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导修报告

王安忆：导修报告

　　［编者按］2005年，王安忆应香港岭南大学的邀请，参加了该大学“驻校作家计划”，授课于中文系文学写作课程。作家与那些初学写作的大学生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围绕着文学写作最基本的一些问题，展开了对写作的“另一度接触”。这篇“导修报告”即是作家担任中文系写作课导修课程后写下的文字，本刊特登载全文，以飨读者。

　　岭南大学中文系写作课的导修课程，于我是十分新鲜的。事前，颇有些不安，我不知道我将会看到什么样的作业，我又能对它说什么。很感谢一位温卓豪同学，他在我“办公室接待”(OFFICE HOUR)的第一时间里敲了我的门。顺便说一下，“办公室接待”也是我新鲜的经验。这是一个很好的制度，它可使老师与学生近距离接触，将一般性的教学具体到个别人身上。可惜的是，在前期的“办公室接待”里，学生们和我不熟，几乎无人上门到了后半期，有学生要来，他们甚至要和我预约，而媒体和应酬却又占去了时间。当温卓豪同学上门的时候，我还未开始导修课，他带来一篇散文，我当场阅读，反正，有的是时间。他写的是他的中学，我便以为他是怀念他的中学时代，可回答却完全不是。他说他的中学时代很“恐怖”，我不由大吃一惊，问他为什么?于是他向我讲述那些恐怖事件，听起来，简直像野蛮人的世界。我又问他为什么，他再进一步解释。此时，似乎已经无关乎作文，而是要讲明和了图，故事的轮廓是在课堂上如同审问一般，一句一句供出来的，可是行文却流淌出一股哀伤，其中有这么一段：

　　“这是一个建设在海上的市镇，法院像海里的垃圾。

　　这是一个建设在海上的市镇，巴士站像海里的垃圾。

　　这是一个建设在海上的市镇，球场像海里的垃圾。

　　这是一个建设在海上的市镇，整个海被盖上黑色的垃圾袋。”

　　陈家欣同学的《一男三女》，虽然不是那么酷烈的事件，但也具有着相当程度的悲剧性，只是被他自己设置的形式绊住了脚，防于传达。如题目所说，文中有一男三女，“一男”是叙述者，“三女”中，一个叫莲达，永远在浴室洗澡，是他的妻子；另一个叫祖儿，总是在办公桌上留一份餐肉蛋三明治；办公桌上还有一个饭盒，是第三个女性放下的，名字叫姬丝汀。这“三女”都未曾露面，只是由“一男”述出，却原来“三女”全是“一男”假想出来，用以慰藉孤寂的心。这自述假相的方式有些像那类由罪犯叙述的谋杀案，该藏的藏，该露的露，是对叙事的挑战。陈同学可谓想到了，却还未完全做到，用意无疑是积极的。

　　同学们的作业还表现出对历史的兴趣，有一位李凯琳同学，在题为《我所知道有关海和鱼的事情》里，索寻自己的来历。从家族的传说，得出两个假设爱奴族和蜑族，那都是极遥远的族群，没有文字，只在爷爷的O形脚，深肤色，爷爷和爸爸吵骂的言语，留下零碎的印记。文中的“我”，就凭了这些远行找寻，最终找到一所“爱奴族民俗资料馆”。李凯琳同学写道：“历史终被归结到一幅展版上”，丧失了它的所有生动性，发自生命需要的寻根还原成一项旅游活动，“我”依然是麦当劳那个吃鱼柳包的孩子。我觉得这主题里的深刻性已经超出了一个大学生的认知能力，所以难免力不从心，表达时常陷于茫然无措，事情就变得模糊了。但仔细辨别，却能感受到那双极力穿越时间和空间的隧道，凝视历史的眼睛。陈洁雯同学的《夕阳下的故事》，对历史的追溯描写比较实际，所以也更接近于小说的样式。陈同学写的是香港仔的往事，小艇人家的女儿阿娣，父母开一家水上小馆，她小小年纪便帮忙家事和店务，自创出白粥里调入炒熟的花生、柴鱼和葱粒，原来这就是艇仔粥的来历。这一个过程写得简单笼统了，几乎只是个情节纲要，而我喜欢其中两个地方。一是文章写出了香港仔那种旧式的繁荣——船栏杆上挂着一串串电灯泡，渔火闪闪；二是当阿娣长大后和成为知识人的幼时伙伴明亮见面时候，她一点不畏缩，而是很轩昂，立志要捐钱建学校。这就是香港，勃发着草民的骄傲。彭荣锋同学的作业《木桥边》，则是对香港的未来报告着希望，希望终于能够协调现代化与大自然的冲突。他设计一个考察组，来到香港东部的咸田湾，实地调查建造码头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如通常情形一样，考察组里有一个英俊的成员佐南，邂逅了土生土长的清纯少女小雅；也如通常的情形一样，两人关系对峙于发展还是生态保育的矛盾之中；但与通常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情形不一样，在这里，是以折衷的方法解决。那就是在最少妨碍环境的地方，造一个小小的码头，便于人们通行运输。看到此，你不禁要为这天真的良善感动，这位年轻人良善地规划了一个共相协调的未来，表现出正直的社会道德心。这也是我从作业中普遍感受到的，在这些不够完整的写作中，传达出的观念，多是正面的，反映了健康的心智。

　　在同学们的作业中，我发现那些企图不大，用意适当的，往往能够表现完整。当然，我不排斥在结构与叙事上能力的差异。再有，面对那么多学科的授课、测试、报告，时间与精力必须合理分配的综合学习的现实，选择量级高的题材确实会带来客观上的困难。最重要的原因，我想还是年龄和阅历，它们决定了所能操纵的规模。写作实在是和生活经验太有关，你不可趱越时间的累积。所以，比较轻盈的题材，就能够首尾照应，表达充分。

黎耀恒同学的《写一首诗给你》，就是一篇内容和表达互为谐和的作品。它应属于那类青春成长写作，倾诉着少年人对生活、人生和爱的向往。这类写作意思大多可以想见，关键只在于写得好还是不好，倒是写作能力的较量。黎耀恒同学是这样开始他的青春成长的：戴着随身听乘上一辆巴士，车过一所中学，看见一群女生，于是想起中学时代的一位邻家女生，他忽就决定写一首诗送她。这也许还在窠臼里，但接下来的一句有点挣出来的意思了：“即使我不知你会是什么人”，“写一首诗”就变成一场爱情的预习，但预习者一点没有放松要求，他认真而且专注。此时，时间为这预习改变形状了：“巴土安静地停在红灯前守候，每一个四拍都像一年般长。”然后，真的有个女孩上车，坐在他身边，于是，邂逅完成，人生之旅起步了。“我”看车窗外的景致，又看车厢里的同行者，期望和“你”分享，因这是“我”与“你”共有的生活。不知是谁的“你”睡着了，头发垂到“我”肩上，“我’心甘情愿地承担着，好比人生的负荷。然后，“我”又为“你”调节了空调，就像为爱人盖被。巴士始终匀速前行——“我们越过了海，越过了坟场，越过了货柜码头”，空间也为这预习改变了属性，从具体变为抽象，他们飞速地跨越着生命阶段……“在屯门成长的青涩都洗去了，快要看到中环的高楼下的阳光”——它让我想起马尔克斯《异乡人》中的那一篇，《飞机上的睡美人》：旅行者在飞机上，看着邻座的美丽女人睡觉，睡醒过来径直去了洗手间，不与他说一个字，最后他写道，飞机上的伴侣就像老夫老妻，早晨醒来不说“早安”的。但马尔克斯浓缩的人生是在末梢，而在黎同学还在头上，一切都未开端，真是青涩涩的跃然。令人扫兴的是，结尾上，那车上的女孩真就是“我”年少时暗恋过的邻家女孩。本是自由自在无限遐想的故事一下子砸在实处，余兴全无。据黎同学说，是私底下与同学讨论的收尾，为的前后呼应。我很高兴他们竟会一起讨论写作，只是讨论的结果不怎么样。但这最后的多余一笔不妨碍我依然受感动，感动他何其温柔地等待着将要来临的生活。

《国际机场一九九四》，写作者为向雅丽同学。此篇作品结构与叙述方式更像电影剧本，而且是美国电影。一开场，便是一架即将起飞的747大型客机，跑道前方呆立一名赤膊男子，职员按下紧急按钮，警察出动，记者采访车直驱机场。事故处理中，记者“我”被一个问题吸引，就是疯汉如何进入机场禁区?“我”决定展开调查，事情自此开始变得有意思了。“我”开车从九龙工业区出发，转上观塘，再入太子道东，来到狮子山，走进东头村，登上临近机场的祥东楼三十二层楼顶，于是，半个九龙，包括整个机场在了眼前——我欣赏的就是这个，我也以为这是故事的重心。通过情节布下的路径，终于来到俯瞰的制高点。就像文中所说，倘若在美国，会有什么机会俯瞰整个机场?这就是香港。我曾在中环看见，喧腾的街市中，挤挨着殡仪馆的门面。当然，现在香港新机场周围不再有登高点，也许不久殡仪馆也将迁出闹市中心。话再回到向雅莉同学虚构的故事里，倘若不是发生疯汉闯入机场的事故，记者“我”又有什么机会穿越九龙，远兜近绕，最后临高楼俯瞰机场?这里就可见出写作的用心了。现在，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可是事情还没有完，“我”决定亲自验证疯汉进入停机坪的路线。这样，“我”和“我”的同事就走入了大明渠，潜进城市的地底。恐怕连向雅莉同学自己都没有预计到，这其实是进入了城市的私密部分。好比《悲惨世界》的冉阿让，从巷战中救出青年马吕斯，在巴黎的下水道跋涉。“我”和同事，在黑暗的大明渠茫然地走，水位渐深，几近绝望，忽然间看见一线光明，渠口到了。这一刻应该写得更为隆重些，向同学也写了：飞机的轰鸣，阳光在头顶洒落，可用笔太俭省。我说它像电影脚本，似乎要将许多工作留给导演、演员；美工去做。这一刻实在是个庄严的仪式，他们终于进入了禁区。小说有时候做的就是这个，从公共领域进入禁区。

　　《香港——活在禾日水港》，萧兴浩同学所作。据同学们说，这位萧同学在就读本科之前，曾有过厨师的经历，否则，你真不能想象，他怎么会如此谙熟餐厅的内幕。我很高兴他能够利用他从事过的行业作小说的资料，因在时下的写作——我指的还是专业性写作，往往将个人经验抽象，或者说孤立成心理活动，所有在心理外缘发生的他者的世界都被简化甚至于取消。而萧同学的这篇作业，让我看见了某一种生活，这种生活被他渲染得，怎么说，很专业。这种“专业”当然营造了气氛，比如厨房里的“舞刀弄火”；当然也描写了人物，比如低级厨师亚成很时尚地为自己的厨刀起各“动感之刀”，这一笔挺好，表现了一个手艺人对工具的爱恋；而“专业”最重要的好处在，它制造了故事的情节!信不信，就试试看，谁能知道行政主厨的餐饮策略?比如那一位史密夫推出的新菜式，就是将最新流行拿过来，略加修改——“人们这阵子爱吃鱼蛋吗，那我们就卖鱼蛋吧。人们那阵子爱吃薄饼吗，我们就卖薄饼吧。”再有一位神秘的行政主厨，从不露面，他的方针是将食物错配，于是，传说那是一个五岁幼童。还比如，声称店内的红酒产自法国顶著名的葡萄酒产地“布雷斯特”，实事上，“布雷斯特”是个码头……这些，有谁知道?萧同学就知道!所以，他就能写出这生活的生动性，并且从这生活透视社会，指出流行文化的轻薄本质。

　　张世文同学的《孤雏》是相当沉痛的故事，我要再一次称赞同学们对现实的严肃态度。也许正是因为他们年轻，他们的触觉还未被生活磨损，所以，他们才如此敏锐，可感触到浮光掠影之下，社会粗砺的实质。《孤雏》写的故事也是发生在九龙一带，旧启德机场的对面屋村。不晓得是不是《国际机场一九九四》里的东头村，那里写道，东头村经常发生跳楼案。或许，《孤雏》所写的就是其中一桩。

　　《孤雏》写一个“黑”在香港的小孩，他以旅游签证人港，合法居留十四天之后，就只能藏匿室内，过着隐身人的生活。作者是以日记体的形式写这故事，我觉得日记体例也是对写作的挑战，那就是摒除了客观描写的可能性，只余下主观的视角——“我”，而“我”又是被禁闭在这么个逼狭的空间，活动极其有限，写什么呢?写孤独。让我们来看看他是如何描写孤独。作者写“我”一日的起居：吃饭，睡觉，看电视，“隔着窗花观看街上的行人”，情人节的时候看“拖着手的一对对”，学校放假的日子看学生打球踢球，还有，“看四面墙”。看到后来，房间里的东西就被他看活了——“第一位是高高的，结实的，他叫柜；“第二位是扁扁的，最矮的，她叫床”；“第三位是不高的，不矮的，不肥的，又不瘦的，可惜是有四条脚，不正常，他叫桌”。这就是“我”的伙伴，在一起玩什么?作者写——“比试寂静，比试不动”。上海的弄堂游戏中有一个，就是叫作“我们都是木头人，不许说话不许动”，不晓得香港的孩子玩不玩。此时，“我”就玩的这个，结果呢? “每次输的总是我”。“我”还玩一种“时间的游戏”，是什么?是“钟不等了，蜡烛在出汗”。最后，那些“朋友”一齐来欺负“我”，逼迫“我”，“我”愤愤地抗争道：“四面墙高大又怎样，迫过来吗?再迫过来，我就上窗台!”接下来的一句十分凄婉：“始终是凉风才肯亲吻着我，是天上的明月才肯照顾着我，”于是，便与小鸟一起飞翔了。到此，可见出这限制严格的叙述方式，实是很有利于“孤独”的表达，它别无通途，只能一条胡同走到黑，最大限度地将这一处境的内涵挖掘出来。我只是觉得他发挥得还不够，倘若再多写一点，累积起一定的体量，力度就更大了。可我也体谅他的难处，这可说是写作的细活儿，不是一日两日的功夫。

　　移民故事似乎占了香港故事相当可观的比份，在学生的作业中也不例外。尹凤萍的《两家人》，写的是居留下来以后的生存境遇。兄弟俩一同从内陆偷渡到香港，成家立业，从租屋打拼到买楼，然后渐生龃龉，终至决裂。情节也许一般，从头到尾都没有发生惊心动魄的事件，但其间却有着对人情世故的细微体察，使那凡人小事透出生活的戚容。同样艰辛的磨砺，在“我”的母亲是表现出格外的尖刻，轮到当值煮饭，她只供应菜汤，或者携自己一家吃餐馆，划分客厅寸土不让。比较之下，伯母显得温厚得多，她一味忍让，但到关键时刻出手不凡，趁兄弟一家去广州探亲，办齐手续，将他们一并撵出房子。父亲和伯父夹在妻子中间，只能将兄弟之谊掩在沉默底下，最后的决裂就变得很痛楚。作者以“我”，一个小女生的感受记叙这些，流露出温良的心肠，惋惜又无奈，令人触动。

麦豪辉同学的《暗夜婴啼》写的也是发生在 屋村里的悲剧，有所不同的是，麦同学写出了屋村的另一种性格喧腾。猪肉档灯光溶溶，猪肉佬刀起刀落，立见肉红骨白。我在新界住时，经常去富泰邮的市场，就是这般情景。看见过许多兴兴头的主妇，很像文中那位李太，大包小包，提着肥硕的菜和粗壮的葱，新出炉的蛋挞，将柴米生计过成烈火烹油之势。我没有进去过“富泰”楼里的人家，只看到入夜后的万家灯火，想必也是像李太家，有一股汤足饭饱的洋洋暖意。电视机开着大音量，女人斥骂小孩子，男人总是要谈国事……是小民的康乐。就在这般的轰轰烈烈之中，贴邻的清寂，不禁让人感到不安。那女人和她的小女儿显得如此神秘，婴儿总是在沉睡。女人在街上游荡，她在女人怀里沉睡回到家里，在床上沉睡；擦澡的时候，睡着；喂奶的时候，也睡着，奶汁就从嘴角流出来，可是这并没什么，她只是不想吃奶罢了。当她睁开眼睛，一声不响地看着母亲，母亲却感到了骇怕——麦豪辉同学很会构置情节，将悬念坚持到最后，没有泄漏一点机密，但等终于发现婴儿早巳死去，吃惊之余，回顾前面，竟是步步暗示，毫无差池。这写法有一点好莱坞惊悚电影的意思，然而，因是在屋村，尤其李太一家，热蓬蓬的人生场景衬托下，这故事呈现出了现实人世的惨痛。

　　我很高兴有好几位同学将他们的故事放在屯门的轻铁沿线。屯门就像是香港的边地，轻铁线是边地的交通，使屯门有一种自给自足的意思。看上去，它确实是和香港不相谐的悠游，它蜿蜒在山坡和街道之间，两边都是宽敞的，节奏便舒缓下来。它有可能提供出别样性格的香港故事，同学们一定注意到了它的特质。卢普楔同学的《屯门轻铁站》有几分大家风度，他以轻铁站名为小标题——屯门码头站，蔡意桥站，屯门市中心，良景站，写各自的风景、人、生活。我很尊敬他的雄心，这种大道朝天的写法，外部的联系——轻铁站，因没有情节的逻辑，其实是松散的，所以更需要有内在的紧张度来网络全局。卢同学也做了努力，曾有一次，让前一个场景里闪过的人物，在后一个场景里正式出场，企图结构起更紧密的关系，但还不够。我倒是喜欢最末一个独立的小故事，写检票员阿志。阿志的工作是巡回各个轻铁站，随机抽样地查票。阿志对这工作感到很闷，他对自己说：“恐怕屯门没有人听叮叮声比我多吧!”作者特别交代，阿志的夹克口袋里，揣着一份写了两年多却没有交出去的辞职信。在和无数个工作日相同的这一日里，阿志最后的一个细节却不同往日：他出站时忘了刷卡，在自己手上犯了规。这故事有些叫我想起汪曾祺老《故里杂记》里“李三”那一篇。李三是个地保，他掌有一些做地保的韬略，晓得如何去弊谋利，所以做得很称手。可到底是“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他还是失足了。本想趁天黑抽了船家的篙子，天亮等人来赎挣点酒钱，不料当场叫人抓住。从来都是李三罚别人，这回是李三挨人罚。不过，李三是个老人，阿志还是个青年，叫生活磨损的程度不一样，犯规的性质就也不一样。

　　陈美好同学的轻铁沿线的故事是另一种，更为天真无忧的，还未走进世事，题目就叫《同班同学》，写的是男女生间的初恋。这类题材的写作基本格式都差不多，总是些似懂非懂的小男生小女生，自知不自知的感情，似了未了的结局。但是在这无穷重复的格式里边，却因各人的经验感受不同，就总能生出新鲜的内容。在这里，我觉得是这三个人物的性格有意思。像周颖，爱情剧里第一号女主角，属于那类幸运的女孩，天生被人爱，不需要作努力，便可收获爱情，这种优先权却也使她过于矜持。我是更欣赏第二号角色邱彤，她比较率真，而且有风趣的个性，她将第三个女生的照片贴在许文峰，也就是男主角的作业本上，其实是自己喜欢许文峰。许文峰呢，也挺幽默，将照片还给第三个女生，说：“好好地保管着它。”依我看，他们俩挺是一对，可就如通常的故事一样，许文峰意不在邱彤，而在周颖。也是如同所有这类故事一样，他们三个人的事不了了之，风清云淡。我觉得陈美好同学写得略少了些，是不是担心破坏这一种微妙的情味而要保持含蓄?其实可以再多几个回合，三方都作些进取，感情的路途走远一些，多一些得失，性格会发展得更丰满。我这么提要求是因为，陈同学在写作细节方面有着潜力，这类小说就需要有趣味的细节。

　　以上是第一类，本科生的作业，第二类是硕士课程学生。这一类同学多是已经走上社会，从事各种专业，之前所受教育也并不完全在文科方面，只是因为喜欢文学，再又进入学业。他们年纪稍长，见识也稍长，有了些人生的体验，感性和理性当比较丰富，同时难免也会杂芜。所以，他们的写作一方面不是像那些中文系本科生有训练，基本能作完整的表述，年轻的心又总是没有羁绊，能够自由自在地想象，他们写得多半有些“笨”；但另一方面，他们显然要比在校生拥有更广泛丰厚的写作材料，使其内容更加结实。比如苏丽思同学的《不懂》，也是像《同班同学》一类的小男生小女生的浅淡的感情故事，但前者更像小孩子的游戏，后者却有了些人生的际遇之感。《不懂》里的梁镌辉和程嘉欣在幼年曾交道过，互报姓名时，梁辉将程嘉欣的“欣”字写成了“欠”。这就有些前缘的意思了，像三生石畔，神瑛侍者给绛珠草灌溉甘露。若干年后，两人各自长成少男少女，再次邂逅，彼此都并不认得，也不记得幼时的一节，只是觉着有些熟悉。当年某些情景偶尔再现，比如手表面对了阳光一反射，就有记忆绰约回来，转瞬又逝去。此时，两人之间的关系发生更多的情节，雏形渐显，但依然是朦胧的，似乎什么也没有。小说中关于这写得很微妙——“遍地紫荆，见证了他们的‘没有’。”无论如何，有了一个“见证”，“见证”了一种“没有”的存在。再比如，张志伟同学是个迷恋于奇情异志的人，他的写作，无论故事还是表达，都有些海阔天空。但是，怪诞如他，写作中依然会流露出现实人生的印记。他的作业《贺正》，也像是一个美国电影脚本，写警察的生涯：缉毒，卧底，追杀……其中却有一个人间常情的细节，那就是警察贺正一直保留一部旧手机，这旧手机里存着已经离异的前妻的留言——“今晚我不回家……”“我到上海公干……”等等。这一个细节是需有些感情阅历垫底的，所以，挺感人。同是写屋村题材的作业，也与本科在校生有很大不同，他们显然不如年轻同学的写作那么有戏剧性，但更具有生活的沉重感。卢佑荣同学的《围墙》，是一篇未完成小说——这也是硕士课程同学的一个性格特征，他们往往是锲而不舍地咬住一个题材，第一次的作业是开头，第二次作业是中段，然后再结尾，体现出受过历练的人的耐心，也体现出他们对题材选择的坚执——《围墙》已完成的部分应当说还有许多需商榷的地方，但有几处相当出色。小说的开始，是几个中年男人在街灯底下下棋，满纸都是亚热带的潮热、无聊的夜晚、再有人到中年的暴弃。那红裤男人与矮胖光头汉关于“热”争执起来了，红裤男人认为这是最热的一晚，光头汉则认为“八月二十日”那天最热，红裤男人在凶 悍的光头汉面前软弱下来，于是，这个夜晚就又浮现起人生强弱对峙的紧张气氛。红裤男人瘪瘪地回到家中，推开家门，嗅到一股“酸馊味”，何等的厌倦!

关于异乡人生活的写作在此依然有相当的比例，还是和本科生的写作有所不同，本科生的外来者故事多是来自他们的父母，自身是移民的第二代；硕士课程中的几篇作业则带有自身的经验。他们是在完全不同的背景下来到香港，所体验到的香港亦是另一种故事，也更具有当代性。崔倩的作业《微笑的幸运星》，也是几经修改，进步是明显的，但距离完整还需加油努力。她写的是一个到香港读书的女生，开学之前来到香港，先在小学同学的住处落脚，小学同学是随离婚的母亲再嫁，移民香港的，这样，她就进入了香港异乡人的生活。这是一个有利的开局，可惜故事是在爱情方面展开，不免落入窠臼。女生大多情感缠绵，意趣常在感情。但是崔倩同学还是注意到了异乡人感情生活里的身份认同问题，可惜自觉性不够，擦边而过了。刘艳艳同学的《背叛》，写的也是爱情故事，“我”——小说主人公颜小彤，身世感比较强，始终怀着进入不了主流的自卑心情，但故事终于是落入两女一男的俗套，不能将有价值的条件利用起来。周伟琳同学的《紫荆花开》，所写是一群以外劳身份，应聘香港银行工作的内地女大学生。周伟琳同学交上来的作业大多是写白领阶层的生活，她曾在一份作业中为这生活命名为“办公室政治”，以此推想她可能是在公司工作，这篇作业的题材大约也是来源于她所服务的环境，就算不是切身体验，但也是耳闻目睹吧。我觉得这几个女生都对写作故事有热情，也都是耽于幻想的性格，表现在作业上就是她们总是不惜创作众多的人物和复杂的情节，于是显得很拥挤，也很纠缠，可我还是看得出些人间众生相。在周伟琳同学这篇作业中，总共写了米索，慧慧，莉莉，茜茜，爱娜，除此还有两位没上得了姓名榜的，总共七位。这伙人方一出场，就各有其貌——米索忙着安顿一大堆漂亮时装；慧慧东摸摸，西摸摸，直到触动报警装置才罢休茜茜的香港姨婆立来探访，威风凛然的样子，本是给茜茜撑腰的，可却触怒了诸位……确是有声有色。然而，周伟琳给自己出了难题，这么大一帮子人，要将她们的性格、命运、互相之间的关系贯彻到底，相当艰巨。所以，眼看着她们的形象疲弱下来，关系也松散了，情节越进行越仓促，不得不潦草收尾。

　　比较本科生们，硕士课程同学即便初涉世道，也体现出较为独立的对生活的见解。曾卓然同学的作业《没引力的恒星》，写一位名叫“华”的青年。这位青年可谓人里的龙凤，中文大学经济系高材生，入美国一流大学，再到父亲公司练习，等待双亲退休接班。“华”在中学时期已有一位人人羡煞的女友，少女时可爱，成年后美丽，感情笃深，却又结识一位“芬”，使他感觉遇到了自己的另一半，于是，陷入苦恼，来找“我”倾诉。像“华”这样，用作者话说——“他是一个有着相对我这个普通人来说相当丰盛人生的人”，他的苦恼于“我”实在是奢侈的，可是“我”并不卑屈，曾卓然这样写——“我在上格床上静看后山树林的景色，细想自己这种充满欠缺的人生，背负二十多万的教育借款，做不喜欢的工作，不停加班。睡薄床褥不然上床会碰到天花。最近一次做爱要数到一年前。但我依旧恋恋着生的喜悦，维护着那属于自己细小黑暗像冥王星般的人生。”切莫将此看作对命运的驯顺，其实是一种抵抗力，以承认的方式，来抵抗存在的差异，重新建立起真正的平等观念，积极地正面地生活。

　　对于生活在其中的香港，历史和文化的寻索，硕土课程同学也显然要比本科生拥有更多的认识材料。潘恩迪同学的《元朗悲情》，邓婉慈同学的《孝子贤孙》，均写的是围村里的祭祀，场面相当隆重，已不止是民情民俗，而是关系宗族传承、生存繁衍的要意。在《孝子贤孙》里，扫墓登高的仪式表现得很壮观老老小小，背负着生猪，蜡烛，香，“染满鸡血的纸”，冥币，成篮的水果，爬上陡峭的山头……《元朗悲情》描写的“太平清醮”的庆典，似乎来自于更古老的祭神的传统，形式也更严格。两位同学都是将这些古老的仪式放入现实生活中写作，故事不同，但都是企图对传统和现代的关系作出认识。《孝子贤孙》是惋惜其逝去，《元朗悲情》则正相反，是觉着宗族组织太过坚固，影响了今人的生活。两者都体现了对历史和现实的认真思考，并且看得出来自于个人的生活经验。

　　罗树根同学的《艇王》，同是表现旧日生活方式如何对峙现代化发展的主题，而他塑造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人物，这个人物的审美性质将这主题文学化了。这人物名叫“大旧”，是昔日著名的捕鱼高手，人称“艇王”。他所称雄的青山湾曾是繁荣的渔港，如今建起了货柜码头，发电厂，新机场，鱼群驱散了，渔业便萧条下来。而就在新机场边的海面，大旧他驾着旧舢板往来着捕鱼，这一个画面何其戏剧性!大旧他一一借用浙江作家李杭育的一篇小说题目——“最后一个渔佬儿”，他和鱼打了大半生的交道，好像和鱼共一个海底世界，知己知彼，晓得如何同鱼周旋，比如关于钓鱼的经验是——“春钓草，夏钓荫，秋钓石角，冬钓深，夜晚要钓浅水，日间要用生饵，夜晚则要用虫……”而鱼类也有鱼类的王者，那就是大鳌鱼，它行踪秘密，动作凶猛，是打鱼人的攻坚战。大旧还记得自己曾经捕获一条大鳌鱼的盛大场面——“三个人才够力把鳌鱼拉上码头，送到三圣街的关财记，街上百多人围观，水泄不通”。由于他是生活在海底世界的人，对我们所共识的岸上世界，就有着另外一路看法。小说中的“我”同他讨论海洋生态，认为建机场和发电站驱跑了鱼，他却不以为然“鱼只懂得海底的世界，任你岸上建了摩天大厦，它们也不会知道飞“我”又提出另一种解释，“渔民滥捕”，他斥道：“荒谬!青山湾最多鱼的时代，渔船多过两千，人口过万。”可惜的是，罗同学最终没有给大旧一个超乎寻常的解释，这个问题就没了答案。大旧他对当今财富不均，也是以鱼类的生存方式来对证——“世上九成的鱼都会躲在固定的地方，只会被一成的高手钓到，其余一成的鱼就分给九成的傻佬!”所以，大旧又不完全像“最后一个鱼佬儿”那样，抗拒时代变迁，而是有一种强者的观念，认为任何时间空间里，总是强者胜出。也所以，他并不反对接受现代化技术的快艇，一下子造了两艘，儿子驾一艘，他驾一艘。最妙的是，他这么对“我”说：“后生仔就是不会省钱，十八万造一只，老师，你看造两只只要三十四万……”你看，他又很现实。这才是真正的王者气概。而不是像一个废王，只能在人家的时代里，为自己失去的时代唱挽歌。

　　第三类参加导修的同学其实不能再叫作“同学”了，他们是岭南大学中文系的旧生，已经毕业在社会上工作，多是从事文化性质的职业，有一些，已是较为成熟的写作者，发表与出版过作品，获得好评。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我不能称作“导修”。他们的作业也不能算是作业，而应是作品。我只是作为一个同行，提出意见。这些作品显然是要成熟和完整，基本的技术问题多已解决，需要讨论的是如何再进一步。同时，我也在其中有所获得，他们让我从不同角度看到了香港。比如，一位林慧雯旧生所写的《窃衣》。“窃衣”两个字很有意境，它是一种植物的果实，长满着倒刺，一旦碰到织物，便粘住，很难脱落，于是，就有了“窃衣”这个名字。我不知道这是闽南还是广东的方言名称，南方的语言有着许多古意，大约是宋室南渡遗下后滞留未化的。比如称妻子为“牵手”，这种动宾结构双字单词，有些像《诗经》的句式呢!“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七月流火，八月授衣”，等等。多是用简拙的动词，给事物以动态而形容，这大约也是古人眼里的世界，都是有动作的。香港的广东和闽南方言里面，常可隐约窥见汉语的考古层。而陈慧旧生的《爱情街道图》，让我看见的是香港现代的诡异，那就是人行天桥在作祟。香港的人行天桥，将距离变得复杂，将空间也变得复杂。本来是眼前的景物，忽被调远，而远处的陡然伫立跟前。文中特别写从天桥看橱窗里的人和物，像隔世，又像私窥，这才是咫尺天涯。旧生黄静展现的香港尤为壮观，在她的《赤麂》里，香港忽地退远，退成全景，于是，你就看见辽阔的山和海——“在山和海之间的那点城市显得那么小和窄，一点点的地方塞了几百万人，在山与海之间的地方穿梭，汲汲营营。那些楼房像长在山脚上的树丛，只是没了那些招摇和晃动。”就在这山和海里，大片的沼泽湿地跃出来了，森林跃出来了，然后，树蛙，蝙蝠，水猥獭，松鼠，箭猪，豹猫，食蟹獠，穿山甲，蝾螈，大白鹭，小白鹭全出来了。这实在是比人的活动更为活跃、蓬勃的生命世界。只有赤麂神龙见首不见尾，赤麂在哪里呢?黄静在小说末尾，让一名渔农处职员用捕犬索勒住一头，过一年，又发现一头受伤的赤麂。而我情愿赤麂永远不要被人找到，永远只能现身在人们的传说中，永远在香港的郊野活动，因那是一个比香港大得多的空间，其实，本来人类才是寄栖在那空间里的。

　　以上就是我在岭南中文系所做写作课程的导修报告。

　　2006年1月10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