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正荃：拾穗记 (之二)

拾 穗 记 (之 二)

孙正荃

把皇帝和太监平均一下

报载，官方2008年公布的全国职工月收入差距如下：万元以上1% ；5001—10000 5%  ；3001—5000 12% ； 1501—3000 37% ；1500以下 45%。同年官方公布的平安保险公司头儿每天的收入为18。12万。

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但是我由此对所谓全国国民收入的平均数有了新的认识。据2008年4月报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一号公告”称，2007年在岗职工年均工资为24932元，日均工资为99。31元。数据甫出便遭来一片质疑。我以为这个“平均数”也可能不假，问题在于它毫无实际意义。试想，有日均180000垫底，日均99元不是不可能的。打个比方就清楚了：如果有人对你说，皇帝身边的人平均有三个或者五个或者十个老婆，你信吗？应该信，虽然那些太监连半个女人也没有，可皇帝有几百几千呀，一“平均”，那个“99”岂不就出来了？我们的有关部门真是涂脂抹粉的行家里手呀！可又一想，不对了，他们在公布我国的煤电钢铁等产量时，在公布“国民经济总量”时，只说已经“跃居”世界第几，怎么就忘了“平均”一下呢？这或者就叫“各取所需”，恰如有时（比如要提价时）强调“与国际接轨”，有时（比如讲国民收入时）则需突出“中国特色”也——真把咱当阿斗了？

从小看到老

四清运动时，毛岸青的妻子邵华主动要求去农村。岸青夫妇的生活历来由罗瑞卿负责照应。罗听说此事后，力劝邵华为了照顾岸青留在京城。邵坚持。罗只好将她安排在北京近郊，以便随时返回。

毛知道了，非常不满，却不明言，只是“因故”取消了罗列席政治局常委会。过了一段时间，毛身边的护士长对毛说，邵华是自己要下乡，不是罗派她去的。心里疙瘩既解，又让罗“列席”了。文化大革命，在林的强烈要求下，罗又被抛出，但是毛一直没有太难为“罗长子”，罗自杀未遂，毛说他“将军一跳身名裂”，好象还责怪他此举是自作自受。后来，罗与彭德怀关在同一个监狱里，可到1974年罗就可以回家过春节了，彭却因患肠癌在狱中疼得向警卫求救：“我疼得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实在忍受不了啦，你帮我打一枪吧！”不久，11月间便惨死狱中。要说抗美援朝，老彭可是为毛立了大功的呀，但是谁让他没看好毛的爱子呢？又是谁让他吃了豹子胆直闯内室的呢（尽管有资料披露，那是有十万火急的军情要报告）？

有研究者认为，毛有阴暗心理，还有报复心理，对他身边的战友如何，我不敢枉说，对知识人士，从长沙到延安到北京，倒是听说过这方面的不少故事（比如早年在杨老先生家追求杨家小姐时，曾给来访的梁漱明开门倒茶，据说梁竟然连看都没看这个中学生一眼；毛在北大图书馆当差时，那些教授去借书竟也视若无人一样，如此等等），至少不能说毛的心理光明磊落宽容博大，反给人有点锱铢必较挟嫌报复的味道。

心理学家指出，一个人在年轻时对一些小事的处置态度至关重要，它甚至会对人格塑造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家乡有句民谚：从小看到大。就是这么个意思。

关于“稳定压倒一切”

一直对现实社会的许多现象不解，比如，为什么没有人去研究和同情那些曾经的受害者，这些人如果提出一点诸如赔偿之类的请求或要求，也往往无人理睬；又比如，一些民众切身利益受到损害,走投无路，只好到上级直至中央“上访”，往往也无功而返，如果碰上报复性强的基层领导那就算你霉头倒足。因为上级把有无“上访”，作为考察下级政绩的一项重要指标，“要把上访消灭在未访之前”。这么一来，那些上访的岂不是自找苦头？而所有这一切据说都是为了“稳定”。近年来，“稳定压倒一切”已经成为“第一要务”，由此而产生了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新名词：“维稳”，甚至为此建立了一支庞大的专业队伍。

哈维尔似乎知道了我的不解，他对我说：有这样一种社会，它最高的原则就是稳定，而维系它的则是恐惧和谎言。他又说，在谎言弥漫的同时是消费主义的盛行，人们能享受到较多的物质商品，但是他们不能参与经济决策，更谈不上政治自由和民主参与。这个社会叫“后极权主义社会”。

是的了，你看，牢牢控制手中的权力，全力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权力垄断，不是已经成为一切政治决策中压倒一切的先决条件了吗？为什么对死保那个神象的现象不解呢？道理非常简单：保他就是保自己，就是保手中的权力。“有权就有一切，没有权就丧失一切”，这是何等耳熟能详的经典语录啊！

稳定自然是必要的，动乱当然不好，但是它能够“压倒一切”、应该“压倒”一切吗？“一切”都被它“压倒”了，还有真正的“稳定”吗？

快乐地活在不真实之中

今天极权者精心制造的一个伟大功绩便是让尽可能多的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快乐地活在不真实之中，更在偏执狭隘、虚夸愚昧的强国梦的昏聩和陶醉中，忘却过去的一切：于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太平盛世”（媒体流行语）一次次地在舞台上的缤纷激光中“闪亮登场”了。

正确有时候是件非常危险的事

读到伏尔泰的一句话，曾有忽然一怔的感觉，这句话是这样的：当政府是错的时候，正确是件非常危险的事。这是在解析历朝历代难免有所谓“良心犯”的缘由？还是在讲“正确”并不总能战胜“错误”，人类在遭遇曲折和旋涡时，也并不都是“优胜劣汰”的？我没有读到前后文，不好随意解释。

偶然看到一个故事，是田家英讲出来的，我觉得是为伏尔泰的话加了个深刻的注释：进京前，毛泽东在西柏坡与吴晗谈《朱元璋传》，说，你写那个朱皇帝残暴，乃是书生气十足。朱不残暴，皇帝就坐不稳。据说当时吴晗未予接受。后来的故事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尽管吴一直紧跟，反右锣鼓一响，吴就挺身而出带头大批那个子虚乌有的“章罗联盟”。可他终究难逃厄运，文革中下场之惨甚至比章罗有过之而无不及。吴晗师从胡适，明史专家，1948年时还很清醒，怎么转眼间就糊涂了呢？恐怕不是糊涂，而是变得过于聪敏了。他被洗了又洗的脑子还是带他落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这是专制统治为一切正直善良设置的陷阱——想想吧，半个多世纪，有多少人“前赴后继”地倒在那无穷无尽始料不及的阴谋和阳谋里，包括他的左右手。

想到此，我似乎更明白为什么西方人主张必须把统治者“关在笼子里”，这个“笼子”是靠五根围栏建造的：公民的选票、多党制、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和军队国家化。

制度的改革比启蒙更重要

没完没了的阶级斗争践踏了人与人之间正常交往的准则，连起码的社会公德和品行也被扭捏作态的规定程式所取代，人们——包括牙牙学语的孩子竟然都知道自己在什么场合下该说什么或不该说什么，或者干脆应该闭嘴。社会的车轮还在向前，但一切都已经改变，一切都成为伟大的无意义，一切都成为荒谬和滑稽。

于是有人强烈提出应该重新启蒙。启蒙自然是重要的，但是比思想启蒙更重要的是制度。制度对社会人的训练和教育功能比思想启蒙来得更实在也更巨大。也有人认为今日之中国没有实行民主制的社会条件，殊不知公民良好素质本身就是由民主制度一步步培养和训练出来的，西方的历史早已给出了答案：实行民主制的结果是全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和公民意识的张扬。你肯定听说过从那里回来的人给你讲的一个个道德文明小故事。

如果坐等全体国民的素质都提高之后再来实行民主制，那我宁可把它看作是一则寓言一个童话，甚或是一个骗人的鬼话。但是无论是启蒙还是制度上的改造，都需要公民的积极参与，人家施舍的，人家随时可以拿走，自己争来的，才是最可靠的，真正值得骄傲的。

什么叫“创造有效的民主化发展”

最近又听到一些新名词，比如这个小题便是其一，据政治学理论教授称，“创造有效的民主化发展，应该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基本使命，也是保证这些国家能否最终完成现代国家建设并全面达成现代化的关键。”又是“基本使命”，又是“关键”，通篇充满了这些大而无当的“新名词”“新提法”“新思想”，让人听了真是云里雾里，比如“中国的民主逻辑”，民主发展的“有效性规定”，国家的“有效呼应”，以及“具有高度合法性的变革”等等，想来没有对“现代民主”高深的理论功底是难以把握其要表达的奥秘的。

可我怎么觉得他们是在“举轻若重”故作深奥呢？

我们老百姓期盼的政治民主果然如此高深莫测吗？我们社会的“民主化”发展需要怎样的“创造”呢，“创造”了几十年，我们到底在“民主化”上进步了多少呢？为什么总是那么的不“有效”呢？现在又有理论家、教授、博导们为决策者献计了，这是根本性的“后发”大计呀。

放眼看去，我们已经真正进入了一个化公为私的时代，政治权力的私有化使权贵阶层迅速崛起，公权与公益都成为他们巧取豪夺的工具；作为公权力的党权、政权、军权、法权，以及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教育等等，也统统变成了特权集团掠夺的私具，于是两极分化便成为必然而且成为社会难以解开的死结：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主要构成正是各级官僚和已经同他们捆绑在一起的（靠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利益收编和收买）经济界和知识界的那些精英们或叫犬儒们。

现在，连居委会的老大爷老大妈也已经看出：经济繁荣、GDP迅速增长后面的深层危机是，官权普遍腐败，社会公正奇缺，公共价值解体，社会公德崩溃，几乎整个社会拒绝道义担当，缺失理性操守，消解人类良知，在这样的“后发”国家里，有什么可以拯救？唯政治民主！决策者不是不明白，他们正是太明白，才需要理论家不断提出新理论，作为一种摆设，甚或成为又一论对民众的欺骗。

罗伯斯庇尔算老几？

普氏在他的政治遗嘱中说：列宁是二十世纪的罗伯斯庇尔。但是如果说罗伯斯庇尔砍掉了几百个无辜者的脑袋，那么列宁砍掉的是几百万人的脑袋。（已经公开的档案：大约有1200万人死于苏维埃暴政统治。）

不由想起毛。他大言不惭地说过，秦始皇杀了几百个人，我们要杀几千几万。他非但不让批秦皇（可怜的郭老就此大倒其霉），反将这“千古一帝”抬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度，而他宣称自己又在秦皇之上，秦皇汉武，略输文采……。难怪有人对这位“千古雷帝”有如此精妙之概括：白天秦始皇，晚上西门庆。

对立因相容而丰富多彩

世上许多事情（或现象）不是讲道理可以说得清的，比如林中一片秋叶的凋零、海边一个蚌壳的发现会带给你多少联想和回忆。道理归于科学，心灵中的细微末节却未必都有“理”可循。科学与宗教不相容，可在一个人的心底，二者却往往妙合无垠。

人在本质上是自由的。这主要是说人的思想是自由的。过多的循规蹈矩必定会束缚人的思想，最终偏离了人的本质。我们应该容忍甚至爱恋人生中许多不讲道理的事情或现象，它们也许和某种“理论”“原则”相冲撞，相对立，可它们或许不失另一种可爱和可亲，人生因它们的存在而丰富而鲜亮而成为真实的人生。是不是可以认为，世界上的许多事因对立的相容相衬相辅相成而更显出它的丰富和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