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砍柴：读史非关故国运 大才如海徒伤心

                                              读史非关故国运 大才如海徒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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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炳棣作为海外最有成就的几位华人历史学家之一，在国内的影响恐怕更多在史学界，非史学界了解更多是去年故去的黄仁宇先生。两位同时代海外的史学家，其史学成就之高低，我见识浅陋，不敢妄评。但比较两人求学、治史乃至家世而言，何先生好像更符合纯粹的史家标准。从小在家学厚实的家庭中长大，青年时代在当时全国顶尖的清华历史系读书，再于西南联大担任助教，留学哥伦比亚求学于世界级历史学家柏莱柏诺，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多年执教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今日全球的华人史学家，哪个有这样完整而荣耀的教育背景和治学经历？
黄仁宇之所以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影响了大陆一大批知识分子和高校学生，除机缘因素之外。我以为是因为黄氏这位行伍出身的史学家，治学写作更善于“讨巧”，他的“大历史观”在刚刚解除禁锢的中国大陆，能够触动更多人的思想，获得更多的同感。他和唐德刚一样，虽在海外治学，但其学术研究的重点或者是耀眼点是着眼于故国自明代以后，困顿多难的命运。也就是说，这二人治史，更直接地和故国国运发生联系，那么故国读书人给予更多的关注则是情理之中的。何氏先治西洋史，后将研究领域转向明清两代的人口史和社会变迁，晚岁后再将精力放到先秦思想史。为其带来学术声誉的著作多是用英文写就，没有系统地向国内公共知识界介绍，这种纯粹的史学研究只被小部分搞历史研究的学人了解也可以理解。
读完何氏的自传《读史阅史六十年》，我感觉到这是用真正的史家眼光来回顾自己一生求学治学经历的自传，我个人认为这不仅是一本个人的学术史，也是何炳棣那一代学人的学术史，这段学术史若纳入中国一百年来的学术史大视野中来看，不免给人伤心落泪之感。
何氏这代人的前辈，如胡适、蒋廷黻、陈寅恪、冯友兰、吴宓等人，虽然西学功底很深，但这些人前半截所受的教育，还受中国科举指挥棒下的传统士人教育影响较深；在往前的蔡元培、章太炎等一代知识分子，更是传统教育下成人的。何氏这代，从小学到大学，是在废科举后，中国仿照于西方所建立的现代教育体系中培养出来的第一代知识分子。他们的大学生涯，基本上是在“一二九”运动前后。这代人的人生道路分化得尤其厉害，他们的治学之路也充满着比前辈更多的非学术因素的干扰。
何氏的《读史阅史六十年》是一个范本，我以为可以和他的清华同级同学、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赵俪生的《篱槿堂自叙》，以及另一位同学韦君宜的回忆《思痛录》对照阅读。三人中，两人在清华时是“左派”，韦君宜离政治最近，也最“革命”，但晚年的痛楚最深；赵一直想自觉地和政治保持距离，但在大陆风云变幻的政治运动中是不可能的事情，蹉跎了一个学人最宝贵的学术研究时光，使他丧失了本可以成为世界级史学家的机会；而何炳棣成为故国政治风云的“弃儿”，浮槎于海，反而成了世界级史学家。只是他大部分的学术活动，虽以国史为研究对象，却不得不适应由西方人构建的评价体系，很长时间与所研究的故国当时的学术标准无关。
异域治国史，幸运耶？伤心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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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民国的教育是何氏一生成就的“因”
何炳棣的博士学位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教学科研生涯也大部分在加拿大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度过。可以说，他的学术成就开花结果于大洋的彼岸，待到秋后枝叶间果如丹朱时，才为此岸的国人了解。但从其回忆录可看出，他在国外结的国，其因则在国内种下，即受惠于民国时期良好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
尽管民国时期的基础教育普及率不高，却很规范，也有相当的质量。如当时他在天津私立第一小学读六年级的时候，老师问全班学生何以宋、明两代亡国之际死难者特别多，何炳棣的回答是：由于朱熹和王阳明的影响。从史学家的眼光来看，这样的答案可能失于简单。可是在小学高年级内，就能涉及到这样的问题，可见一斑当时的“素质教育”。
再说当时的学制之灵活。他作为一个因学潮被南开中学开除的学生，如果此时搁在今天，也许是个很难洗刷的“污点”。可是在当时对何炳棣没什么影响，他在北京某中学提前毕业，考入了山东大学。因为父亲希望他先进入清华学习，日后留洋。一年后又顺利地转学清华。在山东大学和清华第一年，学的是化学专业，因为兴趣在史学，得以顺利地转入蒋廷黻先生执掌的历史系。这样的求学经历，如果要在今天时间，不知道要克服多少技术上的困难。因为这种灵活的管理制度，民国时期高校中才可能培养出许多通才，如赵俪生在清华就是学外语的。
何的回忆录分为国内篇和海外篇。国内少年求学，有苦有甜。既有清华三年多的“天堂般岁月”，也有西南联大半壁河山沦落后在敌机下的艰苦。但从精神层面来说，国内的何炳棣是快乐而充实的。因为无论是七七卢沟桥事变前古都暴雨前的平静，还是战争中大后方物质的空前匮乏。何与他的同道都能自由地从事学术。——而对学人来说，这是最重要的。让学人吃得饱饱的却限制其思想，可以视为圈养猪羊。胡适曾对唐德刚说过：“没有学术自由，哪来真正的学问。”
回忆录的国内篇最后的部分全文引录了冯友兰先生撰文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并附了一句评点：“此碑树立之时，我已在大洋彼岸进修西史；此碑永存，而它代表的学术自由精神未数载即开始消逝了”。——短短两句，亦是史家笔法。

二、海外治国史的伤心与幸运
何氏考取英国史的庚款留学，博士论文写的也是英国史。但对一个中国人而言，研究西史只能成为进入西方学术圈的敲门砖。美国经济史学会资助金得而复史，论文出版的泡汤，呆在远隔纽约这样学术中心的加拿大一个高校。。。。。何得际遇，我想不仅仅是命运的作弄。一个再有天分的中国人，去异国和人在西洋史领域竞争，是多么的艰难。
当何氏从西洋史转为国史后，局面一下大为改观。以中国学人对国史材料的掌握，再加上西方史学的方法训练，和洋人相比，当然容易发覆见微。但是令人感到苦涩的是，何和杨联升等海外华人学者，即使治国史也只能用英文写作，极力迎合西方学术界的兴趣和规范。——在人家已经预设规则的场内，不如此又何如？那时候他们这些海外学人难道还能企盼自己的学术成果在故国被介绍被肯定被光大？
尽管何炳棣的学术成就今天已经得到国际史学界的公认，但从他的文中还能看出一种在人家屋檐下的愤懑。他一心想进自己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就职，可是“我本有心向明月，无奈明月照沟渠”。不要说当时初出茅庐的何炳棣，即使同样是哥伦比亚大学博士、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人胡适，老来想回母校执掌一个系都不可得。哥大对胡适而言，毕竟不是北大。
何氏这些流落在海外做中国学问的人，其际遇多伤心之处。但相比留在国内的人而言，确是幸运的。留在国内的同行，多少人的学术潜质不亚于何氏等人，其命运又何如呢？何的回忆录中有两件可以窥豹的事情。1940年他参加留美公费生经济史的选拔考试，败给了吴保安。1980年回国访问在武汉遇到吴保安，他说：“保安兄，我是你手下的败将，可是你就了我命”。何对此笑语的解释是，以他的性格，如果早5年于1940年就留美，博士学位拿到后肯定回国，以他学生时代的政治立场，留在大陆将如何不敢想象。还有他清华历史系九级的学长、西南联大相互欣赏并多有切磋的丁则良，和他差不多时间出国，入英国伦敦大学深造。新中国建立后，爱国心切的丁则良放弃做博士论文，提前回国效劳，1957年自沉于北大未名湖。
我们以往更多的宣扬这些流落到海外的学人或政治人物“仰人鼻息”。可无论是老一辈的胡适，还是何、杨、唐这辈“129”时期上大学的学人，他们毕竟能安然度过晚年，毕竟取得了自己世人公认成就。就如老死在加拿大的张国焘，国内曾宣扬这个叛徒的凄惨下场。张氏毕竟因衰老自然死亡，如果他不“叛逃”呢？他的命运能好过刘少奇、彭德怀、贺龙诸人么？
几十年海外治国史，与故国几乎没有关系。这当然是伤心之事，可谁让这些海外学人伤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