年龄与我相仿，最小的尚在吃奶。除了我，还有一名县城插队知青，也住在他家。主任家住三间两进青砖茅顶大屋，这在我们村庄，算得上首富。后三间是主任夫妇的房间，他们带着最小的吃奶的孩子睡那里。前三间，东边一间锅屋，西边一间住孩子，以及我们两个知青，中间迎门的是堂屋。这天，晚饭的时候，县城的知青收工就回家了，几个小些的孩子早早吃过去玩了，只有主任，主任的大女儿，还有我，坐在堂屋里的案板前吃饭。是收麦的前夕，天已经很长了，太阳虽然下去多时，天光还很明亮。此时的光线非常接近早晨，太阳都是在地平线以下，光是均匀地平铺着，景物倒比强光下的更为清晰。黄医师就在此时，从村道走上了我们的台子。主任家的房子，坐落在我们庄最主要的村道边上，高高的台子上。白日里，各家的门都是敞开着，迎门坐在案板前，村道上的情景便尽收眼底。主任首先向着村道招呼：黄医师，吃过了吗？接着，主任的大女儿，县中学的毕业生，应声起身，让出一个板凳，转身又去盛一碗稀饭。这时，才见黄医师在了门口。他大约有五十岁，也许没有，在我们那个年龄里，总是容易把人看老的。他脸色软黄，似乎有些浮肿。他穿着洗旧的蓝卡其人民装，脸上带着谦和的笑容。他走进门来，在板凳上坐下，回答着主任有没有吃过的问题。尽管一再说吃过了，吃过了，可主任母女执意要他喝一碗稀饭。也没有太推辞，就端起了碗。他的脸相有些木，甚至还有些俗，可是态度却十分温和文雅，这就使他显得不一样起来。他说话动作都比较迟缓，这迟缓不仅是出于慢性子，似乎还出于，一种忧郁的性格。他问我多大年龄，住上海哪个区，来这里习惯不习惯。由于我正处在极度的不适应和想家之中，时刻心事重重，所以我也看出他心事重重。我看出他不快乐，不轻松，百无聊赖，而且非常寂寞。虽然，他在这里出现一点没有令我惊奇，可我还是一眼看出他是来自外边的世界。主任问他晚上做的什么饭，他笑着说烧一点米饭。他的笑容里有着自嘲和无奈，就是这自嘲和无奈，说明了他的骄傲。他的态度表明，“烧一点米饭”不是他该干的事情，多少有一些无聊和滑稽。他只稍稍坐了一会儿，喝完那碗稀饭，然后拿着主任塞给他的一大块麦面饼，告辞了。这时节，只有主任家还有麦面饼。他说有了这块麦面饼，明天早上就能不烧锅了。他慢慢地走下台子，天色略有些暗，却还不十分暗，他的背影依然很清晰。他有些背驼，不知是生来如此，还是境遇所致。他的步态与庄里人绝然不同，是较为笔直的步子，双膝并得较拢，脚跟比脚掌先落地半步。这种步态，要遇到下雨天，可够他受的了。庄里人走路都有些岔开腿，箩筐似的，其实并不箩筐，脚跟与脚掌是同时落地的，这样，立足就稳。在泥泞的地里，可像撑船似的左一划右一划，乡里人叫做“岔泥”，从泥里越过去的意思。黄医师的步子，却是“岔”不开泥的。他背着手，手里掂着那块宝贵的麦面饼，而一点不知这饼的宝贵。饼是发面的，碱性不大不小，真够香的，围着锅贴一圈，锅一圆汽，灶里就停了火，等锅略凉些，才揭锅。这饼就是在这略一等里，陡地发起来，像胖娃娃的脸。然后一只手摁着饼，另一只手就拿锅铲铲饼，一铲便离锅。饼面上还留着摁饼的手指头的螺纹或者簸箕纹。黄医师是蚌埠下放的医师，同他一起下放我们庄的，还有张医师、于医师。我们庄的农民都称他们为“医师”，而不是“医生”或者“大夫”。“医师”这种称谓显得十分专业化，十分严格。表明了我们在对他们的郑重其事的态度。这支蚌埠医疗队住在我们庄东头，大队部的院子里，四间正属分为两部分，住张医师一家和平医师一家。他们都是合家下放。而黄医师则是单身一人，住东边一间倒屋。西边的两间侧屋就是医院的诊室，药房。可黄医师通常是不去那里的，他在自己的小屋里看病，这带有些私家诊所的意思。黄医师是名医，专治五官科。他所在的蚌埠的那个医院，过去以他而得名。现在，他到了我们庄，我们庄也因此而得名了。许多病人从老远的地方，坐车坐船再加步行，走过一个庄子打听一个庄子：大刘庄在哪？他们就这么终于来到大刘庄，走进费医师的小屋，向他求诊。费医师的小屋很小，只一间，顺山墙放一张床，就差不多满了。他的床，架得很高，是一张宽大的床，床上铺了特别洁白的床单。他就在床沿上侧身坐着，一只手撑着床，另一只手放在架起来的膝上。病人呢，坐在床前的椅子上，述说着病状。这样子一点不正规，倒是很家常。黄医师听得也并不专注，提问很随意，有时候还会岔开话去，和小屋里别的客人说些不相干的事。这情景说是看病，不如说是诉苦。诉说的人是不经意的，听的人也不怎么在意。来的人大都是口讷的农民，三言两语便无话可说，吃苦对他们又是常事，于是就止了下来。黄医师并不急着打发他们，似乎有他们陪伴也好。他也不是善言者，加上心情抑郁，就常常是彼此都默着。在这静默里，他们互相像是很了解的，双方都不感有什么压力，就这么可坐半天。凡是想到这来求医的农民，都是病症严重的，而几经车马周折，来到偏僻的乡间找黄医师的，也都是病症严重的。所以，几乎无一例外的，需要手术。而我们庄没有手术室，医疗队也没有麻醉师、手术护土，手术是不可能做的。最后，黄医师总是说：要到蚌埠做手术。农民往往对手术望而生畏，一听要到蚌埠手术，就更知其不可为了。他们大都是天命论者，心里早已服了病，而到底是看过了黄医师，虽然不是被病苦着，却都心满意足，再不作他想。那些从合肥、淮北、芜湖，甚至就是蚌埠找来的城里人，则是决心下定，对手术也抱科学的态度。这时候，黄医师就会和他们约定到蚌埠的时间。这往往是黄医师回家探亲的日子。黄医师回蚌埠探亲很频繁，并且每回都要超假，他是一个恋家的人。我们庄无论干部还是社员，从来没有指责过黄医师的不遵守纪律。农村本来就是散漫的，缺乏纪律的观念，何况人们都同情黄医师的境遇。一个人在此地，不会挑水，不会烧锅，也不会洗衣。人们看见黄医师在塘里将一件衬衣越洗越脏，塘水则越来越浑。他不会将衣服铺在水面上，而是让衣服一径沉下去，搅起塘泥。这是女人的本事，黄医师不会这个，理所当然。他又是干大事情的，去塘里洗衣，实在凄惶得很。人们说，让他在蚌埠多住几日吧！人们又传说，费医师的妻子没有工作，专在家里伺候男人和孩子。孩子有四个，都是儿子，黄医师特别想要个女儿，可是没有。曾经有人开玩笑提议，让黄医师认我做干女儿。黄医师只是笑，并不应声。他显然无意于接受任何干亲。他是一个把家团得很紧的人，性格也比较封闭，这就已经比其他人要感寂寞得多。同他一起下放在大刘庄的同事，又都各是一个家庭，更显得他孤家寡人。你看着他，就知道他的日子有多难熬。傍晚的时候，就是在前面说过的那种均匀清澈的天光里，黄医师就在村道上散步，有从湖里割猪草回来的孩子，就对大人说：看见黄医师了。大队开会，通常总是要等天黑到底了，才能正式开场。大队会计凑着油灯的一豆光亮[辰祥書院+DZS.JXSOSOU.COM]，读着文件或者报纸。农人们在黑影地里打盹，抽烟。劣等烟叶燃烧出呛人的气体，那种很难消化的粗粮在体内发酵而成的气体，也足够呛人的。但很奇怪的，这一切都不顶难闻。因是草木的本质，再是发酵腐烂也是清洁的干燥的气味，有着一种单纯的性质。时间其实并不太晚，可乡间的没有照明的夜晚总是特别的黑，又特别的静。鸡和狗都安歇了，就觉得夜已经很深了。在这满房间的黑影里，有一具影子高高地矗立着，那就是黄医师。他搬来他房间里的那把椅子，虽然只是把普通的椅子，可周围的农民大都是蹲在地上，或是坐在小马扎上，连蹲在板凳上的几个，也比黄医师要矮上一截。因此，这把椅子就显得格外突出，很不协调。黄医师高高地坐在椅上，双手笼在袖子里，这倒和农民的习惯相合，可坐姿却不是农民的。他架着腿，笼着的手搁在膝上，很安详。这时候他显得比较惬意，也比较放松。听着会计用乡音一字一句地读官祥文章，四周鼻息声起伏，有一种昏沉的安宁。谁会知道在这座黑暗的乡村里，有一个黄医师呢？与黄医师一起下放我们庄的，医疗队里另两名医师，张医师和于医师，她们的形象，气质，以及精神面貌都要比黄医师现代。也就是说，她们比较具有“6．26”精神。她们经常身背药箱出诊。她们背着那种上面画着红十字的白漆药箱，走过村道，来到老乡家中，坐在当门的马扎上，嘘寒问暖。尤其是张医师，因为长着一张明朗的脸庞，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庄里顶有学问的王大爷说过，张医师的相好，好在大气。她体格匀称，结实，穿衣服很利索。她喜欢把裤腿卷起，赤脚穿一双球鞋，露出白皙饱满的小腿肚。她背着药箱，就有点像舞台上的人物，药箱则是道具。那时候，她大约是三十五六岁的年纪，各方面都显示出是个幸运的福气的女人。她的丈夫老梁原是蚌埠政府机关的干部，如今在公社知青办任职。一个女儿，两个儿子，都在县城上小学和中学。他们虽然离开了城市，来到这个偏远，贫瘠，组织散漫的乡村，可却依然保持着原先的严格规律的生活秩序，以及相对保障的社会地位。他们家庭和睦，老梁是个尽职和体贴的丈夫，对孩子要求颇严，与干部群众关系都很融洽。孩子们呢，都挺乖，学习努力，品德优良，少叫人操心。总之，这是一个理性的家庭，处处可给人作楷模。它很为张医师挣脸面的，人们对张医师的好感有一多半是对她的家庭。在庄里人眼里，张医师的家特别像个家。我们庄，对美好的家庭是怀着尊敬和崇尚的。妹妹和媳妇们都挺羡慕张医师的，她们传颂着，天好的时候，在院子里搭一个凳子，张医师洗头，老梁提一壶热水，替她冲头发上的肥皂沫。这情景很亲热，甚至带了些私密的性质，可在这对夫妻做来，却一点不肉麻，连我们这个保守的村庄都能接受，并且大加赞扬。于医师的家庭就大不同了。这是一个倒霉的家庭，正应了俗话：“屋漏偏选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于医师一家下放我们庄，性质与张医师、黄医师都不同。他们下放带有罪贬的成分。于医师的丈夫是一个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开除了公职，下到生产队里劳动改造，和农民一样凭工分吃饭。他的工分评不高，工分值本来就低，到分红时，总是透支，只得用于医师的工资去买口粮。他家有四个孩子，都在上学，又都能吃，所以，于医师家的经济就要比医疗队的其他同事差几个等级。老大是个女孩，名叫卡佳。这个异国色彩的名字，据说是当时一部苏联电影里的女主人公的名字，她是一名社会主义劳动勋章的获得者。由此可以推想，她的父母是在什么样的时代精神感召下，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卡佳是个缺心眼的孩子，一点不懂事，不能体会父母的处境，也不能体会自己的处境，总是乱说话，给大人生事。几个弟弟也都调皮捣蛋，不懂得相让，姐弟间纷争不断，都是要于医师来调停的。于医师的丈夫，则表情阴沉。左眼是灰的，脸色是灰的，神气也是灰的。他一点不肯打起精神，表现出改造的积极性，以改善自己和家庭的境况，反是一任消极颓唐到底，显得特别的落拓，很露骨地表示着他的顽固与抵抗。是他，使我认识到有一类人所以成为右派，是由性格决定的。他们并不是对某一种现实不满，而是对一切存在不满，他们对人生抱着暗淡的心情。同时他们〕缺乏忍耐和自谦，往往是自我中心者，就必须将这心情发泄出来。他们表现得与一切意见激烈相左，什么都不会合他们意。倘若不是成为右派，他们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于医师的丈夫，就属于右派中的这类人。农民们很难对他抱有好感，觉得他懒惰，傲慢，不体恤妻儿。他时常借病不出工，让于医师为他去请假。即使出工，他也不大育出力。休息的时候，一个人背对着大伙儿坐着吸烟。队里有个年轻人，读过高中，会吹笛子，人很聪明，但因是单门独姓，所以地位很低，属于那种有志向且不得意的农村知识青年。有时候他会主动搭理于医师的丈夫，可能是出于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心理，还有对城市知识分子的向往心理。他挤坐在右派的身边，向他要烟吸。这个套近乎的举动却遭到右派的极度厌恶，他给是给了，回到家里则大发牢骚。卡佳的一张嘴又是张漏嘴，到处说：某某人最讨厌，老向我爸爸要烟。农民是没有政治头脑的，他们对人的评价是出于处世做人的原因，其中也不排除有一点审美的因素。他们怎么也不能喜欢一个破衣烂衫，成天挂着脸，对劳动和生活都没有热情的人。他们看见他就觉得扫兴。队里的干部在所有这些理由之外，又加上了阶级阵线的理由，自然更不待见他。在例行的四类分子训话中，常常要把他单独拎出来训斥。老实说，他在我们庄还没遭到太坏的对待，有一大半是看在于医师的面上。人们对于医师是同情的。人们看着这个鸡飞狗跳的家，说，于医师就好像是这个家的箍，要没有她，这个家就散了。事情就是这样，在这个家里，人人都缺乏自律，只有于医师，撑持着，保护着生活正常进行。其实，于医师完全可以不下放，而让她的丈夫自己一个人去农村，可辰#祥*书@院收集整理是她却带着孩子们一起来了。这行动颇有些像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跟随丈夫流放西伯利亚。虽然事实上，一点不像涅克拉索夫的长诗那样浪漫，所有的艰苦都是卑琐的，烦心的，叫人沮丧，损害着人的尊严。于医师戴眼镜，头发齐齐地梳向耳后，显得比较苍老。红十字的药箱背在她身上，更具有应用的意义，不那么戏剧化。她和农人说话，也更为家常。她显然是个贤妻良母，可惜命不好。她对人很和气，但并没有屈就的意思。她表现得很开朗，可也不是强颜欢笑。她看起来是平静的，从容的。要知道她是隐忍着那么多不顺遂的。庄里那些婶子大娘的，都特别和她拉得来，背底里就说，于医师不容易。有一次，上面又下达什么指令，对于医师的右派丈夫进行批斗。批斗是在场上牛房里进行的，从庄东头来开会的人说，于医师家早早就闭了门，熄了灯，屋里一点声息也没有。这时方能体会到于医师的苦，这一家的苦。平时，这苦都被过日子的杂碎掩盖了。这两个家庭，以及黄医师，虽然来自同一个城市蚌埠，住在一个高台子上，但却保持着微妙的距离。他们相互间很客气，但决不多话，完全没有人们想象的相温以沫之感。相反，隐隐的，似乎还都怀着戒备之心。他们彼此间远远不如各自和农民的关系轻松和亲密，但亲密和亲密的性质则有所不同。张医师和老梁对农民是最热情的，农民们对他们也最尊敬，而且器重。他们对谁家的造访，会被视作一种光荣，引起人们的羡慕。在农民们的眼睛里，他们是有身份的人，却没有架子。当他们从村道上走过，农民们从自家敞开的堂屋门里，走到台子边，招呼道：张医师，来吃！老梁，来吃！他们则招着手应道：吃过了，吃吧！他们招手的姿势是城里人、而且是城里的干部特有的，高高地扬起，有幅度地挥动着。农民是做不来这动作的，他们只是用手里的筷子向前点了点，作为回答。老梁每天早上骑一架自行车，往公社去上班，沿途也是这样向农民们招手，农民们就拄着锄把目送他远去。他们家三个孩子在县城住读，每周回家一次。三姐弟手牵手走进庄里，目不斜视，快快挪动脚步，就这样走进在东头高台上的家中，再也不露面了。有一次，他们回家正逢下雨，我们庄是出名的粘土地，一下雨，地就烂得要命，能把脚粘去一层皮。我有事去大队部，看见他家的一个男孩，在门槛上刮胶鞋底的泥，脸上露出嫌恶的表情。这段路可叫他们走惨了。于医师家的孩子则截然不同，由于生计，也由于家教，他们缺乏管束显然不是一日两日的了，他们几乎终日和我们庄的孩子搅在一起。一起下湖割猪草，一起在生产队干些小碎活，挣几个工分，也一起打架，捣蛋。一群泥猴似的孩子，背着比人高的草箕子，从湖里回庄，其中就有于医师的孩子。卡佳呢，是家里的大小姐，脾气大，和小妹妹相处时也不知道有所约束，毫不掩饰对乡间人和事的鄙夷。妹妹们听了自然不愿意，当面没什么，背底里却没少说她。只是知道她是没心眼的，没坏肠子，所以倒也不挤兑她，还是同她一处玩。就像方才说的，于医师和农民的关系，其实是真正融洽的，他们会和于医师说些家务事，过日子的难处，养儿育女的难处，等等的。他们有时候大声地喝唬于医师的孩子，有时候则把于医师的孩子扯过来，往手里塞块馍馍头。庄人们对黄医师的心情是最动人的，他们既把他当作一个有大本事的人，很敬重他，同时却又十分心疼他。谈起他的口气，总是流露出怜惜。他孤身一人住在我们庄，生活能力又特别差，这都使他变成一个无依无靠的大孩子。这个大孩子虽然过得很狼狈，却很乖。同样是抑郁的性格，黄医师的抑郁却和于医师丈夫的抑郁不同。于医师丈夫的抑郁是阴沉的，紧张的，甚至带着一种暴戾。队干部在训话时，常常会被他的眼光激怒，变得失去控制。这时，就会用锄把子，在他腿上不轻不重地敲一下：看什么看，剜你的眼！黄医师的抑郁却是甜美的。当他凝视着见了底的水缸，或者掉到井底的水桶，他的眼光柔弱得叫人心都一颤。他一个人在村道上趑趄，夕阳杂在他的肩膀上，有一些亮色，他的身影显得又凄凉又美丽。他既不是张医师那样向庄人们招手，学着庄人们的口气说：吃过了吗？吃了。他也不是于医师那样，坐在农人家的马扎上，拉着庄稼孤儿。他也从来不背药箱。可就是他的这种落落寡合，格格不入，使农民喜欢上了他。他们并不是把他当庄稼人，却也不是当他外人，敬而远之，他们承认他是另一种人，一个异数，然后便接受了他。当我从青春的荒凉的命运里走出来，放下了个人的恩怨，能够冷静地回想我所插队的那个乡村，以及那里的农民们，我发现农民们其实天生有着艺术的气质。他们有才能欣赏那种和他们不一样的人，他们对他们所生活在其中的环境和人群，是有批判力的，他们也有才能从纷法的现象中分辨出什么是真正的独特。他们对张医师和于医师有着足够的尊重，对后者，还有足够的同情。但都不是喜欢。张医师的热情爽朗里，是有着政治社会赋予的特权，她是另一种异数，这种异数是与人性无关，是在人性以外的，她激不起农民的自然性的反应。于医师却是与农民有共鸣的，她是农民们最易了解的那类人，同情就是由此而来。但由于太相似了，她也同张医师一样，无法走进农民们的审美领域。而黄医师既是在共同的人性之中，又是独立之外，自成一体。有了黄医师在，我们庄就此有了一种甜美的格调。他们对黄医师，是称得上爱的。在那种物质贫乏的日子里，人们的精神需求便生长起来，对美的感觉神经，格外发达，形成了一种自然的欲望。他们喜欢听好听的声音，看好看的景象，感受优美的情趣。下雪的日子里，人们就特别的兴奋。雪是大自然赐给贫瘠的我们庄的厚礼，这个黄泥巴垒成的乡村，此时变得粉妆玉琢。看上去，真是洁白得晃眼。孩子们，相约着到湖里看庄稼的窝棚去套麻雀。每逢下雪，麻雀们便都栖宿到无人的窝棚避寒。孩子们带着大人的打鱼的网，穿着毛窝窝，一种麦穰编结的，里面填上干草的大头鞋，特别暖和。他们岔开了脚，在雪里趟着，地上就留下一串毛窝窝的印。麦子都在雪底下冬眠，大沟边的树，也罩了雪，晶莹剔透地立了一行。那远处的窝棚变成了个雪宫，本来是烂趴下的，现在被雪又砌住了，立了起来。孩子们奋力拔着毛窝窝，比赛谁走得快，雪纷扬了起来，像一阵白烟。孩子们的笑声听起来比平时旷远，而且隔着，蒙了一层透明的膜。又绵又厚的雪是吃盲的。于是，就好像在做梦似的，有些仍然。他们终于到了窝棚跟前，雪已经封了门。他们将网抖开，张在破柴门上，然后吆喝着顶开了门。他们一下子闭上了眼睛，急等着震耳欲聋的、哗啦啦的麻雀扑翅声，可是没有。他们惊诧地睁开眼，没看见有麻雀，却见网里裹着一个老头，挣扎着，愤怒得说不出话来。孩子们咋唬一声，抛下网就跑，毛窝窝在雪地上划出了犁沟。谁能想到，这老不死的看青的，这时候还赖在窝棚里。进晌午的时候，老头回庄了，提着渔网挨门挨户问是谁家的。这是冬季雪天里的快乐，到了春天，就是等待南归的燕子飞来梁下，旧年的窝在等着它们。谁家的燕子来了，大人小孩都出门去报信。谁家没燕子来，可不好，会被人戳脊梁骨，说是坏心眼的人。燕子是善鸟儿，就和善心人来。夏天，瓜地里的瓜熟了，夜半偷瓜是一大乐事。裤褂叫露水漉得透湿，冰凉地贴在身上。下露水也是一桩奇事，看不见，也听不见，可转眼间，天地都水淋淋的。到了早晨，太阳出来，收露水了，原先平铺着的，这时收拢起来，收成一滴水珠子，顶在草尖上。然后，刷的一下，全干了。秋天这个收获的季节，是最具有装饰感的。大作休，串起来了；红辣子，串起来了；大白蒜，也串起来了；深褐色，富于骨节感的豆秸，在屋前垛起来了；青作秸秆，也在屋前搭成了篱笆。即便是像我们庄这样没有色彩的村子，此时也变得嫣然起来。现在，又有了黄医师，他给我们庄，增添了一种新颖的格调。这是由知识，学问，文雅的性情，孩童的纯净心底，还有人生的忧愁合成的。它其家陪合着我们庄的心意。像我们庄这样一个古老的乡村，它是带有些返朴归真的意思，许多见识是压在很低的底处，深藏不露。它和责医师，彼此都是不自知的，但却达成了协调。这种协调很深刻，不是表面上的融洽，亲热，往来和交道，它表面上甚至是有些不合适的，有些滑稽，就像黄医师，走那种城里人的步子，手里却拿着那块香喷喷的麦面饼。这情景真是天真极了，就是在这天真里，产生了协调。这有些像音乐里的调性关系，最远的往往是最近的，最近的同时又是最远的。所以，我们庄这支蚌埠医疗队的队长是张医师，灵魂实际上是黄医{DＺＳ辰JXSOSOU祥COM}师。有了黄医师，这支医闻队于我们庄才具有了一种精神上的关系。它不仅仅是“6．26”，送医下乡的意义，而是有了近于美学上的意义。它不仅仅是实用性的，功能性的，它的价值是潜在的，隐性的，甚至是虚无的，那就是，它微妙地影响了一个乡村的气质。在我插队的两年半时间里，我们庄从来没有发生过戏剧性的“6，26’事件。在农村贫困的，温饱难以维系的生活里，其实是含有着健康的性质，这是以简朴为基础的。吃的是五谷杂粮，烧的是草；秸穰，庄稼人的肠胃是很清洁的，他们的呼吸也是清洁的。夏季的污热中滋生的病菌毒害，在冬季的寒冷中死亡了，秋季收净的土地在春季又长出新的庄稼。春夏秋冬有序地交替，恪守各自的职责，自给自足着。这是合理的生存环境。就在这无可指的生态中，人们也生出了前边所说的天命观。我庄有一句话，叫做“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病”。所以，他们对任何病痛，都抱着忍耐与服的态度，他们不舍为此大惊小怪，他们也很少求医门诊的习惯。在许多种病痛中，他们感到最受折磨最无奈何的，恐怕就是牙疼。也有一句话，叫做“牙疼不是病，疼起来不要命”。于是，止痛片就成了神药，治疗疟疾的奎宁片也是神药。疟疾是又一种使他们不知所措的病痛，似乎每个人都躲不掉，能够药到病除无疑是奇迹。医疗队其实清闲得很，他们在我们庄真有些窝工。而到了真正应该找医生的时候，农民们又往往忽视了，结果酿成大祸。有个媳妇割猪革时，镰刀砍破了小腿，自己用火柴盒上有红磷的纸皮盖了伤口止血。这种止血的方法应当是产生于工业社会的近代，不知缘于何种道理，有无科学依据。奇怪的是，它确实能止住血，百试不爽。就这样，血止住了，伤口也封口了，甚至都没有化脓感染。可是到了第七天上，却突然发烧抽搐，医生到场已经来不及挽回。其实这就是破伤风，只要当时注射一剂破伤风预防针，就没事了。可是庄稼人谁会为了手脚拉开一道口子去找医生呢？我们庄称这是七日疯，指的是受伤到七日头上发作致死。可见死于这病的并不少见，他们依然没有想到这完全是可以避免的，事实上它果然又没能够避免。庄里人传说，那媳妇出事之前，夜里上茅房，见家门口坐着个黄狼子。黄狼子就是黄鼠狼，被视为不祥物，预示着灾祸。出殡这天，天下着雨，一地泥泞。媳妇很年轻，大孩子刚会走，小的还吃奶，是她男人扶着孩子的手摔的黄盆，父子两人在泥里一步一滑，滚了一身泥。男人哭得极惨，头上系着白麻，打一杆幡，几乎是爬着的，将一口簿皮棺材送上了路。生活照原样进行着，倒是一些无关的小事，似乎包含了某种意义。那是我到我们庄经历的第一个麦收之后，我们在来了一个游方郎中。乡村里的游方郎中，其实并不是像武侠小说中的那样，随风漂流。他们走村串乡还是凭借着一定的社会关系。他们所到的村庄，都有着或亲或疏的亲友，决不是书中的游侠那样从天而降。比如，这一个郎中，来我们庄就是投奔他的一个远亲。这个远亲从来没见过他的面，连他的名字也叫不上来，只是很笼统地随孩子称他表舅，但依然打酒割肉地接待了他，并且承担起宣传的义务。这天晚上，他家里就聚了不少庄里人，看他施展医术。他是一个扎针的郎中，这时节正是一个扎针的时代。我下乡时，专带了一副金针。其时，与贫下中农结合的途径有一，就是为老乡们扎针。那时候，现代医学的迷信已经破得差不多了，几乎人人可以无师自通做一名赤脚医生，一本《赤脚医生手册》可包治百病。与此同时，又诞生了金针的神话，它无所不至。不是有一部电影就叫《无影灯下颂银针》吗？我这副金针，当时的价格是一元五角，是最昂贵的一套针。它从缝衣针长短，直到筷子长短。亮闪闪的，针头上则是金黄的铜色，依次排列在一个考究的塑料封套里，还配有一本人体穴位简图。这晚，我就带着这副从未拆过封的金针，去到那一位来了远亲的老乡家里，准备向他的远亲学习扎针。去的时候，屋子里已经坐满了人，凉床上躺了个老头，探着上半身趴着，背上立了几根针。那郎中坐在床沿，面前案板上点着油灯，灯下排开一个布包，包袱皮上是几根黑擦擦的外。我的针一放上桌，人们的眼睛不由一亮，连昏暗的油灯都发出光来。这些针闪着真正的银光，而且那么纤长，细挺，均匀，光滑。他的外呢？黑，脏，粗，锈，还不直，连底下的包袱皮都是油腻腻的很腌(月赞)。一个大爷看着我的针，忽然“嘿”地笑了一声，说：小王还藏着这宝贝哪！它可真像是宝贝。在这土坯屋里，熠熠生辉。那郎中用脏兮兮的手拆开了封套，捻出一根针，又用他的黑棉球煞有介事地擦了擦，然后果断地插入身后那老头的腰上。这时，我向他提出一系列的扎针的问题。他没有正面回答我一句，而是东一锤子、西一榔头的，不知说些什么。那老头趴在凉床上，差不多睡着了，对金针没什么反应似的。屋里人也都把他给忘了，很热烈地说着些无关的事情。显然，人们聚到这里来，并不完全出于对游方郎中的兴趣，除了老头，谁也没打算要他来治病，只是凑个热闹，找个由头坐到一起聊天。平常的日子，谁也不会允许点灯点到这时候的。这就是乡村的夜生活。其实从一开始，人们就没有对游方郎中加以注意，还赶不上对我的金针的注意。他们随他在老头身上糊弄着，那老头则已经老得千锤百炼似的。游方郎中显然是受了大大的冷落，这冷落是出于一种见识，但因为有涵养，也就不计较，不点破了。应当公允地说一句，游方郎中里确实有着奇人，可不是所有的游方郎中，甚至不是大多数。绝大部分的，是借了神人的名，混日饭吃。又有不少的一部分，还招摇撞骗。游方郎中的神入，就是在这些垫底的大多数之上的一个两个，他们的英名笼罩了全体人员。这郎中分明感觉到了人们的冷漠，他们从周游的经历中得来的经验，告诉他们这个村庄不可久留。他们毕竟是手艺人，凭手艺吃饭，再是亲戚也不兴白吃白住，这也是他们的职业道德，或者说行规。此时，他对身后的老头也失了兴趣，他的注意力全在了我的金针上，他爱不释手。于是，就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十分坦然地从我的针里，抽出最长的几根，包括老头腰上的那根，放进了他的布包里。这种偷窃的行径是如此大胆地在眼前进行，几乎使人以为是正常的事情。就这样，一眨眼工夫，我的闪亮的宝贝就进了他的腰包的三分之一。第二天一早，他就离开了我们庄，从此再没有回来过。我们庄就是这样一个有教养的村庄，它虽然是天命论的，但却并不愚昧。它对事物有着自己的看法，颇有分辨力。不要以为它是麻木的，它只是不露，而到了某一个时机里，它会以一种空前的强烈程度爆发出来。蚌埠医疗队里还有一个成员，叫马医师。他也属于我们庄的医疗队，但是被留在公社医院里帮忙。据说有时也到我们庄来看病，我却好像从没见过他。后来听人描绘，说他是黑黑的，矮矮的，瘦巴巴的，我就好像是见过他的。他有心脏病，有一天，正和病人问诊，突然滚到桌肚里，死了。他的葬礼就在公社所在地举行，农人们从四邻八乡赶来，许多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他们老远地打着幡旗，号哭着走过泛青的麦地，向马医师走来，老人们哭倒在地。公社里从来没有聚集过如此众多的农民，人们说至少也有几千人，号哭声掩盖了领导的悼词。送葬的队伍排成长龙阵。我很难相信，我的古板的，世故的，老到的，深藏不露的乡人们，会有如此激情的表达，可事情确实如此。马医师决不是医疗队里最优秀的一个，也不是与农人们接触最多的一个，他的家人们也留在了蚌埠，这使他不得不往来于城乡之间。但马医师是一个代表，代表着一种与乡间传统的知识，性格，生活方式全然不一样的存在，而这存在的深处，再深处，且与乡间的古老的道德相符，所以受到乡人们真心实意的欢迎。在这一个时期里，青年们普遍热衷于以文学来表达思想和心情，这大约是有着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这时的青年大都是苦闷的，前途茫然，这茫然倒不是如“五四”的那样，徘徊式的，无从选择与决“定，而是没有选择，一切都难由己决定，束手无措的；二是因为文学是个人的自由的方式，无所作为的青年们能够做的，恐怕就是私底下，用一枝笔在一张纸上书写什么，由于是纯粹私人性质的写作，因此却是政权难以干预到的。所以，那时候才是真正的文学的时代，几乎每个人都和文学沾上一点边。书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行为。青年们互相传阅着一些名著，同时传抄着一些著名的诗句和篇章。当时，最为流行的是旧俄时期的小说：屠格涅夫的《罗事》、《父与子》；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高尔基的人生三部曲；陀斯妥也夫斯基《罪与罚》，《被污辱与被损害的》；涅克拉索夫的《俄罗斯女人》；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等等。我们从中吸取的是一种悲哀的情调，这种悲哀的情调于我们是很好的抚慰。四周围都是昂扬奋发的歌声，告诉我们幸运地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而心情却是暗淡的，低沉的。我们明显与现实脱了节，于是，我们只能到虚构的生活，这些旧俄文学里，寻找安身立命之所。在那里，生活反倒变得真实了。我们读着这些来处不明的，被翻得破烂不堪的书，沉浸在那虚拟的故事里，再将那故事拆成砖瓦，拿来建筑我们自己的故事。一个写作的时代就此开始了。在我们这个县城中，热爱文学的插队知青不知有多多少少，像播种一样分散在各个生产队里，彼此缺乏联系，要等待一个契机来临，才可将这些文友集合起来。这需要时间，还需要某种转变，才能形成这个契机。其实，机会并不是没有，有时候，会有很好的时机来临，却因为某种缘故，终未达成默契。因为，这种阅读和写作都是私人性质的，带有“地下”的色彩，还带有隐私的色彩，所以必须在默契之下才可走到一起来。而这默契需要什么条件呢？它需要一定的心理准备，由一定的心理准备积累起来的倍任与了解。它还需要灵感。这时候，信任会一触即发，就好像触及了某一个灵敏的穴位，一下子通了。在我插队之后不久，我便参加了县委主办的学哲学学习班。这个学习班总共十来个人，由各公社选拔上来，可说是知青里的精英。除了我，他们都是下乡一年以上的知青，在接受再教育方面，已经做出了突出的业绩。并且，一无二致的，还显示出了思想和文字上的水准。这样，才可能被选拔来参加这个富有学术意味的学习班。而我，所以能来这里，是因为县里有一位受父母委托照顾我的副县长，我称为“伯伯”的。他一是知道我喜欢读书，二是想让我在这麦收时节，好吃好住地偷几日懒。我们十几个人从早到晚在一起讨论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我们结合各自在农村的生活，颠来倒去地证明毛泽东关于“实践”和“矛盾”的观点，为这些观点提供了许多生动活泼的实例，其中不乏一些相当私人性的经验。可是我们最终也没有超出范围。就是说，我们始终围绕着《实践论》和《矛盾论》，围绕着毛泽东的理论。奇怪的是，即便是在宿舍里聊天，我们聊的也还是这些内容，我们一点不觉得有什么不自然，为这样的氛围深受感动。那几天过得真不赖，我们五个女生住一间清洁凉爽的房间，床上挂着白色的蚊帐。一日三餐都是净米白面，有鱼有肉，另外还有补助。我们吃饱了就坐在一处谈《实践论》和《矛盾论》，一点没有想到可以夹带些私货，说些别的。来的这些人至少一半以上是高中生，文章的文采也不错，可通篇都是从“两论”里延伸出来的观点。我们朝夕共处七天，却彼此隔膜，谁也不了解谁，谁对谁也没有深刻的印象，直到有一个人的出现，事情才显示出一点不同寻常。倒不是说，事情就此有了什么变化，事实上什么变化也没有发生。但是，此人的出场，至少说明了，这次学习班里，确实潜伏着契机的成因。学习行将结束，是最后一天，还是最后第二天的时候，带领学习的老师突然间安排了一次发言，这次发言明显地带有辅导与讲课的意义，发言者就是学习班的一名成员。所以到这时候才特别地让他发言，是因为老师从大家交上去的总结文章里，发现了他的不同凡响。这是个上海男知青，平时并不引人注目，事实上，有许多时候，他不和大家在一起，而是单独行动。大家甚至叫不出他的名字。这次额外安排的发言，使大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在人们疑惑的等待中，他开讲了。几乎就在他说出第一句话的时候，大家都改变了表情。这真是语惊四座啊！他的态度很沉着，很平静，并没有炫耀和唬人，可他的用语，措辞，解释和证明的方式，全是不同的。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无法复述他的话，我甚至是不理解他的思想的。可他那种光芒四射的言辞，留给我的印象至今还很鲜明。他说的实在是很漂亮，在他的照耀底下，我们终于显出了平庸。他依然是在证明毛泽东的思想，可他的华丽的证明形态却赋予了这思想一种个人化的面目。他的话不长，很简洁地结束了。没有人可以和他讨论，对话。大家都沉默着。这颇像是一次身手不凡的表演，表演结束，观众沉浸在惊愕与震动之中，久久回不过神来，甚至连鼓掌都忘了。他那样具有修辞性地解释《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仿佛是一种暗示，暗示了我们的学习本可以有另一种方式，一种文学的方式。可是事情已经无法从头来起，我们的学习班到了末期。此人最后还出现过一次，就是学习班临解散前组织看电影。他来看电影，是穿了一双夹趾拖鞋，手里持一把大蒲扇。这样子有些名土风度，并且电影还没有放映，他就走了，似乎对看电影并没有兴趣，只不过来点个卯。他一走，剩下的我们也都有些没劲。他的走，表示了一种轻蔑，对看电影这项活动的不以为然。于是，大家也觉得无聊起来。他显然是学习班里的一个异数，他独往独来，独自地思想。而他的独特，又与我们心底暗存的一种渴望呼应着，可惜契机只向我们露了一点点苗头，然后，倏忽而去。时过两年，我又与他见了面。这时我们已在县城农机厂形成了一个圈子。在我们省首批知青招工中，县农机厂进了一些上海知青，其中有我姐姐。从此，我就经常进城，进城就到农机厂落脚。而那几个农机厂的上海知青，也都各自有尚在生产队插队的同学，也是隔三岔五地来叨扰。我们两三个人挤一个铺，实在挤不下，就到县城里别的单位找上海知青搭铺。吃饭呢，就用脸盆打一大下子，大家围着盆吃。此时，上山下乡运动已进入第三第四个年头，大家都有些疲沓。招工呢，则将众人的心打散了。绷起的一股劲都泄下了，人也就放松了，坦然了，没什么顾忌，开始任性，倒流露出了真实的性情。于是，我们很自然地，开始交谈文学，还有哲学。这样的交谈是以阅读为前提的，它又反过来刺激了阅读。说起来，令人难以相信，与阅读的热情成反比的，是阅读资料的匾乏。我们将每一本幸运到手的书读得个烂熟，我们能到手什么就读什么，就使我们的阅读涉及面很广。其中，文学是基础，阅读的兴趣往往是从文学出发，由文学推动的。因为文学是阅读中最浅显的，最具普及性的。哲学则是高一级的，它将我们从文学的兴趣中提升了。我们不管懂还是不懂，真有兴趣还是不那么有兴趣，都大谈特谈哲学。那些高深莫测的概念在我们的三寸舌上，翻来翻去。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此时说的哲学已不再是《实践论》和《矛盾论》，而是黑格尔，费尔巴哈。我们说，黑格尔的体系，费尔巴哈的体系。重要的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这两个名词，体系部分是含糊的，混乱的，莫名所以的。但是不要紧，这阻止不了我们一夜一夜地谈下去。就是在这当口，我们中间的一个，带来了那个哲学奇才。他的模样有很大的改变，其实也是我当时根本没注意他的样子，他的思想震慑住了我。倒是他还记得我。再说一句，此时，我在县城里也小有名气，并且就是在文学方面。甚至地区报纸《拂晓报》都曾起意要我。这名气从何而来，似乎很难说清，并没有具体的事实，比如说，写作有某篇文章，我也很不善言辞。这多半是因为我的作家母亲的名声，小半则是因为我在县城知青圈子里露面的频繁。这有点类似现在以媒介露面的频率疏密，来决定是否为名人，以及哪一级别的名人。不管怎么说，我在知青中小有名气。所以他就对我说：我们见过面，是在两年前的学哲学学习班上。记忆突然闪亮了，我记起了他，我脱口而出：你就是那个人啊！他肯定地说：我就是。于是，两年前埋下的契机的种子，这时候开花了。在那时期里，对文学的了解不仅限于文学爱好者，有一些其实并不专门对文学有兴趣的青年，也具备了相当于现在一个大学文科学生的，对文学的知识。这好像是一个思想的前提，凡有头脑的，勤于思考的人，都必须要有文学的武装。假如没有文学，所有的思想就失去了组织的形式，成了一盘散沙。好像思想没了语言，没了依附于存在的实体，最后不得不流失了。而那时期里，青年大多是勤于思考的。当你无法去自由地做什么的时候，你就只能自由地去想、这时候，思想即是虚无的，又是实际的，因为它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内容。那时候，谁不在使劲地想啊，想的。这是我们的娱乐。它使得我们枯燥乏味的生活，变得有趣味了，可以容忍了。就这样，一个意识形态最狭隘和严格的时代，却恰恰是青年们思想最活跃的时代。我们整天想着一些最无用的事情：人类的命运，国家的前途，人生的意义究竟在哪里？个人的存在是否合理？等等。就是这些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思考，充实了我们空洞的生活，使我们的生活至少有了一种痛苦的意义。文学使得我们的思想变得可以叙述，它为它们找到了命名。所以，那时期里，凡是苦闷的青年，就是文学青年，文学青年则是苦闷的青年。文学修饰了我们的荒凉的青春。就这样，许多思想的交流我们都是从文学的交流开始的。在乡村和乡村之间，流传着一些破烂的书本，它们传着传着就不见了踪迹，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但又会有新的书本加入流传的行列。有多少重要的思想，或者说辉煌的思想，隐藏在我们这最不起眼的小土坯房里，在油灯熏黑了的土墙之间徘徊，游荡。有时候，我们三五个人约好了，去一个偏远的生产队，向那里的知青借书，胳膊下则夹着用来交换的书。我们夹着书走过土路，那情景竟没有引起农人们丝毫的注意。在他们的传统的眼光里，夹着一本书就跟扛着一杆锄，同样的天经地义，自然而然。要知道，那不是普通的农人，那是有着上千年的耕读历史的农人。我们大大咧咧地将书夹在腋下，有一些碎页便飘落下来，有时候，一本书就是这样，越传越薄，直至没有。往往不巧的是，我们从早上走到中午，终于走到那个偏远的，没有交通工具的生产队，找到那名知青，说明了我们的来意，可是他却说，书已经借走，借去了另一个更远的生产队。没有通讯工具，所有的消息都是隔夜消息。我们只能凭着两条腿，跟踪追击。还有时候，我们走那样远的路，忍着饥渴，是为了见一见某个人，和此人谈谈。因为听说他读过许多书，很有见解。在那么长距离的跋涉之后，结果总有些令人失望。或者那人外出不在，或者人倒在，可却言语平淡，水平不怎么样。我们将许多时间消耗在这种不果的奔波上，收获甚微。可，这就是我们的文学活动。在文学的资源相当匾乏的情景之下，我们的精神却分外积极地活跃着。就因此，当第一批招工上去的知青在县城里落下脚后，他们的所在之处，很快就成了我们碰头，交流，互通消息的地点。一些书本也汇集到此。于是，也就渐渐产生出一些知名人土。我姐姐所在的农机厂，是这个坐落在淮河沿岸的县份里，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单位。在这时期内，分配来几名工科大学生。大学生的白净的、斯文的、架着(王秀)琅架眼镜的面孔，出现在既荒凉又破烂的工厂里，这情景是有些伤感的。大学生们自然是不得意的，不顺遂的，苦闷的，抑郁的。环境是粗鲁的，还是落后的，阔大的车间里，寥落地安着三两部车床，车着一些简单粗陋的农机铁件，一个四级工便尽可以胜任。大学生们大部分时间是在自己的宿舍里度过。他们还不像知青，因为一无所有，甘于一味消沉和颓唐。多长的几岁年纪和多受的几年教育也加深了他们的修养，他们是稍加自律的。他们在自己的宿舍里看书睡觉，在自制的煤油炉上烹调家乡口味的菜肴，然后在灯下小酌。他们彼此间难免有些门户之见，多少揣着防守之心，交往相当谨慎。是这帮招工上来的知青，将他们从各自的小天地里解放了出来。知青们给农机厂带来了活跃的气氛。他们是没什么顾忌的，也没什么成见。他们从大城市上海来，带来了大城市的风气。他们又都是知识青年，受过不同程度的教育。他们同样还都很苦闷，对境遇不满。他们很快就与大学生交上了朋友，并且，各自都还带着一大串知青同学的关系，使得农机厂一下子拥塞了成群的知青。农机厂是我插队后阶段的根据地，我一周或者二周就要进城一次，到农机厂的姐姐处落脚。任何时候，农机厂的宿舍里都有着进城落脚的知青。白天，姐姐他们去上班，我们便在宿舍里聊天。聊到他们下班，再一起上街，下馆子，看电影，或者散步。县城里有一处分洪闸，是这个县城最为壮观的景物。它是解放初期治淮工程的产物，一座巨大的水泥建筑，顶上刻着三面红旗，闸下过着大河，万舸争流。此处是淮，浍，冲，通，沱，五条河的交汇之处，所以叫做五河。当淮河泛滥时，这道闸能起着分流截洪的关键作用。有一年，为了保蚌埠，分洪闸的闸门，拉到了最高位，致使五河全面受淹。这是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站在此处，我们方能体会到这个偏僻县城与外面世界的联系，还有和时代的联系。而其他时候，我们却有着世外桃源的感觉。我们在县城仅有的两条街上消样，不时遇到另一伙知青，也倘佯街心。天渐渐黑了，就那儿盏街灯孤魂似的。路两边的房屋都暗了灯，店铺打烊了，民舍都闭了门。只有我们这些知青，高声大气地走过去，唱着旧时的歌曲，朗读着名章名句。这座孤寂的小城，却也并不因此变得喧闹起来。这真是一个孤寂的小城。很多年过去以后，它都没有改变它的孤寂的面目。我们大多离它而去，但也有一些少数，留下了，参加了它的孤寂的命运。农机厂有个大学生，上海人，毕业于南京工学院，六八届生。就是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已经读到了三年级。这在文化大革命中毕业的大学生中间，可算是高学资的了。他显然是个勤奋的学生，热爱自己的机械专业。即便在这个颇为初级的农机厂，他也积极地参与工艺改革，创造发明。他是一个稳重的人，性情宽厚，有兄长风度。人们便在他的姓之前，冠以“大”字，称它“大虞”。大虞他长着一副欧化的睑形，狭脸，高鼻，深目，薄唇，头发微卷，戴一副深色边框的眼镜。照理说，他这样的长相应当深得女性的青睐，遗憾的是他身量矮小，这使他在个人问题上屡遭挫败。而他又极爱容貌美丽的女孩，总是将目光留连在县城里那几个出挑的女孩身上，不免更贻误了时机。我以为他并不是如人们常说的那样，自视太高，不自量力，而是天生喜爱美好的东西。他喜爱的女孩不仅形象妩媚，性情也都纯真，甚是美好。实是很有审美的眼光。他对他所爱的女孩终是持尊重的态度，甚至是崇拜的态度。我想，大约这也是他所以挫败的原因之一，这使他表现得无所作为。女孩子往往喜欢男性积极进取，甚至粗暴些也无妨，这可以证明她对地的吸引力。而大虞却温文尔雅，欣赏多于行动。但恋爱上的挫败并没有使大虞有所失态，他依然宽仁待人，心情平和。他是一个理性的人，可惜这种优质缺乏个性的光彩，它显得平淡无奇。理性的炮力是埋藏很深的勉力，而美丽的姑娘大都头脑简单。这种资质不容易觉察，但它却能给人以感染。我想，这就是大虞特别有人缘的道理吧。人们有了困难，总是向他求助。即便是那些被他喜欢并且追求的女孩，拒绝了他之后也不因此与他拉开距离，以避嫌疑。她们依然能坦然地与他相处，心理上并无负担。就是这样，他从来不给人施加压力，他总是温和，谦让，而没有人会因此轻视他，不把他当回事。哪怕他在恋爱上有了这些财迹，也依然不影响他在人们心中的分量。这是一种健全的人格，可惜在这一个封闭的县城里，机会有限，难有知遇。大虞最后是和县城里另一家工厂的女大学生结婚的。也是上海人，学工出身，六八届毕业。这也是大虞理性的表现，即便不能找到审美理想中的对象，那么就尊重实际，找合乎现实条件的伴侣。大虞的妻子是瘦小的，貌不惊人，身体孱弱，她一直在暗中喜欢大虞。他们在农机厂里，大虞的单身宿舍结了婚，然后大虞妻子就怀了孕。在一个大雪封门的晚上，大虞妻子提前临盆了。大虞踩着半尺高的雪去找医生，医院关着门，他又找到医生的家，医生家也关着门。于是，大虞只得回到宿舍，自己给妻子接生。孩子生下了，是个女孩，像一只猫，不会哭，一息尚存。大虞将孩子裹在棉袄里，抱在怀里，在屋里来回踱了一宿，想把孩子暖过来，哄过来。可是，天亮时分，孩子还是死了，死在这个雪封的寂静的时刻。这就是大虞的遭遇。其时，农机厂的知青们一个一个地都走得差不多了，关于知青后来有着许多补偿性的政策。另有一些像大虞这样分配来的大学生，也都自找门路，走得差不多了。农机厂里只剩下大虞一个上海人，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走，结果把孩子生在了这个荒凉的地方。知青们走了之后，这里可真是冷清啊！我们在的时候，可说是黄金时代。大虞是我们的兄长，他将他的房间提供给我们的男生住，为我们打饭打菜，请我们看电影。当我们之间有了龃龉的时候，充当斡旋调解。而当我们闹起小心眼，对他心生芥蒂的时候，他则作浑然不觉，等待我们脾气过去，回复常态，再一如既往。那阵子，我们这些下乡知青，在农机厂拥来拥去，旁若无人地高谈阔论，吃饭时则挤在最前面，一买一大堆，以至后来的人都没了菜。人们都对我们侧目而视，背底里闲话也很多。可我们不管这些，老实说，我们压根儿没把这破厂放在眼里，也没把这破县城放在眼里。我们我行我素。在农机厂的知青里，有一个来自上海复旦附中。这是一个市级重点中学，地处上海东北角，学生都是住读。因是高等学府附属，深受学术风气熏陶，学生们与普通中学气质很不一样，学养很厚的样子。这个复旦附中生是个比较母性的女生，很会照应人，集体户的男生得她照顾已成习惯，就很依恋地往农机厂跑着。有的还正式在她这里养病，吃住得十分安心。这些青年都热衷于政治和哲学，到了农村便积极进行社会调查，然后起草“中国农村现状之分析”，我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认识，就是对自他们的传播。他们的话听来半懂不懂，但这些艰涩的名词和概念，却非常有魅力。在它的字面后头隐藏的，是一种与它本意完全不同的东西，这种东西其实更接近文学，这是一个审美范畴内的东西。它的性质到了我们中间，发生了奇妙的变化。这些概念完全不再是哲学的了，它成了一个艺术的符号。它们与我们日常使用的词汇，语言，句式，那么不同，和现实相去甚远。这些从外来的概念生硬翻译而成的名词，在我们这里，散发出唯美的光辉。它的不同寻常的字和字的组织，由此生发的字形，音节，在我们的实用性语系之外，建立了另一套系统。它交流的是一些不名所以，模棱两可的思想。这思想，或许称不上是思想，它只是一种茫无所措，游离失所的思索的片断。它们很像是一个思考的不成形的胚胎，在寻找自己的躯壳。又像是相反，是一些躯壳，在寻找思考的实质。这是一种虚无的游戏，我们使用着空洞的美文，你一言，我一语，竟然能衔接得如此严密。紧凑，并且连篇累接近世纪初如我这样出生于五十年代的人，世纪末正是悲观主义生长的中年，情绪难免是低沉的，所以要以“接近世纪初”作题目，是为了激励自己，好去看见结束之后的开始，破坏之后的建设。然而，目下是悲观的，不幸的感受总是更加尖锐，甚至盖住了希望。并且，悲观的理由也都准备充分了。这是一个痛苦的认识阶段，有些像瓜熟蒂落的秋收季节，摘下来的果实死亡了，枝叶藤蔓作了来年的肥料，留下荒凉的即将冬眠的土地。世纪末就在这时节来临了。于是，便看见了最为破碎的表情。这真是一个不幸的遭遇，不仅不能互添光色，还互减了期望。一切都是明了的，理解的，却无法释然，唯一的出路就是陈述理由。当所有的理由都陈述完毕，相反的理由或许能够绝处逢生，现在却是未可知的。这就像掘地，穿过熟土，再穿过生土，底下是什么在等着我们呢？一个巨大的悬念，说悬念是太轻松了。就像方才说的瓜熟蒂落，所有的理由都基于此。在这世纪的下半叶里，一些事物飞快地成熟着，从开始走向终局。还有一些事物在经历了漫长的道路之后，却在这下半叶里突然加快了节奏，进入全速奔跑。似乎是，长距离和短距离的跋涉在这一时期里，都接近了它们的目标，问题都有了答案。这是个生产力格外发达的世纪，也是在经过漫长的起跑以后进入全速的状态。我说的生产力不仅指物质的生产力，还指思想的生产力。那是因为生产关系终于达到了最合理和最协调，于是，性能良好地发动了，效率是惊人的。对了，这是个极有效率的世纪。当地里的庄稼都在催长素的刺激下飞快地成熟，将自然的规律抛在一边，思想这样人性的产物，便也逃不脱催熟的命运了。思想就像暖房里的蔬菜，缩短了季节。于是，物质和思想便堆积成山，人们只能以挥霍的方式享用它们，不至辜负它们的生产者。消耗也是飞快的。消耗过后的垃圾便跟着堆积起来。我们已经走向了我们的目标，昔日里抽象的王国终于变为具体的景象。接下来的是什么呢？就好像一个坚硬的核，被无坚不摧的二十世纪敲破，四散落地。事情是向人们的心愿接近，抵达之后则走上了背离的路途，似乎都是不由[辰祥書院+DZS.JXSOSOU.COM]己的，煞不住脚。创造力在完成任务之后，依着惯性变成了破坏的力量。而破坏是比创造更见成效，更触目惊心。因力量已经度过了积累的阶段，量变到了质变。就这样，我们看见了破坏。在我悲观主义的视野里，本世纪几乎是以破坏为结局的。这个破坏是以取消为方式实现，取消差别和界限，科学和思想的武器都非常强大，攻无不克，隔绝的藩篱拆除了，踩在脚下，余下的是什么呢？我想将这些仔细地看个明白。先从我们身边着眼，这是一桩小事情，也许证明不了什么，那就是美国的可口可乐打遍了全世界。这种有着强烈气体的饮料穿透了坚实森严的壁垒，无所不至。记得是1988年的秋天，有一次穿越莫斯科航线的经历。作为一个成功的开放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我惊讶地品尝了莫斯科航空公司的饮料，它们被封闭在质地粗陋的玻璃瓶里，从撬开的铁皮瓶盖下散发出奇异的气味。这是一种离群索居的气味。在洪大的可口可乐的浪潮中，它孤立其中。它带着壁垒的表情。现在，它还会在吗？我们在报上早已看见过莫斯科街头的麦当劳的照片，有麦当劳就有可口可乐。麦当劳也打遍了全世界。还有肯德基大叔的笑脸。还有香格里拉，希尔顿，Holyday　Inn，走进那里，可以想象是在任何一个国家。世界在这一刻走进了大同，变成一个地球村。写字楼也是国际化的，英语成为世界语，而真正的世界语——这个语言的乌托邦，退向边缘的边缘。奥林匹克成为世界的节日，奥斯卡成为世界的节日，诺贝尔也成为世界的节日。当我们走通隔绝之后，就这样走到一起来了。差别仅在于谁走在前谁走在后，强者总是在前弱者则在后。还有一桩不大不小的事情，也许依然不能证明什么，那只是发生在人类生活的一个局部，就是拉美文学大爆炸。八十年代初，那位来自偏僻的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来到了瑞典斯德哥尔摩，摘取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于是，拉丁美洲的文学撩开了神秘的面纱，展现了它们隐士般的面目。如今回想起它带给我们的欣喜，悲哀油然而起。我们将它视作榜样，以为找到了文学的方向，就是那句脍炙人口的语录：最民族的乃是最世界的。我们纯朴地说出“世界”两个字，满心以为那真是“世界”的含义，于是虔诚地争取着世界的认同。我们从各自的所在出发，又走到一起来了。土著人的舞蹈登上了国际舞台。谁担任看客呢？而我们在尽情地歌舞。为使我们的声音被世界听见，就特别地突出差异。而差异只存在于过去，前景是日益统一，面目一致。于是，我们只得掉过头去，往回走，直走进原始的丛林。那前方的合唱已经声部齐全，效果圆满，多我们不多，少我们不少。它将彻底吞没我们幼稚学舌的声音。当世界如我们愿成为一个地球村，谁是村落的酋长？再说一件本世纪的大事情，就是科学和民主。它们取消了人和自然的差异，也取消了人和人的差异。事情的开头激动人心，有多少憧憬诞生，前途壮丽。它们成为一代又一代热血青年的理想和信念，写下了多少可歌可泣的诗篇。开头也总是艰难的，布满风险，并且虚无。说它是理想，其实更接近空想。它似乎只是一个巨大的动力，催促着积极的行动。就像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永远推石头上山，而石头一上山顶，便轰然而下，再开始又一轮的推石头。不料事情忽然有了转机，二十世纪就是这样，时有转机，是力量积蓄的成果。科学和民主加快了脚步，事情终有了结果。没有神的日子到了，没有英雄的日子也到了。众所周知，一个需要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大众的狂欢日来临了。倘若要用现成的场面来形容这个狂欢日，我想最合适不过的就是《巴黎圣母院》的第一卷，在巴黎司法官上演流浪诗人的圣迹剧的一幕。那样闹腾腾，热腾腾，乱七八糟且生气勃勃。市民、商贩、学生、诗人、亲王、官员、教士、外交使节，聚于一堂，卑贱者和高贵者不分彼此，调笑和被调笑，嘲弄和被嘲弄。这是十九世纪的雨果所怀想的1482年正月6日的情景，他身处革命和复辟迭起的法国，进出于帝国王朝和共和体制的交替上演之中，于是便把这个大众狂欢的节日推回到了四百年前。然而，雨果却还是在大众之上创造了俯瞰人间的神——卡西莫多和艾思米拉达。是出于他浪漫的心，还是出于先知？他处身专制就已经预感到了民主来临的、恐惧。这些我们无从推测。大众的狂欢节平均分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当然不那么隆重和热烈，而是细水长流，从长计议。雨果笔下的戏剧场面化成了琐碎的情节。而神是没有的。它们终被雨果关在巴黎圣母院的地牢里，风一吹，便化成了灰。灰飞云散。精英也没有了。导师、智者、先知，所有能够在讲台上说教群众的人都没有了。大众成长起来了，启蒙的时代已经过去，那是发生在世纪初的事情了。好了，上演圣迹剧的狂欢是没有了，可是，我们至少可以一起喝酒和聊天。不再有精神的不平等，存在的差异被社会分工的合理性取消了。我们享用同一道精神的大餐。今天我们说的是：一切都事出有因，一切都能够理解。我们和你们都是一样的人，谁也谈不上原谅谁。就像在二十年前的知识青年运动中，我们下放了我们的身体，如今，在平民意识的大力倡导下，我们积极地下放了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精神流人那些幽暗的污垢的后巷，去贯注我们的同情。结果是同流合污。现在，灵魂工程师已经成为无数社会分工中的一种，三百六十行的一行。不再有拯救和被拯救。灵魂之光普照人间。而艺术呢？像艺术这样具有虚无的精神特征的东西，到了强劲的本世纪，就更加脆弱，不堪一击。艺术的理论就像人类开发自然的工具，有了工具，事情就有了飞跃性的进展，那就是艺术的产业大军蓬勃壮大起来了。艺术一代接一代的积累就像地底的矿藏，遭到飞快的挖掘和消耗。于是，新的理论便像新的工具，接踵而至，劳动是不会中止的。艺术的规则显见得束缚了生产力，然后就是，打破规则。音乐的调性已经殚精竭虑，再也不可能有新的他造，就像一块用尽了地力的老土地，那么就取消高调性；小说的故事成了陈年旧话，所有的人物关系都开始了第二轮甚至第三轮的重复，取消故事也在所必然；戏剧的舞台也束住了手脚，那么就走到观众席里，和观众共同演出，本来嘛，戏剧和人生就是一回事；还有京剧，程式化的形式早已拒绝了大批的年轻的观众，而年轻人则代表着未来，因此，便证明它进不了未来，革命的呼声更加高涨。事情就这样发生了。音乐，小说，戏剧又走进了繁荣，美术也走进繁荣，谁说它是静止的？它也可以附着时间的流程，就像戏剧，有人的活动和行为。事情变得彼此都有些像来像去的，小说像散文，京剧像歌曲和话剧，话剧则像联欢，像沙龙。无调性的音乐彼此相像，因为一切都漫无边际，互相渗透。事情还没到头呢！再接着，更彻底的事情发生了。无声的音乐诞生了，白纸一张的图画诞生了，总算，暂时的，无字的文学还在酝酿之中，尚未出壳。无人的戏剧也未出壳。但别着急，更惊人的奇迹很快就会来临的。先捡那些最极端的作例子吧。让我推测一下它的动因。无声的{DＺＳ辰JXSOSOU祥COM}音乐，空白的时间在指挥棒下进行了十几个小节，人们屏息期待着，音乐厅里一片寂静。这就是音乐要我们聆听和欣赏的吗？无声。中国的美学思想里有“大音稀声”之说，这就是效果吗？好了，果然，我们什么也没听见。可是，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还要音乐作什么？还有，什么都没有的画，是不是同样的道理，中国人的哲学，无就是有的意境？空白的意境？此空白就是彼空白？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图画展览会呢？在取消规则的限止之后，事情的存在已经没有必要的。艺术其实就是由这些限止决定的，没有限止就没有艺术。限止就是艺术的形式。有时候，我特别想回到最初的写作的状态，那种慎重地拿起笔，铺开纸，字斟句酌，写着写着，忽然迷失了方向，再掉过头寻觅足迹，重新出发。工作是困难得多，劳动艰苦，可是到达目的地的快乐真是叫人心里踏实。这是一种自然的状态，就好像农人收割去年种下的庄稼。种的是麦子，收的就是麦子。今天的情形是大不同了，四面都是方向，脚下就是路，真是随风而去，随处落地开花。倘若将稿纸比作土地，我们的笔犁破了多少地啊！肥土变瘦土。哪里还有未开垦的处女地？世界上的土地究竟是有限还是无限，人类的力量又究竟有没有止境？还有自然，自然是否至高无上？我们是不是真是自己的掘墓人？我们奋力建造辉煌的宫殿，取土制砖，结果挖空了地基，动摇了立身之本。也许一切都和世纪末无关，世纪末的说法，只是为自己的悲观情绪制造宽阔的背景，好有所依赖，也是软弱，生怕孤寂的表现。悲哀就是悲哀，绝望就是绝望，它发生在我们内心里，随着生命的周期按时出现，世纪末不过标明它发生的时间。只有事情本身是有意义，时间仅是时间。情绪低落的时分，最好是走出户外，再走远点，走出深街长巷，去到田野。那里，能听见布谷乌的叫声，农人们平整了秧田，正在落谷。赤裸的脚插在黑肥的泥水中，一步一步，谷种扬了满天又落了满地。架子上的葫芦青了，豆也绿了，南瓜黄了，花却谢了。原来，自然依然在生生熟熟地运动，活力勃发。野草野花在庄稼里偷长，这地的劲道还足得很哪！日月星辰也在各自的轨道航行，潮汐大起大落着。好吧，就期待着下一个周期，悲观主义终会走到尽头，快乐应运而起，那时节，就当是世纪初了。冬天的聚会那时候，冬天里，洗澡是件大事情。地处长江以南，按规定不供暖。可是，气温虽然大都在零上，却因湿度大感觉寒冷。许多北方人来到这里，都患上感冒和手足冻疮。比较起来，倒是这地方的人更耐寒一些。人们在阴冷的气候里，安度冬天。不过，洗澡真是个大事情。我们家有一门特别要好的朋友。两家的父母原先是一个野战军的战友，后来又一起在军区工作。他们这四个人，互为入党介绍人，在差不多的时间里结婚，又先后陆续从军区转业到现在的城市。又很巧的，我们这里的妈妈和他们那里的妈妈又在同一个机关里共事。所以，我们这三个就又是在同一个机关幼儿园里生活和学习。他家的男孩与我家的姐姐年龄比较接近，同在一个班级，意趣也比较相投，擅长各类游戏。他俩在一起玩得热火朝天，剩下我在一边干着急。就这样，我们成了通家之好。方才说的，我们两家四个大人中间的三个，来到了现在的城市，那剩下的一个是谁呢？是他家的爸爸。就他一个人还留在军区，冬天的聚会就要从他这里讲起。他其实经常回家，有时探亲，有时出公差，和我们大家团聚在一起，干什么都缺不了他似的。这一年的冬天，他家的爸爸又来了。这一次来，他在军内的招待所里定了一个房间。说是招待所，其实是宾馆，有着中央系统的供暖，温暖如春。客房呢，带洗澡间。于是，我们两家的大人，还有保姆，便一起去这房间里洗澡。补充一句，由于我们来往甚密，于是，两家的保姆也成了好朋友。时常是，大人和大人一起，孩子和孩子一起，保姆和保姆一起。就这样。我们去洗澡是在一天晚上。全家的换洗衣服，毛巾，还有零食和我们的玩具，装成好几个包。然后要了两辆三轮车，往招待所去了。对，那时候，有三轮车，以及三轮车夫，并不给人文学作品中的贫寒和劳苦的印象。他们将三轮车收拾得干干净净，座垫上包着蓝布罩子。油布的车篷上了蜡，散发着酸唧唧的刺鼻的气味。这气味也不顶难闻，它有一种凌洌的爽洁的意思，一会儿便适应了。车座下的踏板是没有上漆的白松木，宽条，拼接处结实地钉着钉子。车胎可能是补的，可补得合缝，服帖，气充得鼓鼓的。车轴上了油，十分润滑，有一点轧轧声，也是悦耳的。车夫的棉背心也可能打了补丁，却被一双巧手补得细细密密。那通常是一双苏北女人的手，特别勤于洗涮缝缀。车夫们，其实也不是想象中那样年迈体衰的，只不过，他们的装束有些旧和闭塞，带着他们所来自的家乡的风范：对襟棉袄，缅裆棉裤，棉花絮得特别厚，又用线绗上道。裤腰上系着宽宽的布裤带，平平地围上几道，也为了撑腰好借力。裤腿上呢？系着布条，为防止车链子磨破裤管。这样一来，他们在这个新奇摩登的城市里，就显得老了。他们正在壮年，你看他们一脚踩在脚踏，另一脚轻轻点地，点着，点着，脚往前梁上一跨，就坐上了车垫。下来时，也一样。他们并不放慢速度。相反，还加快了，然后一跃而上，乘着惯性，随着车子奔跑到终点。这几步跑得呀！真是矫健。他们脚上的手纳布鞋底，在柏油马路上一开一合，上面的盘龙花便一显一隐。马路的路面，在路灯的映照下十分光滑，不过不是镜面那样的光滑，而是布着细细的柏油的颗粒，好像起着绒头，将光吸进去。所以很柔和。不知是不是因为地球形状的缘故，当然，更可能是为了雨天防止积水的缘故，路面呈现出弧度。在灯光下，看得最清，因为光顺着受光面的弧度，均匀地稀薄下来。行道树虽然落了叶，可因为悬铃木树干比较浑圆的形状，以及树干上图案式的花斑，所以并不显得肃杀，而是简洁和视野开阔。冬天的马路，也比较少人，但也并不因此寥落，反是安宁得很。我们这两辆三轮车驶过马路，三轮车上载得满满的。前面是爸爸和妈妈，带着一部分包裹。后面是保姆带着我们，和另一部分包裹。保姆抱着我，姐姐抱着她的娃娃。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家庭出行。路灯照耀着，大人和孩子的脸上都罩着暖色调的光和影，偏黄，对比柔和。风，自然有些料峭，可江南的风，究竟又能料峭到哪里去呢？倒是使空气干爽了，驱走了一部分的潮气。不过，我们孩子的表情，多少是严肃的，脸绷着。夜间出行，总使我们感到不太寻常。车夫稍稍压下的双肩，由于用力，一耸一耸的起伏。到拐弯的时候，便直起上身，伸出一只手臂示意着，慢慢地拐过去。这姿势有一种优雅。我们驶过了一些马路，在一座大院跟前停住了。这是一座方形的建筑，样式有些接近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它显然是在建国以后造的，和这座城市的殖民风格的建筑，还有那种生活气息浓厚的民居很不一致。在这些姿态旖旎的旧建筑中间，它显得格外严肃，难免有一些乏味，但也包含有一种北地风范，“质”的风范。它的院子大而且平坦，使得周围的路灯照耀不到中间，就变得暗了。这也是有一股威势的。我们这一伙携儿带女，大包裹小行李的人，在这里躅行  ，看上去多么嗦和拖拉呀！我们终于走过院子，走进大厅。大厅也是广阔的，却很明亮，而且非常暖和。周围都是军人，穿着军装，个个精神。不像我们，穿得那样臃肿，身后还跟着一个梳髻，穿斜襟棉袄的苏北女人，我们的保姆。人们都在说话，同时大声地笑。可是声音在高大的穹顶底下消散了。而到了新环境里的我们，又都有些发傻，回不过神来。人们就好像是在一部没有放映好的电影里，只有动作，没有声音。但画面却是如此清晰，人们的表情相当鲜明。他们笑起来，眼角处的褶子，还有嘴角一弯一弯荡开的笑纹，都丝丝可辨。有一个军人，走过我们，在我头顶上胡噜了一下，我都没有回过神来。转眼间，我们已经进了电梯。然后，在走廊中间的一扇门前停下了。门开了，我们看见了我们熟悉的人。顿时，一切就都有了声音，活了起来。我们从方才一路陌生的窘境中摆脱出来，恢复了知觉，甚至比平时更要活跃。大人们也很兴奋，七嘴八舌的，顾不上管我们。那两个保姆呢，她们会心地不出声笑，互递眼色，一边却忘不了她们的职责，替我们脱衣服。房间里更热，简直成了一个蒸笼。因为内外冷暖相差，便积起雾状的水汽。人看上去，都有些模糊。我们很快就被脱得只剩一件衬里绒衫，可底下却还保守地穿着棉裤。这就使我们的样子十分奇怪，就像一只钻出蛹子一半的蛾子。可这已经够解放我们的了，我们身手矫健极了。我们捂了许多日子的身体上，散发出一种酸乳的腥甜的气味。小孩子的体味其实是比大人更重，他们的分泌系统还没有受损伤，所以  很卖力地工作着，分泌出旺盛的腺液。同时，他们又是被捂得特别严实。那气味呀，简直翻江倒海。这是一个套房，但并不大，我们就在外间活动。为了谈话方便，大人们将两张书桌在房间中央，拼成一个大桌子，放上吃的东西，喝的东西，玩的东西。地上铺着地毯，所以，我们孩子又在地上摆开一摊。我们在地毯上打滚，爬行，追逐，上蹿下跳。我姐姐和他家的男孩，由于是同班，就有了许多共同语言。他们甚至不用语言，也能互相了解，沆瀣一气。他们一对一地，具有暗示性地笑，很快就笑得倒抽气。而我被他们排除在外，心情变得激愤起来。于是，在他们笑得最热烈的时候，便哭了起来。这样，就招来了大人们。他们一致认为是那两个大的不好，分别斥责了他们，使他们转笑为哭，以泪还泪。如此这般，我们三个一人哭了一场，势态均衡，这才归于平静。两个阿姨在洗澡间里擦洗澡缸，同时叽叽哝哝，不晓得有多少知心话。我们几个则伏在窗台，看外边的夜景。不远处的中苏友好大厦，顶上的那一颗红星，在夜空里发亮。大厦的轮廓就像童话里的宫殿，宽阔的底座上，一排罗马廊柱。第二层，收进去一周，壁上环着拱形的巨窗。再上去一层，再收小一周。逐渐形成巍峨的塔状。大厦底下，有喷泉，虽然在平常日子里不开，但喷泉周围宽大的大理石护栏，看上去就已经相当华丽。有了这座宫殿，四周都变得不平常了，有一股伟大而神奇的气息笼罩在上空。街道上，静静地驶过车辆，在方才说的，弧度的街面上，灯光聚集的带子里行驶，车身发亮。我们感受到静谧的气氛，也因为刚才都哭过，心底格外的安宁。这一刻，大人们没注意到我们，他们热烈地谈着他们的。这时候，他们要比我们吵闹得多，也挺放肆的。楼下院子里有时会进来一辆车，缓缓停在大厅门前。其余大多是没有动静。院子门口那两个持枪的哨兵，好像两座雕像，一动不动。有两辆自行车从前边的马路上骑过，骑车人压低了身体，猛蹬车的样子，表示外面起着大风，气温相当寒冷。而我们这三个，热得涨红了脸蛋，汗把头发都濡湿了，一绺一绺粘在脑门上。大人们终于想起我们来了，于是，一个接着一个，被捉进去洗澡。每一个人被捉的时候，都尖声叫着，同时，疯狂地笑着。我们家的这个阿姨，是个对孩子有办法的女人，她一下子就逮住一个，三下五除二地剥去衣服，摁在澡缸里。她做什么都干净利落，且不动声色，很得我们父母的欢心。可我们都怕她，只有在父母跟前，晓得她不敢拿我们怎么样，才敢同她混闹一闹。她的名字叫葛素英，长了一张鹅蛋脸型，照理说是妩媚的，可她却不，而是有些凶相。她的男人有时从乡下上来看她，她也不给一个笑脸，尽是骂他，尤其在他吃饭的时候骂他。葛素英和我们一同吃，却不让他上桌，而是让他在灶间里吃。这个嗜赌的男人，坐一张小板凳，捧一个大碗，头埋在碗里，耳边是女人毒辣的骂声，匆匆地咽着。他住了几天，葛素英就骂了几天。最后，要走了，葛素英从贴身衣袋里摸出手绢包，打开，数出几张钱递给他。这时候，她的眼泪流下来了，可是，一点没有使她变得软弱。现在，  澡缸里的蒸汽熏着她，她的脸也红了，用刨花水抿得又光又紧的头发起了毛，松下几丝散发，贴在脸颊上。而且，她笑着对付我们。这到底使她温柔了一点。我们终于一个一个地洗了出来，好像剥了一层皮。经过肥皂水的浸泡，用力的揉搓和清水冲洗，全身发红。而我们的喉咙，也都因为尖叫和狂笑，变得嘶哑了。洗干净的我们，被大人揿在椅子上，再不许下地了。他们让出桌子的一角给我们，让我们玩些文雅的游戏。于是，我们便打牌。这副扑克牌是事先就准备好的，是一副旧牌。纸牌的边上，都起了毛，但一张也不缺损。我们只会打一种牌，抽乌龟。这副牌，在我们手里抽来抽去，不知道抽了有几百遍，就是这么抽毛的。“抽乌龟”的玩法，是这样的：先要剔去大怪和小怪，这两张不成对的牌。再在桌底下抽走一张牌，倒压着，谁也不许看。如此，牌里就有了一张落单的牌，这就是“乌龟”。然后，发牌，各自理牌，成双的牌都扔掉，只剩单的。这样，游戏就开始了。打牌的人依时针方向，从对方牌中抽牌。抽到的牌倘若能与手中的某张牌对上，便扔掉，反之，则留下。周而复始，最终就剩下那张落单的牌。握住此牌的人，就做了乌龟。这是一种完全凭运气来决定胜负的游戏，可正因为此，就很刺激。我们一打上手，就打个没够。而且，越打越认真。大人们也先后洗了澡，两个保姆再接着洗。她们很神秘地，把卧室通向外屋的门关上。于是，无论洗澡间里的水声，还是她们的私语声，全都听不见了。大人们的谈话也进入一个比较平静的阶段，轻声细语的。总之，这时候，房间里很静。中间来过一次服务员，送来开水，还问需要不需要什么别的。然后轻轻带上门走了。就这样，他们大人在那半张桌上说话，我们小孩子在这半张桌上抽乌龟。我们三个，每人都做过几轮乌龟。牌局渐渐有些紧张，便也沉默了。现在，我姐姐又脱手了。比较起来，她当乌龟更少一些。也可能只是看起来这样，她比较不那么在乎当不当乌龟，就显得比我们轻松。她甩出最后一对牌，就走开去，又吃又喝，不再关心结局。于是，就剩我和男孩较着劲。我们一来一去地抽着牌，这时候，“乌龟”不是在他手上，就是在我手上。可是，这一回，我的运气很好，抽到的总是成双成对的牌。看起来，“乌龟”很可能在他手上。很快，事情就要见分晓了。轮到我抽牌了。我手上只剩下一张牌，他呢，有两张。谁做乌龟，就看这一抽了！两位保姆已经出了浴室，卧室的门重又打开。她们穿戴整齐，洗好的头发重又紧紧地盘了髻，双手相交地放在膝上，坐着，就像两个淑女。除了脸色更加红润，就和洗澡以前没什么两样。这个男孩是个多病的家伙，他奇怪地对一切事物过敏。有一回，他吃了几口酒酿，竟也醉倒了，身体软得像面条。而我宁可相信这是他在装疯，因为他也是很会来事的。可是这时候，他变得严肃了。像他这样一个机敏的人，总是有办法化险为夷。这一次，却难说来了。事情就在眼前，也不由他做主，只能听凭命运的摆布。他的两只手握着这两张牌，毕恭毕正地端坐着，等着我抽牌。他全神贯注地看着牌，尽可能做到面无表情，让我很难猜测到左边的这张是乌龟，还是右边的那张是。这对我也是一个困难的时刻，非此即彼，我必须做出决定。大人们在柔声细语地说话，保姆们竖起耳朵听着，也不管听懂还是不懂。姐姐悠闲地坐在椅上。她的坐姿很不好，上半身完全瘫在椅面上，好像不是用屁股坐，而是用腰坐。可是没有人去管教她。我的手伸向他去，试探地摸着其中的一张。这时候，他抬起眼睛看了我一眼。简直是神至心灵，我捏住那张牌就抽。可是，却抽不动，他双手紧紧地握住牌。我再抽，他还不放。他的眼睛始终看着牌，脸上做出若无其事的表情，可就是不松手。他握牌的手指关节微微发白。谁也没有看见这一幕，都在忙自己的事。我们相持了很久，这张牌终于禁不住了，拦腰断成两截。一截在他手里，一截在我手里。我“哇”一声大哭起来，惊动了大人。他们围拢过来，看见的是两截断牌，便以为我是因为犯过失才内疚和害怕地大哭。他们纷纷安慰我，没关系，不要紧，不怪你，诸如此类的话。而我又怎么能说得清个中原委？无尽的冤屈哽得我气也喘不上来，只有更大声地哭，踢腿，蹬脚。几个大人上来一起按我。而我竟还能透过泪眼，注意到就在这一片混乱之中，男孩将手中剩下的那张“乌龟”混入牌中，一下子无影无踪。这一个晚上，是在睡眠中结束的。是场大哭之后，聚会达到高潮。洗澡，受热，疯玩，笑和哭，耗尽了最后一点力气。于是，我立即睡熟了，终于没能坚持到底。后来，他们又玩了些什么，玩到什么时候，又是如何回家，一概不知。至于那张牌，因为没有人提起，我便也没有机会辩解，事情不了了之。那时候，有很多次这样的聚会，都是在不知觉中结束了。1999年8 月2 日上海喜宴天下着细雨，是春雨，小岗上有人家要娶亲了。上午遣人到这贴邻的大刘庄来请，来请谁呢？请知识青年。小岗上是个小庄，只一个生产小队，大刘庄则有七个小队，第九个小队在大刘庄那一邻的小鲍庄，合成一个生产大队，叫大刘大队。知识青年都下放在大刘庄的生产队里，因为天下雨，没出工，坐在当门，看门外的烂地发呆。娶亲的是学校的老师，高中毕业生，年纪已经不小，有二十六了，这在乡里，早已过了婚娶的年龄。他为什么耽误下的？先是为了挑个好的，挑好了，又要“谈”一段，互相了解，所以才晚了时辰。这老师长了一张方脸膛，浓眉，大眼，方下颏，中间有一道浅浅的凹槽，嘴略有点此地人说的“妈妈嘴”，但不是太典型，正好使他笑起来带了点孩子气。他家还有个妹妹，长的也是他这样的。兄妹俩虽然是跟了一个干瘦的寡母生活，但身体都健壮，血气很旺的样子，可能是随他们早逝的父亲的遗传，并且都读了书。他们的寡母很骄傲地说，大刘大队就数他家的一儿一女最俊俏。现在，儿子又要娶亲了。知识青年总共也不多，十一个，一个县城来的又回家去了，剩下十个，正好一桌。他们和这位老师并不熟悉，因为老师是小岗上人，又不下地，偶尔在村道上遇到了，彼此都矜持地点点头，就走过去了。看上去，老师比知识青年更像是城里人。他穿得很整齐，口袋里插着钢笔，手里捧一叠课本，夏天脚上也很讲究地穿着鞋袜，冬天是一件驼绒长大衣，开着怀，手插在大衣两边的斜插袋里。只是无论冬夏，他都爱戴一顶单军帽，有檐的，戴到齐眉。这是“文化革命”前期的装束，虽然城里也还有青年戴军帽，但却是浪荡的风格。或是歪着，或是将帽顶掐出边，有些像电影里“国军”的军帽，流露出红卫兵运动进入低潮时期的颓废情绪。像他这样毕恭毕敬的戴法，却是透出了土气。还有使他像一个庄里青年的，就是吹笛子。下学以后，他横着一杆竹笛，一边吹一边在小学校前面的田间小路上信步。笛声悠扬，他的身姿也很悠闲，这就有了一种牧童唱晚的情调。小学校是在村庄背后，人称“家后”，与村庄相隔有一片农田，单独的一排五间房屋，靠着进县城的大路，显得有些寂寥。庄里绝大部分农田，又都在南边，这里多少有些人迹罕至。较常见的是大路上赶路的人，匆匆走过。或走路，或赶了驴车，驴脖下拴的铃铛，叮叮地响，清脆得很，又旷远得很。学校里还有位女老师，已经成家，五间房屋里有一间就是她的。男人又是在公社，一到星期天就走了，有时下了课也走。小学校就更显寂寥了。他呢，又是深居简出的，极少到大刘庄来。大庄对小庄难免有些歧视，小庄呢，也有着自己的尊严。所以，除了在小学校，他就是在家中。家是很旧的三间土坯屋，低矮而且黑暗，真不知道怎么会长出他们兄妹这样两个俊俏的青年来。他住东头一间，寡母和妹妹住西头一间，中间是堂屋，迎门墙下的条案上放了他父亲的牌位。他的房间是很少有人进去的，却有一个常客，几乎每天吃过晚饭就来了，两人便扎进了他的房间，说话，或者奏乐。他吹笛子，客人拉二胡。这个常客也是小岗上人，比他低两级的同学，因为成分不好，富农，所以回乡来只能务农，并且，至今没说上媳妇，也过了此地的婚娶年龄。这位学友极聪敏，拉一手好二胡，而且会作曲。因为大刘庄上知识青年里有一个是爱文学的，所以时常去请那青年写歌词，这样，就和知识青年有了往来。今天，学长娶亲，遣去请知识青年赴喜宴的，就是他。因为下雨，这学友就踩了一双大毛窝，既是防滑，也是取暖。春寒，加上雨，天阴冷得很，是那种不提防的沁骨的冷。他踩着毛窝，左一划拉，右一划拉，来到这些知识青年住的地方。他们散住在各处，有的在人家里，有的是自个儿单住。他穿了一件单衣，脸冻青了，却很欢喜，笑着说：请你们赏脸呢！他因是下地做农活，所以脸色比较粗糙，头发也蓬乱，这时淋湿了，就贴在额上。他长了一张瓦刀脸，牙有些暴突，是称不上好看的，但很奇特的，他倒不土。这可能是来自于他的开放的气质。他的眼神，说话，表情，都是镇定，从容，愉快，开朗。尤其他笑起来，嘴几乎裂到耳根，这张不好看的脸一下子显得生动起来。他的口音也和乡里人有所区别，虽然也是乡音，可又不完全是，这可能与他的措辞有关，比较文面，却不刻板，还相当风趣。他的嗓音也是一个原因，有些哑，但不是嘶哑，而是有些雄浑的，是种有内力的男声。总之，这一切合起来，甚至使他有了些魅力。他要比他的学长放松和自如，这是因为有自信，虽然无论境遇，还是个人条件，他都远不如学长。现在，学长娶亲了，他还没说着媳妇。很多次相亲，都是无功而返。知识青年受到邀请，都有些茫然，这个老师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呢？由于受到这个邀请，分散在各个生产队，来自于不同城市的知识青年便也纠结在一处，讨论要不要去。有知识青年的房东就说：既来请了，就一定要去，并且不能空手去，要带礼金。礼金的标准是，一人两元，可带小孩。房东又与他们解释：虽然你们在城里，老师在乡下，但都是上过学，读过书的，也可称得上同学，所以他才请你们。于是，大家便决定去，房东又让在他家寄住的那个知识青年带上他家的一个男孩，一同去了。这男孩大约是五六岁，看上去还更小些，却很老练地双手插在袖筒里，穿着小毛窝的脚，稳健地岔着泥，走在穿了胶鞋，打了雨伞，歪歪倒倒的知识青年前面。一到地方，就不见了人影。只见门前有一群孩子在细雨中玩耍，都是大人带来吃酒的，想是混入其间。天很暗，又下雨，这些孩子看上去都差不多。他们进了屋，黑洞洞的土坯屋里，依墙坐满了吃酒的人。里间屋是女眷，外间屋是男客，统是袖了手，也不怎么说话，有些拘谨，又有些严肃，耐心地等待着开席。他们这一伙人，并不分男女，挤坐在当门，看着人们忙乱。门前院子里张了油布，做一个大篷，底下放了案板，等着上客。阴着的天，被油布一衬，又有些发黄。油布有些破绽，不晓得使过多少婚丧嫁娶，有碰碎了的雨点洒下来，碰巧溅到脸上，冰凉的，就缩一缩脖子。老师的学友是指挥，在细雨中划动瘦长的四肢，佝着背，跑到东，跑到西。做新郎的老师只偶尔地露面。他的骆驼绒长大衣里面是新哔叽呢的制服，口袋上还别了一朵红绒花，军帽则换了蓝呢帽。他脸膛更红了，嘴抿着，想不笑，又做不到，嘴角就一动一动的，看上去就更孩儿相了。他出来和知识青年招呼，刚说半句话，就叫他的学友喊走了，去决定婚仪中的一个什么细节。天阴，看不出时辰，但凭经验，已是午后。这样的雨天，乡里人家都是吃两顿，头顿吃过，现在都感到肚饥了。不时有女眷从屋里走到门前，看自家带来吃酒的孩子有没有走远，要不就喊一声，把孩子喊到身边，一起坐着，等着开席。孩子坐一会就坐不住了，乘大人不留神，再跑出去疯。那知识青年带来的房东家的男孩倒是反过来。有两次走到屋内，看带他来的那名知识青年还在不在，就又走开去玩。屋里更暗了，有人垂着头在打盹，发出了鼾声。这土坯屋里样样都是暗的，只有做了新房的，老师那间东屋的门上，新贴的一个“喜”字，红艳艳的。来吃酒的人都穿戴过了，男的大都戴着呢帽，女的呢，至少是换了衣服，头上蒙了方巾。只是脚下的一双鞋，都沾了泥。惟有当门的一伙，邋邋遢遢。知识青年大都是颓唐的，而且故意地强化他们的颓唐，表示着对命运的不满。他们穿得相当糟糕，却是带着些戏剧化的，比如其中有一个，穿一件剥了蒙袄褂子的棉袄，扣子都掉光了，就拦腰扎一根松紧带；还有一个眼镜脚断了，用一根线挂在耳朵上；一个剃了光头；另一个则几个月不理发，头发盖到了脖颈根。女生略微好些，比较要面子，不肯落拓相，可那神情却是苦闷的。她们想的比较多，年龄的逼迫也更严峻。她们平时就不大开心，此时看着别人嫁娶，难免就有一些感触。所以脸都是绷紧的，含着些抵触。他们这一伙坐在当门，给这喜宴带来一股不协调的气氛。新娘不到，喜宴便无法开席，此时至少也是午后两点了。有一些消息传来，说是新娘的兄弟拦住了，要新郎亲自登门去接，新郎这才起身。新娘家在邻县的枣林子，这么走去，好天也须一个半小时，莫说这样的天。这是给新郎颜色呢！因为他老不娶，老不娶，却要谈，谈，谈。怎么不再谈了呢？怎么就要娶了呢？这时候，新郎那学友划船似地从门前泥地里划过来，对着当门的一群知识青年说：饿了吧，都怪新娘子！说着就哈哈笑着过去了。学长娶亲，他那样高兴，他自己娶亲呢？他什么时候才能娶亲啊！有时人们在地里做活，远远看见他和他那富农老子从高高的坝子上过去，就说他是去相亲。傍晚，消息就传开了，去相亲却没相成。他那富农老子身板比他高大，也更挺拔，脸膛也要方正，但中间那一条却是凹的，身材虽高大，却是阔扁的，一眼便知是他的老子。他的老子，看上去还不如他吃的苦多，所以就显得不老，也好看一些。穿得很齐整，态度文雅，并且有些新派，是那类见过些世面，受过新思想影响的乡绅的样子。不过，还是没儿子看上去聪明。既是新郎才起身去接人，那至少还有两个小时才可开席，别人倒没什么，反正下雨出不了工，知识青年却有些不耐烦了，脚也坐硬了。他们纷纷起身，跺着脚，跨出房门，去四处转转看看。那房东家的孩子一看带他来的大人要走，就有些急，高声叫：小×，你不吃酒就走？他想，他要是走，那么自己没得人带了，也只得走了。那小×说了声：还来。他才放下心，继续在孩子堆里疯。这小岗上是个小庄，平时大都没来过，或者只是走过，几大步便跨了过去。这时候看看，便觉着是个贫瘠的村庄，几乎没有青砖房子，连半截青砖的都少见。台子也修得不整齐，房屋便挤簇在一堆，在这雨雾和泥泞中，看上去都是快倒的样子。树也不多，井呢，有那么一口，井沿铺了些碎砖，不像大刘庄，全是青石板的井台。走了一圈，并没看到什么有趣的，便又踅了回来，站在院子里，看孩子玩耍，听几个老人说，如今的喜事没了吹打班，便不像喜事了。锅屋里外都是请来帮忙的女人，光是借来的碗碟就有几箩筐，肉和鱼都剁开了，粉条子泡在大木盆里发。那老师的寡母，今天要做婆婆了，头上竟也戴了一朵红绒花，拐了小脚里里外外地忙。他妹妹倒是穿得还不如平日鲜亮，脸上的表情也有些悻悻的。她一头扎在锅屋里，专事烧锅，并不出来接客。平时是很会说的嘴，今天竟锁上了，好像要给新嫂嫂来个下马威似的。时辰已经到下半晌了，阴着的天倒开了些，北方才有了天光，但也是近晚的天光。估量着差不多了，新郎的学友便开始往树杈上挂炮。几千响的炮抖落下来，总有些散的，于是小孩子就有了事做，纷纷去抢那些散炮，然后借了老汉的烟袋，哔哔剥剥地放。本来等恹了的，这时又有了些零星的喜气。再接着，就有人跑来传话，说新娘子来了，坐着牛车，已经到了坝子下。从这话到听见牛车的木轱辘在泥里吱扭，又有大半个时辰。知识青年又进了屋，坐在当门。因等得又饥又厌，一个个木胎泥塑般地发愣。外面哗哗然的，也没兴趣去探个究竟了，只是低着头，抖着脚等饭吃。外面闹嚷着什么呢？闹嚷着地太烂，要脏了新娘子的新鞋。新娘子脚上是一双黑平绒横搭绊的鞋，里头是尼龙花袜。于是就要新郎背新娘子进洞房。也是等得太久，要闹出些花样，才甘心。新娘子起先不肯，架不住众人起哄，尤其是新郎的学友，高声大气地说理，只得叫背了。一上新郎的背，新娘噗哧一声笑了，众人又是哗然。这她就再不肯抬脸了，将脸埋在男人的背上。只看见一头乌油油的短发，头顶圆圆地挑了一个箍，别了个红夹子。众人拥着背了新娘子的新郎，轰轰地进了房。外头炮响起了。这时孩子们分成了两拨，一拨进新房被里被外地乱搜，搜出红蛋，花生，糖块，还有烟卷。另一拨则在屋外地上满下找没炸开的散炮。那跟了知识青年来的房东的男孩，看来是老于此道。他先冲进新房翻腾，翻腾出了成果，再返身出屋。此时炮正放到高潮，散炮和着碎纸，四下乱溅。于是他就有了双重的收获。屋里屋外开始摆宴，人们抖擞起来。女眷们都出去喊自家的孩子，喊到身边跟着，准备入席。新郎的学友又进来了，对着知识青年报告：新娘子爱笑。对新娘子那一笑很欣赏，很高兴的样子。这是这一日娶亲里，画龙点睛的一笔。说过后，他又兴兴头头去忙了。喜宴终于开席了。那房东家的男孩，早已进了屋，贴着带他来的知识青年的大腿根站着，到入席的时候，便挤挨在他的身边。凡小孩都是没座位的，小的，坐在大人的腿上，大的，便挤挨了站着。等上菜的时候，大家都沉默着，气氛略有些紧张。这时，饭菜的香气已飘了起来，一桌一桌地挨着上了。最先上来的是四喜丸子，然后是萝卜肉块，再后是鱼，豆腐，粉条，白菜，馍馍是小麦面的，男人的席上还有酒。席上的人们一阵埋头，只听一片稀哩呼噜的吃喝声，有孩子东张西望，大人便朝他头上一筷子打去：龟孙子，快吃！于是孩子赶紧埋头快吃。知识青年这一桌还是排在当门，也有酒。那孩子不晓得是第几回吃酒了，一只手稳稳地捏在筷头上，直伸向最远处的肉碗，满满地挟回来，用馍馍接住，一点都不洒落。吃得又快又好。这时候，无论有多少玩的疯的，也吊不走他的一点兴趣。桌上的菜，有一小半是被他扫走的。两个女青年，因是饿了，还吃得多些，那些男的，兴头却在酒上，还猜拳。新郎特意过来敬了酒，由他学友陪着。到底和新郎有些生分，何况新郎还端着点架子，所以便客客气气地。倒是逮住了那陪来的，一阵纠缠，硬要讨他的喜酒吃，虽是他的软处，他却一点不嘴软，反过来问他们什么时候有喜酒吃，这里的喜酒就又有一层意思，还是指他们上调回城的喜事。乘着酒，彼此都有些发泄，可到底因为是吃喜酒，并不认真，所以就不伤和气，嘻嘻哈哈的。新郎的学友，伏下身，悄声又说一句：这新娘子咋样？爱笑。对她那一笑印象犹深。新娘子在屋里，再没露面。有人去看，屋里挤了人，有娘家陪来的，也有这头陪着的，满满当当。新娘子坐最里头，又低着脸，头发挡着，看不清，就觉着她是在“吃吃”地笑。等了近一天的喜宴不到半个时辰便结束了，每一桌都是风卷残云的局势，连一点馍渣渣都不剩，盘里碗里都是见底的。远路来的开始走了，知识青年那一桌呢？也差不多了。剩了些馍馍头，还有些残羹剩汤，酒喝干了。一个个走起路来都有些歪，说话舌头也大了。屋里点了灯，是油灯，把窗上的喜字映了出来。新郎从把新娘背进房里，就没再进过屋，怕人笑话起哄，只站在门外同人说话。见知识青年要走，又特地送到路上。那房东家的孩子，有些吃撑了，加上疯了一日，这时已经睡成一滩泥，由那知识青年背着，回家了。一个月以后，这伙知识青年中的几个，派工到东边挖一条干沟。歇歇时，要喝水，就想起吃过喜酒的这家老师，便奔了去。这天太阳很高，明晃晃的，树又绿了，小岗上显得光亮了些。老师家那三间土坯屋前，用秫秸拦了院子。老师在小学校上课，妹妹下地了，只有那寡母和新媳妇在家，见他们来，就招呼进屋坐，临时烧水沏茶，又捧出落花生。花生里还掺着枣子和一些碎红纸，是办喜事那日余下的。这回，这几个知识青年看清了新娘子。黑红的鸭蛋脸，眉眼特别浓，果然爱笑，笑起来又非常大方。知识青年等水烧开了，喝了茶，吃了花生，聊了天，在婆媳俩一片热忱的留饭声中，告辞了出来。小城之恋小小的时候，他们就在一起了。在一个剧团里跳舞，她跳“小战士”舞，他则跳“儿童团”舞。她脚尖上的功夫，是在学校宣传队里练出来的，家常的布底鞋，站坏了好几双，一旦穿上了足尖平坦的芭蕾鞋，犹如练脚力的解去了沙袋，身轻似燕，如履平地，他的腰腿功夫则是从小跟个会拳的师父学来的，旋子，筋斗，要什么有什么。下腰，可下到头顶与双脚并在一处；踢腿，脚尖可甩至后脑勺，是真功夫。这年，她只十二，他大几岁，也仅十六。过了两年，《红色娘子军》热过去了，开排《沂蒙颂》的时候，有省艺校舞蹈系的老师来此地，带着练了一日功，只这一日，就看出他们练坏了体形，一身上下没有肌肉，全是圆肉，没有弹性和力度。还特地将她拉到练功房中央，翻过来侧过去的让大家参观她尤其典型的腿，臀，胳膊。果然是腿粗，臀圆，膀大，腰圆，大大的出了差错。两个乳房更是高出正常人的一二倍，高高耸着，山峰似的，不像个十四岁的人。一队人在省艺校老师的指拨下，细细考察她的身体，心里有股不是滋味的滋味。她自然觉着了羞耻，为了克服这羞耻，便作出满不在乎的傲慢样子，更高的昂首挺胸撅腚，眼珠在下眼角里不看人似的看人。这时候的她，几乎要高过他半个脑袋。他的身体不知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不再生长，十八岁的人，却依然是个孩子的形状，只能跳小孩儿舞。待他穿上小孩儿的装扮，却又活脱脱显出大人的一张脸，那脸面比他实际年龄还显大。若不是功夫出色，团里就怕早已作了别样的考虑。两人虽都算不上主角儿，却都勤于练功。一早一晚的，练功房里常常只见他们两人。大冷的天气，脱得只剩一身单薄的练功服，不用靠近，便能互相嗅到又香又臭的汗味儿和人体味儿。他的味儿很重，她也不比他轻。似懂非懂的同屋的小女孩儿便说她有狐臊臭，都不愿与她床挨床住。她不在乎，还想：“狐臊就狐臊，你们还没有呢！多有人没，少有人有的东西，才是真正稀罕呢！”想归想，心里总还微微地有些难过，有点自卑。岂不知，那与狐臭是风马牛不相及，只不过人体味儿稍重些就是了。间或，练到一半会立定下来，喘一口气，互相看看，吸吸鼻子，她便好奇了，说道：“咦，你身上有西瓜味儿。”他便侧过头低下脸，抬起胳膊朝腋下嗅嗅，笑道：“我是甜汗儿，夏日里蚊子最好吃我。”可不是，白生生的皮肤上，这里那里全是褐色的小疤，夏天里留下的，再褪不去了。随后，他则惊讶地说：“你身上可是有股蒸馍味儿！”她也抬起胳膊嗅嗅腋下，回答道：“我是酸汗儿，蚊子不吃。”果然是光洁得连个针尖大小的斑点都没有，黑黝黝的发亮。两人便喘喘地笑，笑过了，再练，各练各的，有时也互相帮着。她的胯紧，他便帮她开胯，让她仰面躺在地板上，蜷起两腿，再朝两边使劲分开，直到膝盖两侧各自触到地面。待到她爬起身来，红漆地板上便留下了一个人形的湿印子，两腿蜷着朝两边分开，活像只青蛙。那印子要过一时才能干了褪去。他练着吸腿转，总绕着那人形，转不开去，遇了鬼打墙似的，直到那人形隐在地板宽阔的条子里边，他则期待着再长高若干公分，以为韧带的松紧是关键，便努力地拉韧带。背靠墙站好，请她帮助将绷直的腿朝头顶上推。她推得下力，脸蛋贴着他腿的弯处。他常靠的扶把尽头的那块墙壁，天长日久，石灰水刷白的墙上便有了一个黄黄的人形，独腿的，再褪不去了。她如站在那端的扶把上压腿，看着那独腿的人形，便觉有趣，沿着脚跟朝上瞅，直瞅到腿根。这么着辛勤地练下去，他是越练越不长，她则越来越多圆肉，个子倒是很长，离那颀长却甚远。只是依着时间的规律，各人都又添了一岁。这地方，是小小儿的一座城，环了三四条水，延出一条细细的汽车路，通向铁道线。最大的好处便是树了，槐，榆，柳，杨，椿，桃，李，杏，枣，柿，水灵灵的碧绿。轮船顺着水下来，早早的就看见一片郁郁葱葱的小洲，渐渐近了，便看见那树丛里的青砖红瓦，再近了，才听着一阵阵不卑不亢的歌声，是水客拉水的号子。此地人吃惯了河水，一吃机井水便肚疼腹泻，水客做的就是拉水送水的营生。平车上安着柏油桶，桶里盛着河水，随着道路不平的颠簸，溅出水花。河边的道儿，被车轮辗出深深浅浅的沟。无数条沟交错着。车轮从这条沟岔进那条沟，车轱辘在坎儿上硌一下，号子便打个顿，颤音似的，还有着节奏。一颤一颤的刚去远，又有后来的响起，萦绕不绝，与那绿荫荫的树丛常在。轮船却开走了，丢下几十个人，十几个挑子，踩着颤悠悠的跳板，沓沓的走上岸来，走上通向街心的土路。城里的街，大都是石块拼成的路，人脚磨得光滑滑的，太阳晒得热烘烘的，透过布底鞋烫着脚心，一身都舒坦了。挑子在肩上颤悠，脚板敲得石路沓沓的响，到了街心，才下了挑子，原来是一挑鲜嫩鲜嫩的韭菜，头刀割下，还带着露珠。这一日，城里十户有九户吃的是韭菜馅的扁食，一街的韭菜香。那韭菜挑子闲了，搁进一扎炸果子，悠悠的去了。上南边买草的马车“得得”的当街走过，车上张着被单作帆。老马低着头啃吃啃吃的走，身边跑着没有羁绊的马驹子，摇头摆尾的撒欢，四条细长腿跨得老高，一忽儿跑前，一忽儿落后，一忽儿又左右四下的乱走，撞了老妈妈的凉粉摊子，也没计较，谁辰#祥*书@院收集整理都给它让道，任它闹去。脱落了石灰，露出青砖的墙上，贴了大幅的海报，电影院演的电影，戏院演的戏。电影是一角的票，戏院则是三角；电影是人影儿动，身手很不平凡，戏院里虽是武艺低了几筹，却是真人形的。价钱很公道。到了夜里，都能满场，刚够满的场，正好的。到了夜里，街上的挑子走净，店铺上了门板，黑黝黝的一条街，石子路在月光下闪着莹莹的光亮。门闭了，窗关了，过了一阵子，灯也灭了。孩子开始做梦，梦到大了时候的情景，老人却想心事，想那少年时候的光阴，不老不少的男女们则另有一番快乐，黑暗里运动着，播下了生命的种子。来年这个时候，小城里便又有了新生的居民，呱呱的哭着。这会儿，是黑漆漆的静。影院里，唯有一块屏幕光明着，活动着人影儿，人影儿演着悲欢离合的故事。戏院里，是一方戏台辉煌灿烂着，真人扮着假角儿。他们总是不间断的练功，是想停也停不了。一旦停了下来，她会越发的圆胖肥硕，而他身上是连一分膘也不敢长的，横里多一分，竖里便更短了一分。他们只有这样苦苦地练下去了。其实，也并不是很苦的，甚至还很有趣。她的身材已经到了穿什么都不合适的地步，并且，做什么事情都嫌笨拙，很不自在。只有当衣服一件一件脱去，只剩下一身练功服时，才略微的匀称起来。当她做着日常生活绝不需要举手投足的舞蹈动作，良好的自我感觉便逐渐上升。她对照着前后左右的镜子，心想：以为她丑陋是绝不公平的，以为她粗笨也是绝不公平的。汗珠从她缎子般光滑的皮肤上滚落，珍珠似的。头发全汗湿了，一绺一绺的粘在长而粗壮的脖子上。她的发根生得很低，几乎延到脖子与背脊的交际之处，脖子上的短发湿透又干，全翻卷了起来，太阳照在上面，侧面极像一只绵羊。他也只有在穿着练功服时才显得修长一些，并且能有那么些凡人不及的武艺，身体的短处又能算得上什么。当他要着难度极大的功夫时，心中的感情竟是壮阔的。他将上衣脱了，袒露出极白却粗糙的背脊。他的脸上与周身都起着茂盛的青春痘，犹如吸收了养料总要有出处，不是高，便是胖，他的养料与能源，全部茁壮了这群疙瘩，赤豆似的，饱满着，表示着他旺盛的青春的体力与精力。待到慢慢儿地平复下去，便留下一个个褐色的井似的凹坑，这凹坑尤其布满在背脊上，使那面部背脊极像一块粗糙坚硬的岩石。每一口褐色的井上都溢着一颗硕大的汗珠，通明着。出汗犹如沐浴，汗水将身体深处的污垢冲洗出来，一身大汗过后，会有一种极其轻快舒适的感觉。只有一间小小的水泥地的小屋作洗澡用，靠着茶炉子，茶炉子紧靠着一口机井，可将掺好了的冷暖相宜的水端进去，搁在一个水泥砌的小台子上，台子下面有一道阴沟，可供出水。此外，门后还有一排衣钩，专给挂衣服用，这便是全部了。男女用的都是这一间，倘若门关着，就须大声问道：“有人吗？”里面则回答：“有人。”如是女声，男的便止步折头等待，相反也是。否则，里面就拔了插销，闪在门背后，等人进去再关上门。天热的时候，这里是颇拥挤的，为此引起的争端也很经常。而到了冬天，就寥落了。由于是一间朝北的屋子，且没窗户，终日没有阳光，十分阴冷，又没有任何御寒的装置。没有油漆的板门开了半扇，裸出被水冲洗得发白的水泥地。如不是还有他俩每日轮流地进去冲洗，留下一摊摊水迹，便更凄凉了。他总是先让她洗，趁着一身热汗，还不至于觉得很冷，可也不敢久留，很快就会觉出逼人的寒气。等她的时候，为了保持身体的温度，他还继续练着，环绕练功房作着大跳，每跳到北边一排窗下，似乎就听到那洗澡房里泼水的声响。眼前不免要现出，水从她光滑、丰硕的背脊上泻下，分为两泓，顺着两根决不匀称的象腿似的腿，直流到底，洇进水泥地里的情景。有一日，因为她从头至尾没有挪动双脚，待他端了水进去的时候，竟看见地上一摊水迹当中，有着一双干干的脚印，是穿着海绵拖鞋的脚印，他凝视着脚印，渐渐从那双脚印上延出了双踝，小腿，膝盖，大腿，一直向上，一整个人形都伫立在眼前似的。不知不觉，一盆水凉了。过了一天，他便买了一只苹果绿色的塑料桶送给她，因他记起她曾经抱怨脸盆大小，即使端两盆也不够洗的。一桶水可就多了，他想。大约是水多了，洗得很痛快，从此，湿地上再没有留下干干的脚印儿，脚印儿被水淹了。微烫的水，盛在桶里，桶不由得变了形状，提起在手中，变成扁圆形的了。阳光照透了苹果绿的桶壁，将水照成鲜嫩的颜色，冉冉地冒着淡绿的热气。水在她手下颤颤着，进了阴暗的小屋，隐在没有油漆，半朽了的板门后面。屋里极暗，没有窗，也没有灯，只从门下漏进扁扁的一条光线。那桶水却微明着，莹光似的，盈盈的绿着。水是烫手的，干燥挺硬的毛巾迅速地湿透了。她将饱满着热水的毛巾撩到肩上，水直流下胸前和背后，如千万枚针刺在了皮肤上。她“嘶嘶”着，接连地撩着毛巾，朝身上泼水。水，渐渐地浅了，也暗了。这时，她开始穿衣服了。推开门，阳光刺痛了眼，犹如热烈而粗暴的抚摸，她幸福极了。看见汗水淋漓的他依然在作着不间断的大跳，一块稀脏的护膝裹着漆黑的腿，不觉有点怜悯，便慷慨地将桶借他使用。第二天，她提着他还来的桶去接水，却发现那桶用过之后没有涮洗，桶底上有着一些浅灰色的残水，桶壁周围也布了一层浅灰色的颗粒。她正想张嘴骂人，却又止住了，怔怔着。她斜着桶转了一圈，看那浅灰色的水里有着一些微粒，不由揣摩着那是什么，可不会是他身体上的皮屑？她晓得皮肤不仅会沁出油汗，也会有颗粒状的皮屑。并不是灰，也不是土，只是皮肤的微粒。她想到这些，不觉又嫌恶起来，压上一股清水，泼了，再压上半桶，才下手擦洗桶壁，那塑料的桶壁在手掌下，总有些粗糙似的，有一些再也洗不去的东西，摩挲着手心。她捧起每一捧清水，都看得见其中有些微屑，鱼一般活跃地游着，无论房里是多么黑暗。这一天，洗过澡。她总有一种没洗净的感觉，背上有些刺痒，就经常耸动着肩背，做出一些不甚雅观的动作。同屋的女孩儿更有些嫌恶她几乎要以为她是长了虱子之类的东西，尽管她是天天洗澡，而她们一个星期才到澡堂去洗一次。澡堂是那样的澡堂，和男子的一样，也是在一个大池子里，下饺子似的下进去，烫着。到了下午，那水便稠了似的混沌起来。由于剧团在这城里有着特殊的身份，每个星期六的早晨，在那些乡里人进城之前，澡堂提前为剧团开放两个小时，让演员男女们进去洗澡。她们都自带着脸盆，将水从池子里舀上来冲洗，等她们一个个沐浴完毕，披着湿淋淋的头发，红润着脸蛋，西施浣纱似的将盛了脏衣服的脸盆斜端在腰间，走出澡堂，门口已经候满了脸上巴着眼屎索索抖着的乡里人，仰慕地看着她们，再也无从想象她们皇后般的幸福境遇。冬日的下午，街上总走着一些被澡堂的热汽蒸红了脸膛的乡里男人和女人。蒸红了脸膛的男人和女人，掮着挑子或挎着篮子，或拉着平车，满足地，急匆匆地走在出城的道路上：一条是通向轮船码头，一条则跨过分洪闸，直朝北而去。傍晚时分，太阳从分洪闸顶上，高高的泥塑的三面红旗后面，渐渐下去，将早已褪了色的红旗重新染红，那便是闸下最喧腾的时刻，平车辘辘地滚过，间着自行车寥落的铃响，女人自家纳的鞋底，踩在盖了薄灰的水泥地上，印上了整齐的抑或不很整齐的针脚儿，赶着日头，一路下去，下到泥路上，脚印儿淹没在飞扬的尘土里了。那是干燥的季节，一连三个月没有雨下，大路上起了一寸厚的浮土，埋住了脚面，地里裂了口儿。塘里的水干了，井里的水浑了，坝下大河低了，裸出暗绿的苔藓。落日是火红火红的，落下闸顶之后，却隐在了极远处的一丛绿树后边，变魔术似的，凡是绿树丛处，便是一个村庄，看得到，走不到，犹如海市蜃楼，到了夜极深沉的静谧时刻，却传来了悠长的狗吠。城里的狗不叫，成千上万只猫则沸腾着。是这样的时候，夜夜都叫出尖锐的声音，似哭，似笑，似喘，似叹，激荡着一整座县城，扰得人不能安眠。有那单身的光棍儿，便来不及起床，提起扁担就抡，却是抡也抡不开的，犹如出生就长在了一起。再细瞅，却发现是两条静默的狗。猫儿早已跑散，继续撕肠裂肝地叫。第二日早起，揉着布了血丝的眼睛，首先是咒猫儿，然后骂狗儿，继而抬头看天，并没有下雨的意思，再咒天儿。最后，想起了前面中学校里外边来的一对男女，竟穿了条纹布与烂花的裤子，虽是在屋里睡觉，并不见人，可究竟是裤子，怎能用条纹与烂花布制作，无论如何也是不对的。他们辛勤地度过了一个严冬，迎来了干燥的春季，她的身体已经丰硕到了无法再丰硕的地步，犹如早熟的果子，只是不匀称。而他那身体犹如他的意志那样坚定的凝固了，再不长一分。她长成了个大人似的，却依然是孩子脾性，说喜就喜，说悲就悲，喜过即悲，悲过即喜，转瞬万变，却自然得如同夏日的天，并不令人觉得无常和虚假。只是憨得可以。逗院里小孩儿玩笑，七逗八逗，逗出那样一句话：“俺爸夜里咬俺妈嘴巴子。”别人听见，心里窃喜，脸上却作不听见，岔了开去。唯有她喜得前仰后合，不知如何是好，非但自己毫不掩饰，也破坏了别人的回避。纷纷红了脸，想要止住她，她则很懂地说：“这孩子什么也不懂。”人们叫她逼得没法子，只得说道：“真是个憨丫头。”她却又极不服气：“其实我一点不憨，什么都了解的。”只有不理睬罢了。随着她日益长成个女人的形状，那脾性则越发地显出稚气与颟顸。她依然如小时那样，请求他帮她开胯。这工作于他却越来越为艰难，可他无法推却。由于无法推却，这要求便更加折磨了。她躺在他的面前，双腿曲起在胸前，再慢慢向两侧分开，他再克制不了内心的骚乱了。他喘着粗气，因为极力抑止，几乎要窒息，汗从头上，脸上，肩上，背上，双腿内侧倾泻下来。在他孩子般的形体里，心灵似乎是一种补偿，加快着速度成长，完全是成熟男人的心了。当他为她开胯的时候，他心里生出一股凶恶的念头，他想要弄痛她。便下了狠劲。她不由尖叫了起来，那尖叫如同汽笛长啸，把他吓了一跳，手软了，松开她的膝头。她并拢了双膝，用胳膊抱在胸前，继续叫着，随后便骂，骂出一串男人才能骂的粗话，比如：“我操你。”她完全不懂那真实的含义只当是很有力的袭击，很解气的，却不料反而启发了他的想象，使他越发焦躁，便也回骂了同样的粗话，这却有着确切的实用的含义，她同样的不懂这含义，依然赖在地上不起，抱着双膝，还不是老实的抱着，时而伸直一条，只抱一个膝头。时而伸直另一条，只抱另一个膝头。当她伸曲腿的时候，饱满的腹部与胸部，便十分结实的波动一遍。见他回骂，她越发激怒，越发骂出一串不堪入耳且又逻辑不通的粗话，比如：“我操你姐夫！”他更加激动起来，用加倍粗野却含义真切的话反击。她不再让他说话，一叠声的骂，声音又尖又高，企图压住他的骂声。他的骂声低沉而有力，具有一种缓慢的穿透力。当她自以为胜利停下来休息的时候，他的声音却雄浑地回荡着。这才发觉，他的咒骂一直没有停息，与她并行，犹如乐队里的大提琴似的，虽少有旋律，那音响却永远不灭。她来不及换气，接连的大骂，试图压倒他，他毫不退让，沉着地伴随她的聒噪，直到她声嘶力竭，躺在地板上滚来滚去哭泣起来，他才住口，阴沉沉地注视着她。她浑身已经滚得漆黑，两只漆黑的手无所顾忌地揉着眼睛，染黑了泪水，脸上流满了肮脏的眼泪。他忽有些心酸，便提了她的桶，盛满了冷暖相宜的水，叫她洗澡。她不听，依然哭着。由于有了安慰，哭得更加伤心，那伤心也更加真实。他只得近前去拉她。她的身体虽是沉重，况且又硬往下坠着，可他却是力大无穷，十分轻易地拽起她来，将她推进洗澡房。听到里面插销声响，继而传出夹了呜咽的泼水声，他的心忽而充满了柔情，温存起来。水泼在身上，那泥汗剥皮似地褪了下去，她觉着了轻松。眼泪早已干了，只是仍不屈地抽泣，示威似的。而心里却奇怪地充斥了一股温暖，那温暖渐渐地注满了全身，如同被人很亲爱地抚摸。她几乎觉到了快乐，却仍不愿停止抽泣，那{DＺＳ辰JXSOSOU祥COM}抽泣也像是一种安慰了。从此，他们不再说话，成了仇人。虽不说话，练功却还是练的，只是不说话了。他练他的，她练她的，自己练自己的，他不帮她开胯，她也不帮他搬腿，各自独立练着。两人都严肃着面孔，过分的认真着，像是进行着一场很重要很庄严的活动。练功房没了他们往日的说话声和笑声，那说笑声在空旷的练功房里，原本是会有些微回声似的反响。如今，只剩了脚掌落地的“嘭嘭”声，回声是“空空”的寂寥，更显得单调了。与这寂静的气氛相反，心里是热闹而紧张的。她心里仍在激烈地与他争吵，用一千一万个她了解与不了解的肮脏字眼骂他。骂过之后，却觉得自己是受了欺侮的，可怜而无助，便十二分地自爱起来。每一举手与每一投足，都是用着既委屈又自尊的态度作着，完全没意识到自己的作态，却只茫茫地感到练功有了新的目的似的，更富有意义了。那不仅是自娱，不仅是为了长进，似乎还格外的有了一份表演的意味。于是，她练功更比平日刻苦，对自己极为苛求，听任自己的身体由于失败狠狠地摔在地板上，痛得几乎要叫出声，她却忍着，挣扎爬起，再做第二次绝无成功希望的尝试。似乎是为了要使什么人大受感动，而实际上，自己却早已将自己感动得几乎要下泪。这同时，他更是折磨自己，将自己的身体一无必要地弯曲成不可思议的形状。他弯下腰，头达到了两脚之间，还不为止，便从两脚间伸出来，昂起来，平视着世界。那身体的路线令人困惑不已，哪是上，哪是下，一时有些迷乱。而他的眼睛经过了一个完整的三百六十度的历程，却更为镇静地看着这世界。历经了两次倒置之后，似乎变了一个状态。他以这样的姿势。可以静静的持续二十分钟。他好像是在恨着自己的身体，有意要惩罚它似的。那身体似乎是在他灵魂以外的，与他灵魂作着对，由他灵魂作着裁决。而他的惩罚由于太过，不免带了一点矫揉的成分。他们各自为了自己也不明了的心情；艰苦卓绝着。迎来了入春以来第一场雨。雨是这样下起来的。序幕是一个酷热的七月般的天气，来不及地扒下两件毛衣，却连衬衣都穿不住了。院子里开始出现飘逸的裙子，却还没有走出院门的勇气，只在剧团内部遗憾地招摇着。然后，天却陡然阴了，阴了整整一天，豆大的雨点掉了下来，时光倒流般的凉了。眨眼间，鲜艳的裙裾没了，晾了满院的衣服棉被收了，露出了湿淋淋的水泥地。一处高，一处低，低处汪着水，雨点下在水洼上，敲出一圈一圈水波。这时，已到了黄昏，雨里的黄昏，有些暖暖的凄凉，或者是凉凉的温暖。雨从练功房的屋顶上，顺着瓦楞，弯弯曲曲，磕磕绊绊地走下屋檐，转眼，屋檐上就挂了一张水帘。家家屋檐上挂了一张水帘，人们半掩着门，倚着那半边门框，隔着水帘，拉着家常，内容不外乎是今春的旱和今春的雨。也说话也吃饭，饭盛在大瓷碗里，托在左手上，右手操着一双弯曲了的白木筷。木筷挑着大米的稀饭，由于放了碱，稀饭呈红褐色，分外的香甜，碗边有一些腌豆子和咸菜，散发出霉烂的气味，那气味闻久了，竟有些鲜美起来。雨，落在碎石地上，竟是那样的响亮，盖住了一切声响，须大着嗓门说话，才能交谈。谁家的门紧锁着，主人还没回来，门口的衣服没人收，让雨淋得诱湿，是一条烂花布的裤子。那烂花由于湿了，便格外的鲜艳起来。天又凉了，须穿毛衣，没有毛衣的乡里人，便穿棉袄，棉袄几乎一律是黑色的。雨后的街上，竟有些萧瑟起来。碎石的地面被雨水彻底的洗刷了，黑是黑，白是白，鲜明的好比墨笔描写过的。河里的水涨高了，淹过了布着青苔的河岸，清澄极了。闸下的水泥道也白了，水泥道下的泥路却黑了，那一丛，这一丛的树荫则是葱绿葱绿，那是村庄。哪个村庄里，大雨时死了一个小孩，是下湖割猪菜，蹚大沟时滑了脚。故事传过几里地，被风吹散似的没了。城里人依然夸这雨好，下得及时，滋润了天气，人舒服。乡里人也夸，地里的小麦都绿了。他们依然不说话，仇人似的。旁人都看出来了，觉得蹊跷。蹊跷了一阵便习惯了，不再见怪。等到习惯了一阵，却又有点奇怪，因为那敌对的时期终究有些漫长了，其中像有着什么不寻常的缘故，自然不能由他们任意的仇人下去。问她，她不说；问他，他也不说。再问她，由于他们郑重的态度，她不觉也觉着严重起来，态度生硬而又固执。这态度使他们更为重视，以为即将打开她的心扉，更努力地问道。不觉勾起了她的委屈，那委屈因他们的严肃态度而夸张扩大，她便哭了。这一哭，加强了人们的信心，加紧地盘根索底。她则摇头哭道：“我不说，我没有可说的。”这确实是实话，可听起来意味却极其深长。再问下去，她便再没说话，只是一径的哭，且还哭得伤心。那伤心少半是因为委屈，多半则是由于惶惑和难堪，因她知道确实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情形却弄得这样严重，她以为自己是有责任的，因此，还有一点害怕。有了她这个态度，大家至少也满意了一半，再去问他，便也有了理由。他被逼不过，只得骂人了。他咬紧牙关，恶狠狠地骂着，骂些什么，为什么要骂，自己却不明白，觉着荒唐，则又收不住口。大家一径朝他嚷着，勒令他住口，勒令他向她赔礼，究竟赔什么礼，心中都有了数似的。只有他俩不明白，而其实真正明白的也只有他俩。可他俩并不以为自己是明白的，他们只当自己是什么都不明白，大大受了委屈，受了捉弄。被大家拥着，由舞蹈队长捉住他们一人一只手，使劲往一起凑，凑拢了好握手言和。他们挣扎着，挣扎得很凶，多少人合力才按住了他们。她哭着，他骂着，因为挣扎不动，气得要命，恼得要命。手终于触到了手，他们还挣着躲闪，而那躲闪却有点做作起来。他们互相触到了手，心里忽然地都有些感动似的，挣扎明显的软弱了。两只手终于被队长强行握到了一起，手心贴着手心。他再没像现在这样感觉到她的肉体了，她也再没像现在这样感觉到他的肉体了。手的相握只是触电似的极短促的一瞬，在大家的轰笑中，两人骤然甩开手逃脱了。可这一瞬却如此漫长，漫长得足够他们体验和学习一生。似乎就在这闪电般急促的一触里，他意识到了这是个女人的手，她则意识到了这是个男人的手。他们逃脱开去，再次见面都觉着了害羞，不敢抬头对视，更不敢说话了。因此，他们依然是不说话。不过，这时候的不说话，是得到大伙的认可了，便不再多做计较，由他们去了。练功是照常的练，练得依然艰苦。她拼命地摔打自己，肉体的疼痛给了她一种奇妙的快感，几乎为了这疼痛而陶醉。越是疼痛，越是怜惜自己，也越是不屈不挠。他则是尽力地扭曲自己的身体，将身体弯成什么也不像的形状，这才镇定下来，对自己的严酷使他骄傲。而当他们之中任何一人走开，单独留下任何一人的时候，那种自我折磨的决心和信心便会消散，浑身的兴奋与紧张一下子松弛了。他们这样干自己上着酷刑，原本是为了显示，可惜的是，他们的思想全集中在自己身上，分不出哪怕是十分之一，百分之一的注意去观赏对方忘我的表现。他们是白白的辛苦了。他们是为了自己才需要着对方。有了对方在，那艰苦与忍耐才会有快感，有意义。说到究竟，他们还是在向自己显示，向自己表现，要使自己信服和感动。可是，年轻而浅薄的他们，自然不会意识到这些，他们只是单纯地乐意练功，练功的时候必须是两个人同在。由于莫名的需要对方在场，他们便建立了默契，如是单独一个人，决不会来练功，只要有一个人先到了场，另一个便不招即来，然后，也不会有任何一个人轻易的擅自离开。三场雨下来，天是一日一日的热了，夏天到了。蝉是从天不明就开始长歌，一直到天黑。烈日晒透了练功房薄薄的瓦顶，热气包围了，从敞开的门窗里涌进。他们的汗水每日都把地板洗刷了一遍，地板渐渐褪了红漆，露出苍白的原色。汗水从每一个毛孔汹涌地流出，令人觉着快意，湿透的练功服紧紧地贴住了她的身体，每一条最细小的曲线都没放过。她几乎是赤身裸体，尽管没有半点暴露，可每一点暗示都是再明确不过的了。那暗示比显露更能激起人的思想和欲念。她的身体是极不匀称的，每一部分都如漫画家有意的夸张和变形一样，过分的突出，或过分的凹进。看久了，再看那些匀称标准的身体，竟会觉着过于平淡和含糊了。而他浑身上下只有一条田径裤头，还有左腿上一只破烂不堪的护膝。嶙峋的骨头几乎要突破白而粗糙的皮肤，随着他的动作，骨头在皮肤上活动。肋骨是清晰可见，整整齐齐的两排，皮肤似乎已经消失，那肋骨是如钢铁一般坚硬，挡住了汗水。汗水是一梯一梯往下流淌或被滞住，汗水在他身上形成明明暗暗的影子。而她却丝绒一般的光亮细腻，汗在她身上是那样一并的直泻而下。两个水淋淋的人儿，直到此时才分出了注意力，看见了对方。在这之前，他们从没有看见过对方，只看见、欣赏、并且怜惜自己。如今他们忽然在喘息的机会里，看到了对方。两人几乎是赤裸裸的映进了对方的眼睑，又好似从对方身体湿漉漉的反照里看出了自己赤裸裸的映象。他们有些含羞，不觉回避了目光。喘息还没有停止，天是太热了，蝉则是太聒噪了。正午的时分，只有蝉在叫，一街的门洞开着，里面却寂静无声。那午时的睡眠，连鼾声都没了，只有一丝不知不觉的口涎，晶亮地拖在枕畔，似还冒着热气。百货大楼阔大的店堂里是格外的空寂，苍蝇嗡嗡地飞，划着圆圈。营业员趴在柜台上沉睡，玻璃冰着脸颊，脸颊暖热和湿漉了玻璃。偶有不合时宜的人，踟蹰在寂静的店堂，脚步搓着水磨石地，无声地滑行。码头没有船到，河水在烈日下刺眼地反光，一丝不挂的小孩沿着河岸走远，试探地伸脚下水，水是热得滚开了似的。停了几挂拉水的平车，跷起的车板下，睡着水客。她想作一个“倒赐紫金冠”，终没有作成，重重地摔下来，地板像是迎了上去似的，重重地拍在她的身下。她接触到温热的地板，忽然的软弱了。她翻过身来，伸开胳膊，躺在地上，眼睛看着练功房三角形的屋顶，那一根粗大的木梁正对着她的身体，像要压下来似的。幽暗的屋顶像是深远广阔的庇护，心里空明而豁朗。顺着黑暗的椽子往下移动，不料却叫阳光刺痛了眼睛，那檐下的日光是分外的明亮，反叫人心情黯淡了，万念俱灰似的。她静静地躺在地板上，时间从她身边流过，又在她身边停滞，院里那棵极高极老的槐树，将树叶淡淡的影子投在窗户边上，她几乎看得见那只长鸣的蝉的影子，看得见它的翅膀在一张一合。这时候，在她的头顶，立了两根钢筋似峭拔的腿骨。腿骨是那样的突出挺拔，肌肉迅速地收缩到背面，隐藏了起来。她将头朝后仰着，抬着眼睛望着那腿，腿上有一些粗壮而疏落的汗毛，漆黑的从雪白的皮肤里生出。她默默地凝视着，觉得滑稽。那腿骨却向她倾斜下来，他蹲在了她的前面，看着她的眼睛，忽然问道：“要我帮你起来？”“不要！”她想嚷，不料声音是喑哑的，嚷不起来。她一猛劲，抬起上身，他早已将手挟住她的腋下，没等她坐好身子，已经将她推了站起。她站不稳，他的手却像钳子般挟住了她的腋窝，迫使她站稳了脚。他的两只手，握住了她的腋，滚烫滚烫，身体其他部分反倒阴凉了。这两处的热力远远超过了一切，她不觉着热了，汗只是歌唱般畅快地流淌。等她站稳，他的手便放开了她的腋下，垂了下去，垂在膝盖两侧。她腋窝里的汗，沾湿了他的手掌和虎口，而那腋窝里的暖热，整个儿的裹住了他的两只手。这会儿，他垂下的双手觉得是那么寂寥和冷清。他不由自主地伸张了几下，妄图抓住什么，却什么也没抓住。她站稳了，径直走向扶把，一下一下地踢腿。脚尖划着空洞的半圆形，阳光耀眼地挂在脚尖，在空中甩出去半个光圈。她过分突出，突出得已经变形了的臀部活动出丑陋的形状，他十分，十分的想在上面踢上一脚。她觉出他的注视，心里则是十分的快意。他的目光滚热地抚摸着她粗壮的腿，那腿早已失了优美的线条，却是一派天真的丑陋着。她无休止地踢腿，韧带一张一弛，又轻松又快乐，不由要回过脸去瞅他。不料他早已走了开去，去进行自己的功课。她顿时泻了气，腿仍是一下一下地踢着，却失了方才的精神。他正劈腿，左右劈成一条直线，身子却慢慢地伏在地上，胳膊与腿平行的伸直，贴在地面，手却握住了跷起的脚尖。他感觉到她目光的袭击，击在他最虚弱最敏感的地方，他情不自禁地一哆嗦，收缩起四肢，蜷成了一团，她的目光早已收回。他心灰意懒地蜷在地上，蜷了一会儿，站起身体，重新抖擞起来。他走到她的身边，站住了，努力挣扎了一会儿，不由憋红了脸，喃喃地开口了：“你究竟对我有什么意见？”她没提防他会说话，更没提防说出这种认真的话来，不由也窘了，脚尖慢慢低落，脸也涨红了，回答说：“没什么意见。”还好笑地笑了一声。“我们不要这样了。”他说，又补充了一句，“还是应该互相帮助。”“我无所谓。”她说，心里却怦怦地跳着，觉得事情有点不平常了。就这样，从此，他们又说话了。可是，说话的境界似乎还没有不说话的美妙。一旦说话，那紧张便消除了，随之，那一种兴奋；那一种莫名其妙的等待事情发展的激动与好奇，那一种须以默契来交流的神秘的意识，也消失殆尽了。然而，彼此终究是轻松了，要承受那一种紧张毕竟是太吃力，也太危险了。究竟是什么样的危险，谁都不明白，然而那一种冒险的心情，却是谁也都有的。他们重又正常地交往了，可却再恢复不了以往那一种明澈的心情，都怀了鬼胎似的，有点躲闪，也不再互相帮着练功了。他们只说话。话说得简短而生硬。他要通知她食堂已经开饭，晚了便买不到好菜，明明是好心的意思，出口却变成警告一般：“开饭了啊！”她则恶声答道：“谁不知道！”她用完了洗澡房让他来洗，口气却如最后通牒：“我可是洗好了啊！”他答应得也很不耐烦：“谁不知道你洗好了！”他们好像不会用别的口气说话了，至于先前，他们是怎样和颜悦色而又自然而然地说话，是谁也记不起来了。这样的恶言恶语，却并不吵闹起来。他们谁也不愿吵了，再不愿像个仇敌似的不说话。好不容易才打破了那尴尬的局面，他们是都懂得珍惜的。可是，那尴尬局面的转变，又使两人心里都有点遗憾似的。他们本以为事情会有什么不寻常的发展，都在颤颤的，怯怯的，等待着。而如今却一切正常了，不会有什么不寻常的事发生了，或者说，不寻常的事情发展了一点点就截止了，两人的期待都落了空似的，互相都有些奇怪的怨恨。因此他们生硬的口气不尽是做作，而是有一些儿真实的原因的。她常常会莫名其妙地给他白眼，她的眼白因为黝黑皮肤的衬托，格外的醒目，效果也特别的显著。他的脸色则是常常阴郁，布满了乌云似的，由于他苍白的皮色，这阴郁也格外的黑沉，有时竟叫她有些害怕，不敢太对他撒性了。不过，他们毕竟是说话了，自从他们彼此开始说话的那天起，两人的练功却都有些松懈，这样的折磨自己失去了意义，他们将改换一种交流和交战的方式。却又找不到新的方式，双方都有些迷茫。在有一段日子里，两人却像是失了生活目标似的，有点无精打采。天又是特别的热。正午的太阳底下，有人在街上的石子路上，摊熟了一个鸡蛋。围了有上百个人参观，头上冒着油汗，惊讶得忘了热，只有小孩为了满头化了脓的疖子，死命地嚎。到了夜晚，太阳落了，吸饱了热气的地面喘不过气来，将那热气一团一团吐了出来，蒸着满街的凉床凉席子。外面和屋里其实是一样的热，热得连蚊子也没有了。一连几日的喘不过气来，后来，天阴了，飘来了雨云，下雨点子了，如能撤退的军队，凉床子凉席子“刷”地不见了，进屋了，大人孩子转眼间睡熟了，如同死过去似的。到了夜半，却又热醒，枕上身下是一摊汗水，浸着身子。撑开肿着的眼皮，只见窗外又是一轮明月，碧晴的天上，云影儿也没一丝。城外的庄稼却说长得特别喜人，黄豆绿油油的，出嫩荚子了。乡里老头热得狗似的伸出舌头喘，却还说：“该热的时候使劲热，该冷的时候使劲冷，才是正经的天气。”瓜也长得好，小小的籽籽瓜，三分钱就可买得一个，薄削的皮，鲜红的瓤，乌黑的籽，走街穿巷的叫卖。一早就热得出油，喊了个卖瓜的进院，大伙儿凑了他的筐子吃，吃得肚胀，再让会计销帐，直接往防暑降温费上销。卖瓜的消消停停，坐在伙房边的背阴的走道里，竟也有了几丝穿堂风一得意，就开了讲，讲瓜田里的故事。有守瓜田却捉到男女奸情的，还有大姊妹收瓜贪吃尿了裤子的，种种丑闻恶事。有人去报告了团领导，险些儿扣发了他的瓜钱。他还是便宜，没受煎熬就卖出了一挑瓜，算完了一日的营生。挑着空挑子悠悠地出城。那一路，每隔二里地就有一口甜水井，又冰又凉，喝了好消暑。卖瓜的心想，凭啥，街上人就得受这个罪，热热的天，挤住在一堆儿，连个歇凉的树荫地也没有，不凭日头的高低，靠住钟点的做活儿。不过，那城里的姊妹真好，白生生的皮儿，嫩生生的肉儿。那是城里男人福分。街上的人可怜的是乡里人，毒辣辣的日头底下，连个躲处也没有，胳膊腿燎起了水泡，一层层的褪皮。衣服也褪了色，从不见身上有一点鲜亮的颜色，活个什么趣啊！就是那瓜好。不解的是县中学里那对夫妇，大热的天，却也紧闭着门，黑夜尚可想象，大白天的却又何必，不成是青天白日的也耐不住了，这可是何等的燥热啊！白里黑里的，却又不见半个崽子下地，女人的肚子姑娘似的扁扁平平，姑娘似的细腰窄腚，姑娘似的细皮嫩肉。出了三伏，立了秋，还有十八天的赛火呢！出了赛火的十八天，剧团派人去南边靠大海的大地方的大剧团，学节目。去的都是主演和主力，轮不着他们，他们依然是每日的练功。依然练得不得法。她长高长大了一轮，不长的他看起来就像是缩小了一轮。她觉着自己长得大高大了，身体简直成了累赘。洗澡时，望着自己那对丰硕得奇异的乳房，不由得诧异却又发愁，她不明白它们怎么长成了这样，不明白它们究竟还将怎么下去？她甚至以为是得了什么奇怪的毛病。想到此，头皮都发紧，害怕得想哭。她打量着自己硕大的每一个部分，连自己都有些惧怕。她想她是太大了，而她又无法使自己缩小。处在苗条秀气的女伴中间，她硕大得不禁自卑自贱起来。加上她没头没脑没有分寸的言辞，伶俐的女伴叫她作大憨子。幸而她不是个肯用脑子的人，这一点惧怕与自卑的心情，丝毫伤害不了她的健康。她精力旺盛，胃口很大。夜里，睡进被窝，两条胳膊搂抱着自己，心里对自己是十分的宠爱。然后，便像个婴儿一样香甜，没有一点儿心事的睡着了。睡梦中会咂嘴，咂出很受娇宠的声音。对他来说，累赘的是他心灵的成熟。他的心似乎是熟透了，充满了那么多无耻的欲念，那欲念卑鄙得叫他胆战心惊。他不知道这些欲念来自他身体的哪一部分，如果知道的话，他一定会毅然将那一部分毁灭。后来，有一个夜里，他在不该醒的时候醒来时，忽然明白了那罪恶的来源，他自以为那全是罪恶。可是这时候，他忽然发现要毁灭那个部位是如此的不可能，并且，那些欲念也因这个部位的宝贵而为他珍爱起来。他不明白这出于什么样的理由。这时候，外出学习的人回来了，穿着样式别致的衣服，提了更新换代的旅行包，走下了轮船，踩上颤巍巍的跳板，一步一步走上了岸。他们两人也去接了，她总是挤不前去，连一件行李也抢不到手，却也一样的激动，一样的热烈。或开路般的走在前边，或压阵似的走在后边，叽哩呱啦地说些风马牛不相及的话，谁也不回答，谁也没听见。可是，如没了她和她的聒噪，这迎接的场面便要冷静许多了。沉默的他却走在了中心，由那位跳洪常青或方排长的主演搭了肩膀，一起走着。并不起眼的他，却是这位主演的好朋友，军师一般的地位，从码头回团的路上，那主演告诉他：“有你的角色演了。”那角色是双人舞《艰苦岁月》里的小红军，再找不出像他那样矮小而又武艺精湛的演员了。在别的很多剧团里，这角色都是由女演员演的。这角色就像为他而设计的，几乎不用研究讨论，就定了下来。这本就是属于他的角色。一切都顺利极了，只有一件困难，便是那舞蹈里有不少托举，更有很长的一段，老红军须背负着小红军行走，且还要走出健美的舞步，做出刚劲的动作。这时候，方显出他的不利。看上去瘦小的他，却有着令人吃惊的体重。“老红军”背不动他，一上肩便弯了腰，再不可能走出舞蹈的步伐。并且，他们双方都没经受过托举的训练，不会借助巧力而使身体轻便，他只会死死地攀负在人背上，一心的惶惑与抱歉终是无用。当他又一次重重的从人背上跳下来的时候，那人再止不住怨言了：“你是太重了。”他红了脸，转而反击道：“你是太熊了！”那人面有愠色，眼看一场冲突就要起来，大主演便出场解围道：“让我来试试。”于是负了他背上走了一遭，走是走了下来，却是喘个不休。接着，旁边的人也纷纷上前尝试，将他在背上背来背去，走来走去，嘻嘻地笑着。他终于捺不住了，挣着跳下地，把身下的人推了一个趔趄，人们这才收敛了。这天晚上，他没有吃饭，留在练功房里练弹跳。他知道那最初的纵跳是很关键的，一旦能轻松地上了肩，后边的路程便好走了。如果在上肩时就耗尽了力气，且又调整不好呼吸与步子，就麻烦了。除此以外，他希望自己能轻松一点。不过一会儿她也来练了，像是帮助消食，每顿饭后，她都要练功。这样她才有理由多吃。她是极爱吃的，吃得极多。今天，她新换了一套肉色的练功服，是这回出去学习的人买回来统一发下的。是那些大剧团里正规的练功服，领口开得极低，尤其是背后，几乎裸到了腰际。裤头是平脚的，绷得过紧，深深地勒进大腿根部。他忽然很和蔼地向她请求，帮助他排练这托举的一段。由于他久已陌生的温和口吻，更由于她从下午起就憋在心里的那一段愚蠢的撑强心情，她欣然答应了。他先向她交待了动作，不料她站在一边早已将动作记熟，竟做得一丝不差。他便跑去问电工索来录音机和磁带，快转到那个地方，开始了音乐。他上了她的背，她竟不觉得吃力，由于激越的音乐的伴奏，还很快活。他在她背上动作，很感踏实，他没想到她的肩背是那样的宽厚而有力量。他们极顺利地走完了一遍，她只微微地有一些正常的喘息。没等他开口，她便跃跃地说道：“再来一遍。”这回，他们是从头来起，她将老红军的动作全学了下来，做得倒并不难看，尚有激情，到了托举的时候，十分自然地上了肩。她的胳膊又结实又有力。由于她承受的轻松，使他也有了自信，动作大胆了，反倒灵巧了，减轻了她的负担。他们渐渐熟练起来，竟比他原有的搭档更为默契。五遍六遍下来，他们可以一无负担地，轻松自如地去做所有的动作。他们忘记了技巧上的困难，忘记了托举前须作的思想准备。那每一举手，每一投足，犹如他们的本性一样自然，音乐又是那样的激动人心，重复使它更亲切更悦耳。她忘了那角色是一个老红军，只以为就是她自己。他也忘了那角色是一个小红军，也以为就是他自己。每一个动作都是他们自己的动作，出自他们的心愿和本能。他们忘情地舞着，大镜子里闪过他们的身影，他们的身影迅速地从这一面镜子闪到那一面镜子，他们的身影包围了他们自己，他们竟觉得他们是很美的了。再没有比舞蹈里的自我感觉更为良好的了，况且，还有着音乐。当他再一次伏到她背上的时候，嗅到了浓重的汗味儿。他的胸脯感觉到了她厚实的背脊，那背脊裸在低低的后领外面，暖烘烘，湿漉漉。他同样暖热而汗湿的胸脯，与她背脊滞涩的磨擦，发出声响，轻微地牵扯得疼痛。他的膝头觉出了她努力活动的腰，他的手觉出了她浑圆结实的肩头和粗壮的脖子，那脖颈由于气喘，一紧一松。沿着汗湿的头发，他的鼻子觉出了她脑后盘起的发辫的触碰，带着一股浓郁的油汗气息，上面有一枚冰凉的夹子，戳痛了他的脸颊。他全身的感觉都苏醒了过来，从舞蹈的技巧中解脱了出来，于是又重新地紧张起来。与方才那抑止了全身心的紧张相反，这会儿，所有的感官和知觉全都紧张地调动起来，活跃起来，努力地工作着。舞蹈已成了机械性的动作，分不去他丝毫的注意了，他负在一个火热的身体上面，一个火热的身体在他身下精力旺盛地活动着，哪怕是一丝细微的喘息都传达到他最细微的知觉里，将他的热望点燃，光和火一样喷发出来。这光与热传达给了她，她什么也感觉不到，只觉得背上负了一个炭盆似的燎烤，燎烤得按捺不住。可一旦等他下去，燎烤消失，背上又一阵空虚，说不尽的期待，期待他重新负上背来。一旦上来了，则连心肺都燃烧了起来，几乎想睡倒在地上打个滚，扑灭周身的火焰。可是音乐和舞蹈不允她躺倒。她像是被一个巨大而又无形的意志支配着，操纵着，一遍一遍动作着，将他负上身，又将他抛下地，她忽然轻松起来，不再气喘，呼吸均匀了，正合着动作的节拍。躯壳自己在动作，两具躯壳的动作是那样的契合。他每次跳上肩背都那样轻松自如而又稳当，不会有半点闪失，似乎这才是他应有的所在，而在地上的跳跃全成了焦灼的等待。当他负上背时，她才觉心安，沉重的负荷却使她有一种压迫的快感。他们所有的动作都像是连接在了一起，如胶如膝，难舍难分，息息相通，丝丝入扣。他在她背上滚翻上下，她的背给了他亲爱的摩擦，缓解着他皮肤与心灵的饥渴。他一整个体重的滚揉翻腾，对她则犹如爱抚。她分明是被他弄痛了，压得几乎直不起腰，腿在打颤，可那舞蹈却一步没有中断。音乐是一遍又一遍，无尽的重复，一遍比一遍激越，叫人不得休息。夜已经深了，有人在对着练功房怒吼，骂他们吵了睡眠，还有人用力的开窗，又用力的关窗。这一切，他们都听不见了，音乐笼罩了整个世界，一个激越的不可自制的世界。最后，终于有人扳动了电闸，灯一下子灭了，音乐嘎然止住，一片漆黑。院里所有的灯都灭了，连月亮都没有，是个没有月亮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如同堕入了深渊。他已负在她的背上，动作与音乐一起止住，凝固了似的不动了。足有半分钟，他从她背上落了下来，掉在了地板上。两人没顾上说一句话，惶惶地逃跑了。奇怪的是，在那样漆黑的夜晚中，竟没有碰撞，也没有跌跤，就那么一溜烟似地逃窜了。后来，《艰苦岁月》中的小红军，还是由一名女演员取代了。他是如同铅块一样沉重，而且日益地沉重，日益地笨拙，谁也负不起他了，而他竟失去了先前那一点轻巧，在谁的背上也无法放松自如，这紧张与笨拙更加重了身体的分量。他再找不到那噩梦一样迷乱的夜晚，在她肩背上的感觉。他与谁都建立不了息息相关的默契了，除了她。可她见了他，却有点躲闪，他也同样，害怕见到她。他们甚至不敢在一起练功了。有她在，他便不去，有他在，她也不去。渐渐的，他们又有了新的默契，不在一处相遇的默契。可是他是那样刻骨地想念她，她虽不像他那样明确地想念，却是心躁。她变得十分易怒，不明来由的就与人吵架，吵到最后，即使是她占了上风也免不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哭嚎。院子里是那么小小的一方，她放肆的哭闹声几乎注入了每一个角落。他远远地躲在屋里，听着那哭声，充满了心碎然而快乐的感觉。大热过后的秋天，是格外的天高气爽，阳光是透明的，空气如水洗过一般，白杨树很高的树梢上，挑着一缕阳光，即使乡里人的面色也显得白皙了。这一个秋天，街上很流行铁灰的褂子，西服领，微微地掐腰。要有人穿着这样的褂子从街上走过，一街的人都会停住脚嫉羡地望。第一个穿这褂子的，是县中学那外方来的女人，她很招摇地从街上走过，提着菜篮，向沫河口来的“猫子”买螃蟹。此地将船民叫做“猫子”，起心底里可怜他们，没个安生的家，常年飘流在水上，没个根似的。螃蟹张牙舞爪地到了她篮里，滋滋地吐着气泡，巴着篮子的竹壁向外爬。她竟不怕，一只一只捉了回去。到了晌午，街上就传遍了，县中学那对男女，竟吃那样的东西。说这话时，“猫子”已经回了船上，一橹一橹地去远了。他想着这些人吵吵嚷嚷的真可笑，几辈子的呆在一地，生了根似的，什么世面也见不着了。他望望蹲在船头奶孩子的女人，女人很安心地看着船下的绿水，一波一波的荡着，撩着衣襟，腾出一只食指，在孩子脸颊上划着。岸边是整齐的大柳树，柳丝儿低垂，一排几十里，“猫子”心里很宽畅。这个秋天，她满十七岁，他则是二十一岁了。依然是互相的躲闪和逃避。那一个夜晚，时时缠绕在他们心上，想甩也甩不脱。他们想作出忘记或不在意的样子，为了可以坦荡地重新在一起相处。可是只须短短的一瞥，便再也佯装不下去，匆匆地缩回头去，还是不敢见面。然而，虽是不见面，彼此却被对方全部占据了。他的想象自由而大胆，那一夜的情景在心里已经温习了成千上万遍，温故而知新，这情景忽然间有了极多的涵义，叫他自己都吃惊了。她是不懂想象的，她从来不懂得怎么使用头脑和思想，那一夜晚的感觉倒是常常在温习她的身体，使她身体生出了无穷的渴望。她不知道那渴望是何物。只觉得身体遭了冷遇，周围是一片沙漠般的寂寥，从里向外都空洞了。莫名的渴念折磨了她，她无法排遣，只是加倍地吃，吃的时候似可解淡许多，于是就吃得极多，极饱，吃到肚胀为止，而练功却懒怠了。她的体重迅速地增加，各个部位都努力膨胀，她变得又丑又笨，而他却在消瘦，每一根骨头都暴露了出来，挑着皮肤，皮肤上每一个毛孔都生出疙瘩，伤痕累累。他简直像一只拔光了毛的雏鸡。食欲不振，为了唤起食欲，他总是买了最多最好的饭菜，摆开在练功房门外的水泥地上，自己则坐在门槛上，瞪着怨恨的眼睛望着饭菜，久久不动筷子。他也不常去练功了。练功房显得很寂寥。他们都很寂寥。后来，演出了，在县城里唯一的戏院里。戏院像一个巨大的仓房，粗大的木梁架住三角的房顶，场灯缀在没有油漆的木梁上，一盏一盏一盏。同样没有油漆的木柱立在场内，正好挡住那后面两个座位的视线，每一场都必有这座位的观众的争吵，可是每一场都仍然将这座位照价售出，谁也不记得这座位的号码。水泥地上粘着痰迹和烟蒂，浮着一层永远扫不尽的洋灰与土。时常的停电，一旦停电，会场一片漆黑，乱过一阵，才有一盏汽油灯幽幽地点燃，照亮在丝绒已经磨平了的紫红色大幕跟前。然后又有了第二盏，第三盏，第四盏，沿着幕沿一溜儿排开，从底向上将人脸照亮，留下一些丑陋的阴影。没有他俩的事，他俩在后台，她照管服装，他照管道具。没事的时候，就跑到幕侧看演出。幕侧有着一排排的硬景片，隔了几重几进，她站在这片的暗影里，他站在那片的暗影里，彼此只隔了两步的距离。可是台上的光明将幕侧遮得更为幽暗，他们谁也没有发觉谁，孤独地看着台上的节目。节目一个一个向下走，终于走到那个舞蹈《艰苦岁月》。熟悉得几乎陌生的音乐陡然响起，他们不由同时哆嗦了一下，这颤抖如同电流一般，在空中相遇，流通，他们忽然觉出彼此就在附近。心跳了，脚步却没有移开。他回头望了一下，正望见她的目光，她忽然向后退了一步，退进一个高大的景片的遮蔽里，那景片是一间营房。他随即也追了进去。景片后面一片漆黑，激越的音乐从幕前传来，充满了一整个剧场，笼罩了一切。他站了一会儿，伸手凭空地摸了一下，什么也没摸到，却感觉到她的躲闪。她笨拙的躲闪搅动了平稳的气流，他分明听见了声响，如潮如涌的声响。然后，他又向前去了半步，伸手抓住了她的手，她的手在向后缩，他却攥紧了，并且拧了一下。她似乎“哎哟”了一下，随即她的背便贴到了他的胸前。他使劲拧着她的胳膊，她只能将一整个上身倚靠在他的身上。他是力大无穷，无人能挣脱得了。他的另一只手，便扳过她的头，将她的脸扳过来。他的嘴找到了她的嘴，几乎是凶狠的咬住了，她再不挣扎了。音乐已到了尾声，小号，定音鼓，全上了，汹涌澎湃，气震山河，一切卑微琐细的声响都被吞没了。犹如冰河解冻，一江春水直泻而下。谁都不能明白的，他们忽然之间，容光焕发。她面色姣好得令人原谅了她硕大笨重的体态，眸子从未有过的黑亮，嘴唇从未有过的鲜润，气色从未有过的清朗，头发则是浓黑浓密。她微黑的皮肤细腻光滑，如丝绸一般。身体依然是不匀称，可每一个不匀称的部位，线条却都柔和起来，不同先前那样的刺目。并且，她的神情也有了明显的改变，似乎是自信了，脸上总满不在乎的带着沾沾自喜的笑容，虽然愚蠢得很，可那一种明朗灿烂，也不由叫人心动。他，则是平复了满脸满身的疙瘩，褐色的疤痕不知不觉地浅了颜色，毛孔似也停止分泌那种黄腻腻的油汗，脸色清爽得多了，便显出了本来就十分端正的五官。鼻梁是高而挺直，眉棱突起，眼睛陷下，很有些像阿尔巴尼亚人，阿尔巴尼亚电影是这些年唯一能看到的西方电影，那里面的人种，渐渐形成了一派审美的标准。他的眼睛有一种天然的思考的光芒，使他很肃穆，也很深沉，一点不轻薄，使他十五岁孩子形状的形体也有了男人的意味。他们的生命，似乎冲过了阻碍，又流畅了，显出那样一股欢欣鼓舞的活力。他们彼此不再惧怕，躲避只是在众人眼前。由于只在人前躲避，那躲避便有了一种神秘的趣味，似乎一整个人类都被他们嘲弄了似的。他们假作仇敌似的互不理睬地擦肩走过，目不斜视，心灵却诡秘地交换着眼色和微笑，心中是十分的得意和骄傲。在没有人的时候，他们便如胶如漆，再也分不开了。他们并不懂什么叫爱情，只知道互相是无法克制的需要。每天晚上，夜幕降临时分，两人便不见了，撇下一大个黑沉沉的练功房。直到雾气白了黑夜，三星沉西的时候，两人才像幽灵似的先后出现在院里，蓬着头发，乱着衣襟，眼睛在黑暗里灼灼的闪亮，踩着湿漉漉的石板地，各自摸回了自己的宿舍。这一夜是出奇的幸福，经过激动的抚摸与摩擦的身体，是那么幸福的疲乏，骄傲的懒惰着。那爱抚好像是从毛孔里渗透了，注进了血液，血是那样欢畅地高歌着在血管里流淌。幸福得几乎要叹息，真恨不能将这幸福告诉每一个人，让每一个人都来妒忌他们。可又必得将这幸福牢牢地圈在心里，不可泄漏一点一滴。因为这全是罪孽。尽管她什么都不懂，可却懂得这是犯罪。什么是应该的，她不知道，可什么是不应该的，她却很知道。而什么都懂的他，便更明白这是非同小可的犯罪了。可这罪孽是那样的有趣，那样的吸引人，不可抗拒。当两人身体一旦接触，合二为一的时候，什么犯罪，什么不应该，什么造孽，便什么都不存在了，只有欢乐，欢乐的激动，欢乐的痛苦，欢乐的惊惧。他们最初的感觉是恐惧，最先克服的也是恐惧。没有头脑的她最是容易消除恐惧的，而极有头脑的他，则更懂得如何克服恐惧。当恐惧消失了的以后，他们竟还有些遗憾，有些哀悼它的逝去。无论是没有头脑的她，还是有头脑的他，都永远的记着在那恐惧的颤动里的亲爱，是何等的快意。那惊惧顽强的抵抗，欲望顽强的进攻，在这激烈的交战中，身体得到了如何强大而又微妙的快感。两个身体是那样的相亲相爱，爱得无法爱了，灵魂便也来参战了。他们忽然的那样亲密无间，并且不再避讳任何人，那是任何人都没有思想准备的。他们又在一起练功了，重新互相帮助，互相体贴入微，连一句重话都是亲昵的。两个的饭菜票合在了一起，买来了饭菜，一起吃着。他的衣服全由她包洗了，而装台卸台时，她的那一份活也由他包干了，尽管她一点不比他软弱，可他不让她插手。她便只能闲着，吃着脆生生的红心绿皮萝卜。如有人责备她，她便不客气地回嘴，到了说不赢的时候，自有他来支援，两人结成了这样坚强的同盟，简直可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了。可是，当身体和灵魂结合在一起，那爱仍然不足以排遣的时候，便会采取一种绝然相反的宣泄的形式，一种反目的形式。犹如他们好得那么招摇一样，他们也常常坏得惹人非议。那一段日子里，他们便成了真正的敌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身体以强烈的排斥为吸引，如同搏斗似的，互相抵抗，谁都不愿撤离，撕扯着，纠缠着，直至筋疲力尽，然后便是温情脉脉的亲爱，亲爱过后，又是搏斗。到了人前，他们便冷眼相对，反唇相讥，吐不出一句好话，以那种污秽的语言相骂。人们吓唬着要去找团长惩治，也无济于事。就这么样，好好坏坏，坏坏好好，就像互相欠了宿债一般，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清算了结。这是一个多事之秋。连天的雨，大河隐在雨丝和雾气里面，船像个魂似的，在茫茫水天中靠了码头，又离了码头。城外泥地全被踩烂了，被乡里人的赤脚带进街上，搅了一城的泥浆黑水。泥鳅都钻到街上来了，还发现了一条南方的蚂蝗，一城的人都慌了，明知道是城郊大队旱改水，养了几亩水稻田所带来的，却仍然赶不走大祸临头的预感。那蚂蝗活动得那样机敏、一旦咬住了腿，便再不松口，使劲地拍了下来，腿上便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洞，过了半晌，血才潺潺地流了出来。雨，渐渐地停了，地，渐渐地干了，天气却陡地冷了起来，入冬了。这年的冬天，犹如夏天出奇的热一般，却是出奇的冷。没有风，太阳好得喜人，天晴和得像春日，却只刀割似的手疼，脚疼，脸也疼。鼻子耳朵都红了，萝卜似的。在街心，即使是太阳地里，也休想能站定半分钟，冷得够劲，却不动声色。就像要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了，有一股不安的心情，游魂似的在街上飘移。果然，过了阳历年，就死了当家的——总理。事情有了答案，那不安便渐渐平息了。后来，又死了大元帅朱老总；后来，又地震；后来，又死了领头的——毛主席；后来，“四人帮”倒台了。这一个秋天里，他们各自长了一岁，她十八，他二十二，却就像长了一百岁似的，上一个秋天里的事，回想起来，刚好像是上一辈子。他们爱得过于拼命，过于尽情，不知收敛与节制，消耗了过多的精力与爱情，竟有些疲倦了。为了抵制这疲倦，他们则更加拼命，狂热的爱。身体所受的磨练太多太大，便有些麻木，须更新鲜的刺激才能唤起感觉与活力。他们尽自己想象的变换着新的方式。互相却稔熟得渐渐失去了神秘感，便也减了兴趣。可他们是欲罢不能，彼此都不能缺少了。尽管每次归来，都是又疲倦，又厌烦，却又很不尽兴的失望，可是每次出发的时候，那期待仍然是热烈而迫切的。他们一身大汗的回来，走上狭窄的木梯，梯子在脚下吱嘎着，搔着他们的脚心。他们觉着又疲乏，又肮脏，却没有兴致到那洗澡房去洗澡。茶炉子是早已熄了火，急急忙忙出去时，忘了打热水，水瓶空空的，又不敢倒别人的水瓶，怕别人就此识破了什么。院子里是一片寂静。他们疲乏地躺在床上，粘粘的皮肤极不舒服，连被窝都潮湿了。他们简直不明白，怎么这样的拼力也达不到最初的境界了，十分的苦恼，他们又忍不住的自惭形秽，很想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暗暗下着决心。可是到了下一天，互相见了面，不约而同的都做了那约定俗成的手势和眼神，暗暗约了会面的时间。在那约会前的几个小时里，心中的焦灼使得他们坐立不安，幸而他们已久经锻炼，竟可做得一点破绽也没有，不被察觉地度过了那焦灼的几个小时，溜出了院子。身体那么狂热地扑向对方，在接触的那一瞬间，却冷漠了，一切感觉都早已不陌生，没有一点新鲜的好奇，惊慌与疼痛。如同过场似的走了一遍，心里只是沮丧。得不着一点快乐，倒弄了一身的污秽，他们再不能做个纯洁的人了。这时方才感到了悲哀与悔恨，可是，一切早已晚了。剧团里，谈恋爱的人日益增多，几乎都成双成对，一起进，一起出。他们本也应该加入这二路纵队，并且可作领队的。可是却深觉惭愧，很不够格似的。眼看着别人，都比自己纯洁，都有着美丽的前途，而自己却早早地掉下了泥淖，再也洗不净了。因此，在这大谈恋爱的风气之中，他们却悄悄地藏匿了起来，形同陌路。别人只当他们又有了新的纠葛，早已不觉稀罕，只由他们闹去，谁都不知道他们心里的苦衷。这苦衷因是两个人的，本就是两份，便也谈不上什么分担与解忧，一起的扛在了身上。却又不能作点交流，互相安慰。互相都十分明白，可稍一点破都会无限的难堪与烦恼。没有一点解决的办法。因此，在这苦恼里，他们是极其的孤单了。他们孤独的各自担着自己的一份苦恼，只觉得世上所有的人都比自己快乐。他们是过于性急，不知忍耐，不知节省，早早地将快乐都享用尽了，现在只省下惭愧和苦恼了。由于这苦恼，由于这苦恼只能由他们分别各自的承担，他们互相怀恨了。这是认真的怀恨，很严重的怀恨。其中严肃的意味使他们不再当着人前纠缠不清，当着人前的纠缠叫他们以为是轻佻并造作的了。他们只在没人的时候分争。他们吵得极凶，说出极其刻毒的话，去刺痛对方最容易受伤的部位。她对他哭喊着：“我恨你，我要杀你！”他将两手的虎口对准了她的咽喉，压低声说：“再嚷，就掐死你。”她恨他是真实的，他要掐死她也是真实的，于是互相都有些骇怕，软了手下来。他们真实的激动着，互相骂着，彼此气得打战，最后终于扭在一起厮打起来。他是力大无穷，她激烈的情绪使她就像打不倒似的。厮打到后来，那忿怒却渐渐平息，只是激动还在。他们不知是厮打还是亲热，或许又是厮打又是亲热，一时上，昏天黑地，什么都退去了，只有一股无名的狂躁。这时候，身体内侧升起了一股奇异的快乐，他们逝去已久，呼唤已久，早已等待得绝望的快乐，出人意料地来了，在人一无准备的时候来了。他们终于搏斗到了精疲力尽，瘫软下来，却是久已未有的满足。他们渐渐安静下来，互相看了一眼，眼光里已没了怨恨，只有亲昵的爱。两人这才挽着手，像放假回家的小学生一样，只是纯洁地挽着手一悠一悠地回去了。仅仅是两只手的接触也使他们觉着了亲爱。一直走到离开剧团院子一百米的地方，他们才松了手，忽又觉着自卑的压抑。院子里传出的琴声与歌声，就好像从另一个世界上传来。他们又觉出了身上的肮脏，好像两条从泥淖中爬出来的野狗似的，互相都在对方面前丢尽了脸，彼此都记载了对方的丑陋的历史，都希望对方能远走高飞，或者干脆离开这世界，带走彼此的耻辱，方能够重新地干干净净地做人。那仇恨重又滋长出来，再也扑不灭了。分洪闸下，总是有手扶拖拉机突突突的来来去去的大路上，总有人看见有男鬼女鬼在打架，女鬼披了头发，男鬼血口喷人，打得吱吱叫。这故事顺着大路走远了，添了枝加了叶，等它折回头走进街里时，完全是另一个陌生的面貌了。他们和别人一起，胆战心惊地听着这故事，在比较安宁的和平的夜晚。他们想要摆脱对方了，先是他冷淡了她，然后她也冷淡了，这冷淡并不使双方难过，甚至有些轻松，好像是激战过后的休息。他仍回复了以往的生活节奏，每天仍然练功，练罢之后洗澡，吃饭，睡觉，睡得尚平静，心情开朗了，性情也平和了。可是经历过了这一段以后，两人都有些显老，超出了他们的实际年龄。她竟瘦了，皮肤松弛下来，大腿根上现出了水波般的花纹，他却胖了。在内心里，他们都有些苍老似的，团里那些少男少女的恋情，在他们眼里，好像是一场幼稚的游戏，早已看透了幕帷，识见了真谛。她有些失了廉耻，忘了自己还是未出阁的女儿家，照例有些不该听不该说的故事。她可全然的不在乎，觉着一切都十分自然，就连误入了男厕所也是十分的坦然。别人的嘲笑一点不被她理解，心里只是委屈和纳闷。而在他，男女之间的避讳，早已是撕得粉碎。任何女人在他眼里都是赤裸的，一眼便看到了最隐秘的部位。他无法对任何一个异性留有距离，而使心里充斥了神圣纯洁的感情，这使他痛苦万分，这世界，早早地向他揭示了秘密，这样一目了然的活着，再有什么能激起他的好奇与兴趣呢？他不由得万念俱灰，人生好像刚起步就到了尽头。这时候，他们才明白，无论他们怎么冷淡，不在一起，都已经是有罪的人了，依然是有罪的人了。他们终是个不洁净的人了，他们小小的年纪就不洁净了，要不洁净地度过多长的岁月才了结啊！因此，当他们分开的时候，灵魂却相依了。可是，他们依然没有勇气再走到一起，彼此都有些害怕，害怕那样的下去，最终会是什么结果。可是在他们最最坚决的时候，心底深处，却是谁也不曾真正的相信，他们之间的关系，就这样告终了。他们只是在等待，等待到那终于等待不下去的一天，再说吧。他们依然和平日一样的生活，晚晚早早地各自回了宿舍，上了床，自以为十分安宁又十分幸福，其实不过是在度过暗自契约的限期。他们彼此都有个预感，事情不会就此结束，因为冥冥之中，他们实在是谁也不愿意就这样结束。不过，这时分的轻松与安宁，也不是虚拟的。他们实在是太激动，太疲劳，需好好的养息才能够恢复。那样的罪恶，就好比是种子，一旦落了土，就不可能指望它从此灭亡。他们处在一个蒙昧的时期，没有一位先行者来启开他们的智慧。况且有一些事情，即使是圣人都无法启明的，只有自己在黑暗中摸，碰，爬，滚，从污泥浊水中找出一条出路。好比偷吃了禁果的亚当与夏娃，上帝都无法拯救了，只得将他们逐出伊甸园，世世代代的受苦。他们又是那样平凡卑微的孩子，怎能期望他们与自然的力量抗衡。他们只凭着自己小小的善恶的天性与聪明，忽明忽暗着。这一个春天，平安度过了。他们似乎已经到了境界似的安静下来，彼此之间既不好，也不坏，和平常的关系一样，偶尔在一处说一些没要紧的闲话，偶尔在一起做一些不收效的练功。甚至，关于他们的流言，也渐渐地平息了。即使实在闲了，谈起来也都当作已经过去了的旧事。连他们自己都认为，事情是过去了，如暴风雨般急骤的情欲已经过去了，再没危险了。精神便也慢慢地松弛下来，解除了警戒。甚至有点恢复到最初的时候，她没有顾忌地对他大喊大叫，他也宽容地忍让着，就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的一样。即使单独在一起时，也能平和地相处了。他们简直有点怀疑，他们曾经有过那样的关系吗？回想起来，每一次，每一个细节，都那么清晰可见，历历在目，可却总像梦中，事实上，他们双方都正处在一个养息的，初愈的阶段，疲劳与紧张刚刚消除了，可元气尚未恢复，身体仍然是虚弱的，微醉般懒洋洋的，软绵绵的，似睡似醒的。这确是一个心旷神怡的境界，可为时却极为短暂，甚至是转瞬即逝的。紧接着，一场更为汹涌澎湃的波动将会来临。他们将会发现，先前的一切仅只是暴风雨之前掠过天空的闪电，远方滚来的雷鸣，是一个序幕，一个序曲，一个引子，一个预言。由于他们弱小而胆怯，这些已经几乎将他们吓破了胆，他们几乎溃散，幸而他们年轻，身体又健康，头脑则简单，且有充分的好奇心，因此，他们居然能以不慢的速度恢复起来，等待接受生命狂潮般的，正式的洗礼。他们又开始每天的练功了，似乎共同在回想以往的美好的生活。那身体违拗了本来原理的伸展与收缩；那剧痛与疲劳之后快乐轻松的喘息；将身体内部的污垢冲刷出来的淋漓的大汗，以及大汗过后的洗澡，滚热的水针扎般地从身上滑过。已被遗忘的练功的一切快乐都重新唤起了。她几乎觉得自己是身轻如燕的，一连可以做成百上千个吸腿转而不停歇，直至身体终于支持不住摔倒在地上，一整个练功房的三角形的屋顶还在一扬一抑地旋转。她竟以为她仍然在转，她将永远这样旋转下去。她感觉到身体的健康、有力，服从她的意志，得心应手地做着各种动作。各种动作由于一段时间的疏远，又由于实在是太稔熟了，再不可能忘怀，便格外的亲切，新鲜。练功房的镜子上折射出几十个她旋转的身影，她看见前后左右有几十个自己在旋转，犹如几十个自己在舞蹈，又如几十个自己在欣赏自己。她便深深地陶醉了。而他的身体则是前所未有的柔软坚韧，他垂手直立着，静静地凝视着眼前，然后，上身极慢极慢地朝后仰去，仰去，头朝了下，世界在他镇静的凝视里倒置了。这才举起手，举至齐肩，头顶将要落底时，手正好抵住地面，缓缓地向前挪动，挪到脚跟，头再度昂起。颠倒的一切又重新在他凝眸中调正过来。他便静静地看着，身体觉不出一点勉强的痛苦，十分的自然，似乎这才是最正常不过的站立了。她旋风似的闪进他平静的视野，又旋风似的闪出。随着她的旋涡似的转圈，顺着他身体弯曲的轨道，有什么在缓慢而顺畅地流泻。他们似乎都能体验到那一种暗河般的流动，几乎听见了它潺潺的水声。这时候，剧团要出发，上南边演出了。走的那天，街上家家都在煮棕子，一街的粽叶清香。天蒙蒙亮的时候，轮船磨磨蹭蹭的靠岸了，“哗”的涌出人来，沓沓踩着跳板上岸，扁担篮子碰撞着。人下过了，剧团才上船，一箱箱的道具，服装，灯光，软景，幕条，往上搬着。好容易搬完，连人也上齐了，船动了，太阳已经升起，被对岸大柳行婆婆娑娑地遮着，含羞似的。水客们的号子响起了，一声高，一声低，间着车轮的辘辘声，荡漾在金晃晃的水面上。雾气散了，那号子声陡然的明亮起来，十分高亢，却含着一股说不出来的荒凉，贴着水面向上腾起，越升越高。车轮在泥污的车辙里行走，从这条车辙滚到那条车辙，每一滚动，车身便颠簸一下，水忽悠一下，从桶口泼了出来，号子打了个颤。从此，那号子便永远有着不断地停顿与颤音，记录着道路的坎坷。太阳是越升越高。船，迎着水流慢慢地行走，太阳跟随着，在柳枝垂帘的廊里行走。水波粼粼的闪光，一泓清水，一泓浊水，从船底滚过。舱里是水洗过的潮湿，又似从未洗过的肮脏。烟蒂，浓痰，瓜子皮，鸡屎，涂了一地。人们挤挤地坐在朽了一半的连椅上，耳畔被隆隆的马达声堵住了，什么也灌不进了。他们坐在底舱，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竟坐在了一起。底舱是加倍的气闷和潮湿，一排气窗外面，是站在船栏边上的人脚，像是站在了舱内人的肩上，走来走去，时而密集，时而分开，天光便时而漏进，时而遮住，舱内却总是黑暗，点了一盏电灯，灯泡裹了一层灰垢，被一舱的烟雾缭绕了。是那种劣等的烟叶，塞在烟袋锅里，一口一口吸进，一蓬一蓬呼出，薰得呛鼻，时间长了，就微微地头晕。船微微地晃着，昏暗的灯泡轻轻地摇晃，一舱的烟雾也在慢慢地摇晃，人脚在人肩上走来走去，恍若梦中。都有些沉沉欲睡。连椅上人挤着人，肩膀与肩膀挤得太紧，只得佝偻了，两排连椅又离得太紧，膝盖夹着膝盖，再没有比从两行人中间走过更难的了。人们将额头抵着膝盖，辛苦地睡着。头在膝盖上滚来滚去，互相碰着。他们紧紧地挤在一起，胳膊贴着胳膊，腿贴着腿。她枕着膝盖上的书包几乎要睡着了。他则透过气窗，从人腿的缝隙里望着白茫茫的水和天出神，也几乎是睡着了。机器的轰隆充满了整个头脑，整个世界都沉入在这轰鸣之中。劣等的烟味渐渐失却了那股辛辣苦涩，反倒甜了起来，是一种令人昏迷的腥甜。他们几乎睡着，只留有一线知觉还悠悠的醒着，游丝般的飘移。这醒着的一线知觉萦绕着他们彻底松弛、没有戒备的身体，漫不经心似的撩拨，好比暖洋洋的太阳下，凉沁沁的草地上，一只小虫慢慢地在熟睡的孩子的小手臂上爱抚似的爬行；好比婴儿的时候，从母亲乳房里细丝般喷出的奶汁轻轻扫射着娇嫩的咽喉；好比春日的雨，无声无息地浸润了干枯的土地；好比酷暑的夜晚，树叶里渗进的凉风，拂过汗津津的身体。他们睡得越是深沉，那知觉动得越是活泼和大胆，并且越来越深入，深入向他们身体内最最敏感与隐秘的处所。它终于走遍了他们的全身，将他们全身都触摸了，爱抚了。他们感到从未有过的舒适，几乎是醉了般的睡着，甚至响起了轻轻的鼾声。那知觉似乎是完成了任务，也疲倦了，便渐渐地老实了，休息了，也入睡了。这时，他们却像是被什么猛然推动了一下，陡的一惊，醒了。心在迅速地跳着，钟摆般地晃悠，浑身的血液热了起来，顺着血管飞快却沉着地奔腾。他们觉着身体里面，有什么东西醒了，活了，动了。是的，什么东西醒了，活了，动了。他们不敢动一动，不敢对视一眼，紧贴着的胳膊与腿都僵硬了似的，不能动弹了。彼此的半边身体，由于紧贴着，便忽地火热起来，一会儿又冰凉了。他们脸红了，都想挣脱，却都下不了决心，就只怔怔地坐着。前边的气窗，忽然豁亮了，没有一点点的遮挡，都是白茫茫的水，船就像在河库行走，他们就像在河库行走。他们被挤得动弹不得，捆住了似的。似有一根无形的绳索，将他们从头到脚捆住了，捆得那样结实，他们挣不脱一点点了。太阳早已落了，落在船头很远的地方，烟叶也吸得疲倦了，烟雾却像凝固了似的，消散不去，罩在头顶，令人觉着了压迫。脖子有点发硬，顶了磨盘似的。肚子叽叽咕咕地叫，不知是他的叫，还是她的叫，几乎压过了机器的轰隆。他们饿了，刚才开饭的时候，他们都睡着了，同伴没招呼醒他们，只好由他们错过了。好在，船将抵码头了。这一天，这里的孩子，都用五色线织成的小网袋，兜着一只青皮大鸭蛋，挂在胸前，网袋底下，缀着一束五彩的流苏，随着鸭蛋在胸前的晃悠，一摇一摆。火车直接从街心轰隆隆地驶过，路面都震动了。每个人的鼻孔都如烟囱般的漆黑。楼，是不尽其数了，高高低低，如火柴盒样四角四方地立着，既傲慢，又呆笨。到了夜晚，四面亮出一方一方的窗口，街上是喧闹多了。路灯是玉兰花瓣形状的，隐在梧桐树叶里，隔一段亮出一盏，隔一段亮出一盏。汽车来去的穿行，自行车如潮般的在汽车两侧，为它们开道，叮叮铃铃响成一片。橱窗被日光灯照得雪亮，花红柳绿，五彩斑斓。旁边的墙上贴了层层叠叠的海报，借了橱窗的灯光照亮了：四面八方的剧团，南北东西的戏种，形形色色的节目，真是一片繁荣似锦。他们的海报印小了，比人家的小了一半。是淡黄色的薄纸，很容易被风刮破了边。不敢覆在人家上面，只挨在边上，孙子似的。不过，头三场还是满座。此地的人多呢！此地有的是人，挤来挤去，泰然自若地在疾驶的车辆间穿行。汽车揿着喇叭，尖厉得刺耳，响彻了云天。冷不防，一声呼啸平地而起，喇叭声忽地没了，一列火车轰隆隆地驰过，然后，喇叭声响才又显现出来，却总有点鬼祟了。越过一方一方明亮着的楼房，朝前望去，深蓝的天空上，有着一柱黑烟，冉冉地升起，渐渐地漾开，十分优美地飘荡，扩展，盛开成一朵美丽的黑色的牡丹。慢慢地移目，便可看见，四周围的天空上，缀满了这样美丽的黑色的图案，先后变幻，织成一个神话般的包围圈。黑烟溶解在碧蓝的空气里，天色逐渐加深了颜色，于是，那灯光衬着漆黑的夜幕，便格外的明亮起来。码头上，一日有七八条轮船靠岸，又离岸，汽笛声此起彼落，声长声短。这城市里，有近一半的人是流动的，车带来，船带走，或者船带来，车带走。这城市，就格外的不安静了。他们租的是一家小小的剧场，八百个座位，却赫赫然地叫作个“人民影剧院”。没有专门的宿舍，剧场介绍了附近的招待所，每人每天的宿费正够抵消演出的收入，只得婉言谢绝，自力解决了。女宿舍安在放映间里，那是窄窄的一条走廊，墙上仅有几方安置放映机的窗洞，正传送进剧场里的喧嚣和热腾腾的人气，出奇的闷热。一长条木板，如东北的大炕，人挨人挤着。第一夜，谁都没有睡安稳，浑身刺痒得难忍，使劲撑起眼皮，开开灯看，却发现，有绿豆大的臭虫在席缝间自由地爬行。男人则四处为家，等观众走尽，哪里都可睡得了。离开老婆的第一夜，结过婚的男人都有些不惯，空落落的不踏实，辗转反侧，只得以回忆和想象来自勉。声音在空寂的剧场里响亮地回荡，总是一些不雅的玩笑，一字不漏地送进放映间的窗洞。女人只当不听见，又忍不住要笑，硬憋着，互相不敢对视，眼睛稍一交流便会揭开帷幕。折腾了一夜。第二日早起，都红肿了眼泡，脸色不清不白，花了似的。演出照常进行。此地的观众不好将就，微微的一点差错，便会灵敏地起了反映，还会说出一些刻毒的话。演出便须分外地小心，十分认真。将疲劳硬压下去，抖擞着精神。精神振作得太过，闭幕散场还绰绰有余，况且又吃了夜宵，深夜十一二点却还一无睡意。天气又闷热，人们便三三两两在台前台后闲话讲古，还有的，干脆出了剧场到街上凉快。先是在门口马路走走，后来就越走越远，直走到了河岸上。夜晚的河岸十分安静，河水缓缓地流动，轻轻拍打着。几点隐隐的灯光，风很凉，裹着湿气扑来。先是大家一群一伙的走，然后便有成双成对的悄悄地分离出来，不见了。反正，河岸是那样的长，又那样的暗。这一天，他们竟也分离了出来。起先，他们是落了后，落在了人群的后面。他似乎没发现她也落后了，她似乎也没有发现他的落后。他们只是分开着，自顾自走着。那天，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天很暗，他们全被黑暗裹起了，各自裹着一披黑夜的幕障独自走着。其实，彼此才只有十来步的距离。他走在河边的柳树林里，她则走在堤岸内侧的柳树林里。露水浸湿的土地在脚下柔软而坚韧，脚步落在上面，再没有一点声响。她张开两只手，轮番摸着两边的大柳树。左手扶住一棵，等右手扶住另一棵时，左手便松了，去够前边的。粗糙的树皮磨擦着她的手心，微微地擦痛了，却十分的快意。那是很慈祥的刺痛，好比姥姥的手挽着她的手。她调皮地，有意地将手掌在树身上搓着，搓痛了才放手。他则扯下了一根柳枝，缠在脖子上，凉阴阴的。他将柳枝缠成一个绞索的形状，小心地用力地扯紧了两头，沁凉的柳条勒进了脖子，越勒越深，那沁凉陷进了肉里，他几乎要窒息，却觉得很快乐。如不是柳枝断了，他还将更用力扯紧。他重新又折了一枝，重新来那套玩意儿。不一会儿，折断和没折断的柳枝便披挂了一身，他像个树妖似的。前边的人群越走越远，只是说笑的声音清晰地传来，还有歌声，唱得很不入调。河水轻微地拍响了。这时候，天上忽然亮起了一颗星星，很小很远，却极亮。黑暗褪色了，他看见那边柳树林里活泼泼的人影。她也看见那边柳树林里，奇怪的披挂着的人影。他们彼此都不太确定，却彼此都心跳了。天上又亮了一颗星星，这一颗，要大一点，近一点，就要落下河里似的。黑暗又褪去了一些，露出白蒙蒙的雾气。蒙蒙的雾气里，他看见了她，她也看见了他。都没有回头，却都看见了。她依然用手轮换着摸着树向前走，土地是越来越柔软，每一次抬脚，似乎都受到温情脉脉的挽留。树是越来越慈祥，像是对她手心粗糙又纯洁的亲吻。他继续折着柳枝，用柳枝制做圈套，勒索自己的脖子。那凉爽的窒息越来越叫他愉快，他没有发觉，脖子上已以后再不敢了。”他们不约而同的一起想到，自觉着犯了大罪，奔进了剧场。天边微明，是终夜不息的灯光，这城市的夜晚总是这样微明的。剧场里一片漆黑，连场灯都关了。她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摸索着，爬上了放映间，终于摸到了自己的铺位，双膝触地摸了进去。因为怕惊扰了别人，衣服也没敢脱，就这么合衣睡了。他则还在漆黑的台侧摸索，他找不到自己的铺盖卷了。最终放弃了努力，便想找一只箱子凑合睡了，每一只箱子上都睡了人，被他的摸索打扰，恶狠狠地骂。他只好住了手，摸到幕条，将拖曳到地的幕条垫了半个身子，脸贴着幕条睡了。幕条渗透了几十年的灰尘，灰尘扑了他一脸，他却觉着了安全的偎依。明知道这一切发生的不是时候，也不是地方，他们却再也遏止不住了。养息过来了的他们是越加的健康，身心都强壮极了。经验过了的他们是越加的成熟，懂得如何保留旺盛的精力，让这精力倾注在最关键的当口。这肮脏罪恶的向往搅扰着他们，他们坐立不安，衣食无心。可是他们找不到一处清静的地方，到处都是人，每一个旮旯里都是人，人是成团成团的在着。他们只有在演出之后去河岸。可是，这时候他们却发现，连河岸都不是那么清静的，人来人往，还有手扶拖拉机，车斗上坐着又粗鲁又下流的乡里人，只要是单独走着的一对男女，都可招来他们无耻的笑骂。这些人的眼光是特别敏锐，兴趣又是特别强烈。如同探照灯似的从柳树林间扫过，是无法躲过的。并且，此后再没有那么深沉的黑夜了，月亮与星星总是照耀如同白昼，连一棵小草也看得清亮。没有黑暗的幕帷，即使是绝对的安全，也没兴致了，也要分出心警戒着，羞着，内疚着，自责着，再也集中不了注意力享用那种奇异的痛苦和快乐了。最初的那一个夜晚，如今回想起来就像一个神话似的不可能，不真实，像是命运神秘的安排。自从有一次，他们在最是如火如荼的时刻，被一辆驶过的手扶大吼了一声，那沮丧，那羞辱，使得他们再不敢来河岸，甚至提一提河岸都会自卑和难堪。他们只得在小小的挤挤的剧场里硬捱着，其中的煎熬只有他们自己才明白了。他们觉着这一整个世界里都是痛苦，都是艰苦的忍耐。他们觉着这么无望的忍耐下去，人生，生命，简直是个累赘。他们简直是苟延着没有价值没有快乐的生命，生命于他们，究竟有何用呢？可是，年轻的他们又不甘心。他们便费尽心机寻找单独相处的机会。最后一个节目是一个较大型的舞蹈。几乎所有的女演员都上了，她虽不上，却须在中途帮助主演抢换一套衣服，换完这套衣服以后，还有七分钟的舞蹈，方可闭幕。照理说，演员们还须换了衣服卸了妆才回宿舍，可是后台实在太拥挤，有好些女演员，宁可回到宿舍来换衣服。不过，她们从台前绕到观众席后面上楼进放映间，至少也需要三分钟时间，加在一起，一共就有了十分钟。这十分钟于他们是太可宝贵了。前台，从放映机的窗洞里传进的每一句音乐，全被他们记熟了，每一句音乐，于他们就是一个标志，提醒他们应该做什么了。一切都须严密的安排好程序。狂热过去以后，那一股万念俱灰的心情，使他们几乎要将头在墙上撞击，撞个头破血流才痛快。可是等到下一天，那欲念炽热地燃烧，烧得他们再顾不得廉耻了。“我们是在做什么呢！”他们喘息还没平静，就匆匆地起身。他飞快地下楼，她则飞快地清理战场，不由得这样惶惑地想：“我们是在做什么呢？”这屈辱，这绝望竟使向来没有头脑的她，也开始这样询问自己了：“我们是在做什么啊！”却没有回答，他们自己回答不了自己，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回答他们，他们只能自责自苦着。然而，由于匆忙紧张而不能的尽兴，却更令他们神往了。由于他们深觉着外人的干扰，便分外地感觉到孤独，禁不住紧紧地偎依在一起，相濡以沫，敌视地面对着一整个世界。他每天要买东西给她：花露水，冰糕，手绢，发夹，香粉。她整天地对着镜子扑粉。黑黝黝的脸蛋上敷着厚厚的白粉，犹如一只挂了白霜的柿饼。自己觉得很俊，却又没有心思为这俊俏高兴。她愁苦得什么都不在意了。由于这愁苦，她竟也知道温柔体贴了。她从集市上买了新鲜的肉蛋，借了别人的火油炉子，煮给他吃。煮得少油没盐的，火候也不对，他却也充满感激地吃完了。她坐在旁边，紧张地注视着他，等候他作出反应。他默默地吃，不说一句话。看着他一点一点吃完，她便也松弛下来，满足了。他们没有地方单独地谈话，可是灵魂却已经一千遍一万遍地立下了海誓山盟。他们又孤苦又焦灼，身心受着这样的煎熬，却非但不憔悴，反而越来越茁壮，越来越旺盛。他们几乎忍无可忍，却必须要忍受。心里如同有一把烈火在燃烧。却又没有地方逃脱，只能直挺挺，活生生地任凭烧灼，没有比这更苦的了。傍晚，从码头那面传来汽笛的长鸣，他们揣测是从那小城过来的轮船，便不可抑制地，疯狂地想回去，想离开这个沸沸腾腾的地方。那小城，这时候想起来，是多么清静，安宁得可人。好在，这一个台口已经演完，要换台口了。他们期待在下一个台口，能有一处清静的地方供他们消磨去那灼人的欲念。这一次转移，乘坐的是火车，他们耐心地等待看卸台，装箱，将布景，灯光，道具，服装装上一节包下的车皮，然后在一无遮挡的车站上，顶着正午的烈日，等来了火车。挤上了火车，却没有座位，只能站在过道里，站也站不安稳，一会儿送饭的车来了，一会儿送水的车来了，都须他们迅速地让开，挤着坐客的腿了，刚要遭到不耐烦的呵斥。可他们耐着性子，压着火气，由于对下一站充满了热望，甚至有些快活起来。他们面对面站着，背靠着两边的椅背，却都扭着脸，谁也不看谁，心里的愿望却是共同的，不用言语也能了解的。火车哐啷哐啷地开着，不紧不慢，每一个小站都要停车，可是他们有着足够的耐心，真心地以为，到了地方就好了。那河岸越来越远的抛在了身后，谁也不去想它，却谁也忘不了它，它与他们同在了，要挟似的永远追随他们。这是一个酷热的暑季，挥汗成雨。他们疲惫不堪地下了车，终于到了地方。剧场有一千个座位，还有个小小的后院，四面三排平房，紧紧围了个机压水井，一天到晚水声不断，如同下雨一般。太阳却早已晒透了薄薄的瓦顶，屋里像个蒸笼样的闷热。男人们耐不了这闷热，挟了席子出来，睡在院子的石板地上，一院子的人。他们这才惊异起来，原先的期望究竟有何根据，究竟是期望什么样的好处？难道会有一人一间房不成？他们觉出了那期望的荒谬和虚无，不由得垂头丧气。而在这里，其实是远远不如先前，上上下下，究竟将人分离了。如今，这许多人到了一个平面上，无遮无蔽，无隐无藏，一切均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并且连那极不安全的河岸也没有了。他们不禁怀念起那已经走过了的城市，忽然发现了那里实在有着许许多多的机会，却没有好好珍惜和利用，错过了时机。在这里，是再没什么主意好打的了，再没什么指望的了。沮丧和失望叫他们对以后的台口也不敢有什么期待了，而眼下的日子又是那样难捱。他们灰心极了，绝望极了，他们变得极其的烦躁。刚到的晚上，她便与人吵了一架。起因是极小的事情，她正挂帐子，却被人碰撞了一下，刚理好的帐子又落下来乱了。乱七八糟的时候，有一点碰撞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她却大吵大闹起来，噙着一包眼泪，嘶哑着嗓子，哽咽得说不成句。那女孩儿不是个肯饶人的，与她骂了起来。一旦拉下了脸，可是比她厉害了一百倍，什么样尖刻的话都说了，还说出一些再明确不过的暗示，连蠢笨的她都听明白了，却无法回嘴，只是一径地发抖，咆哮，像野兽似的。如不是人们使劲地拖住了她，她必定会扑上去将这伶俐的女孩儿撕碎。可这初次的较量却使她明白了，她不是这里所有人的对手，她的嘴是极笨的，说出话是极可笑而没有力量。并且，自从那一次起，女伴们都明显地远离她，一边疏远，一边有心说给他听着：“咱们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气得她干噎，却没有一点理由与她们去分辩，心里窝着一团无名的火焰，与那炽热的欲念汇合在一起，她总得有个出口才行哪！她只能向着他发作了，这是求援的发作，他立即接应了过来，两人干了起来。他心里是早已窝了一团火气，如不是他的头脑的抑止，他早已和一百个人打过一千次架了，可他毕竟比她明事理，懂得自制。可是，那燃烧对他比对她更要强烈和残酷，他早已经按捺不住了，他早已是被灼得走投无路了。如不是她先开了头，他立刻就也要发作了，同样是求援一般的发作。对于他，她是唯一可以提供发泄的出路，对于她，他也同样是唯一的出路了。他们互相都是唯一的，他们只有自己对着自己开火了。这一次干架，是剧团历史上罕见的，他是那样地把她踩在脚下，踹得几乎要死去，而她竟还爬得起来，反将他扑倒在地，随手抓起了一块石头，就朝他头上砸去。没有任何声响的，一注殷红的血流了出来，流到石板地上，周围的人吓呆了，拦腰抱住了也同样吓呆的她，将他抬起往医院去了。半路却让他挣了下来硬是走回来了。用手捂着伤口走了回来。血从捂着的手掌下淌，下滴在裸着的胸脯上。他却觉得心里松快了，也稍稍平静了。一天，他们难得地安静了下来，心里灼人的燃烧也缓和了一些。可是，从此以后，他们便成了天下最大、最敌对、最不共戴天的仇人了。他们几乎不能单独相处了，偶一碰撞，便会酿成一场灾难性的纠纷。不需要几句口角的来去，立即撕成了一团，怎么拉扯都拉扯不开，好比两匹交尾的野狗似的。多少人想起了这个比喻，却没有一个人敢说出口，太刻薄了，并且，也都真心地有些害怕。于是，就想方设法地将他们隔离开来，不让在一处，以免磨擦。可是，他们却是谁也离不开谁了，要一日不见，他们便着魔似的互相寻找，一旦找到，不分青红皂白，上去就是一拳或一脚，然后，一场搏斗就始料不及地开始了。这是一场真正的肉搏，她的臂交织着他的臂，她的腿交织着他的腿，她的颈交织着他的颈，然后就是紧张而持久的角力，先是她压倒他，后是他压倒她，再是她压倒他，然后还是他压倒她，永远没有胜负，永远没有结果。互相都要把对方弄疼，互相又都要把对方将自己弄疼，不疼便不过瘾似的。真的疼了，便发出那撕心裂肺的叫喊，那叫喊是这样刺人耳膜，令人胆战心惊。而敏感的人却会发现，这叫喊之所以恐怖的原因则在于，它含有一股子奇异的快乐。而他们的身体，经过这么多搏斗的锻炼，日益坚强而麻木，须很大的力量才能觉出疼痛。互相都很知道彼此的需要，便都往对方最敏感最软弱的地方袭击。似乎，互相都要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彼此又都是一副死而无悔的坦然神色。他们越来越失去控制，已经没有理性，如同挑逗情欲似的，互相挑衅生事，身体和身体交织在一起，剧烈地磨擦着，犹如狂热的爱抚。他们都恨死了对方，没有任何道理的，想起对方，气都粗了。他们真恨啊！简直恨之入骨。因为找不出理由，就越恨越烈了。当他们撕扯着在地上滚来滚去的时候，常常忘记了他们的所在，忘记了四下里围观的人群。他们处在一种狂热的迷乱中，旁人的拉架如同打扰了他们的沉醉似的，激起他们的愤怒与反抗。而他们知道，他们所有的怨气和暴力都只可向对方一个人进行，于是便更加倍的折磨对方，这一点，又是他们极其清醒的地方。他们真是苦啊！苦得没法说，他们不明白，这么狂暴的肆意的推动他们，支使他们的究竟是来自什么地方的一股力量。他们不明白，这么残酷地烧灼他们，燎烤他们的，究竟是从哪里升起的火焰。他们不明白自己是怎么了？是怎么了？是怎么了？他们身上的一股知觉，被这么漫不经心，没有同情地玩弄着，撩拨着。他们本是纯洁无瑕的孩子，可是究竟是什么东西，在冥冥之中，要将他们推下肮脏黑暗的深渊。他们如同堕入了一个陷阱，一个阴谋，一个圈套，他们无力自拔，他们又没有一点援救与帮助，没有人帮助他们。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们！他们只有以自己痛苦的经验拯救自己，他们只能自助！回去的希望是那么渺茫，还有十来个台口在等待，都是半年前就签好了合同，双方鲜红的大印盖在了白纸黑字上面，如同法律一样不可违抗。决不可能为了照顾两个无人知的孩子的无人知的情欲而有所改变。他们只有等待，等待是没有尽头的，中间不允许一点点偷欢。每一个城市和每一处剧场情形都不尽相同，有大有小，有坏有好，可是有一点却是同样的，就是没有一方可供他们独处的清静之地，那柳枝垂帘的河畔越来越远，再是见不到了。那河畔不可冥灭地印进了他们的记忆，还有那从河的下游逆着水上来的汽笛声声，传达着那熟悉亲切的小城的消息。他们饥渴难熬，只有以互相折磨来消灭彼此过于旺盛的精力与体力。渐渐地，人们开始习惯他们的厮打，不再努力地阻止和离间他们了。而在没有外力拉扯的情形下，他们单对单的搏斗，似乎又少了一种快乐。免去了同外力的拼搏，那狂热的精力便得不到充分的发泄。各自的力量一旦集中于对方，则是足以置人死地的，这叫他们自己都害怕了，毕竟他们心里都还明白，对方对自己的重要。如若没了对方，哦，那可怎么得了，因此，不知不觉地收敛了一些，天气是那样的热，外面的热与心里的热交流在一起，他们几几乎要死去了，要能死去倒是福分了，他这么想。她虽则没有多大的智慧能想到生与死的问题，却也是一样的不怕死。可是他们年轻的生命是那样强壮，百折不挠，又经受了锻炼，他们简直是不死的了。他脸上身上喷发出一批赤色的疙瘩，如同熟透的果子，即将绽开了。而她，这样的折磨不仅不使她消瘦，却反常地肥胖了起来。多出的肉十分累赘，她的体形改变了。以前虽说也不匀称，可毕竟是女孩儿家，总是有一股抹不去的清静秀丽，如今却蠢笨了，像个村妇一样，臀部沉重地垂在了腿上，走路像鸭子那样摇摆身子。并且日益的邋遢，毫不讲究衣着，穿得乱七八糟，却还扑粉。举止也无半点注意，将条皱巴巴的裙子向后一撩，就坐了下去，站起时，凳上便留下一摊汗迹，正是一个屁股的形状。有好心的女伴对她说了，她也不加在意，一会儿就忘了。“她像个娘们儿了。”女孩儿们背后议论道。又有结过婚的人断定：“她是个娘们儿了。”天气实在太热，几十个人的大通铺里简直睡不得人，男人们早已露天睡了，女的也逐个逐个地移出了宿舍，移上了剧场顶上平台。男女各半边，谁也惹不着谁，虽说下半夜的露水将身子打了个透湿，可谁也没勇气进那房间。房里是一片黑暗，蚊子如同一万把提琴拉着的空弦，嗡嗡嗡地响彻个天地。有一日，深夜里，他们事先谁也没有说好的，偷偷地溜下了顶楼，进了没有一人的房间。蚊子肆意地飞翔着，一排排地掠过脸上，手上，身上。他们静静地站立着，只听见对方急急的呼吸。站了一会，他抓住了她的胳膊将她搡进了一座不知谁的蚊帐里，蚊子也跟随进来了，轰炸般的在耳边鸣响。顿时，身上几十处地方火燎似的刺痒了，可是，顾不得许多了。他们一身的大汗，在肮脏腥臭的汗水里滚着，揭了席子的，粗糙木板拼成的床板，硌痛了他们的骨头，擦破了他们的皮肤，将几十几百根刺扎进了他们的身体，可，他们什么也觉不出了。忽然，蚊子的轰鸣刷地静了，闷热退去了，竟觉着了凉爽，那是转瞬即逝的一霎那；紧接下来便是屈辱的悔恨。她嘤嘤地哭了起来，泪汗纵横。他虽不哭，却是起心的懊恼，眼泪往心里流着。天哪！这是不是要死了？是不是得了什么不治之症了？是不是要去看看大夫，问问人了？可是，多么羞耻啊！这是不能为第三个人知道的啊！因为有了这必须严守的秘密，他们便再也摆脱不了孤独与寂寞了。他们永远有着一份肮脏的隐秘，他们永远无法泰然自若地与人相处，他们永远孤独了！他用手握成拳，重重地不敢出声地捶击着床沿。蚊帐里飞进成千上万只蚊子，包围住他们，尽情地喝着他们的血。他们周身已经麻木，再不觉得疼或者痒。世界处在一片呻吟般的轰鸣中间，没有东西南北中了。秋凉时分，他们回了县城。傍晚时就看见了那簇绿荫荫的树丛，太阳从那后边一点一点往下落，将那绿色的树丛映得金光四射。慢慢地暗了颜色，最终成为黑漆漆的一团一团，隐在越来越深的暮色里了。天黑了，船才靠了岸，走下剧团的大队人马，疲惫不堪地掮着行李，走过窄窄的跳板，上了岸。水客依旧在唱着，悠长而曲折，荡漾在黑沉沉的水天之间，传得极远。他们走在人群里，走过颤颤悠悠的跳板，那跳板在他们脚下颠簸得厉害，却决不将他们甩下河去，那颤悠于他们既是熟悉极了的，却又陡地陌生了。他们的即使黑夜也没遮掩住憔悴的脸，微微昂起着，淡漠地看着这分离了三个月的小城，止不住有点心酸似的。一切都那样的亲切，却又有点隔阂了。他们走上河岸，停了一下，不远的地方，有一架水车努力攀登着陡峭的河岸，水客深埋着头，号子的歌唱在最低沉处有力的回旋，平车摇晃着，水从桶口泼了出来。前边通往街心的大路，被月光照耀着，走着稀疏的人和一架车，车是毛驴拉着的，蹄子清脆地叩着土路“嗒嗒”地响。他们走上了大路，大路直通街心，却也分出了几条岔路，去向看不见的远处，毛驴拉着小车，走上一条岔路，不见了，只有清脆的蹄声，传来了很久。大路通往街心，街上的商店与人家，全已经闭了门，静悄悄的。他们一群人杂沓的脚步，惊扰了这宁静。有人推开半扇门张望着，伸出披了衣衫的半边身子。照相馆的橱窗暗了灯光，依然摆着那几幅上了颜色的照片，大多是剧团的女演员的剧照，眼圈画得又粗又浓，嘴是鲜红欲滴的两瓣。其中也有她的一幅，没有上彩，挤在角落里，是“喜儿”的装扮，半身，天真而做作的拧着脖子。他们走过窗，不由得向里张望了一下，那就像是很远很远的事情了，又好像是另一个他们都不熟识的人。他们极淡漠地看了一眼，走了过去。脚踩在月光下的石子路上，碎石子光滑地反射着光亮，每一块石子的边缘都勾勒得清晰，看久了倒不像是一路碎石，而是一张线条纵横交错曲折迂回的网络。他们走在这张网络上，犹如走进一个梦境，一个十分清静的梦境。他们竟有些恍惚起来。可周围的一切又是那样的切实，路在脚下是坚硬得拍出了声响。月光如水，泻在身上是凉而暖的。路边粘着的柿子皮是滑的，不小心踩上了，就要跌倒。小饭铺紧闭的门前，封住的炉子是热的，闪着隐隐现现的火星。街边茅厕的气味是臭的，弥漫得那么广泛，已经不觉着臭了。“我们终于回来了。”他们在心里想。“我们到底回来了。”他们又想。可是心里却出奇的平淡，还有些怅怅的。他们好像将什么丢失了，没有好好儿的全部带回来。他们好像是两个陌生人走进了这不陌生的小城。这三个月犹如三十年，三百年那样的漫长。小城却依然如故，只是多出了几万只野猫，十分的安静，悄无声息地窜来窜去，或趴在墙头静静地注意地看人。有一座新扒倒的院墙，新房起了一半，半截新房安静地坐在一地的砖瓦石木中间。他们终于走进了剧团大院，剧团的大门敞开着，灯火通明，传达室亮着灯，茶水炉亮着灯，伙房亮着灯，有家属的人家也亮了灯，看门老头站在门口翘首等待。他们在热烈的欢迎里进了院子，各自去了宿舍，开了门，开了窗，灯一盏一盏亮了。练功房的灯也都大开着了。他们穿过练功房去伙房吃夜餐，走在褪色的红漆地板上，地板微微有些动摇，发出吱吱的声响。他们不由得都在镜子前停留了一下，镜子里的自己竟有点陌生。她小小的年纪，下眼睑却有点松弛，脸上的皮肤很粗糙，鼻沟里的汗毛孔也涨大了，走路的姿态那样蠢笨，老鹅似的，他竟瘦出了皱纹，疙瘩留下的疤痕很深很密地布满了全身，他急切地渴望彻头彻尾地洗一个澡。洗澡房门口排起了长队，有等不及的，便端了水去自己宿舍洗，水泼了一地。二楼的水透过疏漏朽烂的地板，滴到一楼，一楼如下雨本次列车终点“前方到站，是本次列车终点站——上海……”“上海到了。”打瞌睡的人睁开了眼睛。“到终点站了。”急性子的人脱了鞋，站在椅子上取行李了。那伙新疆喀市的中年人开始制定活动方案：“找到旅社，首先洗澡。打电话去重型机械厂联系。然后——吃西餐！”“对，吃西餐！”他们全都兴奋起来。这伙人，是从全国各地大学毕业后去到新疆的，有北京人，有福州人，有江苏人。虽然说话还保持着乡音，可从外表到性格却都很象新疆人了：皮肤粗糙，性格豪放。从南京上车，陈信随意问问他们新疆的情况，他们便兴致勃勃地大谈起来：新疆各个民族是多么风趣，那里的歌儿多么好听，舞多么好看，小姑娘多么活泼。而他们在那里生活的又是如何有趣：炸鱼，打猎。他们谈锋很健，说的十分有趣，叫人由不得羡慕起他们来。“小伙子，在上海呆多少时间哪？”其中的北京人拍拍陈信的肩膀。陈信正对着窗外出神，回过头笑了：“这次来，就不回去了。”“调回来了？”“调回来了。”“老婆孩子呢？”“哪有啊！”陈信红红脸，“要有还能回来？”“真有决心。”他又重重地拍了拍陈信的肩，“你们上海人，离了上海就活不了。”“上海是我们的故乡呀！”他说。“可除了故乡外，还有偌大个世界呢。”陈信不说话，笑笑。“人，要善于从各种各样的生活里吸取乐趣。到哈尔滨，就溜冰；到广州，就游泳；去新疆，吃抓羊肉；去上海，吃西餐……命运把你安排在哪里，你就把哪里的欢乐发掘出来，尽情享受。也许，这就是人生的乐趣吧。”陈信仍然是笑笑。他心不在焉的，眼睛看着窗外疾速掠过的田野。那是被细心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绣花似地织上庄稼的田野。一片黄，一片青，一片绿，河边边上，还缀着一个紫色的三角形。土地的利用率真高，并且划分得那么精致细巧。看惯北方一望无际辽阔的沃土的眼睛，会觉得有点狭隘和拥挤，可也不得不承认，这里的一切象是水洗过似的清新、秀丽。这就是江南，这就是上海的郊外。哦，上海！火车驶过田野，驶进矮矮的围墙，进市区了。瞧，工厂、楼房、街道、公共汽车、行人……上海，越来越近，越来越具体了。陈信的眼眶湿润了。心，怦怦地跳动起来。十年前，他从这里离开，上海越来越远，越来越渺茫的时候，他何曾想过回来。似乎没有想，可又似乎是想的。在农村，他拉犁，拉耨，收麦，挖河，跑招工，跑招生……后来终于上了师范专科学校，毕业了，分到那个地方一所中学。应该说有了自食其力的工作，有了归宿，努力可以告终，可以建立新的生活。然而，他却没有找到归宿的安定感，他似乎觉得目的地还没到达，没有到达。冥冥之中，他还在盼望着什么，等待着什么。当“四人帮”打倒后，大批知青回上海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在等什么，目的地究竟是什么。十年中，他回过上海，探亲，休假，出差。可每次来上海，却只感到同上海的疏远，越来越远了。他是个外地人，陌生人。上海，多么瞧不起外地人，他受不了上海人那种占绝对优势的神气，受不了那种傲视。而在熟人朋友面前，他也同样地受不了那种怜悯和惋惜。因为在怜悯和惋惜后面，仍然是傲视。他又不得不折服，上海是好，是先进，是优越。百货公司里有最充裕、最丰富的商品；人们穿的是最时髦、最摩登的服饰；饭店的饮食是最清洁、最讲究的；电影院里上映的是最新的片子。上海，似乎是代表着中国文化生活的时代新潮流。更何况，在这里有着他的家，他的家，妈妈、哥哥、弟弟、爸爸的亡灵……他噙着眼泪微笑了。为了归来，他什么都可以牺牲，都可以放弃。于是，一听说妈妈要退休，他立即行动起来，首先是要恢复知识青年的身份，至于上学、工作这一段历史，不要了，抹去吧，只要争得几只公章……反正，他打了一仗，紧张而激烈，却是胜利了。火车进站了，他把窗户推上去，一阵凉风扑面而来，上海的风。他看见了弟弟，小家伙长大了，长得真高，真好看。弟弟也看见了他，跟着火车跑着，笑着叫：“二哥！”他的心不由缩了一下，升起了一丝歉意。可他立即想起十年前，火车开动时，哥哥这么追着火车，给他送行，他的心又平静了。车停了，弟弟气喘吁吁地追上来了。陈信只顾着和弟弟说话，传行李，也没听见那群快活的中年人在向他告别。“大哥、大嫂和囡囡都来了，在外头。一份电报只好买一张站台票。二哥，你的东西多吗？”“能对付，姆妈好吧？”“还好，她在家里烧饭。今天早上三点钟她就去买菜。”弟弟说。他还想说什么，可是鼻子酸酸的，嗓子眼被什么堵住了。于是便低下头，什么也不说了。他不说，弟弟也不说了。他们这样默默地走过长长的站台，哥哥、嫂嫂、囡囡都在出口处等着，一拥而上抢走他的东西，可走了没几步便又还给了他，因为太重了。大家都笑了起来。大哥搂住他的肩膀，弟弟勾住他的胳膊，嫂嫂抱着囡囡在后面压阵。囡囡嘴里一直在唱着一支很怪的儿歌：“二叔叔坏，二叔叔坏，二叔叔出口转内销……”大家便一起笑。“手续都齐了？”大哥问，“明天我请假陪你去劳动局。”“我陪二哥去好了，我没事。”弟弟说。陈信的心又是微微一动，他回头看看弟弟，微笑着说：“好的，阿三陪我。”转了两辆公共汽车，到家了。一进门，妈妈叫了声：“阿信。”便低下头抹眼泪。三个儿子不知怎么安慰她，心中空有千种温情，无奈于不会表达，也不好意思表达。只是看着她，轮流地说：“这有啥哭头？这有啥哭头？”倒是嫂嫂有办法，把妈妈劝止了泪。“吃饭，吃饭。”大家轻松了，互相招呼着。饭桌临时从妈妈住的六平方米小间搬到了哥哥嫂嫂的大房间。陈信环视了一下房间，见这间以前他们三兄弟合住的屋子变了许多。墙上贴着淡绿的贴墙布，装饰着壁灯、油画。新添的一套家具十分漂亮，式样完全根据房间的大小长短样式做的，颜色也很别致。“这叫什么颜色？”陈信问。弟弟内行地回答：“咸菜色。现在很兴的。”囡囡把个凳子搬到五斗橱跟前，爬上去，熟练地按了一下录音机的键子，屋子里立刻充满了节奏强烈的乐曲，把人的情绪一下子激起来了。“生活得不错！”陈信兴奋地说。大哥抱歉似地笑着，半天才答非所问地说：“好了，你总算回来了。”嫂嫂端了菜进来，笑着说：“回来了，该找对象结婚了。”“嗨，我这么把年纪，长得又丑，谁要我？”陈信说。大家都笑了。桌子上已经满满地摆了十几样菜：肉丁花生，酱排骨，鲫鱼汤……大家都往陈信跟前夹菜，连囡囡也夹，陈信碟子里的菜堆成了一座山，大家还是接连不断地夹菜，似乎为了补偿老二在外十年的艰辛。尤其是大哥，几乎把那碗阿信最爱吃的炒鳝丝扣在他盘子里。他虽然要比陈信大三岁，可从来都受着弟弟的保护。他长得又高又细，小时候，外号叫“长豇谷”。功课虽则很好，室外反映却很慢。玩起来十分笨拙。跳长绳，绳到他脚下必定绊住；官兵捉强盗，有他的那方必定要输。因此，伙伴们都不要他一起玩。阿信就不答应了，他说：“哥哥要不来，我也不来。我不来就要和你们捣蛋，干脆大家不来。”他是说得出做得出的。大家一则怕他捣蛋，他捣起来可是了不得的；二则，少了他这样个挺会玩挺会闹的角色，也确有点可惜，于是就妥协了。后来，哥哥眼睛近视了，配了副眼镜，样子更象老夫子，外号便叫作“书头”。不知因为什么，陈信认为这个外号要比“长豇谷”更具有羞辱性。所以他一旦听人叫，立即就在那人后脑勺上敲个“毛栗子”。慢慢地，人们便不敢叫了。再后来，到了“文化革命”，初中六七届的他和高中六七届的哥哥，同时面临分配。政策很明确，翻成老百姓的话便更简洁了——两丁抽一。愁坏了妈妈，妈妈流着眼泪直说：“手心手背，唉，这手心手背……”陈信看不下去了，说：“我去插队。哥哥老实，出去要吃亏的。让哥哥留上海，我去！”他去了，哥哥送他。傻呼呼地站在送行的人群外边，一句话也不说，眼睛也不敢看他。当火车开动的时候，他却挤上前，抓住陈信的手，跟着火车跑。火车把他的手拉开了，他还跟着火车跑，跑……现在，他终于回来了。彼此都有一肚子的感慨。可陈家兄弟是很不善于表达感情的，所有的情感都表现在具体的行动上。吃过饭，哥哥立即泡来了茶，嫂嫂去天井里的“违章建筑”为他整理床铺，弟弟到浴室帮他排队……当他酒足饭饱，洗了个热水澡，躺在“违章建筑”那张同弟弟合睡的大床上时，他感到舒适得象醉了。干净暧和的被子发出一种好闻的气息，床头写字台上开着台灯，橙色的灯光柔和地照亮着这间简陋的小屋，枕边有一迭期刊，不知是谁放的，反正家里人都知道陈信睡觉要靠小说催眠的，并且都记得。哦，家，这就是家。他，漂流十年终于到家了。他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安心，没有看书便合上眼睛，睡着了。黄昏时，他醒了一下，不知是谁进来把台灯关了，他在黑暗中睁了睁眼睛，心想：“我回来了。”然后又闭上眼睛，沉沉地、安心地睡去了。一早就出门，去劳动局办了手续，弟弟陪他一起去。汽车站旁边有一块三角形的空地，如今摆满了裁剪摊子和缝纫机。一个脖子上挂着皮尺的小伙子向他们迎来，说：“要裁衣服吗？”他们摇摇头，他便让开了。陈信好奇地回头看看他，见小伙子穿得衣帽整齐，上身瓦尔特服，下身喇叭裤，象是一个活的模特儿在招徐顾客。弟弟拉拉他：“车来了。这都是待业青年，上海这种人可多了。”陈信怔了一下，看看弟弟，弟弟已经挤进上车的人群里，拥在刚停靠的汽车门口，正回头叫他：“二哥，快来！”“等下一部吧。”陈信望着满腾腾的车厢和站上拥挤的人，犹豫着说。“越往后越挤，上吧！”弟弟的声音象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挤吧，力气他是有的。他扒开人，使劲往里钻，好容易抓住了车门的栏杆，踏上了踏板。他又抖擞了一下，重新振起，象纵深进军，终于在一片哇哇乱叫声中挤到了窗口座位旁边，抓住了扶把。然而他感到十分不舒服，怎么站都站不好，一会儿碰前边人的头，一会儿碰后边人的腰。左右前后都得不到个合适位置。周围的乘客纷纷埋怨起来：“你这人怎么站的。”“象排门板一样。”“外地人挤车子真是笨！”“谁是外地人？”弟弟挤了过来，他十分愤怒，眼看着要和人家吵起来了。陈信赶紧拉住他：“算了算了，挤成这样子还吵什么。”弟弟轻声说：“二哥，你这样：朝这边侧着身子。哎，对了对了，左手拉把手，这样就好了，是吧？”确实好了许多，陈信吁了一口气，总算找到了个安定的位置。虽然还是挤，胸口紧贴着一个背，背上又紧贴着一个胸脯。但究竟能站稳脚了。他扭头看看，见人们象是有个默契，全都向左侧着身子，一个紧挨一个。这种排列方法确实足以使车厢容纳量达到最大限度。他想起那个他曾生活过的偏僻小城，人们挤汽车都是拚着命横挤，一无科学的考虑，搞得拥挤不堪，紧张不堪，而实际上，汽车里的人却并不多。上海人是十分善于在狭小的空间内生活的。“下一站西藏中路，下车的同志请准备。”扩音机里传出售票员的报站声，她用普通话和上海话各报了一遍。这些售票员姑娘的神情就象皇后一样，又高傲又冷淡，好在有严格的工作制度，客观上还是给予了乘客们一定的方便。他又想起那地方的汽车和售票员。汽车就象是从轰炸区开来的，满是灰尘和伤疤，常常不等关门便开跑了。售票员既没有为人民服务的热情，也没有工作制度，不报站名，还经常把车门夹住乘客的后边衣服。到底是上海，一切都是井井有条，在这样的环境里，由不得也要认真起来。下了车，弟弟带他穿过一条街，这街上是个热闹的自由市场，有菜、鱼、鸡、鸭；有羊毛衫、拖鞋、皮包、发夹；有生风炉炸油墩子的，卖小馄饨的；还有卖纸扎的灯笼，泥做的娃娃，竖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民间玩具。陈信忍不住笑了，他没想到，大上海也会有这样的“集”。这集市，同前面繁华的现代的南京路相映成趣。弟弟说：“现在上海这种地方可多了，政府还鼓励待业青年自找出路呢！”一提到待业青年，陈信的眉头不由皱了一下。他停了一会儿问道：“阿三，今年你怎么搞的？又没考上学校。”弟弟低下了头：“我也不知怎么搞的，我读书好象很笨。”“明年你还准备考吧？”弟弟不说话，沉默了半天嗫嚅了一句：“大概也还考不上。”“你这么没信心就行了吗？”陈信有点生气。弟弟厚道地笑笑：“我读书怎么也读不进，我不是读书的料呀！”“我和大哥想读书没有读，你有得读却不读。你是我们家唯一可以上大学的，却不争气。”弟弟不响。“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呢？”弟弟又笑笑，还是不响。这时，突然听身后有人叫：“陈信。”回头一看，见是一个三十几岁的年轻女人，手里牵着一个很白很好看的男孩子。她烫着长波浪，穿着很时新。陈信一时上想不起是谁了。“不认识了？我就老成这样了吗？”“哦，是你，袁小昕！真认不出了，但不是因为老，而是因为漂亮了。”陈信笑了起来。袁小昕也笑了：“真该死！一个集体户共事两年，居然会认不出来。我看你是忘本了。”“不，我是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你不是第一批招工走的吗？现在还在淮北煤矿？”“不，去年调回来了。”“怎么回来的？”“一言难尽。你呢？”“我也调回来了，昨天刚到。”“哦。”她的口气很平静，“张新虎、方芳也都调回来了。”陈信兴奋地说：“太好了！我们一个集体户回来了一大半，什么时候找个时辰#祥*书@院收集整理间聚聚。唉，总算熬出头了。”她没说话，只是淡淡一笑，眼角堆起了薄薄的一迭皱纹。“舅舅，”忽然那孩子对着陈信发言了，“你头上有白头发，和外公一样的。”陈信笑了，弯下腰握住孩子的手：“儿子？”他问袁小昕。“是我妹妹的。”她脸红了，赶忙解释，“我还没结婚呢。要结了婚，哪能回来。”“啊！”陈信不由有点吃惊，他知道袁小昕是同大哥一届的，有三十三、四岁了吧，“回来了，怎么还不抓紧解决？”“怎么说呢，这种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陈信沉默了。她抚摸着孩子毛茸茸的脑袋，轻声说：“有时候，我觉得为了回上海，付出的代价有点不合算了。”“不要这么说，能回来终究是好的。”陈信安慰她。“大阿姨，电影要迟到了。”孩子大声提醒道。“噢，我们走了。”她抬起头对着陈信笑了，“对不起，扫了你的兴。你和我不一样，你是男的，又年轻，来日方长……会幸福的。”陈信望着她的背影在人群中消失，心情不由有点沉重。“真是死蟹一只。”耳边忽然响起一个声音，是弟弟在说。“什么死蟹一只？”他诧异地回头问。“三十几岁还没有朋友，死蟹一只，僵掉了。”弟弟解释着。“袁小昕并不是找不到，她是有想法的，你没听她说，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你懂吧？”不知弟弟是懂了还是没有懂，他不以为然地一笑：“反正是个老大难，三十几岁不结婚的男人哪儿有？要么是有缺陷或者条件极差的，要么就是条件极好，要求极高，这种人又是喜欢找年轻漂亮的。现在二十几岁的小姑娘都接上班了，多的是。”陈信想说，还会有一种情况，是一直没寻找到爱情的。可又一想，这话和阿三说，他未必理解。这一批小青年和他他这一代似乎大大两样了。他斜眼瞅瞅弟弟：“你可真内行。”弟弟自负地笑了，这小家伙，连哥哥话里的刺儿都听不出来。陈信又有点不过意，便和缓了口气说：“你现在每天的时间是怎样安排的呢？”“也没什么事情，反正就是看看电视，听听半导体，困困觉。”“你到底有什么打算呢？”陈信又提出了这个问题。弟弟不响，一直走到劳动局大楼下，上了台阶，他才说：“我蛮想工作的。”陈信站住了脚，弟弟走了几级台阶回过头来说：“走呀！”弟弟的眼睛是坦然而诚恳的，陈信却避开了他的眼睛。上班了。妈妈的工厂很远，路上需要转三辆汽车，花一小时另二十分钟。厂里分配他开车床，这是他从来没接触过的，一切都要从头学起。他戏称自己是三十岁学生意的老学徒。其实，难的倒并不是车床技术，而是要习惯和适应新的生活、新的节奏。这里的节奏是快速的——下了第一辆汽车，必须跑步到第二个车站，正好赶上车到站；下了第二辆，又是跑步到第三个站……这一环扣着一环，脱掉一环也不行。要想抽支烟，或者思想开个小差，都是不允许的。三班倒的工作制也是他难以习惯的。一周夜班欠下的觉，下两个星期也还不掉，于是，他老感到睡不够。两个月下来，他的脸盘已瘦了一圈。不过，人家都说瘦了好，好看了。在外地的那种胖是虚胖、海胖，吃面粉发的，并非健康的象征。不管怎么样，他总是回上海了，他心满意足。然而，满足之余，有时他却又会感到心里空落落的，象是少了什么。十年中，他那无穷无尽的思念，现在是没有了。这思念叫人好苦，吃不下，睡不着。这思念叫他认准了目标，不屈不挠地为之奋斗。这思念是渗透了他，充满了他，如今没有了，倒真有点不习惯，常常感到茫然。不过，他认为自己是乐极生悲，回上海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好好建立新的生活吧！至于，究竟是什么样的新生活，他尚未正式考虑。因为，一切仅只刚刚开始呢！这天早班下班了，他拖着两条足足站了八小时的发麻的腿，洗了澡，换了衣服，走出厂门，到了汽车站，车站上简直是人山人海，人行道上站不下了，漫了大半条马路。起码有三辆汽车脱班，才会造成这种局势。他等了十分钟，汽车连影儿都不见，大家牢骚满腹，议论纷纷，估计是出了交通事故。他等得心里发烦，一赌气，转身离开了车站，走吧！走几站路，直接坐第二路汽车。上次，比他小一岁的李师傅曾经带他走过，左一穿，右一绕，可以省不少路呢。他凭着记忆向前走去，穿过一条弄堂，走上一条石子路面窄窄的小街。街两边满满地坐着人，有的在洗刷马桶，有的烧饭炒菜，有的织毛线缝衣服，有的看书做作业，有的下棋打乒乓，还有的在铺板上蒙头睡觉……把小小的街面挤得更窄了。他转头左右看看，两边的屋子象是鸽子笼，又象是口琴的格子。又小又矮，从窗口望进去，里面尽是床，床，大的、小的、双层的、折叠的。因此一切娱乐、一切工作、一切活动，不得不移到室外进行。要是上班的都下班了呢？要是下雨下雪呢？要是儿子大了要结婚呢？要是……原来在五彩缤纷的橱窗，令人目眩的广告，光彩夺目的时装和最新电影预告的后面，却还有这么窄的街，这么挤的屋，这么可怜的生活。看来，上海也并非想象中的那样完美。走了有半小时，才到汽车站。他挤上了车，现在他已经学会如何侧着身子，将自己一米八十的身躯安置在最有限的空间，再不会被人误以为是外地人了。当他回到家时，已经六点多钟了，又饿又累。原以为家里已有一桌热腾腾的饭菜在等他，岂不知连饭还没烧熟。原来妈妈下午去淮海路买东西，街上人多，店里人多，车上人更多，老太太如何挤得过人家，结果回来晚了。饭还是上长日班的嫂嫂回来烧上的。妈妈一边忙着洗菜切菜，一边埋怨弟弟：“这个阿三呀！什么事也不干，一天到晚就是听听半导体睡睡觉。你见我晚回来，帮我把肉丝切切也好呀！唉，这个阿三！”陈信憋着一肚子火走进“违章建筑”，屋里黑洞洞的，简直伸手不见五指。却听见半导体没有调准频道的嗡嗡声，似乎在讲话，又似乎在唱歌。他摸到床沿去，一下子绊在一条腿上，把他吓了一大跳。床上坐起一个人：“二哥，下班了啊？”陈信打开台灯，忍不住发火道：“阿三，你日子过得太无聊了。成天在家没事，也帮妈妈干点家务嘛！”“下午我去买了米，还拖了地板。”弟弟辩解道。“买米拖地板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象你这么大，在农村拉犁子，割麦子。”弟弟不响了。“你也二十岁了，脑子里该考虑点问题，干点正事了。起来起来，一个人，怎么甘心生活得这么窝囊。你要振作起来，哪还象个年轻人哪！”弟弟不声不响地走出了“违章建筑”。大哥也回来了，又冲着他说：“三三，你大了，该懂事了。哥哥嫂嫂在外工作了一天，回来总想好好休息，你应该帮帮忙啊！”陈信在“违章建筑”里又接了上去：“如果你每天在温习功课考大学，我们一点不会责备你不于家务。相反，还会给你创造条件……”弟弟仍然不响，妈妈过来打圆场了：“好了好了，也怪我，走以前没和阿三交代。饭马上就好了，先吃点饼干吧！阿三，去拷点醋。”等阿三走开，妈妈又对两个大儿子说：“我宁可阿三在家里窝着，也不愿他出去闯祸。这些没工作的孩子，象他这样，还算听话的，好的啦。”七点半，饭菜终于烧好了。大家在妈妈睡觉的六平方小屋里围着饭桌吃饭。因为饭前阿三引起的不愉快，气氛有点沉闷，谁都不想说话。没有闲话下饭，食欲似乎也受了影响。大嫂也许为了使气氛活跃起来，挑开了话题：“我们局里成立了‘青少年之友’，其实就是婚姻介绍所呀。阿信要不要我去帮你领张表格？”“我吃饱饭没事干了。”陈信勉强笑着说，“我不想结婚。”“瞎讲！”妈妈说话了，“人怎么可以不结婚。我就不信象你这种相貌人品，会找不到老婆。”“现在身高一米八十的最吃香了，小姑娘都喜欢高个子。”弟弟笑嘻嘻地说，已经把刚才受的责备全忘了，他是个没心眼的孩子。“现在要找个对象也不容易。”嫂嫂说，“没有上千元办不了事。”“儿子要结婚，哪怕倾家荡产也要帮忙的。是吧，阿仿？”妈妈问大哥。“哎哎。”大哥傻呼呼地应着。“有了钱，要没有房子，还是一场空。”大嫂又说。“实在没办法，我搬到弄堂里去睡，也要让儿子结婚的。是吧，阿仿？”“对，对。”大哥应着。嫂嫂笑嘻嘻地说：“姆妈说话算数啊！”妈妈也笑着说：“姆妈说话什么时候不算数的？”“你们在开什么玩笑哪！”阿信放下了碗筷。虽然，妈妈和嫂嫂都是笑着，可骨子里却象是很认真的，又象是包含着什么心照不宣的意味，使人感到很不愉快。他在哥哥房间里看了一会儿电视，便觉得很困，眼皮子尽打架。想到明天还是早班，便站起来，睡觉去了。走进“违章建筑”，却见阿三已经睡在床上了，在听相声，一个人“咯咯”笑着，十分快活，惬意。“怎么这么早就睡了？”他说。“电视没看头。”等到相声在一阵掌声中结束了，弟弟才回答。“这次相声曲艺节目，播送完了。”半导体里说。弟弟失望地关上了半导体收音机。陈信照例看了几分钟小说，便关上了台灯。黑暗中突然响起弟弟的声音：“二哥，要是爹爹还活着就好了。我顶替姆妈，你顶替爹爹，爹爹的工作好，是坐办公室的。”陈信突然鼻子发酸了，他很想将弟弟搂在怀里，可结果却只是翻了个身，粗声说：“你应该说，考上学校就好了。”过了一会儿，弟弟发出了轻轻的鼾声，陈信却一无睡意了。妈妈退休，本来可以让弟弟顶替的，可就因为他……他当即便打了长途电话回家，说：“弟弟在上海，总有办法可想。这却是我唯一的途径了。”妈妈那边一声不吭，于是他便反反复复地说：“妈妈，我十八岁出去，在外苦了十年。妈妈妈妈，我十八岁出去，苦了十年，十年哪！”妈妈那边仍是没有声音，但他知道，妈妈一定在哭，并且在心里直说：“手心手背，哦，这手心手背……”结果，弟弟让了他，是应该的。十年前，他也让了哥哥。弟弟也和他一样，并没有怨言，也没有牢骚，同他亲亲热热的。弟弟翻了一个身，一条腿又跨在了他的肚子上，他没有推开它。唉，弟弟，真是不争气，要是他考上了学校，不就一切都解决，皆大欢喜了吗？可是，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上大学，上中技的。说起来，弟弟本不是爸妈打算生养的，就因为提倡“光荣妈妈”，于是又有了他。他的出生曾给妈妈带来了光荣，而今却是烦恼。弟弟对自己的出生也很抱歉，同时又为没考上大学而抱歉，对谁都和和气气，谁说他都不回嘴。他叹了一口气，上海，在上海也不容易。★　　　　　　　　★　　　　　　　　★今天晚上，妈妈厂里的一个老姐妹沈阿姨将要带个姑娘来给陈信过目。这是妈妈一手主持的，陈信就不好太执拗了。可心里实在觉得又无聊又别扭。哥哥说：“你现在应该着手建立生活了。”他听了倒是一震，新生活突然之间这么具体起来，他有点措手不及，难以接受。可他再想想，确也想不出来究竟还有什么更远大、更重要的新生活。也许，结婚，成家，抱儿子……这就是了。他摇摇头苦笑了一下，那种空落落的感觉又涌上心头。唉，十年里，对上海的思念虽然熬人，可却也有甜蜜，比如做梦，憧憬，梦游，神游。看来什么都是希望着的时候最好，就比如小时候总觉得星期六比星期天更好一些。一家人却都很起劲，从下午起便开始准备了。决定在哥哥房间里进行，嫂嫂把房间扫了一遍，抹了一遍。哥哥去买了点心水果，并商量决定早早地把囡囡哄睡，免得他说出叫人难堪的话。这是有过教训的。有一次，他妈妈给人介绍对象，在家里碰头。平时大人说话也不避他，他似懂非懂，突然间，指着那一对男女问嫂嫂：“妈妈，他们两个是结婚？”搞得十分不好。弟弟更是忙得不亦乐乎，建议妈妈晚上烧绿豆汤，又把自己最好的衣服拿出来让二哥穿。陈信发觉他的兴奋是由于极其无聊，生活中总算有了点新鲜内容，便开心得不得了，不免有点反感。于是也要求他到时候和囡囡一起在“违章建筑”里睡觉。弟弟百般哀求，无奈二哥的态度异常坚决，十分扫兴。尽管积极性受到严重的挫伤，但他还是帮助妈妈烧好了一大锅绿豆汤，动员二哥套上了他的喇叭裤。七点半光景，她们来了。那姑娘一直害羞地躲在沈阿姨身后，进了屋便坐在角落的沙发上，拿起一本书看着。正好是个黑影地，她又埋着头，看不清模样。“阿信这孩子不错，厂里老师傅很夸奖他。到底在外面吃过苦的，不象那些学堂刚出来的小青年骨头轻。”沈阿姨说。“是啊，这孩子不容易，在外面苦了十年。”妈妈一面和沈阿姨聊天，眼睛却老瞟着角落里的姑娘。“阿信，车床上的活儿做得惯吧？八小时站着，很吃力的噢？”沈阿姨又转向了陈信。“还好。我不怕站，在农村什么活没干过！”陈信应付着，注意力却全在那个角落里。可惜看不清，只看得见一个轮廓，似乎是短短的卷发，宽宽的肩膀。“阿仿，儿子呢？现在顽皮得不得了吧！”“他睡觉了，还听话。”大哥心不在焉地回答。“听话个什么！皮死了，我不要他了。”嫂嫂纠正道。“这是讲讲的，人家想要还要不到呢。皮的小孩都聪明。”“聪明倒是聪明……”嫂嫂转身向角落走去，“来，这儿坐，喝点绿豆汤呀！”可有一个人“抢”在她前边走到角落里，说：“这么暗，看书太吃力吧！”说着便拉亮了落地灯。原来是弟弟，不知他什么时候混进来的。陈信真想揪着衣领把他拎出去，可心里也不得不感激他的灵活机动。现在，姑娘便全都被灯光笼罩了。大家不约而同都停止了说话，向她看去，又不约而同地回过头，相互望望。大家脸上都有一种失望的表情。还是嫂嫂比较沉得住气，她怔了一会便说：“别看书了，喝点绿豆汤。”姑娘扭扭捏捏地喝完一碗绿豆汤，用手绢擦擦嘴，便说要走了。大家也不留她，只客套了几句：“以后来玩啊！”“路上小心啊！”然后全家起立送她到门口便止了步，由沈阿姨一个人送出弄堂。这似乎已经成了一套仪式的，每个人都自觉地遵守着。陈信刚回上海，还不大懂。但弟弟负责地站在他身边，为他作着榜样。妈妈瞅空问陈信：“阿信，你看怎么样？”阿信不说话，却笑了起来。“不行不行，颧骨高，要克男人的。”弟弟发言了。“瞎三话四，又不问你。”“形象是欠缺一点。”哥哥说。“相貌是不好看，不知道人怎么样。”妈妈自己说。交流只能暂时到此，沈阿姨回来了，笑着对陈信说：“人家说，看你的意思如何。小姑娘看样于蛮喜欢你的。”陈信还是笑着，不回答。沈阿姨似乎会意了一点什么，又说：“这姑娘人品很好，老实厚道，今年二十八岁。家里条件蛮好的，她爸爸妈妈说：不看男方的条件，只要人好，要是没房子，可以住我们家。他们有一间双亭子间……好了，你们再商量商量，最好早点给我回信。阿信，沈阿姨不会骗你的，你放心。沈阿姨从小看你长大，最知道你了。”全家把沈阿姨送至弄堂口，才回来。“阿信，你对她印象究竟怎么样？”哥哥问。“不佳。”阿信直截了当地说道。“形象究竟是次要的，可以接触接触嘛！”嫂嫂说。“嗯，形象可重要。要不，大哥为什么要找你。”陈信和嫂嫂开了个玩笑。大家都笑了。嫂嫂又笑又气，在他肩上捶了一下。“阿信，我说你也可以接触接触，不能太以貌取人。”大哥说。“靠介绍谈对象，外表当然很重要。否则，我凭什么去和她交往下去，谈什么恋爱呢？”陈信有他的道理。“形象不要求太好，但总要走得出去。”阿三又参加意见了。“姆妈，我看这姑娘还不错。”嫂嫂对妈妈说，“再说条件也好，有房子。上海的房子可是很要紧。”陈信听见了，说：“我是找人，又不是找房子。”“可这也是很重要的呀。我看那姑娘也没什么大难看，就是面孔稍微阔了一点，眼睛眉毛都过得去。”阿信不耐烦了，“什么眼睛眉毛，反正我看见这个人，一点儿激情都没有。”弟弟笑了起来，他还没听说过什么“激情”不“激情”呢！“我也是为了你好，我看你将来能把‘激情’当饭吃。”嫂嫂说。“对，对。”大哥附合。妈妈开口了：“囡囡妈妈，这是阿信的事，还是让他自己作主。”“就是，就是。”大哥又附合道。“好了，到此为止吧。”陈信感到无聊极了，“妈妈，以后你再别操这个心了。我自己找。有本事找个好老婆，没本事活该打光棍。”说完，一头钻进“违章建筑”，睡觉去了。睡梦中，有一双眼睛在对着他笑，这是一双黑黑的，弯弯的，象月牙儿似的眼睛。这眼睛分明在笑，笑得很甜，很温柔。他醒了，见那一尺见方的窗户外，一弯月牙正对着他。哦，月牙儿般的眼睛，她在哪儿呢？她究竟是谁呢？在那里，每天早上，他去食堂吃饭回来，总是看见有一辆自行车从校园驶过，从后门向前门驶，老式笨重的平车上坐着小巧纤细的她。她总是回过头看他，那眼睛，那眼睛……他自信，如果他问她：“你上哪儿去？”她一定会告诉他。可是他一直没问，因此也就一直无从知道，她从哪儿来，又到哪儿去。他只知道，学校的后门到前门，是一条捷径，常常有人来来往往，可以省去一个很大的圈子，而直达目的地。目的地有很多。前门有医院、文化馆、文工团、机械厂；后门有百货大楼、体育场、纺织厂。她一百次，一千次从他身边过去，他放过了她，心底里明明喜欢她的，他看到她便感到愉快。他的注意力全在上海，上海这个目标上了。如今，终于回了上海，她却永远过去了，一去不回了。只在记忆中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倩影。当然，他决不后悔，在他心中的天平上，一个姑娘决不会比上海重。只是，有那么一点点。一点点的惆怅。他又想起了他的学校，那是一个很宽阔的公园。可以说，上海还没有一所中学是这么大的。校园里有一条林荫道，一片小树林。他的房间门前有一眼井，夏天可以冰西瓜。他有一个班的学生，学生对他很忠实，常常把家里做的食物送给他。可他这次回来，为了避人耳目，生怕节外生枝，却是不告而别。唉，他想那个地方了。几个公章可以把这段历史不留痕迹地消灭。可是，既然是历史，就总要留下些什么，至少要给心灵留下一点回忆。★　　　　　　　　★　　　　　　　　★这天早上，哥哥忽然向妈妈提出，把户口分开，他说：“这，这么样，可，可以有两份，两份鸡蛋。按户头分配的东西，也都可以有，可以有两份了。”妈妈没说话，抬起眼睛看着哥哥，哥哥却把脸避开了。陈信觉得哥哥的想法挺不错，只是奇怪他为什么要这样吞吞吐吐、结结巴巴、似乎在说什么难于启齿的事。他在边上笑着说。“这倒挺不错，亏你们想得出。”不想这句玩笑却叫哥哥红了脸，走了。而妈妈自始至终没有发言，眼睛却老盯着哥哥。阿信走出门去上班，弟弟跟在他后面到了弄堂口。弟弟诡秘地压低声音说：“你晓得大哥为什么要分户。吗？”“鸡蛋……”“什么鸡蛋！”弟弟打断了他的话，“是为房子。”“房子？”陈信困惑了，停下了脚步。“房子。”弟弟肯定了一句，“一分户口，这间二十二平方的客堂就归他们了。这一定是嫂嫂的主意。”“归他就归他了！”陈信重又挪动了脚步，“你这个小鬼，正事上不用心，这种事倒内行得不得了。唉。”这一整天，陈信都有点心不在焉，常常有意无意地想起哥哥的话：“分户口。”他隐隐地感觉到这“分户口”后面是有一点什么含意的。继而，弟弟的话又响在耳畔：“房子。”他想起嫂嫂老是提起的结婚和房子的关系。这会不会确实有什么意味？他下意识地一挥手：“不会。”几乎说出声来，倒把自己吓了一跳，不觉又好笑起来。下班，回到家，他便听见妈妈在和大哥说：“这户口不大好分。因为这房子有一半是阿信的。阿信在外苦了十年，要是他结婚，你们要让出半间，你说是吧？”哥哥不响，妈妈又问了一遍：“是吧？”他才附和着：“是的，是的！”这时，嫂嫂端菜进来了，将菜碗放在桌子上。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碗底发出很响的一声：“砰！”吃晚饭了，哥哥、嫂嫂的脸上象蒙了一层乌云。而妈妈却象是对他俩很抱歉似的，一个劲儿地往他们碗里夹菜。弟弟老是意味深长地向陈信递眼色，意思是：“你看，你看！”陈信厌恶地转过脸，低下头，谁也不看。饭桌上的气氛十分沉闷，幸好有个囡囡，在凳子上一会站起，一会儿坐下；一会儿要这，一会儿要那，使空气活跃自然了一点。这会儿，他干脆丢了勺子，用手往碗里直接抓菜。奶奶做规矩了，捉住他的小手，摊开巴掌，在手心上打了三下。弟弟朝他做着幸灾乐祸的鬼脸：“好极了，哈哈！”囡囡高傲地说：“一点儿都不痛！”大家都笑了，可嫂嫂一把将囡囡从凳子上拖下来，嘴里训斥道：“你不要脸皮厚”，这么不识相。没把你赶出去是对你客气，不要当福气。”大家的笑容僵在脸上了，不知道该收回去，还是该放在那里。弟弟解嘲似地又轻轻说了一句：“好极！”妈妈沉下了脸：“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没有什么意思。”嫂嫂说。“我知道你的意思。”妈妈干脆把话挑明了，“你是在为房子生气。”“我不为房子生气，有没有房子我无所谓。不过，我儿子长大了，没有房子是不会让他娶人家女儿回家的。”“你不用讲这种话来气我，我做婆婆的虽然穷，可是我心里疼孩子。三个儿子我要一样看待，手心手背都是肉，阿信出去，有一半是为了阿仿。你们不要忘恩负义。”妈妈哭了。“我们怎么忘恩负义？人家小姑娘结婚，谁不是一套家具，沙发落地灯。我结婚时，阿份有什么？我有过一句怨言吗？阿信在外地，逢年过节不都寄包裹寄钱。做媳妇做到了这种程度很可以了。”嫂嫂也哭了。哥哥傻了眼，不知劝谁好。弟弟不见了。真的出事，他就害怕，开溜，是个小草包。“别哭了！”陈信烦躁地站了起来，“妈妈，我不要这房子，我不结婚。我们插队落户的，能有回上海的一天，就满足了。”妈妈哭得更伤心了。嫂嫂看了他一眼，哭声低了下去。晚上，大家都睡了，大哥抽着烟走进一违章建筑”，说：“你别生你大嫂气，她就是这么个脾气，心并不坏。当时我们结婚，我没有储蓄，只买了一只床。她并没抱怨。这几年，我们省吃俭用，买了家具，装修了房间，她心满意足，觉得苦了几年终于有了结果，自然要竭力保护。她心不坏，她也说，应该让给弟弟半间，只是舍不得，我慢慢劝她……”“大哥，别说了。”他猝然说道，“我刚才不是说气话，我不要这半间，我发誓。你让她放心，只是不要分户口。妈妈要伤心的，老人家喜欢子孙团圆。”大哥哭了，抱住他肩膀。他也想抱住大哥的，可结果却一把推开他，钻进了被窝。在外十年，把他的感情也磨粗糙了。可是，在上海，确实也不容易。★　　　　　　　　★　　　　　　　　★陈信过惯了独自一人省心的日子，如今感到真烦心。第二天是厂礼拜，他天不亮早饭没吃，谁也不告诉一声，便出了门。他想出去走走，找个开阔一点的地方。在空阔的北方过惯了，在上海总感到气闷。高不见顶的高楼挡住了风，密密的人群混浊了空气。去哪儿呢？去外滩吧。他下了汽车，向前走去。马路对面是黄浦江。看不见江面，只看见大大小小停泊着的轮船。江岸上绿树、红花，老人在打太极拳，小孩子奔来跑去，年轻人在散步，照相。生活有了这些，就变得愉快、美好起来。他心情稍稍轻松了一点。他穿过了马路，哦，黄浦江，这上海的象征。可它并不象记忆中和地图上那样是蓝色的。它是土黄色，并且散发出一股腥臭味儿。也许世界上一切东西都是只能远看，走近去一细看便要失望的。他顺着江岸向前走去，前边是外滩公园，他买了门票进去了。一进去便是一个喷水池，水从假山顶上落下，落在池子里，激起一圈圈涟漪。记得很久很久以前，水不是这么直接落在水面上的，水珠子落在一把伞上。伞下是一个妈妈，搂着两个孩子，笑嘻嘻地挤在一起躲雨。他小时候第一次看见这座雕像时，是多么惊讶，多么喜欢。他看个没完没了，便赖着不肯走。现在想起来，雕像是在冥冥中引起了共鸣。他们，从来就是这么生活的。爹爹很早就死了，妈妈带着他们三个，相依为命，相濡以沫，什么苦都吃过了。可就因为大家挤在一起，再怎么苦都是暖融融的。有一次刮龙卷风，四口人全挤在大床上，紧紧抱成一团。闪电，霹雳，呼啸的狂风，引得大家又害怕却又兴奋。弟弟夸张地尖叫着，妈妈笑着咒诅老天，陈信以保护人的身份坐在离电灯开关最近的地方，这个开关被刚懂一点电知识的哥哥视若虎豹。雷打得真吓人，可真开心。是的，暖融融的。这温暖，吸引着他，吸引着他归来。水，落在空荡荡的水面上，激起一个个单调而空洞的水圈。一滴水珠落在他撑在池边的手背上，他忽然意识到，这水珠是从自己脸颊上滚落的。他是怎么了？当年离开上海，妈妈哭得死去活来，他却一滴泪不流。今天……他感到一种莫大的失望，好象有一样最美好最珍重的东西突然之间破裂了。他扭头走出了公园。商店开门了，营业员都在卸排门板，亮出了橱窗。橱窗里的商品令人目眩。街上走的人，更令人头晕，那似乎都是一些活着的、生动的模特儿。他走到一个橱窗跟前，不由自主地站住了脚，橱窗里是一些电动的装置：一个滑梯上，一个个大头胖娃娃鱼贯滑下，两个娃娃抱在一起荡秋千，后面几个红领巾少年在试飞机模型，一架架银色的飞机在蓝色的云幕上飞翔。他站在跟前，走不动了。他感到心里忽然有什么被唤回了，是的，被唤回了。这是他的童年，他的少年，他离开上海时，心中留下的一片金色的记忆。这记忆在十年中被误认为是上海了。于是，他便拚命地争取回来。上海，是回来了，然而失去的，却仍是失去了。路上的人越来越多，漫下了人行道。象是排队走路似的，想快也快不了。他想起早晨挤汽车的那种形势；想起饭店里站着等人，坐着被人等的情景；想起三角花园一条长凳上坐着三对伴侣；想起豫园假山上排队轮流照相……看来，人，不仅能创造奇迹，还能创造窘境。唉，他何必一定要挤进来呢，何必呢？人和人，肩挨肩，脚跟脚，这么密集的在一个世界里，然而彼此又是陌路人，不认识，不了解，彼此高傲地藐视着。哦，他忽然想起弟弟前几日录来的一个歌，歌词只有反反复复的两句。“地上的人群就象天上的星星那样拥挤，天上的星星就象地上的人群那样疏远。”那个地方却不是这样的，那里很清静，也许有些荒凉了，但走在街上，可以奔跑，可以信步，可以畅快地呼吸。因为城市小，人和人，今天不见明天见，低头不见抬头见。都是面熟的，相识的，一路走过去，几乎要不断地点头，招呼，倒别有一番亲切和温暖。看来，大有大的难处，小，却也有小的好处。他身不由己地跟随着人流向前走，自己也不知道走向哪里。他很茫然，十年里那点渗透他心灵的、苦苦的而又是甜甜的思念，消失了。十年里那种充实感也随即消失了。他的目的地达到了，下一步，他该往哪儿走？人活着，总要有个目的地。完成西装革履、喇叭裤、录音机的装备，跟上时代新潮流？找对象、结婚、建立小家庭？……这些都可以开始了，是的，可以开始了，只是还需要很多努力，很多辛苦。并且，如果时装里包裹着一颗沉重而不愉快的心灵，究竟又有什么幸福？为了建立家庭而结婚，终身伴侣却不是个贴心人，岂不是给自己加了负荷。他不由又想起了月牙儿般的眼睛，唉，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人生的目的地，总归应该是幸福，而不是苦恼。他忽然感到，自己追求的目的地，应该再扩大一点，是的，再扩大一点。他郁闷的心情开朗了一点，好象沉重的乌云开了一条缝，一线朦朦胧胧的光透了进来。虽然是朦胧隐约的，但确实是光。“阿信！”他站住了，似乎有人叫他，嗯？“阿信！”又是一声。他转脸一看，见马路上，熙熙攘攘的行人中间，无可奈何爬行着的一辆公共汽车窗户里，伸出大哥的半个身子，向他伸着手。他背后还有大嫂。他们脸上的表情很怪，似乎是十分惊慌恐惧。他不知出了什么事，掉转身子追着汽车跑去。大哥一把抓住他的手，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呆呆地看着他。就象十年前，陈信坐在火车上，哥哥跟着火车跑的时候那神情一样。他心里一酸。大嫂也伸手抓住他：“阿信，你可别想不开！”她又哭了。“你们想到哪儿去了？！”陈信笑了，眼泪却也滚了出来。“回家吧！”哥哥说。“好的，回家。”回家，家毕竟是家，就因为太贫困了，才会有这些不和。亲人，苦了你们了。他忽然感到羞愧，为自己把十年的艰辛当作王牌随时甩出去而感到羞愧。妈妈、哥哥、弟弟、嫂嫂，都有十年的艰辛。当然，人生中，还不仅是这些。还有很多很多的欢乐，真的，欢乐！比如，林荫道、小树林、甜水井，天真无邪的学生、月牙儿般的眼睛……可全被他忽略了。好在，还有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今后的日子还很长很长。该怎么过下去，真该好好想一想。又一次列车即将出站，目的地在哪里？他只知道，那一定要是更远、更大的，也许跋涉的时间不止是一个十年，要两个、三个、甚至整整一辈子。也许永远得不到安定感。然而，他相信，只要到达，就不会惶惑，不会苦恼，不会惘然若失，而是真正找到了归宿。（原载《上海文学》一九八一年第十期）比较北京和上海上海和北京的区别首先在于小和大。北京的马路、楼房、天空和风沙，体积都是上海的数倍。刮风的日子里，风在北京的天空浩浩荡荡地行军，它们看上去就像是没有似的，不动声色的。然而透明的空气却变成颗粒状的，有些沙沙的，还有，天地间充满着一股鸣声，无所不在的。上海的风则要琐细得多，它们在狭窄的街道与弄堂索索地穿行，在巴掌大的空地上盘旋，将纸屑和落叶吹得溜溜转，行道树的枝叶也在乱摇。当它们从两幢楼之间挤身而过时，便使劲地冲击一下，带了点撩拨的意思。北京的天坛和地坛就是让人领略辽阔的，它让人领略大的含义。它传达“大”的意境是以大见大的手法，坦荡和直接，它就是圈下泱泱然一片空旷，是坦言相告而不是暗示提醒。它的“大”还以正和直来表现，省略小零小碎，所谓大道不动干戈。它是让人面对着大而自识其小，面对着无涯自识其有限。它培养着人们的崇拜与敬仰的感情，也培养人们的自谦自卑，然后将人吞没，合二而一。上海的豫园却是供人欣赏精微、欣赏小的妙处，针眼里有洞天。山重水复，作着障眼法，乱石堆砌，以作高楼入云，迷径交错，好似山高路远。它乱着人的眼睛，迷着人的心。它是炫耀机巧和聪敏的。它是给个谜让人猜，也试试人的机巧和聪敏的，它是叫人又惊又喜，还有点得意的。它是世俗而非权威的，与人是平等相待，不企图去征服谁的。它和人是打成一片，且又你是你，我是我，并不含糊的。即便是上海的寺庙也是人间烟火，而北京的民宅俚巷都有着庄严肃穆之感。北京的四合院是有等级的，是家长制的。它偏正分明，主次有别。它正襟危坐，慎言笃行。它也是叫人肃然起敬的。它是那种正宗传人的样子，理所当然，不由分说。当你走在两面高墙之下的巷道，会有压力之感，那巷道也是有权力的。上海的民居是平易近人的，老城厢尽是那种近乎明清市井小说中的板壁小楼。带花园的新式里弄房子，且是一枝红杏出墙来的。那些雕花栏杆的阳台，则是供上演西装旗袍剧的。豪富们的洋房，是眉飞色舞，极尽张扬的，富字挂在脸上，显得天真浮浅而非老于世故，既要拒人于门外，又想招人进来参观，有点沉不住气。走在皇城根下的北京人有着深邃睿智的表情，他们的背影有一种从容追忆的神色。护城河则往事如烟地静淌。北京埋藏着许多辉煌的场景，还有惊心动魄的场景，如今已经沉寂在北京人心里。北京人的心是藏着许多事的。他们说出话来都有些源远流长似的，他们清脆的口音和如珠妙语已经过数朝数代的锤炼，他们的俏皮话也显得那么文雅，骂人也骂得有文明：瞧您这德行！他们个个都有些诗人的气质，出口成章的，他们还都有些历史学家的气质，语言的背后有着许多典故。他们对人对事有一股潇洒劲，洞察世态的样子。上海人则要粗鲁得多，他们在几十年的殖民期里速成学来一些绅士和淑女的规矩，把些皮毛当学问。他们心中没多少往事的，只有20年的繁华旧梦，这梦是做也做不完的，如今也还沉醉其中。他们都不太惯于回忆这一类沉思的活动，却挺能梦想，他们做起梦来有点海阔天空的，他们像孩子似的被自己的美梦乐开了怀，他们行动的结果好坏各一份，他们的梦想则一半成真一半成假。他们是现实的，讲究效果的，以成败论英雄的。他们的言语是直接的，赤裸裸的，没有铺垫和伏笔的。他们把“利”字挂在口上，大言不惭的。他们的骂人话都是以贫为耻，比如“瘪三”，“乡下人”，“叫花子吃死蟹——只只鲜”，没什么历史观，也不讲精神价值的。北京和上海相比更富于艺术感，后者则更具实用精神。北京是感性的，倘若要去一个地方，不是凭地址路名，而是要以环境特征指示的：过了街口，朝北走，再过一个巷口，巷口有棵树，等等。这富有人情味，有点诗情画意，使你觉得，这街，这巷，与你都有些渊源关系似的。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是凭亲闻历见认路的，他们也特别感性，他们感受和记忆的能力特别强，可说是过目不忘。但是，如果要他们带你去一个新地方，麻烦可就来了，他们拉着你一路一问地找过去，还要走些岔道。上海的出租车司机则有着概括推理的能力，他们凭着一纸路名，便可送你到要去的地方。他们认路的方法很简单，先问横马路，再弄清直马路，两路相交成一个坐标。这是数学化的头脑，挺管用。北京是文学化的城市，天安门广场是城市的主题，围绕它展开城市的情节，宫殿、城楼、庙宇、湖泊，是情节的波澜，那些深街窄巷则是细枝末节。但这文学也是帝王将相的文学，它义正辞严，大道直向，富丽堂皇。上海这城市却是数学化的，以坐标和数字编码组成，无论是多么矮小破陋的房屋都有编码，是严丝密缝的。上海是一个千位数，街道是百位数，弄堂是十位数，房屋是个位数，倘若是那种有着支弄的弄常，便要加上小数点了。于是在这城市生活，就变得有些抽象化了，不是贴肤的那种，而是依着理念的一种，就好像标在地图上的一个存在。北京是智慧的，上海却是凭公式计算的。因此北京是深奥难懂，要有灵感和学问的；上海则简单易解，可以以理类推。北京是美，上海是管用。如今，北京的幽雅却也是拆散了重来，高贵的京剧零散成一把两把胡琴，在花园的旮旯里吱吱呀呀地拉，清脆的北京话里夹杂进没有来历的流行语，好像要来同上海合流。高架桥，超高楼，大商场，是拿来主义的，虽是有些贴不上，却是摩登，也还是个美。上海则是俗的，是埋头做生计的，螺蛳壳里做道场的，这生计越做越精致，竟也做出一份幽雅，这幽雅是精工车床上车出来的，可以复制的，是商品化的。如今这商品源源打向北京，像要一举攻城之战似的。评《许三观卖血记》余华的小说是塑造英雄的，他的英雄不是神，而是世人。但却不是通常的世人，而是违反那么一点人之常情的世人。就是那么一点不循常情，成了英雄。比如许三观，倒不是说他卖血怎么样，卖血养儿育女是常情，可他卖血喂养的，是一个别人的儿子，还不是普通的别人的儿子，而是他老婆和别人的儿子，这就有些出格了。像他这样一个俗世中人，纲常伦理是他的安身立命之本，他却最终背离了这个常理。他又不是为利己，而是问善。这才算是英雄，否则也不算。许三观的英雄事迹且是一些碎事，吃面啦，喊魂什么的，上不了神圣殿堂，这就是当代英雄了。他不是悲剧人物，而是喜剧式的。这就是我喜欢《许三观卖血记》的理由。记一次服装表演年前，在上海展览馆，看了一场奇特的服装表演。“模特儿”们都已人到中年甚至老年，从42岁直至74岁。她们穿了自己设计剪裁[辰祥書院+DZS.JXSOSOU.COM]的衣服，随着迪斯科音乐走在长长的红色地毯上，操着没有训练的朴素的步子，面带羞怯而勇敢的微笑。她们逐渐地镇定下来，有了自信，她们的脚步渐渐合拍，注意到了观众。观众大多是她们的丈夫和孩子，丈夫和孩子微微吃惊地而也有些羞怯地微笑着。台上台下，他们彼此都有一些害羞，他们从来没有试验过在这样一个场合里会面，彼此都有些不认识了似的。起初，他们都不好意思交流目光。而渐渐的，他们都勇敢起来，好像都暗暗松了一口气。她们开始向他们炫耀，她们忽然发现，她们竟还能够向他们炫耀，她们心中生出了年纪轻轻的虚荣心，决心再一次地征服他们，而他们则有些目瞪口呆。几十年岁月的磨蚀，他们几乎忘记了她们是女人，她们对他们稔熟得只成了一桩习惯。她们排列着一行队伍，轮番向他们进攻，她们已经将迪斯科的音乐踩得很准，脸上的笑容逐渐热烈，有些无所顾忌。她们起先是用目光袭击，然后挺起了胸膛，她们踩着红色的地毯，向他们婷婷而又炯炯地走来。他们招架不住了似的，他们投降了似的放松下来，也不再害羞，甚至有些“厚颜无耻”地盯着他们的女人。他们想到：这是女人们，而她们也想到：她们是女人。她们好像已经将这点忘了很久。她们在没有性别的服装里忘记了自己的性别，她们在没有性别的负荷里消灭了自己的性别，她们没有性别地度过了她们最好的岁月，她们几乎结束了女人最好的岁月而忽然记起了她们是女人。女人们穿着男人们为她们挑选的夜礼服，金光熠熠地向我们逼近，在这一个音乐厅里还没有完全安静，宴会厅里还没有普及暖气和空调，人们还没有充分的想象力为生日召开一个晚会，而她们已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等待这一切的时候，这大约是她们穿这夜礼服唯一的夜晚，这大约是她们生平里唯一的金光熠熠的夜晚了。她们在她们唯一的夜晚里，炯炯逼人地走来，从长长的红地毯上走来，向她们的丈夫和孩子走来。她们是走过了多么漫长的没有风光的道路，才走上了这条红地毯的。音乐越来越激越，热情地鼓励她们并且安慰她们，她们脸红了，她们泪光闪闪了，而大厅里灯火辉煌。自然最美王安忆在接受采访时说：女作家比男作家写作更勤奋一些更认真一些。但在写作上我认为没有具体性别之分。现在有些评论家的观点是从作家自己谈创作的文章中得来的，这是要上当的。创作过程是说不清楚的，想象力不可捉摸。现在在作家中也存在一种风气，把自己的创作谈得特轻松潇洒，这很容易让人产生误会，还有一些写作家的人也把作家的写作生活写得非常轻松非常浪漫潇洒，这是不真实的。我写作用笔写产量也不是很高，我对自己的要求也不是很多，每天只写一点儿。现在的作家性别意识不是很强，女作家和男作家很像。而现在两性作家在写作上并没有太大差别。她们很现实，拼命把现实世界的面目表现出来，尤其是“新写实小说”那一派，两性作家极其相似，他们的作品、理论不是文学很好的理想和表现目标。不过那些评论家把方方也归纳到“新写实”里去，这不正确。我觉得方方比“新写实”作家都要好。对于“新写实”小说，我觉得缺少一种诗意，写作能力很强，语言非常利落。这批作家的差别很大，笼统归为一派不太科学，这同评论家的想法有关。寻找苏青想到这个题目是因为读到一篇文章，金性尧老先生的《忆苏青》。文中有一节，是写五十年代，金性尧老与苏青所见最后一面，“她穿着一套女式的人民装”这套服装确是出人意外，总觉着五十年代的上海，哪怕只剩下一个旗袍装，也应当是苏青，因为什么？因为她是张爱玲的朋友。苏青是在我们对这城市的追忆时刻再次登场的，她是怀旧中的那个旧人。她比张爱玲更迟到一些，有些被张爱玲带出来的意思。她不来则已，一来便很惊人，她是那么活生生的，被掩埋这么多年几乎不可能。她不像张爱玲，张爱玲与我们隔膜似乎能够理解，她是为文学史准备的，她的回来是对文学负责。即便是在文学里，她被我们容易接受的也只是表面文章：一些生活的细节，再进一步抑或还有些环境的气息。那弄堂房子里的起居，夹着些脂粉气，又夹着油酱气的；从公寓阳台上望出去的街景，闹哄哄，且又有几分寂寞的；还有女人间的私房话，又交心，又隔肚皮。这些都是“似曾相识燕归来”可是，张爱玲却是远着的，看不清她的面目，看清了也不是你想看的那一个，张爱玲和她的小说，甚至也和她的散文，都隔着距离，将自己藏得很严。我们听不见张爱玲的声音，只有七巧，流苏，阿小，这一系列人物的声音。只有一次，是在《倾城之恋》里，张爱玲不慎漏出了一点端倪。是流苏和范柳原在香港的日子里，两人机关算尽，勾心斗角冷战时期，有一晚，在浅水湾饭店，隔着房间打电话，范柳原忽念起了诗经上的一首“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总觉得，读诗的不是范柳原，而是张爱玲。张爱玲的风情故事，说是在上海的舞台演出，但这只是个说法，其实，是在那“死生契阔”中。那个时代的上海，确有着“死生契阔”的某种特征：往事如梦，今事也如梦，未来更如梦。但这是旁观者所看见的，局中人看到的或是刀光剑影，生死存亡，或就是蔷薇蔷薇处处开。张爱玲的声音听到头来，便会落空，她满足不了我们的上海心。因此，张爱玲是须掩起来看的，这还好一些，不至坠入虚无，那些前台的景致写的毕竟是“上海”两个字。苏青却跃然在眼前。她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我们好像看得见她似的。即便是她的小说，这种虚构的体裁里，都可看见她活跃的身彰，她给我们一个麻利的印象，舌头挺尖，看人看事很清楚，敢说敢做又敢当。我们读她的文章，就好比在听她发言，几乎是可以同她对上嘴吵架的。她是上海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马路上定着的一个人，去剪衣料，买皮鞋，看牙齿，跑美容院，忙忙碌碌，热热闹闹。而张爱玲却是坐在窗前看。我们是可在苏青身上，试出五十年前上海的凉热，而张爱玲却是触也触不到的。可是，我们毕竟只能从故纸堆里去寻找苏青。说是只隔了五十年，只因为这五十年的风云跌宕，有着惊人的变故，故纸堆也积成了山。许多事无从想象。即便从旧照片上，看见一个眼熟的街角，连那悬铃木，都是今天这一棵，你依然想不出那时的人和事，苏青在眼前再活跃，也是褪色的黑白片里的人物。她的上海话是带口音的，有些乡土气用。那样的上海话讲述的故事听都听得懂，想却要想走佯的。所以，当知道苏青在我们身边直到八十年代初期，真是吃惊得很，总觉得她应当离我们远一些。张爱玲不是远去了，她避开了穿人民装的时代，成为一个完整的旧人，虽生犹死。苏青为什么不走？由着时代在她身上划下分界线，隔离着我们的视线。苏青的文字，在那报业兴隆的年头，可说是沧海一粟。在长篇正文的边角里，开辟了一个小论坛，谈着些穿衣吃饭，侍夫育儿，带有妇女乐园的意思。她快人快语的，倒也不说风月，只说些过日子的实惠，做人的芯子里的活。那是各朝各代，天南地北都免不了的一些事，连光阴都奈何不了，再是岁月荏苒，日子总是要过的，也总是差不离的。当然，不是钻木取火的那类追根溯源的日子，而是文明进步以后的，科学之外，再加点人性的好日子。上海的工薪阶层，辛劳一口，那晚饭桌上，就最能见这生计，莴笋切成小滚刀块，那叶子是不能扔的，洗净切细，盐揉过再滗去苦汁，调点麻油，又是一道凉菜；那霉干菜里的肋条肉是走过油的。炼下的油正好煎一块老豆腐，两面黄的、再滴上几滴辣椒油；青鱼的头和尾炖成一锅粉皮汤，中间的肚当则留作明日晚上的主菜。苏青就是和你讨论这个的。这种生计不能说是精致，因它不是那么雅的，而是有些俗，是精打细算，为一个铜板也要和鱼贩子讨价还价。有着一些节制的乐趣，一点不挥霍的，它把角角落落里的乐趣都积攒起来，慢慢地享用，外头世界的风云变幻，于它都是抽象的，它只承认那些贴肤、可感的。你可以说它偷欢，可它却是生命力顽强，有着股韧劲，宁屈不死的。这不是培育英雄的生计，是培育芸芸众生的，是英雄矗立的那个底座。这样的生计没什么诗意，没什么可歌位的，要去描写它，也写不成大篇章，只能在报纸副刊的头尾占一小块，连那文字也是用的边角料似的，是一些碎枝未节。关于幸福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自己觉得幸福。也许这只是一句人人皆知的落后了的大白话，而我却知道，有不少人，甚至很多人并非为了自己的感觉，而是为了他人的观瞻而建设自己的人生与生活。因而窥察别人的生活与家庭，便成了我们生活的另一部分。我们的生活好象就是以这两个部分组成的：一是生活给人看；二是看别人生活。我们同情别人生活不幸而自觉着幸福，我们评价着别人的是非长短而深觉自己又高尚又美好。于是，我们也无法不提高了警惕地想到，人家将对我们的生活怎么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困扰，我们无法解脱这个困扰，我们很沉重，无法轻装上阵。为了这个困扰与顾虑，我们自己的感觉反倒下降，反倒被我们自己忽略。我们心里充满了奇特的自尊与自卑。别人的目光对于我们是那么重要，使我们不安。如果得不到公众的承认与肯定，我们再幸福也不幸福了，我们再快乐也不快乐了。我们自己无法证明自己的幸福，我们的幸福无法由我们自己验明。我们被动地生活，寻找幸福，我们常常寻找不着，因为我们出发时就迷了路。观后与写后要说《拯救大兵瑞恩》体现了多么深刻的人道精神，似也未必见得。当然，斯皮尔伯格确是加足作料，烩制了一道人道主义的大餐。他总是善于将各种人类精神奉献给好莱坞的票房。事实上，排除各种渲染，拯救大兵瑞恩也仅是通常意义上的人道原则。我们中国历来都有独子不当兵的政策，只不过没有加以抒情化解释，强调母亲的原因，倒是以为天经地义，事当如此。再说，故事也并不像那种极端化的讲法，是以八条人命换取瑞恩一命，而是八个人去救一个人。也是从效果考虑，参加拯救的兵力越强，彼此的安全就越有保障。后来的牺牲，则主要是在保卫桥头的小规模战役中造成，但换来的是这一阵地的决定性胜利，亦是正常的战争伤亡，和八个人拯救大兵一个人关系又不大了。总之，斯皮尔伯格的每一项崇高的名义，都是从一个浅薄的定义扩张而至。但他掌握着电影语言的暴力，每一回他都能成功地将他的成果强加于人们。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一次，《拯救大兵瑞恩》略略事出意外。当拯救小分队整装就绪，出发上路，故事的真正的形式，方才展开了。这是一个很美妙的形式，隐藏着一种抒情的性质，这才是故事所以为故事的基本要素。在斯皮尔伯格以往的电影里，有的只是过激的场面，由场面铺排而成，故事却都是简单的、粗略的，不究细节的。这回毕竟略有改观。拯救小分队经过一个个阵地、战场，一支支部队，询问着：见没见到瑞恩？故事的美妙形式便呈现了出来。可惜斯皮尔伯格一贯抓不住真正重要的东西，他醉心于强权性质的手段，就是那种直观的，立竿见影的手段。比如诺曼底登陆战，再比如在桥头战斗间歇，听法国女高音的唱片，都是足够煽动情绪的场面，与故事却并无补益。但是他到底还是从指缝里遗漏了些故事的碎屑给我们。比如小分队穿行在前线下来的部队里，四处打听着，见没见到瑞恩，有人告诉他们，某某人说起过瑞恩。这一笔真的很动人，瑞恩初露端倪，在一种游移不定，扑朔迷离的传闻之中。其实，故事要做的就是这个，目标如何渐渐显形，终于从无到有。先前的，在牺牲者的身份牌里寻找瑞恩的名字也很好。分开来挑拣名牌的几伙，不时互相问道：见没见到瑞恩。大兵瑞恩，就在这不到场的场合下被反复点名、询问，继而受到认同，很有诗意。找错的那一笔亦是非常有趣。在此，斯皮尔伯格干得不错，将这场面表述得相当有趣味。他拍了一个长长的跟踪镜头，跟踪那搞错了的瑞恩一路跑来。这瑞恩当然是个年轻、高大、英俊的男孩子，全副武装待命的样子，可他跑步的姿态却怎么也不像个兵，脚步拖着地，腰倒是直的，屁股就有些往后坐，身上的披挂又都不大利索，这里那里松了下来，便哐啷作响。脸上的表情则有点慌张、茫然。他看上去就像个正在地里做活、临时抓夫抓来的农人，在军队里呢，则是个无可无不可的角色，从来也不曾有当官的特别需要召见他的时候。结果闹了个大误会，把这孩子惹哭了，吵着要回家，瑞恩还是没出场。于是硝烟弥漫中继续打问：见没见到瑞恩？有了这些东西，这部电影才好看起来。我写农村，并不是出于怀旧，也不是为祭奠插队的日子，而是因为，农村生活的方式，在我眼里日渐呈现出审美的性质，上升为形式。这取决于它是一种缓慢的、曲折的、委婉的生活，边缘比较模糊，伸着一些触角，有着漫流的自由的形态。比如，著名的盛产年画的杨家埠。在往昔的岁月里，收过秋后，就有贩年画的客商，从遥远的东北赶着马车早早来到杨家埠。他们睡在画坊的阁楼上，画坊里通宵达旦刻印年画，赶着定货。客人睡梦里都是，印板拍着印机，啪啪的响声。等货齐了，捆扎着装上车，再上漫漫归程。此时，已近年关。这一个买卖的过程，相当漫长，效率相当低。每一步都须人到手到，就是由于这样具体的动作和环境，情景便产生了。还有，在绍兴的乡间，我认识一位公公，他每天上午要去镇上茶馆喝茶。他背一个竹篮，篮里放着自己爱吃的糕点，篮上再挂一件布衫，以防变天时好添加。一清早起身，沿了河走一段，稻田间的田埂走一段，穿过一两个村落，走过二三座木桥，太阳高了，他就踏进了茶馆。我住镇上的时候，他送过我两次礼，一次是他园子里结的第一个葫芦，二次是他喂的母鸡下的头一批蛋。这就是公公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是可称为形式的，因为它的精神性成份，已经超过了实用的任务。再有，我所插队的安徽农村，县里召开基层干部会，是不负责伙食的，那就需要队里自己解决吃饭的问题。于是，便要带上个专门做饭的，还要到城里联系个做饭的地方。这种方式也是具有人情味的，它包含着人和人具体的特定的关系。在那里，假如有人病重，要送城里医院治疗，病人要去，病人的丈夫或者妻子自然也要去。父母一走，孩子怎么办？带去。那么猪谁来喂？鸡谁来喂？于是跟去。狗会自己找食，本是不必去的，可因为眷恋家人，便也去了。就这样，医院的院子里都是一家子，一家子，鸡飞狗跳，烟薰火燎，像个野营宿地。可是，有趣味的形式，就是发生于此。在农村时，有个小姊妹邀我一同去赶集，她怎么动员我？她说，路上要经过两口井呢，都是甜水井！这种方式在当时都被艰难的生计掩住了，如今，在一个审美的领域里，我重新发现了它们。它们确实是以低效率和不方便为代价的，可是，艺术和现代化究竟又有什么关系呢？城市为了追求效率，它将劳动与享受归纳为抽象的生产和消费，以制度化的方式保证了功能。细节在制度的格式里简约，具体生动的性质渐渐消失了。它过速地完成过程，达到目的，余下来的还有什么呢？其实，所有的形式都是在过程中的。过程缩减了，形式便也简化了。所以，描写城市生活的小说不得不充满言论和解析，因为缺乏形式，于是难以组织好的故事。现代小说故事的变形、夸张、颠倒，都是为了解决形式的匮乏，但也无济于事。以至于，流浪汉、无业者、罪犯、外乡人、内省人、精神病患者，会成为城市生活小说的英雄，因为他们冲出了格式，是制度外人。他们承担了重建形式的幻想。在这一个发展中的时期，我们的城市其实还未形成严格的制度，格式是有缺陷的，这样的生活方式有着传奇的表面，它并不就因此上升为形式，因为它缺乏格调。在突如其来的冲击之下，人都是散了神的。而真正的形式，则需要精神的价值，这价值是在长时间的学习、训练、约束、进取中锻炼而成。而现在，显然时间不够。像我们目前的描写发展中城市生活的小说，往往是恶俗的故事，这是过于接近的现实提供的资料。小说这东西，难就难在它是现实生活的艺术，所以必须在现实中找寻它的审美性质，也就是寻找生活的形式。现在，我就找到了我们的村庄。1999年3 月8 日王安忆眼中的当今文坛日前，记者在上海王安忆的家里，就当前文坛的种种景观和思潮，对王安忆进行了采访。记者：作家有两种：一种人的思考是随着生活的不断变化而改变，易受影响；而另一种人的变化是间接的，他们从阅读出发，自我思索，又有一些新艺术思想在创作上得到反映，你也是这样的吗？王安忆：不，这不一定。其实生活本身就只有那么一点内容，每辰#祥*书@院收集整理个人看到的都是一样的生活，大家观察到的也都差不多，而大家写出来的作品不一样，这要看你理性准备有多少。如果你的理性充分，你就深刻，就和别人不一样。记者：现在文坛上女作家非常活跃，在写作上女性作家对语言的把握、表现和叙事方式上比男作家做得要好，而且特别轻松，是吗？王安忆：女作家比男作家写作更勤奋一些更认真一些。但在写作上我认为没有具体性别之分。现在有些评论的观点是从作家自己谈创作的文章中得来的，这是要上当的。创作过程是说不清楚的，想象力不可捉摸。现在在作家中也存在一种风气，把自己的创作谈得特轻松特潇洒，这很容易让人产生误会。还有一些写作家的人也把作家的写作生活写得非常轻松，非常浪漫潇洒，这是不真实的。我写作用笔写，产量也不是很高，我对自己的要求也不是很多，每天只写一点儿。记者：现在许多作家纷纷转向专栏写作，写些散文随笔小品，有时候几个作家拟好一个话题，一块儿写一块儿发表，你写吗？王安忆：这是一种流行，约稿很多，但我不写。记者：80年代的女作家，在创作态度上和现今的女作家不一样。如张洁的《方舟》，她不是靠历史、哲学或深思一个历史真实，而是从直觉写作上守住了人性的一些基本良知，对社会文学异化有一种排斥感，她力求深化自己，而现今走红的女作家却大不一样了，她们失去了一种姿态。王安忆：现在的作家性别意识不是很强，女作家和男作家很像。80年代女作家的作品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不仅仅是张洁。而现在两性作家在写作上并没有太大差别，她们很现实，拼命把现实世界的面目表现出来，尤其是“新写实小说”那一派。有些评论家把方方也归纳到“新写实”里去，这不正确。对于“新写实”小说，我觉得缺少一种诗意，尽管写作能力很强，语言非常利落。现在这批作家的差别也很大，笼统归为一派不太科学，这可能与评论家的评论有关。记者：常看作品吗？王安忆：不是看得很多，有时候看到有些作品写得特别好，蛮喜欢的，就觉得自己真是赶不上。有位部队作家阎连科，写作很有感情，我非常喜欢他的作品，写得很好，有沉痛感。反观别的作家，大概是写多了，故事、文字、情节、语言、技巧、文体都很漂亮，但就是没有感情。记者：8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涌现出一批女作家，但对于这批女作家的作品批评缺乏一套完整的理论系统，以前都是中性批评，照着社会一个大的方向进行批评，倒是现在几个女评论家的批评很不错。王安忆：对，季红真、戴锦华等人的批评都是很中肯很不错的。但可惜的是她们现在都转到现代文学史研究上了。记者：从世界背景来看，许多“新”的东西已变得非常缺乏价值，比如表现主义小说，曾在日本国内轰动一时，但放到国际上，与卡夫卡一比就看出那只不过是模仿品。王安忆：这很可悲，什么叫第三世界？就是整个世界都变成了一个地球村，那些强民族强国家侵略弱民族弱国家，用他们的文化观念标准去消耗别人的民族文化，把他们的观念标准强加与人。记者：这也包含了对我们民族文化的入侵和影响，关键在于他们帮你做了选择。王安忆：这种情况非常像70年代的台湾，他们的文学界起来了一批知识分子——乡土派作家，当时我还不懂，最初看陈映真等人的作品不知他们的情绪为什么那么激烈。当时我只是从文学表面、文学本身来看，到今天中国内地也出现了种种类似景观，我突然明白了他们作品的价值所在。上海的女性上海女性的硬，不是在攻，而是在守。男女交手的情景是有些惨烈，还有些伤心……上海的女性心里很有股子硬劲的，否则你就对付不了这城市的人和事。不知道的人都说上海话柔软可人，其实那指的是吴语，上海话几乎专挑吴语中硬的来的。用上海话来说爱几乎不可能。“喜欢”比“爱”这个字还温存些，可见上海的“爱”是实在的“爱”。上海话用来说侠义倒是很好，都是斩钉截铁，一锤子定音的，有着一股江湖气。因此，说上海话的女人就总有着些侠士的意思，是和男人说得上话来，说的不是你我衷肠，而是天下道理。不知道的人还说上海女性婉约，那也是指的吴越风气，上海女性是吴越中最硬的来的。她们的硬不一定是硬在“攻”字上，而是在“守”。你没见过比她们更会受委屈的了，不过不是逆来顺受的那种，而是付代价，权衡过得失的。你决不能将她们的眼泪视作软弱，就是这道理。切莫以为有那几行悬铃木，上海这城市就是罗曼蒂克的了，这里面都是硬功夫，一砖一瓦堆砌起来。你使劲地嗅嗅这风，便可嗅出风里沥青味，还有海水的咸味和湿味，别看它拂你的脸时，很柔媚。爬上哪一座房子的楼顶平台，看这城市，城市的粗砺便尽收你眼，那水泥的密密匝匝的匣子，蜂巢蚁穴似的，竟是有些狰狞的表情。你也莫对那二十年、三十年的旧梦有什么怀想，那只是前台的灯火，幕后也是这密密匝匝的蜂巢蚁穴，里头藏着的，也是咬牙切齿，摩拳擦掌的决心。这地方真是没多少诗意的，歌也是那种打夯的歌。你只有看见工地上彻夜通明的灯，这里不响那里响的打桩机声，你还会感动一下，有一些激越的情感涌上心头。这就是这城市创世纪的篇章，是要从宏观着眼的。而在那水泥狭缝般的楼底街道上蠕动的、如蚁的人生，你要他们有什么样的诗情？这里的女性必是有些男子气的，男人也不完全把她们当女人。奋斗的任务是一样的，都是要在那密密匝匝的屋顶下挤出立足之地。由于目标一致，他们有时候可做同志，携手并肩地一起去争取；有时候可就成了敌人，你死我活的，不达目的誓不休。这种交手的情景是有些惨烈，还有些伤心，因都是渺小的人生，在可怜的犄角里，周转不过身来，即使是胜也胜不了几寸，败却是不能败的。这地方的男人也是用不上男子气的，什么都得伏小曲就，蜷着地来，也难怪不把女人当女人。双方势均力敌，一样地无倚无赖，白手起家，谁也让不得谁。要说男女平等，这才是，同一地平线上，一人半边天。嚷着“寻找男子汉”的，大多是那些女学生，读饱了撑的。凡是浴血浴泪过来的，找的不是男子汉，是那体己和知心，你搀我，我搀你的。要说都是弱者，两条心扭成一股劲，就是这地方的最温存和最浪漫。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不管有多么大的委屈，上海也给了她们好舞台，让她们伸展身手。而如她们这样首次登上舞台的角色，故事都是从头道起。谁都不如她们鲜活有力，生气勃勃。要说上海的故事也有英雄，她们才是。她们在社会身份的积累方面，是赤贫的无产者，因此也是革命者。上海女性中，中年的女性更为代表，她们的幻想已经消失，缅怀的日子还未来临，更加富于行动，而上海是一个行动的巨人。正是在命运决定的当口，她们坚决、果断、严思密行，自己是自己的主人。说她们中年，她们也不过是三十岁上下的年纪，正是经验和精力都趋饱满的时候，她们没有少女的羞怯和孤芳自赏，也没有老年人那般看得开，她们明白，希望就在自己的一双手上。她们都是好样的。可是，她们却满足不了你浪漫主义的内心追求，她们太务实了。这地方的生存太结实了，什么都是铿锵有声，没有升华的空间。也许你只有从大处着眼，去俯瞰那昼夜工作的工地，那里有一种聚集起来的激情。可你掌握那还有待时日，现在你则是伏手捡拾的日子。将那些零散在局部的热和力收集起来，准备着下一次的超越。风月三篇一、型中国人的脸型和西方人的不一样，比较的宽和平。西方人的脸是用立体[辰祥書院+DZS.JXSOSOU.COM]的块，垒起来，凸凹鲜明。而东方人，尤其是那种蒙古脸型的，就是线勾出的轮廓。所以，中国人的脸其实是很忌讳化妆的。脂粉很容易地就抹平了脸上细微的起伏对比，看上去面目划一，都很像月份牌上的美人。我估计，月份牌上的美人都是依着化过妆的脸临摹的。粉白的面颊上两片腮红，白和红都很匀净，然后，秀眉红唇。多少是有些像一副面具，是个木美人。事实上，中国人的脸是十分敏感的，在沉静的表面之下，有着千丝万缕种表情。这些灵敏的神经大部分集中在鼻翼上方，眼睑以下，以至颧骨之间的部位。这一个区域是较为西方人宽阔的，西方人几乎是不存在有这个平面的区域，他们的面部从鼻梁很迅速地过渡到颧骨，他们的表情是由这些大的，肌肉与骨骼的块垒运动而体现的。所以，他们的表情就比较夸张，强烈，和戏剧化。而中国人的表情区域则是在鼻翼处到颧骨之间的平面，可以说，绝大部分的微妙的差异都是来自这里的。然而，似乎所有的化妆技术都是热心地将这一片泥墙似地抹平，抹光滑，于是，一切表情都被掩埋了。这个部分是有着细腻的凸凹，肉眼几乎看不见，但这却构成了一种情调。一旦消失，脸就木了。还有，眼睑和唇部，这也是微妙的部分所在。方才说过，中国人的面部轮廓是线描式的，线描的精微最为典型地体现在这两个地方。中国人的单睑和重睑都相当精致，唇纹也是精致的，富于情调。还是化妆术害了它们。眼线，眼影，还有唇线，粗暴地覆盖了它们纤细的笔触。所有的区别都被取消了。这些现代化妆技术法重新画了一张脸，这张脸就像是那种傻瓜照相机照出的照片，没有影调的深入浅出，只是一张白脸上的眼，鼻，眉，嘴。中国人的脸大体分为南北两种，北方，通常是那类蒙古种的脸型。南方，则是越人的型。我估计，会不会是受戏曲脸谱的影响，而戏曲脸谱又是受中国地理政治的影响，蒙古脸型似乎是被视为正宗。荧幕上的英雄，大多是宽脸阔腮，浓眉直鼻的形象，有些类似京剧里的黑头，俗话所说：平头整脸。其实，越人的型，是更富于戏剧性的。这种型，更为敏感，因为肌肉的块面比较紧凑，复杂。而蒙古型的，多少有些一览无余，比较简单。鲁迅先生的脸型，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从他的照片来看，面部的影调很有变化，层次较多。眉棱，颧骨，鼻凹，下颏，组成略有冲突却最终协调的关系。骨骼比较蒙古型要突出，但和西方人的骨骼的表现不同，那是形成整体结构的块垒，而在这里，只有比较少肉，线条就有了锐度。然而，在荧幕或者图画上，人们却不由自主地，总是容易将他描摹得肌肉丰富。这样，是不是以为比较接近英雄的型？结果却是，浑圆，面部带上了“木”相。中国人的脸，稍稍有那么点偏差，就“木”了。这就是这种型的微妙之处。1998年11月28日上海二、木匠《泰坦尼克号》里有意思的地方有两处。一处是泰坦尼克号的锅炉房里，巨大的蒸汽锤在熔熔火光中依次击打着，发出巨响。铲煤工和锅炉工在这汽锤底下，就像忙碌的蚁群。这景象称得上是壮丽。早期的工业时代还是具有美感的，因为它含有人文的气息。蒸汽机可说是距离人性最近的机器，它虽然将人从身体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但它根据的还是身体劳动的朴素的原理。蒸汽在汽缸内膨胀，推动了活塞，产生力量。这是可视可闻的原理，过程直接显现，可以由感性接受。你看见蒸汽锤的击打，就好象是一个巨人在弹奏一架巨型钢琴，钢锤敲击着琴键的簧片，演奏出伟大的乐曲。这是人延伸了自己的能力和勤劳，所达到的强大。你看见的是机器，也是人的劳动。这是有道理可讲的机器，有着人手的操作的体温。电的道理就要曲折一些了，而电子计算机则更无道理可讲，它将劳动变得那么抽象，需要大量的解释，才可说通。并且，这些解释都是在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和发展，离人的感官越来越远。《泰坦尼克号》的第二处有趣的地方是更为感性的体现。那是在它撞击冰山之后，情形还不十分明了，船长吩咐道：找个木匠来，检查一下船体。这情形几乎是有些文艺复兴的意思了。这样的天下无敌的巨轮，是由木匠来照料船体。在《世界电影》杂志发表的《泰坦尼克号》的剧本里，这是译成“工匠”，也是文艺复兴的意思。总之，这使人想象到，这艘“梦之船”，是由木匠的斧凿钉锤，一下一下完成的，这简直接近于意大利的城邦了。这场面真的很恢宏。而木匠们的斧凿又是多么灵巧，技艺高超，这是家世源远流长的木匠，已经熟能生巧。他们凭着多少代造船的经验，功能和审美两方面的，造出了这艘“泰坦尼克号”。这样的劳动和制造，处处留下手的真迹，散发着即时即地的情感，这就是人文的气息。现代工业抹煞了人的劳作的痕迹，它将劳动概括化了。现代战争也是这样，战争发起的原因不是出于生死存亡的逼迫，而是外交的政策。过程呢？是武器和武器的较量，结局是在实验室里就已决定了的。海湾战争看起来颇像一场节日的礼花，“飞毛腿”在空中飞行。参战者不见踪迹，旁观者则靠了电视网身临其境。这世界就这样，变得隔岸观火。你伸出手去，想要触摸什么，一摸却是一个空。人的感官其实处于荒芜之中，并且面临退化的危险。《泰坦尼克号》至少有这两处是有意思的，它无意中使我们回望了早期的工业社会。那时，人类刚刚攀上机器的车轮，起步出发。人的能量发展到这样的一个时候，就是说，他已经不够他自己用的了，所以就必须找到一个代步，机器。人终于冲出了自己的躯壳，此时此刻，确实激动人心，就象那个蒸汽锤击打的铿锵的场面，人性创造了空前的辉煌。但这似乎是最后的光辉，接着，事情就不对劲了。1998年11月30日上海三、我们为什么需要音乐厅有一部先锋作曲家的作品，是将全场切光，然后舞台上亮起演奏者谱架上的几盏小灯，作品就开始了。各种乐器依次响起漫长的单音，就像在练琴，练了一阵，便结束了。事后又有一名作曲家向我解释这部作品，像这样的玄奥的作品不得不依赖解释。他解释道：这部作品是展示音乐，各种乐器的各种音高的不同的音色，而切光是为了让听众集中注意力，充分地享受音色的表现。我表示能够接受他的解释，但却产生了一个疑问，音色有什么意义呢？当这些音色互相间打散了关系，孤立地响起的时候，它不也成了一种单纯的声音？当然，那位解释者说，这部作品中的单音之间是有着逻辑的关系，是从和声，调性，音列，或者反和声，反调性，反音列等等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关系。这就又需要一番解释。可是，不就是要我们欣赏音色的吗？关系又有什么意义呢？问题还是在这里，这些乐器的声音于我们的欣赏有何意义？这声音和汽笛的鸣叫，婴儿啼哭，流水淙淙，或者一件重物从地面上划拉过去的声音有什么区别，它甚至可说是更无味的，那些日常生活里的声音，可能唤起我们对某一个具体场景的记忆和想象，可它能唤起什么呢？什么都没有。因为它是一种抽象的声音，还是一种后天的人工的声音。它的材料性质的，和现实无关，为了制作另一种存在的东西。所以，当它脱离了上下左右的联系，孤单地呈现的时候，疑问就产生了，它究竟要我们欣赏什么？我说它是后天的声音，是因为它所从属的旋律，甚至和声，看上去要比它更具有自然的形貌，它们和现实的生活有着更为紧密的关联，比如歌唱。而乐器的音色，则是经过理性归纳，分析，总结，再制作的声音，它就像语言和字词的关系。所以，我就有理由说它是生而从属于音乐，是材料的性质。这也像是建筑大厦的砖瓦，当它在建筑里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而且这砖瓦的形貌越是缺乏特色，就越有创造的可能性。西洋乐器的音色就是一种极少特色的砖瓦，这也是它在音乐生活里的进步，它将个性的特色降到最低限度，因而有了极大的创造功能。就这样，它就成了一种必须处于某种形式的声音，并且受到这种形式的制约。当它处在那样孤独的状态，即便是全场切光，凝神并息，我们又能听见什么？我们并不是乐器制造师，也不是音乐学院教师，有义务检测音色的质量。音乐的革命者在这几十年内，致力于将音乐从音乐中解救出来，在这全场切光的时刻，音乐得到了彻底的解放。它打散了自己，让自己回到材料的状态，这些材料是为了什么理由要求我们聆听？我们为什么要聆听单纯的音色？在这个颠覆的时代里，我们大有理由怀疑我们自己，事情完全可能是另一种样子。就是说，这些音色，才是音乐，真正欣赏的对相。可是我们听着这些孤独的音色，只有回想起它们曾经有过的灿烂的业绩，它们在宏伟的交响音乐里的表现，才能认清它们的面目。难道我们今天走进音乐厅就为了这个：缅怀？1998.12.1 上海王安忆：我不像张爱玲问我对自己小说形式变化的预测，不，不，这不能预测。对我来讲变化只是需要，本能的需要，不是理性的。别人看来，我的小说形式变化很大，我自己则感到太自然不过了，这是一个生长的过程。创作不同于其它工作，是靠想象力吃饭的，所以每次要努力创造不同的东西。不同不是问题，如果一个作家老是用同一形式编同一个故事，那么他的创作生命也就萎缩了。我写小说的时候从来不考虑小说是什么，写的时候不能考虑这个问题，只能按着自己的需要写下去。说我的小说跟张爱玲有点像，不，我觉得不像。现在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现象，写得好的就说是学张爱玲。对张爱玲评价这么高是否恰当，应该研究一下。张爱玲去了美国之后就不写小说了，但她对文字还是热爱的，于是研究了《红楼梦》，还将《海上花列传》译成了白话文。我则不同，我始终保持对虚构故事的热爱，从没中断小说写作。说我比张强不好，说弱也不好，总之我觉得不像她。我对她有一点是认同的，即对市俗生活的热爱。我成功吗对，我比较成功，比较满足。遗憾不，我没有什么大遗憾、本质的遗憾。上海过去是一个比较粗糙的城市，它没有贵族，有的是资本家，平民，流氓，其前身也就是农民。现在年轻人热衷于去酒吧、咖啡馆、茶坊寻访旧上海的痕迹，其实他们寻找的是旧上海的时尚，而旧上海的灵魂，在于千家万户那种仔细的生活中，任何时尚都是表面的，而且不断循环，旧翻新是时尚的老戏。上海女人现实，比较独立，可以共患难同享福，这与生存环境比较困难有关，上海已婚女人都走上社会舞台了。优雅不在北京人看来上海女人只是先锋，洋化而已，并不优雅，优雅的女人在闺房里才存在。穿着高跟鞋“笃笃笃”跑到大街上抛头露面已是很可怕，很粗俗了，怎么谈得上优雅呢白领女性并不优雅，她们的微笑，礼节，装束，只是社交上的装备罢了，白领被公式化了。这是很残酷的，女人要独立，就不能优雅。优雅现在已变成广告词了，而我对这个词是很认真的。我怕年龄增长不，不怕，怕了也无济于事，干吗怕，我以为最好的态度是热爱每个年龄段。我的生活并不像有些人想像那样累其实我很闲适。早上吃了饭便写作，写到中午，下午看看书或逛街，晚饭后同普通女工一样躺在床上翻翻书、看看电视，我喜欢过这种很平常，很简单的生活。年轻时有些不同，没事也把自己搞得很紧张，显得有活力，现在则喜欢思考问题。我每天都逛街，也关注时装，我喜欢那种表面看随随便便，有点邋遢，仔细瞧又很好看的服装。服装穿得好看，是一个女人的天赋，书读得多不一定有用。说到吃，我还是喜欢日本菜，每一味都辨得很清楚，不混杂，中国菜则有点混了，上海菜烂熟烂熟，太混。当然最好吃的还在家里。世俗的张爱玲对于我们这些与张爱玲交臂而过的人，就只能从她留下的文章去认识她。在散文里，她显得清晰和直接一些，小说则要隐晦与曲折一些。而说到底，认识张爱玲，是为了认识她的小说，因为于我们来说，唯有小说，才是张爱玲的意义。所以，认识的结果就是，将张爱玲从小说中攫出来，然后再还给小说。先看张爱玲的散文。我在其中看见的，是一个世俗的张爱玲。她对日常生活，并且是现时日常生活的细节，怀着一股热切的喜好。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说：“我喜欢听市声。”城市中，挤挨着的人和事，她都非常留意。开电梯的工人，在后天井生个小风炉烧东西吃；听壁脚的仆人，将人家电话里的对话译成西文传给小东家听；谁家煨牛肉汤的气味。这样热腾腾的人气，是她喜欢的。在另一篇散文《道路以目》里，她写的街景，也是人间冷暖的：煮南瓜的气味与那种明亮的桔红，给她“暖老温贫”的感情；寒天早晨，有人在人行道上生小火炉，呛人得很，可是，“我喜欢在那个烟里走过”；一个绿衣邮差骑车载了他的老母亲，使她感动；有人在自行车轮上装着一盏小红灯———在我们的时代，已经看不见了。小时候，有人在车轮上系彩色的绒线，大约是一样的意思———她认真地观赏着，赞道：“流丽之极”。在《谈画》中，她看塞尚的《抱着基督尸身的圣母像》，大感惊讶的是，圣母是最普通的妇人，清贫，论件计值地做点缝纫工作，灰了心，灰了头发“，并且注意到，圣母并不是抱着基督，而是，”背过身去正在忙着一些什么“，抱着基督的则是”另一个屠夫样的壮大男子“。而基督呢？没有使她联想起世间的任何一个人，”他所有的只是图案美“，于是，他就错过了她的兴趣。她喜欢的就是这样一种熟稔的，与她共时态，有贴肤之感的生活细节。这种细节里有着结实的生计，和一些放低了期望的兴致。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兴趣与苏青不同。胡兰成对宁波人苏青的评价很对，他说宁波人过日子多是兴兴头头的，但是缺少回味，是真正入世的兴致。张爱玲却不是，她对现时生活的爱好是出于对人生的恐惧，她对世界的看法是虚无的。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饶有兴味地描述了一系列日常景致，忽然总结了一句：“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于是，这短促的人生，不如将它安在短视的快乐里，掐头去尾，因头尾两段是与“长的磨难”接在一起的。只看着鼻子底下的一点享受，做人才有了信心。以此来看，张爱玲在领略虚无的人生的同时，她又是富于感官，享乐主义的，这便解救了她。《道路以目》里，她写她上街买菜，遇到封锁，只得停留在封锁线以外的街道上。有一个女佣想冲过防线，叫道：“不早了呀！放我回去烧饭吧！”然后，“众人全都哈哈笑了”。这是合乎张爱玲人生观的地方，大难临头，回家烧饭的钟点却一丝不苟。在那无意识的女佣，是一种积极，但在张爱玲，却是消极。因她是要比女佣了解“封锁”的含义，了解这个时世里的灾难。她却又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能够就事论事地面对现实。她并不去追究事实的具体原因，只是笼统地以为，人生终是一场不幸，没有理由地一径走着下坡路，个人是无所作为的。像她在《更衣记》的末尾写的，一个小孩子，在收了摊的小菜场，满地的垃圾里面，骑了自行车，撒开把手，很灵活地掠过了。于是，她写道：“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就是在这轻盈地一掠之中，有了小小的冒险，终却是安全的，便小小地得意着。就是这么一点雕虫小技的手腕。张爱玲喜欢归喜欢，其实又是不相信它们的意义的，否则，她就是宁波人苏青了。否则，她就不会如此贪馋地抓住生活中的可触可感。她在千古之遥，尸骨无存的长生殿里，都要找寻出人间的触手可及的温凉。在《我看苏青》里，写杨贵妃和唐明皇闹气，逐回娘家，“简直是‘本埠新闻’里的故事”。她不喜欢小提琴，因为太抽象，而胡琴的声音却贴实得多，“远兜远转，依然回到人间”。这是散文中，由自己直接告白出的张爱玲，在小说里，张爱玲就隐到了幕后。大约仅有一次，没藏好，显现出了真身。是在《倾城之恋》里，白流苏刚到香港，与范柳原的关系处于胶着，暗底里使着劲。他们在浅水湾饭店分住两个客房，晚上范柳原将电话打进白流苏的房内，向她念起《诗经》：“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底下还附有一大篇解释。却像张爱玲在说话，而不是范柳原。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是少有如此自觉到人生的苍茫，并且有诗情的人物，张爱玲从不曾将自己放进小说中，扮演一个角色。因连她本身都是虚无的，不适合作世俗的小说的材料和对象。在她的小说里扮演角色的，多是些俗世里的人———市民。最具俗世的特征的，怕就是上海了。香港也有一些，但比较夸张，更像是俗世的舞台，是戏剧化的俗世。《沉香屑第一炉香》与《沉香屑第二炉香》，这两则故事就要奇异一些。而发生在上海的故事，则更具有俗世的情调。《花凋》里那家的女儿们，我以为是再真切不过的上海小姐。父亲是个轻佻不尽责的人，大约是像《金锁记》里的三少爷，妻子却不如三少奶的贤慧，无能且又无味。我以为，《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白玫瑰，烟鹂，老了以后，就是她。女儿们晓得谁也靠不上，只有靠自己，到社会上汲取养料，挣一份好生活。张爱玲写道：“小姐们穿不起丝质的新式衬衫，布褂子又嫌累赘，索性穿一件空心的棉袍夹袍，几个月之后，脱下来塞在箱子里，第二年生了霉，另做新的。”摩登里面粗陋的，泼辣的芯子，经得起折腾。姊妹多，也成了一个小社会，互相倾轧着，有些弱肉强食的意思。像川嫦这样老实，柔弱，带几分情致，命运就不济了。她生的是痨病，这也有着些哀婉的情致，可这情致却被病期的拖延，一点一点侵蚀掉了。学医的未婚夫自然早知结局，但算得上有耐心了，两年后才另有了人。然后，家里连买药的钱也计较起来，每日吃两个苹果成了家人的说嘴。最后，她想来个多情的了结，自杀，却买不来安眠药。她只得坐着黄包车兜一转，吃一顿西餐，看一场电影。这大约就是一个上海小姐闲暇中的全部乐趣，她要最后地享一享。这是相当感伤的一幕，可这感伤却被病期的拖沓又腐蚀了。川嫦还又做了两双绣花鞋，一双皮鞋，用一只脚试了鞋，很长远地说：“这种皮看上去倒很牢，总可以穿两三年。”三周之后，她方才谢世。这就是俗世里的人了，死都逼在眼前了，这世界早已经放弃她了，她却还愚顽地留意着一些小事，不自量力地挣一挣。张爱玲小说里的人，真是很俗气的，傅雷曾批评其“恶俗”，并不言过。就像方才说的，她其实也是不相信这些俗事有着多大的救赎的意义，所以便带了刻薄的讥诮。而她又不自主地要在可触可摸的俗事中藏身，于是，她的眼界就只能这样的窄逼。《留情》里，米先生，敦凤，杨太太麻将桌上的一伙，可不是很无聊？《琉璃瓦》中的那一群小姐，也是无聊。《鸿鸾禧》呢，倘不是玉清告别闺阁的那一点急切与不甘交织起来的怅惘，通篇也尽是无聊的。在这里，反过来，是张爱玲的虚无挽救了俗世的庸碌之风，使这些无聊的人生有了一个苍凉的大背景。这些自私又盲目的蠢蠢欲动，就有了接近悲剧的严肃性质。比如，《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始终在作着她丑陋而强悍的争取，手段是低下的，心底极其阴暗，所争取的那一点目标亦是卑琐的。当她的争取日益陷于无望，她便对这个世界起了报复之心。然而，她的世界是狭小的，仅只是她的亲人。于是，被她施加报复的，便是她的亲人了。在她扼杀自己的希望的同时，也扼杀了她周遭的人的希望。生活就这样沉入黑暗，这黑暗是如此深入，以至粗鄙的曹七巧也泛起了些许感时伤怀的情绪，想到她抗争的不果与不值：她要是选中了与她同一阶层的粗作的男子，“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可是，在张爱玲的笔下，这也已是三十年前的旧事了，连曹七巧的懊悔都已经死去了。如曹七巧这般积极的人生，最终又留下什么呢？逝者如斯，虚无覆盖了所有的欲望。而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爱好，为这苍茫的人生观作了具体，写实，生动的注脚，这一声哀叹便有了因果，有了头尾，有了故事，有了人形。于是，在此，张爱玲的虚无与务实，互为关照，契合，援手，造就了她的最好的小说。《倾城之恋》也是她最好的小说之一。白流苏和范柳原这一对现时的男女，被命运掷骰子般地掷到了一起，做成了夫妻。这是张爱玲故事里，少有的圆满结局。如文中所说：“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可那也是不可琢磨的，凑巧了的，世界依然，甚至更加不可理喻。人生，还是苍茫的。在此，张爱玲也为这苍茫作了合情合理的注脚。白流苏和范柳原在各自的利欲推动下，迂回着，探试着，欲擒故纵着，却不料世事大变，生存之计为上，忽才珍惜起眼面前的一点慰藉，它给人一种盲目的安全感。在这里，张爱玲是与她的人物走得最近的一次，这故事还是包含她人生观最全部的一个，这含有着对虚无的人生略作妥协的姿态，是贴合张爱玲的思想的。就因走得太近，露了真身，人物略有些跑题，就像前边说过的，在月夜里，范柳原的喟叹。多亏白流苏说了句：“我不懂这些”，才将事情又拉回了情景。就这样，张爱玲的世俗气是在那虚无的照耀之下，变得艺术了。她写苏青，写到想与苏青谈“身世之感”，便想象苏青的眼神是：“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大概是艺术吧？”苏青是不“艺术”的，她的世俗后面没有背景。在此，可见得，张爱玲的人生观是走在了两个极端之上，一头是现时现刻中的具体可感，另一头则是人生奈何的虚无。在此之间，其实还有着漫长的过程，就是现实的理想与争取。而张爱玲就如那骑车在菜场脏地上的小孩，“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这一“掠过”，自然是轻松的了。当她略一眺望到人生的虚无，便回缩到俗世之中，而终于放过了人生的更宽阔和深厚的蕴含。从俗世的细致描绘，直接跳入一个苍茫的结论，到底是简单了。于是，很容易地，又回落到了低俗无聊之中。所以，我更加尊敬现实主义的鲁迅，因他是从现实的步骤上，结结实实地走来，所以，他就有了走向虚无的立足点，也有了勇敢。就如那个“过客”，一直向前走，并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并不知道前边是什么。孩子说是鲜花，老人说是坟墓，可他依然要向前去看个明白，带着孩子给他裹伤的布片，人世的好意，走向不知名的前面。（本文系作者在香港“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王安忆回忆：岛上的顾城五年前的一九八七年夏天，我在德国旅行，听说顾城和他的妻子谢烨也从国内来了，我每到一个城市，就听人们说，顾城要来，或者，顾城走了，永远失之交臂，直到我回国。这年年底，我又去香港，在中文大学见到了顾城。他头戴一顶直统统的布帽，就象一个牧羊人，并且带有游牧的飘无定所的表情。他说这半年来，他这里呆呆，那里呆呆，最终也不知会去哪里，后来，听说他去了英国，美国，又听说他去了新西兰，在那里放羊。到一九九二年的初夏，我又去德国，到了伯林，一天晚上，一群中国学生来敲我的门，对我说：“你看，谁来了？”我伸头一看，走廊拐角处，顾城腼腆地站着，依然戴着那顶灰蓝色的直统的布帽。我说：“顾城，你在放羊吗？”他回答我说，是养鸡。顾城说他从小就想要一块地，然后在上面耕作，他很早就在为垦荒作准备，他甚至收集了关于木耳的知识，他知道所有的木耳都能吃，只除了一种生长在西藏的有毒素。我是很后来才知道，顾城在我从小生活的城市上海找到了他的妻子谢烨。他们生活在这拥挤的寸土为金的城市里一间租赁来的小屋，那里的空气使顾城窒息。这城市是我最了解的，天空被楼房与高墙分割为一条条、一块块，路面也是支离破碎的，而且车水马龙，走在路上，简直险象环生。有一天，顾城决计要走了，他径直来到十六铺码头的售票大楼，他不知道要去哪里，他只知道要搭一条船。他向谢烨要二十块钱买一张船票，谢烨靠窗站着，用身体挡住窗口，以防顾城一头栽下去。他们僵持了很长时间，谁也不让谁。十六铺是个噪杂的地方，每天有十几万流动人口在这里经过和滞留，轮船到岸和离岸的汽笛声声传来，时间在一点一点过去。后来，谢烨说，顾城，你看见吗，马路对面有个卖橘子的老头，你去拿个橘子来，无论是要还是偷，只要你拿个橘子，我就给你买船票。这个橘子其实就是签证一样的东西，代表一种现实的可能性。顾城想来想去，就是没法去拿这个橘子，从小做一个乖孩子的教育这时候涌上心头，乞讨与偷盗全不是他能干的。于是他只得和谢烨回了那个小屋。我想后来顾城在欧洲，还有美洲，走来走去，其实就是为了得到一个橘子，然后去搭一条船。他们这里停停，那里停停，然后滞留在了新西兰的城市奥克兰，在那里，谢烨生下了他们的儿子木耳。奥克兰的冬天很冷，他们很穷，买不起木柴，朋友们就送他们许多报纸烧壁炉。晚上木耳睡着了，谢烨烧壁炉，顾城就在壁炉前翻报纸。不识英文但识阿拉伯数字的顾城专门翻看房屋出售栏目，将价格低廉的售出启事一张一张剪下来，第二天，带到奥克兰大学请一位教授朋友帮忙审阅。这朋友一张一张地看，说，这是一个厕所，这是一个电话亭，这是一个汽车棚。接着，他的眼睛睁大了，他几乎不敢相信。这座房子在离奥克兰不远的海岛上，他们在星期天乘船去了那里，他们上岛，走下码头，涉过海滩，走进了黑压压的森林。这是座太平洋的岛屿上的原始森林，高大茂密的树叶，遮住了天日，脚下是柔软起伏的落叶，那就是高更离开巴黎所去的那样的岛屿。他们走了很久，几乎绝望的时候，一座红色的房子出现在眼前。就是这房子，在破了一个大洞的屋顶之下，有一个脸色苍白的人，正在努力地破坏这房子，他在砍一根木柱，一眼看见了来人中的顾城。他很奇怪地不理睬任何人，只和顾城说话。他看着顾城，说：“世界末日就要到了，你知道吗？”顾城问：“什么时候？”“五十年以后。”“没事，我只要二十年。”于是问的和答的都释然了，开始进入关于房子的谈判。我读顾城最近的一首诗，题目叫做，我们写东西。诗里说：我们写东西，像虫子/ 在松果粒找路/ 一粒粒运棋子/ 有时/ 是空的/ 集中咬一个字/ 是坏的/ 里面有发霉的菌丝/ 又咬一个。诗里还说：不能把车准时赶到/ 松树里去/ 种子掉在地上，遍地都是松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语言，就是“集中咬一个字”的那个“字”，对于顾城是什么意义呢？一九八七年底在香港中文大学听顾城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语言就像钞票一样，在流通过程中已被使用得又脏又旧。但顾城有时也需向现实妥协，他承认语言的使用功能，并且利用这功能和人交谈，在大学讲课，于某些场合介绍自己和自己的诗。这使用功能于他还有一种船的作用，可将他渡到大海中间，登上一个语言的岛。这是一副语言的岛屿景观，它远离大陆，四周是茫茫海天一色。语言的声音和画面浮现出来，这是令顾城喜悦的景象。有时候，他的耳边会忽然响起一个字词，清脆地敲击着他的感官，这就象来自很久以前的一个启迪，一个消息。比如说，“兰若”这个词的来临。“兰若”是什么呢？顾城心里揣着一股神秘的激动。他就去查找字典，这就象乘船重回大陆进行考古与勘察。他意外地看见了“兰若”这个条目，竟有两种解释。一是指“兰”与“杜若”这两种香草；二是梵语寺庙的意思。顾城想，这是一种幽冥的召唤，又象是一个旧景重现，好比海市蜃楼。而我想，这种召唤与重现的实现，不是又要依凭语言的使用功能了吗？但这被顾城视作语言的天然景象。顾城认为语言也是有它自然生命的，具有外在形状与内在精神。就好比“兰若”这两个字，香草与寺庙是它们的外形，而“兰若”的字音与字形以及它们的偶然的并列，则是它们的精神。那天早晨还是梦中来扣醒顾城大脑的，就是这字词的精神。但我以为顾城对于语言的写实性的外形，还是有着相当的迷恋的，比如当他看到字典上对“兰若”的解释，心中升起了欣喜的感动。然而他嫌恶被使用得烂熟、滑腻的语言，那有一种失贞的感觉。而像“兰若”这样已经被时间淘洗干净，宛若处子，便能在顾城心中唤起喜悦。他有时也承认，语言的精神当借助外形而存在，这表明顾城在某种程度上是个唯物主义者，只是对这种承认流露出无奈。比如，他用模糊主谓动宾的方法，来展现“红豆生南国”的另一番场景。他说，想一想，红豆生出了南国，是何等壮观的场面！这证明他至少承认并且运用了“红豆”、“南国”、“生”以及语法的日常表达方式，这就象乘船去岛屿的旅行。顾城来到那南太平洋上，与当年高更所居住的地方同样地理位置的岛屿上，他们可说是一穷二白；他们所有的钱都付了房价，且在银行欠了一笔贷款。在这一个时期里，顾城总是在森林里走来走去，尝着各种植物。看有什么能够作充饥的粮食，各种草汁染黑了他的嘴唇。有人指着一棵树告诉顾城，这可以吃。于是顾城就从这棵树的树根开始尝起。这树是巨大的参天的一棵，南太平洋岛上所有的植物都是那么肥硕巨大，把人类映衬得很小，孩子似的。小小的顾城从根上开始啃一棵树，是什么样的情景呢？他很耐心的，忍着辘辘饥肠，拿出蚂蚁啃骨头的精神，从根啃到梢，最后知道，这颗树可以吃的，是它的花蕊。他们还吃过能够制造幻觉的野草。最后，牡蛎救了他们。这样，他们就做了岛上的渔民，他们从海里打捞起牡蛎，一桶一桶提进森林的红房子。在天黑以后，就着蜡（因为此时他们还没有拉进电线），他们在摇曳的烛光下，剥着牡蛎，储备着过冬的口粮。然后，顾城就去种菜了，他每天扛着锄头去开荒，锄子扎进泥土又翻起泥土的一瞬间，他喜不自禁。顾城深翻了泥土，播下菜籽，等待菜籽发芽，长出叶子，叶子再被各种无名的虫子吃光。最后，他心满意足地扛着锄子回家。我还很喜欢顾城追逐母鸡的场面。那时他们只有一只母鸡，每天下一个鸡蛋，补充他们的营养。可是母鸡却出走了，谢烨追了几天，又派顾城去追它。它跑，却又不跑远，只是在你视线里活动，可你却永远接近不了它。等到太阳下山，天黑了，你悻悻然回家，那母鸡便在房子前边声声唤着。等到天亮，你走出房子，它便起身走开，一天的追逐又开始了，那母鸡就好象是来诱惑顾城似的。我想顾城追得绝望的时候，就埋头在草丛里寻找它下的蛋，可是一无收获。后来，顾城得了一笔稿费，他们决定发展畜牧业，实行生产自救。这天他们去邻近的农场买了二百只鸡，余下的钱还够买两个月的饲料。然后，他们带着鸡和饲料回家了。垒鸡窝的活儿他们整整干了一夜，从西边升起的硕大的月亮照耀着他们，这是他们永远不解的，月亮和太阳从西方升起，东方落下，一年四季是冬、秋、夏、春的次序排列而来，五月里的秋天恍若梦中。养鸡业的第一个难题是他们始料未及，这是世代生长在现代化流水线上的鸡类，它们祖祖辈辈居住在笼子里，它们竟不再会走路，它们还不会从地上啄食。为使它们吃食，顾城谢烨绞尽脑汁，好话说了无数。最后他们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把饲料放在一条木板上，然后一人一头来回晃动，模仿流水线的饲料传送带，它们就这样开始吃食了。顾城谢烨想，回归自然是多么难啊！他们还想，在这个文明世界里要过自然的生活要花多少代价啊！他们望着岛上那些英国、德国的银行家们豪华的空阔的别墅，心想：他们正在辛勤地挣钱，为了来过自然的生活，而他们从来没开过。想到此，他们便会有一种富足感。后来，鸡们渐渐地学会了从地上啄食，它们开始走动，甚至学着飞翔，将它们的腿肌锻炼得很结实。它们全是那样硕大强壮的体魄，停在那里，就好象停了一群鹰。当两个月过去，饲料吃完的那一天，它们开始下蛋了，每个蛋都有盈盈一握，十来个便装满一篮子。顾城挎着篮子去卖蛋的情景，多么叫人高兴。就此，他们进入了一个衣食无忧，并且少有积余的阶段，他们还了一点银行贷款，修补了屋顶的大洞，扩建了阳台。站在阳台上，望着太阳和月亮落下森林，再唱着一些旧歌。雨后的景色最是惊人，巨大的彩虹一直落到脚底。然后，院子里三棵果树开始结果了，碗大的杏子一个一个砸在地上，等着顾城拾到篮子里去。顾城有时候非常嫌恶他的身体，他说，身体是多么麻烦和累赘的一件事啊！它一会儿饿了，一会儿渴了，要你去弄吃的，弄喝的。他说他有个时期特别恨他的身体，因为它总是饿了还饿。我想那大概已是一个发育的时期。可是我已经说过，顾城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个唯物主义者，他承认并且还称得上是尊重现实的需要。他不拒绝运用某些谋生的手段，比如到大学讲课，比如接受某些交流基金的邀请。当我们在伯林见面时，他便是来此参加一项文化交流计划。有一年时间。这一年的收入可供他们归还银行的贷款，再进一步修缉房子。顾城也不拒绝以实用性语言来进行日常生活的交流，他还很善于运用语言的这一使用功能，将许多只可意会的事情表达得相当完善。据说，他的讲课很受学生的欢迎，听课的人总是济济一堂。他画的图画有两种，一种是写实性的酷似的肖像，他为岛上居民画像，然后收费；另一种是奇异的纲笔画。他、谢烨、小木耳，都以特别的线条表现，植物与自然，也以特别的线条表现。那些流畅怪异的线条在纸上布下一个井然有序的世界，又象是一张地图，规划了肉眼看不见的存在状态。但顾城不愿意负担额外的现实劳动，房子的贷款始终压在他的心头，还清贷款的这一日就象是一个未来的节日。他还不愿意学英语，一句话也不说。他是岛上唯一个不说英语的人，这给岛上居民留下神秘的印象。我想，他是觉得，有一种使用性的语言就足够了。不说英语的顾城在岛上走来走去，脸上带着温和的微笑，人们就猜测：看哪，这个人在想什么呢？他和他的儿子木耳无法对话，木耳一口英语，一个汉字不说，他们见面也是相互微笑，一个字不说。我就又想：顾城到这个岛上来，是不是为了省去说话的麻烦？等房子贷款还清，荒地长出庄稼，他便可以再不出岛，安心在岛上，在森林里，过着像“我们写东西”那样的生活：“像虫子，在松果里找路”，他这一只钻果子的虫子，他钻啊钻进果皮，又钻进厚实的果瓤，再去钻那坚硬的核，最后，他也钻进了，然后“种子掉在地上，遍地都是松果。在伯林去找顾城，我走了很长的路。我们都住著名的库登大街，我是这一端，他是那一端，我沿着库登大街走啊，走，走过了许多昂贵的商店和繁华的街区。我没料到的是库登大街的尽头竟会是那样僻静，有着古朴的小铺，那条小小的街开满了鲜花，好象乡间的小镇。我找到他的门牌，寻找他的门铃。在一排长长的外文姓名中间，他的“顾”字的拼音显得特别简单，好象不是一个名字，而只是一个音节，这音节象征着顾城。然后我按了门铃。他们的房间空空荡荡，行李打开放在床边地上，好象随时都要开拔。进门就问我要不要吃面条，炉子上有一锅汤，随时可下面条。顾城戴着他那顶牧羊人似的布帽，表情怅惘地走来走去，窗外是午后的灿烂的阳光。顾城说他想家了，想回岛上去。交谈计划只过去了三个月，剩下的九个月真是漫长得吓人。想家的心情他长久以来从未有过，现在有了多么叫人高兴。他想他在山里凿石头，这一块大石他要凿下来抬回去，垫他们的台阶。他凿啊凿的，像一个古老的石匠，忽然之间，石头上冒出了火花。他抬起头，发现原来天黑了，黑色的鸟群在落日染成的红色的树林上飞翔，转眼，月亮升起，巨大的一轮。顾城收拾起东西，就回家了。上海是一部喜剧我将上海设计在舞台上。布景是写实的风格，细节比较烦琐，连墙壁上小孩写的骂人话都有。后门的门板上钉着牛奶箱，信箱，好几个电铃，铃上贴了十条胶布，写着“张”或者“李”姓。空调的落水管很仔细地顺到落水管边上，一起放下来。空调上方，爱惜地罩着绿色玻璃钢的雨篷，或者条纹布的伸缩雨篷。当然要是老房子，这种老房子功能外露，一看就知道，一看就知道，这是做什么用，那是做什么用。所以可以不要空调，而是木百叶窗，可以活动的，必须做得十分到家。盖下来，可想见屋里一片森凉，翻起来，则是一条条的光，亮亮地进去。街面上的店多是小店，楼上可住人，从后门进去，前边是门面。米店，油酱店，碗店，针头线脑店。服装店是一间一间的，门面不大，里头坐个老板娘，放下熨衣板在熨衣服，玻璃门上贴了招聘雇员的告示。总之，张一眼就知道，这店里的内情。但是推门进去，还是有私秘的气息。收银的帐台上，也是写字的桌上，放了写了半页的信纸，算了一半的家用帐，顾客还是朋友的名片，谁给的几块糖果，小孩子的照片，奶嘴，男人的烟盒，女人的发网卡子。门前的行人大多面熟陌生，走过来走过去做什么，也大致知道个差不多。不过是从来不搭讪的，保持着矜持的态度，很严肃，各有各的大事情，说出来你也不懂。服装要讲究，这讲究不是说摩登，华丽，而是规矩。即便是到弄口搬是非，也要穿好了。上衣的拉链拉到领下两寸，裤缝是直的，皮鞋不必十分新，但必是擦亮，移了的后跟打上掌子。不要钉鞋钉，鞋钉有些像马掌，声音又太硬，有点替代品的味道。穿正经的西装也可以，对，就穿了西装，在门口“嘁嘁”地说闲话。而且，非要是男人，四十五岁朝上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打一点发蜡，双手插在裤袋里。女人家顶好穿碎花布的衣裳，颜色新一点，花色带些乡气。“乡气”其实顶女人气，而且，没有市井气。男人市井气些好，显得应变能力强，能对付世界，还有点草莽。流就流气，但不要油滑。女人却要“乡气”些，比较妩媚，又不是不顶事。她们穿碎花布的衣裳，家常的款式。头发还是不烫的好，打辫子，或者齐耳短发，斜挑了一边，别一个发卡。她们做什么呢？就做方才那时装店的老板娘。未婚的，就做前去应聘的雇员。慢慢学些生意经，再开自己的店。她们穿什么鞋？脚样好的，穿布鞋就很好，横搭绊，或者，七十年代，流行过的，中间系鞋带。千万不要穿塑料拖鞋，最粗鲁了。无论男女都需瘦，不能有赘肉。但不是广东人那样的精瘦，也不像农人，体力上的劳作形成的瘦，而是有些像知识分子，有智能生活的那种瘦。说话呢，以上海话为主。上海话里，苏州和宁波两种口音可以偏重些。这两种口音就像阴和阳，一个女性化，一个男性化。但却要倒过来说，前者男人说，后者女人说。这样男人就比较善叙事，娓娓道来，耐心好，又有些缠不清。方才说的市井气里，再夹些抒情的气质，减去些俚俗。女人说，说一口宁波腔上海话，就风趣和活泼了，否则，怕是要有些呆和乏味，就没意思了。而这里的女人，都要有意思，性情要俏爽一些，也就是妩媚的泼辣吧！这些男和女，在一处上演的，必是喜剧无疑了。剧情呢，大致是像《新民晚报》“蔷薇花下”栏目刊登的那种。比如有一老伯，去迁他亡妻的骨灰，想到他亡妻是个喜欢热闹，广交朋友的人，便考虑会把旧邻鬼魂带到家中来，回家中转时，特意将骨灰放门外自行车上，不让野鬼进房，不料骨灰盒却叫小偷偷去，当作个万宝箱.又有一壮年男子，为试验妻子对自己的感情如何，在家蒙了白被单装死，好听老婆哭几声，却吓着放学回家的独生子，转身没命地跑，便起身追赶，叫：无须跑！自然越追越跑，终至跌跤破头，夫妇再带孩子去医院包扎。再则，一售票员见一少年乘客携一猴子上车，十分激动，诚请多坐一圈车程，他可见允其免票。还有一妇女立于车内，有儿童站起让座，称她“阿婆”，坚执不就座，待有人称其“小姐”，则欢天喜地地坐下。等等。就要是这一类的，你可说是荒唐，荒唐就是荒唐，可是带劲！勃勃然的，出些小洋相，又无碍于你我。是不登大雅之堂，可本来就是“大世界”那样的人多又杂的戏院子，小舞台上的戏。说喜剧也许太过郑重，那么就是俗话说的：滑稽戏。配乐可以不拘泥，哪个时代的流行曲都可以，只要是流行，人人会唱，尤其是那类雅一点的，甚至悲一点的。比如“梁祝”的“小别重逢梁山伯”，比如“问紫鹃，妹妹的花锄今何在”，比如“毛主席呀毛主席，你在我的心中，我的心中”，重点是在后边半句，是小流氓在街头对了过路的阿妹唱的，还有，一张旧船票能否搭上当班的客轮之类。滑稽的人生里，也是含有世事的苍茫，但决不因此而凄凉下来，而是热心热肺热肚肠。总之，我就喜欢上海的谐谑成份，所以，要我来想像上海，就是把这些单挑出来，放大，突出，拼接，搭起来。2000年4 月5 日上海南陌复东阡几乎是一整个九十年代，我都是在忧患中度过。母亲多病，一年里总有一度住在医院。病房在新建大楼的高层，可算得上那一片街区的制高点。走廊上有一扇侧窗，望出去是一片旧式弄堂的连绵屋瓦，夕阳的光里面，飞翔着黑色的斑点，是回家的鸽群。许多时间，是面了这扇窗过去，有时和我妈妈，有时只我自己。心里有一种伤痛，不知是被谁伤着了，分明是来自于无边无际的不可抗力。于是，又为这暂时的相守感到安宁。身在其中的城市就是这样，被自己的生活覆盖着，无论怎样拉开了距离，站在制高点，其实看来看去看到的，还是自己的内心。它的外部的光华，总有一些熟腻的庸俗气，还有一些戚容，这都是生活洇染的。它在我的印象中，形状始终是模糊的，甚至一座短暂逗留，言语不通的城市，我都比对它路熟。许多路的纵横关系我弄不清，当然我并不会担心迷路，自然而然地，我就会抵达我要去的那条路上。相反的情况也会发生，那就是无论怎样也走不到要去的地方。这种情形有些像“鬼打墙”，绕来绕去又绕回原地。当我长到可以和小朋友结伴自由行动的时候，去到过许多地方，可我竟然一点也不记得我们是如何走到那里，又如何走回来的。记得的只是将近家门时刻，华灯初上，肚子饿得咕咕叫，弯进弄堂，听见自己家那扇后门里边的油锅爆响声，心里涌起的一股厌倦又安定的复杂心情。这是成长中的一个阶段，处在荷尔蒙激增的不稳定中，心情是阴暗的。有一次，我们几个女生去到一个陌生的街区，没有来由地对其中一个生出憎恶，有心甩下她。我们疾走着转过几个街角，直到看不见她，也不让她看见。我们残忍地若无其事地走回来，各自回家。第二天，在学校里见面，彼此竟都像无事人样，她神情诡秘地告诉说她昨日的遭遇。当她与我们失散之后，一个人坐在街沿，记忆全消，不知道多少时间过去，忽有人与她说话，问她如何到了这里，她回答不出，那人便让她跟了走。她跟他一径走到了家，原来那人是她父亲的一个同事。这一段奇异的经历有些吓着我们，倒不是以为她真的在了什么险境里，而是这里面有一种森然，暮色里的街道，迷路，失忆和陌生人。这其实是生活的一种面孔，由于时间积压而形成的幽暗的内幕。到目前为止，我居住时间最久的地方是从小长大，城市中心区的一条弄堂。这条弄堂自我记事起，便拆除一面墙，与相邻的杂弄打通，杂弄又通向杂弄，我的小学校也分散间杂于这片纵横交错的弄堂内。我完全无法画出一幅准确的地图，就像前边说过的，一个只不过住了几天的地区的方位与交通我反而经纬清楚。我至今也无法搞明白这些弄堂是如何交织一起，彼此间是什么关系。在我们小学校的某一个天井里，推开后门，忽然间静下来，一条鹅卵石路面在了眼前。这里有一股陡然的寂寞，其实也是成长中必不可少的间隙。我们的成长奇怪地与所居住地方的建筑格局唇齿相依。有一种心境，是被“后弄”这一式样标明。从这条后弄可走入我家的弄堂，这段旅程就像是一段孤旅。我至今也搞不清，在人口壅塞，四面八方奔跑着小学生的弄内，这一条短巷，如何会是难得有人。短巷的一面临了一排教室的窗，小学生的读书声，在这里显得格外清朗。偶尔有人走过，脚步击在鹅卵石面上，也是清冷的。这里关系到房屋的结构，问题就复杂了，而在我的心目中，它们稔熟到已经没了排序。拉开时间的距离，我只看得见自己像只虫子样，在水泥砖瓦的阡陌里徘徊，有一种盲目，令人心悸。并不是说，这城市没有受光的面。当然是有，灯的光甚至比自然的更为流丽。可它到底是轻盈的，不大容易沉淀，而一经沉淀，就成了“垢”。我依然不明白这街区复杂的比邻关系。有一家复兴西餐社，据说旧称为“文艺复兴”，夏季时就将后院辟成露天餐座。这后院其实是一片空地，相当辽阔，远远的四边隐在灯光的暗处，更显得幽深。有一晚，我们一家在座上晚饭，夏日天长，所以没有黑尽。忽从空地那边，一排楼房的窗口，传出喊叫声，喊的是姐姐的名字，那里居然是姐姐同学的家。这名女生带领了弟弟妹妹一迭声喊我姐姐名字，声音里既有兴奋，又有讥诮。我姐姐先是笑，然后便窘得哭起来了。这片露天餐座是如何绕到了这同学家的窗下，使我百思不得其解。这同学分明住在一条庞大嘈杂的长弄里，却对了这片仲夏夜中的西餐座，座周围的树上，结了小电灯珠子，洁白的桌布上，立着烛台，烛光摇曳。这样的复杂街区结构，造成许多不期而遇，使得两个，或者三个四个本不相识的人，远兜近绕，相交起来，形成一种类似宗族的关系。举个例子，就是说，有一回，我表姐带我去她朋友家，这朋友家是在我另一家表亲的楼下，而这朋友的朋友，其中有一个竟然是与我同校的女生。还是有相反的例子，有一些人，就与我相邻，在同一个街区走来走去，可是，数十年后方才认识。这些楼房蜂巢般的格子里，不知住着多少你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不知哪一天，有一个会与你的命运撞到一起。就这样，你在这些巢穴间的沟壑里走来走去，等待着传奇忽然间开头，不知觉中，走入了青春期。由于是这样错踪不可遁迹的街道与房屋，邂逅和失之交臂以同样的概率发生，我就老是觉着，在这水泥硬壳子里面，神秘地隐匿着既定的路线，它最终决定了谁与谁走在一起。现在，新型的建筑和道路改造已经拆散了这个街区，这城市的格式已与我们的经验背离。有一日，我无意间闯入一条旧弄，它夹在摩天楼玻璃幕墙的夹缝里，只剩残余的一截。我茫然四顾，不知身在何处，只得向迎面走来的老者问路。那老者正在沉思默想中，被我陡地一唤，惊起道：魂灵吓出哉！口音里带了些周遭地区的乡俚，是这城市的正传，将“魂”发出“活”的音。我也被他惊起了，弄内的杂音以及气味贴地而起，向我围拢过来，忽然间热泪盈眶，那隐匿在地表深处的路线在炎炎烈日中闪烁了一下，复又埋藏进圮颓的院墙屋檐底下。那些附在具体物件上的经验的记认在一瞬间来招领我了，而紧接着，又一撒手，放弃了我。少年时离家，是在城市边缘的货车站登车出发。没有站台，枕木以及枕木下的碎石地基裸露出来，远近处蜿蜒着黑色的铁轨，天地变得高远空阔。送行的人站在车轮下，与车窗里的人需伸极了身体手臂，方可道握。这城市忽就变得粗犷剽悍，它陡然跳出窠臼，改变了形态。随了列车驶去，这城市逐渐呈现出它的全貌。我们所存于的局部，在它的深处，腹地的位置，完全可能与全局无碍。我睁开眼睛就看见的这个城市，其实就只是一个长满狗尾巴草和车前子的小院子。它小极了，也荒凉极了，可我却觉着它又大又繁荣。人家院里的夹竹桃伸过花枝来，人家院里的青枇杷落过来，是我的花期和收获季。在它贫瘠单薄的泥土里，也还滋长着西瓜虫、蚯蚓之类的生物。四壁围拢的空间里，也有人类的活动，那就是我，生长着，一直长到某一日，忽然发现它已经成为虚墟。我写《小鲍庄》——复何志云何志云：好！信收到，非常高兴。这多年来，创作时而起，时而伏，朋友们关注的目光却从没离开过。有了这些诚挚的注视，即使在作最寂寞的探索，也不感多么孤独了。谢谢。我写《小鲍庄》，似乎是极偶然的一件事，《小鲍庄》最终写成了这样，似乎也是没想到的，而发表之后，面对了这么些赞誉，便有些惶惑起来。静下心回想写作的过程，什么也想不起来了似的，其实当时并没有什么重要的动机和想法，只是写了就写了，平凡得很。所以，我忽然发现，“力作”往往是最“不力”之作。真正费了功夫下了劲的，倒往往与“力作”相去甚远。至少对我是这样。那年夏天，我去了江淮流域的一个村庄，那是与我十五年前插队的地方极近的，除了口音和农田作物稍有区别。一下子勾起了许多。在我离开插队的地方以后，就再没回去过，人也没回去，信也没回去。许是插队时太小了，或是太娇了，那艰苦，那孤寂，尤其是那想家，真是逼得人走投无路。虽说才只两年半，其中有半年以上还是在家里的，可感觉却是十年、二十年。因此我无法象很多人那样，怀着亲切的眷恋去写插队生活，把农村写成伊甸园。但时间究竟在抹淡着强烈的色彩，因而纠正了偏执，也因为成熟了，稍通人世，不敢说透彻，也明了了许多；还因为毕竟身不在其中了，再不必加入那生存的争斗，有了安全感；或许也还因为去了美国数月，有了绝然不同的生活作为参照。总之，静静地、安全地看那不甚陌生又不甚熟悉的地方，忽而看懂了许多。脑海中早已淡去的另一个庄子，忽然突现了起来，连那掩在秫秫叶后面的动作都看清了，连那农民口中粗俗的却象禅机一样叵测的隐语也听懂了。回来之后，首先写的并不是《小鲍庄》，而是《大刘庄》。《大刘庄》的写成比之《小鲍庄》，其实更花了力气；想的很多，想要表达的也很多，倒确是苦心经营了一番。之后，又多了一个中篇《历险黄龙洞》和几个短篇《话说老秉》等等，一直到了秋末，我才坐定开始写《小鲍庄》。为什么到这时才写，也说不清楚，只是隐隐地有一种感觉：似乎可以写，有一个什么东西已经成形了，已经有了。究竟有了的是什么，却又不甚明了，开始我叫它作“金岗嘴”，一直到草稿完成，抄上稿纸的时候，我才改叫它为“小鲍庄”。“金岗嘴”和“小鲍庄”，都是与我所插队的大刘庄邻近的两个庄子。就是这样，好象它自己长成了，我必须写了，我只需写了。于是就写了，写得不苦，十分顺利，一个星期初稿，第二个星期，便完了。我写了那一个夏天里听来的一个洪水过去以后的故事，这故事里有许多人，每一个人又各有一个故事。一个大的故事牵起了许多小的故事；许多小的故事，又完成着一个大的故事。我想讲一个不是我讲的故事。就是说，这个故事不是我的眼睛里看到的，它不是任何人眼睛里看到的，它仅仅是发生了。发生在哪里，也许谁都看见了，也许谁都没看见。我很抱歉我说得这么乱七八糟。总之，好象是从《大刘庄》或许更早开始的，我努力地要摆脱一个东西，一个自己的视点。这样做下去，会有两个结果，乐观的话，那么最终会获得一个宏大得多的，而又更为“自我”的观点；可是，也许，事情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会有结果，全是徒劳，因为一个人是永远不可能离开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的。不通过自己的眼睛，却又要看到什么，是那么的不可能，就好象要拔着自己的头发住上飞一样的不可能。可我无法不这样做，好象小说写到了这步田地，只有这样做下去了。我不知道《小鲍庄》里是不是有点这个意思，但是《小鲍庄》比《大刘庄》好，这点大约是肯定的了。《小鲍庄》写好之后，有一种奇怪的满足感，而《大刘庄》写完了则总有点惶惶的，好象少了点遗漏了点什么，却又不知遗漏的是什么，无处去找。我的感觉还不曾欺骗过我，所以我相信，《小鲍庄》不错。但我写到这里，忽发觉，《小鲍庄》写作的开始，似乎不应只从秋末那个在书桌前坐定的早晨开始，应该从《大刘庄》算起，或者更早。如是这么样算起，那么《小鲍庄》的写成便不是那么轻松也并不是偶然的事情；所谓“力作”，大约也确是“力作”；而从某一点上来说，创作的延续本就是：一稿，二稿，三稿。然而，《小鲍庄》究竟是受过许多的赞誉，我感到了压迫。上海作协召开的《小鲍庄》讨论会上，有人说：《小鲍庄》对你自己，也是一个挑战！于是便有些说不出话，默默地想着今后，不知道前边等着的是什么。不多说了，就这些！安忆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四日上海（原载《光明日报》1985年8月15日）附录回到文学——读王安忆的《心灵世界》作者： 戴燕小说家王安忆在复旦大学开了一学期课，讲“小说到底是什么”，这一学期课的讲稿现在变成一册书，书名取做《心灵世界》。前年，我在《上海文学》等杂志上偶然读到这本书的部分章节，那时候它们便引起我的注意，我有些好奇，作为一个小说家，她怎样在课堂上讲小说？之所以有这个兴趣，是因为长久以来，从事文学这一职业的，基本上分成了两摊子人，一摊子专管写，俗话叫创作，一摊子专管评，又号称研究，而在大学里，由于有“不为培养诗人小说家，只为培养文学研究者”的明确口号，不用说，更是加深了研究者与创作者之间的隔膜。今日大学的讲坛，已经很少有具备创作经验的教师了，而按照现有的教科书和教学方式，说得严重一点，文学在我们的课堂上正在日益失去它的文学性——或者抽象为高深莫测然而枯燥教条的理论，或者沦落为适于记诵然而形同衣冠的知识。无论中外，无论古今，无论什么样的作品，课堂上听到的，似乎永远都是那一套以不变应万变的老话，那几刀不见肉也不见血的标准化切割，那几条颠扑不破不说也罢的规律，和那几句不痛不痒顶多隔靴搔痒的官话。板起面孔教训的，虚情假意敷衍的，洋洋洒洒一大篇看到底却没有一句着实的，想方设法取悦于人而出语低俗格调卑下的，不但在课堂上，就是在专门的文学评论、文学研究的文章里，甚至在以文学鉴赏为名目的出版物中，都可以不费力气地找到。我们好像越来越丧失了阅读文学的能力，在那些活泼生动、变化万端的文学作品面前，我们好像感觉迟钝而又心力衰竭，苍白单调的理论和千篇一律的说辞，麻木了我们柔软和富于弹性的文学触觉，更可畏惧的，是在某一种绝对理性的支配下，我们不知不觉地站到文学的对面。说到底，我自己也是在这样的语境里边，养成了所谓文学研究的习惯，并且日复一日不由得不跟着惯性走的，这自然使我对王安忆的讲稿抱了一种期望。恰好被王安忆选中的小说，都是比较为人熟知特别是为我这一代人熟知的，像《心灵史》，像《复活》，像《呼啸山庄》和《百年孤独》等，这给阅读带来了很多方便，事实上也正由于对这些小说的熟悉，使我很快意识到作为小说家的王安忆，到底是有点不同凡响。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并不从通行的文学概念入手，也不遵照早被人视之为当然的分析逻辑，她是先用自己个人化的感觉，触及将要进入分析视野的小说，只在自己的感性光照之下，沿着那些小说的肌里，耐心地将它们剥笋般地剥开来，一层层剥到芯芯里边，当然，她那支特别擅长写故事写人物写场面，总能曲尽其妙的小说家的笔，也恰到好处地帮助了她的感性的延伸，往往是那些被分析的小说，在她的解说过程中，又还原成为一个小说，借用她在讲稿里解释现实世界与小说世界的关系，最喜欢打的一个比方，便可以说是当她把人家小说的房子拆成砖，顺手就再砌了一座小说的房子。以这样的方式教学——虽然我不知道王安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讲、讲课的效果又如何——等于是把小说原汁原味地送给了学生，我想，它的好处至少是不会让学生读小说读到最后，只拣到思想纲要或索隐系年一般的硬骨头。王安忆也许还不能满足我们文学课堂上所有的需要，但这不妨碍她给我们以聪明的启示，现在，当我看到这些讲稿的全部，又进一步了解到原先所感觉到的王安忆的那种独特的感性，其实也是有她自己的理性为根基的。她在第一讲中就告诉我们，文学绝不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反应或翻版，文学是一种独立的存在，这是她的很强的一个理念，整整十三讲，每一讲都是在强调亦可以说是在精心地围绕着这一点。她说，小说是描述心灵世界的，这才是文学的本质，我相信，她这样规定文学的本质，这样强调小说的脱现实性，是有她的道理的，因为有道理，也不怕轮到别人的时候，再给文学下出一个别的定义来。如果没有猜错的话，我以为王安忆特别看重的是，第一，她要尽可能瓦解文学是意识形态工具的观念，第二，她要瓦解小说的集体话语意识，这就是她的道理所在，是这十三篇讲稿的核心，而我也以为恰是在今天，她的这一想法真正地切中了要害。所以，我特别赞同她在第一讲里所做的，在给小说以明确的定义之前，从“小说不是什么”讲起。我有一种感觉，对应于现在的文学教学和文学评论及研究状况，把小说定义为什么，或者说把文学定义为什么，也许还不是那么迫切需要做的事，就像沈约当年以八病的形式，从反面对诗歌加以声律上的限制一样，它的相对的宽松程度和包容性，对于诗歌本身来说，比之后来严格的唐律，未必就不好。肯定固然重要，可是否定却更能够促人反思，尤其当文学已经非常地意识形态化、非常地体制化的时候，以一种瓦解的姿态，首先令文学重新回到文学的位置，令人们对于文学的感性得以恢复，得以自然蓬勃地生长，大概正是必须要经过的步骤。（王安忆《心灵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 9 9 7 年版。）附录生活经验与审美意识的蝉蜕——《小鲍庄》读后致王安忆何志云安忆：你好。读罢《小鲍庄》（《中国作家》1985年第二期，编者注），我感到由衷的欣喜。也许你注意到了，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把你的《庸常之辈》说成是“一支委婉可人的雅歌”。其实我是把它作为你的创作一以贯之的特色的。你从“雯雯”（《雨，沙沙沙》）的世界走进“欧阳端丽”（《流逝》）的天地，这些年来，那视野是大见开阔，体验也渐趋深沉，只是眼光始终依旧——诚挚，温柔，充满着对人生的理解与同情。也许这种眼神和心态，正好契合也更能发挥你在个性素质上的优势？也许这恰巧就是你的作品能为众多读者欢迎的原因？但同时我又想，假若从另一方面看，这可能又构成了对你的限制。一方面，这种“雅歌”式的态度，在纷繁驳杂的生活面前，常常不免显得有些简单；另一方面，从创作总体考察，又反映了你对生活的审美方式上的单一。人们可能会不满足，因为世界还可以而且应该有另外的视角，呈现出别样的面貌、形态与色彩。更重要的是，世界归根结蒂是丰富而统一的，赤橙黄绿青蓝紫，色色都有；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现在你以《小鲍庄》叫我们瞠目。在《小鲍庄》里，你仿佛一下子变了，变得让大家不复认识，就象蛹儿在一个清晨蝉蜕为蝴蝶，没有思想准备的人看到了就要大吃一惊。虽然这一变化蓄积于往日（比如《舞台小世界》就已见端倪），并有赖于一定契机的触发，但毕竟是在《小鲍庄》里，你完成并显现了这样的蝉蜕。在《小鲍庄》里，人们熟识的带有鲜明“王记”印迹的眼光和心态彻底褪隐了，代之而来的是对小鲍庄世态生相的不动声色的描摹。你牵引着读者，走进这个小小的村子，走进生于斯长于斯还将终于斯的五、六个家庭，结识这十好几口人。他们种地、打粮，生儿、育女；有人疯了，有人死去，不疯不死的人依旧过自己的日子；他们时而皱眉，时而叹气，时而也开怀；时而吵架，时而相爱，时而还做梦；老的小的，男的女的，的的确确一批芸芸众生，所有的欲望、感受、情绪、心理看来都那么平凡而卑微。但是真实而丰富的人生，就在这里潜藏着迸涌着，压迫着读者的神经。你描摹着这一切，并不试图去过滤什么，提纯什么，结构、剪裁和各种技巧的运用，目的全在于传达人生的真实与丰富。因此，在小鲍庄的这幅世态生相图里，愚昧与人情相交，凄婉与温暖并杂，卑微与崇高消长，沉重与欢欣互缠，相生相克，相辅相成，彼此间难解难分地纽结在一起，糅杂在一起，人生于是便满溢着深厚浓重的情味。就连你的态度似乎也不好清理，有时明明觉得你要笑了，冷不防发现你似笑非笑地皱着眉；有时感到你眼看要怒不可遏起来，猛然又觉察到你其实还隐藏着崇敬。加上你又有意不时荡开几笔，或写小冯庄与小鲍庄偶而的交叉（通过拾来），或写小鲍庄数千里外的北京、上海的对映，或写远古时或不那么远古时的传说，更有货郎的拔郎鼓敲着，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的戏文唱着，这都使得这块贫瘠土地上上演的人生活剧，置身于更加广阔的时空舞台上，从而更显现出人生世相的斑杂诡谲。这又逼迫读者不时试图挣脱小说具象的压迫，去作某种超越时空的思索。就是这样，在《小鲍庄》里，你第一次显现了在人生经验与审美意识上的复杂化趋向，从而显示出一种全面把握和驾驭生活的能力。这种趋向，一方面体现为你对生活的审美感受有了综合性的趋势，另一方面体现为你对生活的探究有了历史性社会性的眼光。你已经不再把自己完全沉浸在笔下的生活与人物之中了；你也不再听凭自己的情感去重新拼合和创造生活：在你的眼睛里，即使平凡卑微如小鲍庄里的生活，也不再具有简单明了可以一语破的般的性质；对生活的某一面，某一个故事或人物，你也不再怀着确信去加以解释，无论你多么理解、多么同情这一切。于是你耸身一跃到了这样一个高度：你干脆不去理会这些，从容而冷静地来俯瞰小鲍庄，在对小鲍庄生活的综合感受和宏观观照中浓缩生活。正是这种浓缩了的生活，把宽阔的想象与思索的空间留给了大家。我认为，作家在生活经验与审美意识上的趋于复杂，是小说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性标志，也是现代小说区别于传统小说的最显著的特点。当然毫无疑问也是现代小说家走向成熟的台阶。这种复杂化趋向可以体现为各种形态，但趋向本身则是中外一律地澎湃着。小说要表现人生的历史，传达人对人生的体验、认识和追求，自然允许有各种特定的角度和渠道，但复杂些总比简单化要更接近真实。何况，无论人生还是人，现代比之从前本来就复杂多了。生活经验与审美意识上的这一突变，连带引起了《小鲍庄》在创作形式与手法上的变异。他在叙事体态上果断地以结构方式代替了情节方式。单一的故事和情节线索，固定的叙述角度，都只会限制和妨碍你去传达繁复的感受和认识，于是你把小鲍庄分解为若干个面，若干个面包容着若干个人物，带出若干个故事，它们错综交织，齐头并进。这种块块式的拼合和交错，在共同的时态中集团向前迈进，就使你笔下的生活具有一种立体化状态和综合性情势，于是也就更能体现那种俯瞰式的观照意味。《小鲍庄》形式选择适应自己的内容的艺术方面的成果也不容轻觑。《小鲍庄》的毛病恐怕在开头的两段“引子”。尽管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拓深了作品的内涵，而且还交代了环境和背景，和末尾的两段“尾声”遥相映衬，但读后总使人觉得不够简截豁目。不知道这是否反映了你的某种犹豫，由于害怕读者不理解你的用心，干脆加上两段多少点一点？你写了好几年的小说，成绩斐然，我一直为你感到高兴。但高兴到不可自抑的地步来给你写信，还是第一次。“蝉蜕”啦，“毛病”啦，也许会让你和别的朋友不以为然，那就容我姑妄言之，你们也姑妄听之吧。此致敬礼！何志云一九八五年六月十八日于北京东郊（原载《光明日报》1985年8月15日）附录王安忆要说的其实是上海高芾王安忆《飞向布宜诺斯艾利斯》是早闻其名了，不料现在看到的却是《妹头》。说是新作，其实倒是似曾相识。王安忆就是这点好，像她所喜欢的张爱玲说苏青的话：“最好的时候能够做到一种‘天涯若比邻’的广大亲切，唤醒了古往今来无所不在的……回忆，个个人都熟悉，而容易忽略的。”张爱玲还说苏青“实在是伟大的”。这话用在王安忆身上，其实还是不会错得太多去的。王安忆的伟大在于她对上海顽强的书写。她紧紧地抓住上海，这个或许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具魅力的城市，竭力要变成它的记录人和传言者。王安忆笔下的上海，或者说，王安忆想象中的上海是成格式的，有着固定的象征物和表现形态。比如说：淮海路上的女孩。妹头，又是一个“淮海路上的女孩”。《长恨歌》里的王琦瑶也是淮海路上的女孩。那本书里，王安忆是把王琦瑶当成是上海的城市精神的象征，而妹头显然承受不了这样沉重的使命。王琦瑶是个美人，妹头不过是薄有姿色。王琦瑶的聪明过人、雅致周到，到了妹头这里只剩下点世俗生活的精明。样样打了折扣，连书的厚度都只剩下了小半，但我们仍然不妨将《妹头》看作是《长恨歌》的某种延续，是王安忆“上海往事”系列中的一部。王安忆的特长是写琐碎生活，《长恨歌》还有惊世骇俗的一面，毕竟王琦瑶当过“上海小姐”，不是凡人。妹头从名字开始就是个生活化的典型，整个故事又是司空见惯的青梅竹马加别恋离婚。这一次王安忆是过足了一把瘾。从前遮遮掩掩的琐碎生活总还借一点传奇的幻丽来点染润色。如今的王安忆放开了手脚，大大方方地写弄堂里的无是无非。可这么一放，她的伎俩也就使完了。雯雯系列的矛盾冲突，三恋的“解放”，《米尼》的慧黠，到了《妹头》都消失殆尽了。剩下一点似曾相识的只有王安忆自己的回忆碎片。小说后附的散文《死生契阔，与子相悦》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妹头》中，王安忆似乎已经放弃了一个小说家的权利，我指的是按照生活虚构和让人惊奇地叙述的权利，转而用一种淡远的笔调抒写有些过早降临的怀旧情怀。倘真是这样，也就罢了。让王安忆津津于革命岁月的弄堂回忆中，也不失为一份逼真而有趣的记录。偏偏王安忆并不甘心于此，她的“巴尔扎克冲动”自《长恨歌》后就未曾止歇，作一个城市的书记官吧，她的内心一定是如此期许。不只妹头，还有小白、小白阿娘，薛雅琴，都是作为一种符号出现，似乎是代表着这个或那个时代的类型化角色。这篇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没有什么个性特色，甚至场景，早上排队买油条，宁式眠床上的交欢，似乎都带有一股程式化的气味，只有明白她们都是在为“叙述上海”的目的服务，才能理解王安忆为什么要用一种“新写实”的姿态来写作这样一个平平无奇的故事。书中附的另一篇散文《寻找上海》可以作为参照的文本。王安忆充满感情地追忆着记忆里的上海，最终却按捺不住地滑向了一种“大叙事”。她抱怨着“上海”的消失：单一化，过于光鲜，连方言也在向北京话靠拢，变得可以注音了……但当她坐在1987年香港的丽晶酒店里，才蓦然看见了“上海的面目”：“灯光明亮地镶嵌在漆黑的海天之间。这真是海上奇观，蛮荒之中的似锦繁华，是文明的传奇。”到处都是上海，只要那是一幅文明传奇的面孔，但上海又是那样的独一无二，就像淮海路上的那么多的女孩子，来来去去，在小白眼里，都是他熟悉的，而被他关注的只有妹头的脸，“是他说不出哪一种类的，可却无法混淆。”附录王安忆作品谈王安忆是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事实上，早在八十年代初期，王安忆便以《雨，沙沙沙》、《阿跷传略》等系列作品，取得公众的注意。这些作品主要是以平实细腻和充满伤感的文笔，描写大陆自文革後生活的转变。然而，当时的王安忆，与大陆许多已而或正要走红的作家，如阿城、韩少功、莫言、苏童等相较，总好像缺了点甚麽。举例来说，《小鲍庄》那样的道德寓言，感人有馀，却不如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来得令人惊心动魄；写情欲荒原里男女间挣扎的「三恋」故事，则又缺少了苏童《妻妾成群》、〈罂粟之家》一类作品旖旎多姿的魅力。而她的其他长篇，如《黄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千言万语，却被批评为「流水账」。及至九十年代，王安忆终能以《叔叔的故事》大放异彩，随後的《长恨歌》和《纪实与虚构》等，亦证明她驾驭长篇说部、想像家国历史的能力。既是文学评论家，亦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及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的王德威曾经描述王安忆创作的三个特徵，分别是对历史与个人关系的检讨；对女性身体及意识的自觉；对「海派」市民风格的重新塑造。而《纪实与虚构》可说是集三者的大成。在小说中，作者意图为自己的家族寻根探源，但却与苏童、余华、叶兆言、李锐等不同，舍父系族裔命脉於不顾，反之转而探勘早已佚失的母系家谱；至於其创作和探源的据点则在上海，一个由外来者汇聚而成的都会，一个不断迁徒、变易和遗忘历史的城市。书中内容共分十章。单数章讲述作者，即叙述者在上海成长的经过，从幼年迁入、求学、文革、流放、归来到成婚；至於双数章节，则追溯其母家族在中华民族史上的来龙去脉。最後在第十章，家史在民族史中的线索与个人在国家史中的历史记录，合而为一，并归结到作者对创作历程的反思。事实上，小说中最令人注目的是双数章节的母系历史，且更为有趣的是，作者的「考证」显示母亲的血源乃来自北魏时的蠕蠕族，并由此开始，王安忆刻划出一篇家族兴衰史。到此，《纪实与虚构》已是一部能令人注目的「总结、概括、反省与检讨」家史小说。「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当提到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有时难免令读者以为是唐代诗人白居易《长恨歌》的小说版。其实两者并没有一点儿关系的！小说中最令人触目的是主角王琦瑶的出场。作者花费篇幅来描写上海的弄堂、流言、闺阁、鸽子，目的只有一个：衬托王琦瑶像是吸尽黄浦精华的结晶。「……上海弄堂是性感的，有一股肌肤之亲似的。它有着触手的凉和暖，是可感可知，有一些私心的。积着油垢的厨房後窗，是专供老妈子一里一外扯闲篇；窗边的後门，是供大小姐提着书包上学堂读书，和男先生幽会的……」细致和属於女性的笔触，具体描写弄堂的一切。事实上，在王安忆发表了《长恨歌》後，便有学者或文学评论将之归类为张爱玲的「延续」，试想像着如葛薇龙、白流苏、赛姆生太太等角色的舞台由中华民国的上海转移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上海，一群曾经过着声色的男女，如何在夸张禁欲的政权里，度过馀生。当然，王安忆的《长恨歌》并非全没有缺点，其缺点亦正如其优点，就是《长恨歌》只是将张爱玲没有全面写出的上海风情给予全面集中的描写，意即是成功地借鉴了别人的创意，非常流畅的将别人零碎描写的东西集中起来全面描写；可是，这些描写却非作者的原创，换言之，她只是依循前人成功的道路。当然，客观来说，王安忆的描写上海的原貌是成功的，亦显出其驾驭长篇巨著的能耐！附录“我们”的叙事——王安忆在九十年代后半期的写作张新颖不像小说的小说一九九六年，王安忆发表了头年完成的《姊妹们》，接下来，一九九七年发表《蚌埠》、《文工团》，一九九八年发表《隐居的时代》，到一九九九年，在与《喜宴》、《开会》两个短篇一块儿发表的短文里，她明确地说：“我写农村，并不是出于怀旧，也不是为祭奠插队的日子，而是因为，农村生活的方式，在我眼里日渐呈现出审美的性质，上升为形式。这取决于它是一种缓慢的，曲折的，委婉的生活，边缘比较模糊，伸着一些触角，有着漫流的自由的形态。”（《生活的形式》，《上海文学》一九九九年第五期）这期间王安忆还在写着另外不同类型的作品，像短篇《天仙配》、中篇《忧伤的年代》和断断续续进行着的长篇《屋顶上的童话》，等等。这些作品不仅与上述一组作品不大一样，而且各自之间也差异明显。这里我们暂不讨论。且让我们只看看那一组不少人觉得不像小说的小说。为什么会觉得不像小说呢？早在九十年代初，王安忆就清楚地表达了她小说写作的理想：一、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二、不要材料太多，三、不要语言的风格化，四、不要独特性。这“四不要”其实是有点惊世骇俗的，因为她不要的东西正是许多作家竭力追求的东西，是文学持续发展、花样翻新的趋动力。我们设想着却设想不出抱着这一理想的王安忆会走多远。现在读王安忆这些年的作品，发觉我们这一设想的方向错了。小说这一形式，在漫长的岁月里，特别是在二十世纪，本身已经走得够远了，甚至远得过度了，它脚下的路恐怕不单单是小路、奇径，而且说不定已经是迷途和险境。所以王安忆不是要在已经走得够远的路上再走多远，而是从狭窄的独特性和个人化的、创新强迫症（“创新这条狗”在多少创作者心中吠叫）愈演愈烈的歧路上后退，返回小说艺术的大道。于是在王安忆的这一系列小说中，我们读到了内在的舒缓和从容。叙述者不是强迫叙述行为去经历一次虚拟的冒险，或者硬要叙述行为无中生有地创造出某种新的可能性。不，不是这样，叙述回归到平常的状态，它不需要刻意表现自己，突出自己的存在。当“写什么”和“怎么写”孰轻孰重成为问题的时候，“偏至”就难免要发生了。而在王安忆这里，叙述与叙述对象是合一的，因为在根本上，王安忆秉承一种朴素的小说观念：“小说这东西，难就难在它是现实生活的艺术，所以必须在现实中找寻它的审美性质，也就是寻找生活的形式。现在，我就找到了我们的村庄。”（《生活的形式》）好了，接下来我们要问，“我”从“我们的村庄”，还有“我们团”、“我们”暂时安顿身心的城市、“我们”经历的那个时代，找到了什么？理性化的“乡土文明志”作为新文化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新文学，从它初生之时起就表明了它是追求现代文明的文学，它的发起者和承继者是转型过来的或新生的现代知识分子，文学促进国家和民族向现代社会形态转化并表达个人的现代性意识和意愿的方式。今天回过头去看，在这样一种主导特征下，新文学作品的叙述者于诸多方面就显示出了相当的一致性，就是这种一致性，构成了今天被称之为“宏大叙事”的传统。举乡土文学的例子来说，我们发现，诸多作家在描述乡土中国的时候，自觉采取的都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标准和态度，他们的眼光都有些像医生打量病人要找出病根的眼光，他们看到了蒙昧、愚陋、劣根性，他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们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上，看到这一片乡土在文明之外。其实他们之中大多出身于这一片乡土，可是由此走出，经受了文明的洗礼之后，再回头看本乡本土，他们的眼光就变得厉害了。不过，在这一叙事传统之内的乡土文学，与其说描述了本乡本土的形态和情境，倒不如说揭示了现代文明这一镜头的取景和聚焦。这些作家本身可能非常熟悉乡土生活，对本乡本土怀抱着深厚的感情和眷念，可是，当他们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眼光并且只是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眼光审视这一片乡土的时候，他就变得不能理解自己的乡土了——如果不能从乡土的立场上来理解乡土，就不能理解乡土。所以并不奇怪，我们的乡土文学常常给人以单调、沉闷、压抑的印象。民间的丰富活力和乡土文明的复杂形态被叙述者先入为主的观念遮蔽了，被单纯追求现代性的取景框舍弃了。不过仍然值得庆幸，所谓“宏大叙事”从来就不可能涵盖全部的叙述，我们毕竟还可以看到沈从文的湘西，萧红的呼兰河，乃至赵树理的北方农村，这些作品毕竟呈现出主导特征和传统控制之外的多种有意味的情形。说了这么多，本意只是为了以一种叙事传统与王安忆的小说相对照，这一对照就显出王安忆平平常常叙述的作品不那么平常的意义来：从中我们能够看到，她发现了或试图去发现乡土中国的文明；而若以上述叙事传统的眼光看来，这样的乡土是在文明之外的。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我们显然更容易理解后一种文明：西方式的，现代的，追求进步和发展的外来文明，而对于乡土文明，却真的说不上知悉和理解了。正是在这种一般性的认知情形中，王安忆的小说成为一种不被视为文明的文明的知音和载体，成为一种探究和理解，一种述说和揭示，一种乡土文明志。你知道《姊妹们》是怎样开篇的吗？“我们庄以富裕著称。不少遥远的村庄向往着来看上一眼，这‘青砖到顶’的村庄。从文明史的角度来说，我们庄处处体现出一个成熟的农业社会的特征。”——这就是了。和九十年代初《九月寓言》这样的作品相比较，张炜的胶东乡村生活回忆录把一种自然的、野性的民间生命力张扬得淋漓尽致，它的背后是一种抒情的态度，那野歌野调的唱者不仅投入而且要和歌咏的对象融合为一；王安忆的淮北乡土文明志则是守分寸的、理性化的，它的背后是分析和理解的态度，因而也是隔开一点感情距离的。这样一种经过漫长岁月淘洗和教化的乡土文明，远离都市，又远非自然，有着一幅世故的表情，不那么让人喜欢的，可是必须细心去了解，才可了解世故、古板、守规矩等等之下的深刻的人性：“这人性为了合理的生存，不断地进行着修正，付出了自由的代价，却是真心向善的。它不是富有诗情的，可在它的沉闷之中包含着理性。”立基于这样宽厚、通达、有情的认识，《姊妹们》才把那一群出嫁之前的乡村少女写得那么美丽活现，又令人黯然神伤。“两种文明”的奇遇王安忆甚至发现，在被普遍视为保守的、自足性极强的乡土文明中，其实潜藏着许多可能性和强大的洇染力，譬如对并非出自这种文明的人与事的理解和融汇。《隐居的时代》写到一群“六·二六”下放到农村的医生。王安忆在文中说，“当我从青春荒凉的命运里走出来，放下了个人的恩怨，能够冷静地回想我所插队的那个乡村，以及那里的农民们，我发现农民们其实天生有着艺术的气质。他们有才能欣赏那种和他们不一样的人，他们对他们所生活在其中的环境和人群，是有批判力的，他们也有才能从纷纭的现象中分辨出什么是真正的独特。”你看接下来描述的“两种文明”的奇遇：“现在，又有了黄医师，他给我们庄，增添了一种新颖的格调，这是由知识，学问，文雅的性情，孩童的纯净心底，还有人生的忧愁合成的。它其实暗合着我们庄的心意 .像我们庄这样一个古老的乡村，它是带有些返朴归真的意思，许多见识是压在很低的底处，深藏不露。它和黄医师，彼此都是不自知的，但却达成了协调。这种协调很深刻，不是表面上的融洽，亲热，往来和交道，它表面上甚至是有些不合适的，有些滑稽，就像黄医师，走着那种城里人的步子，手里却拿着那块香喷喷的麦面饼。这情景真是天真极了，就是在这天真里，产生了协调。有些像音乐里的调性关系，最远的往往是最近的，最近的同时又是最远的。”《隐居的时代》还写了插队知青的文学生活，写了一个县城中学来历特殊的老师们，这些都清楚不过地表明，在大一统的意志下和荒漠时期，精神需求，对美的敏感，知识和文化，潜藏和隐居到了地理的夹缝和历史的角落里，这样的夹缝和角落不仅使得它们避免流失散尽，保留下相传承继的文明火种，而且，它们也多多少少改变了他们栖身的所在——一种新的、外来的因素，“很不起眼地嵌在这些偏僻的历史的墙缝里，慢慢地长了进去，成为它的一部分。”——就像下乡的医疗队和黄医师，“它微妙地影响了一个村庄的质质。”《文工团》也写到了不同文明的相遇，只是其中所包含的挣扎求存的能量左冲右突，却总是不得其所。“文工团”是革命新文艺的产物，可是“我们这个地区级文工团的前身，是一个柳子戏剧团。”新文明的团体脱胎于旧文明的戏班子，譬如说其中的老艺人，他们与生俱来的土根性，他们代代承传的老做派，将怎样委屈求全地适应新文艺的要求，而在历经改造之后却又脱胎不换骨？这个由老艺人、大学生、学员、自费跟团学习的等带着各自特征的人员杂糅组成的文工团，在时代的变幻莫测中风雨飘摇，颠沛流离，终于撑持到尽头。“我”隐退到“我们”现在，让我们回到与王安忆这些小说初逢时的印象。这些作品，起意就好像置小说的传统规范和通常的构成要素、构成方式于不顾，作者就好像日常谈话似的，把过往生活存留在记忆里的琐屑、平淡、零散的人事细节，絮絮叨叨地讲出来，起初你好像是有些不在意的，可是慢地，你越来越惊异，那么多不起眼的东西逐渐“累积”（而不是传统小说的“发展”过程）起来，最终就成了“我们庄”和自由、美丽地表达着“我们庄”人性的姊妹们，就成了一个萍水相逢的城市蚌埠和“我们”初涉艰难世事的少年岁月，就成了文工团和文工团执着而可怜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发展”使小说的形态时间化，而“累积”使小说的形态空间化了，开始我们还只是认为叙述只是在不断填充着这些空间：“我们庄”、文工团、隐居者的藏身之处，后来才惊异地看到这些空间本身在为叙述所建造的主体，那些人事细节就好像这个主体的鼻子、眼睛、心灵和一举一动的历史。能够走到这一步，不能不说是大大得力于一个亲切的名之曰“我们”的复数叙述者。“我们”是扬弃了“我”——它往往会演变成恶性膨胀的叙述主体，严锋在《文工团》的简评中说，在新时期的文学中到处可见一个矮揉造作的叙事者，或洋洋得意，或顾影自怜，或故作冷漠，怎一个“我”字了得——而得到的。“我”并非消失了，而是隐退到“我们”之中。附录王安忆要与张爱玲“划清界线”祁建文许多人认为王安忆是当代中国最有争议的女作家，并将她与张爱玲作比。对此，王安忆说，首先我不认为张爱玲是这个阶段最杰出的作家，我对她的评价没高到这样的程度。把我和她往一起比，可能因为我们都是写上海生活的。我和她有许多不一样，事实上我和她世界观不一样，张爱玲是非常虚无的人，所以她必须抓住生活当中的细节，老房子、亲人、日常生活的触动，她知道只有抓住这些才不会使自己坠入虚无，才不会孤独。在生活和虚无中她找到了一个相对平衡的方式。我不一样，我还是往前走，即使前面是虚无，我也要走过去看一看。我出生的时代，上海已经是无产阶级的天下，张爱玲的上海是小资产阶级情感为主的上海。上海是个舞台，作家写小说需要周围的人物生活在一个舞台上。我认为我的情感范围要比张爱玲大一些，我不能在她的作品中得到满足。我与她的经历、感受没有共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