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学界怪论批判

作者：张绪山

自决心以读书为终生事业以来，我一直对“知识分子代表社会的良心”这个信念深信不疑，并以此为目标，激励自己位卑不忘忧国、劳苦不忘民瘼、追求正义和真理。然而，读了一些史书后，便逐渐产生了怀疑，御用文人和形形色色“刀笔吏”的不绝史书，使我难以释怀于文人的助纣为虐，仔细思量起来，觉得文人作起恶来其实比武夫更为可恨。武夫杀人，明目张胆，以弱肉强食为理所当然，毫不掩饰；而文人作恶，不露声色，仁义道德，冠冕堂皇，阴险毒辣又非武夫可比。揆诸古今历史，使人不能不谓之信然。现今社会已不是帝制时代，文人作孽的方式自然有与从前大不相同，但说假话、帮闲、出卖良心，则古今为一。试看21世纪中国学界不时出现的诸多怪论，则知吾言不谬。
怪论之一：“中国城市环境污染不是由汽车造成的，而是由自行车造成的”。
据说，这是国内某知名大学交通学院院长2003年发布的“重要研究成果”。实际上，只要稍有思维能力，任何人都可以明白这个结论的荒谬。这个命题涉及三个要素：城市环境污染，自行车，汽车；城市环境污染是果，自行车和汽车是因，因此，只要考虑自行车和汽车两个方面所涉及的问题即可明了。
自行车是否造成污染，取决于两个因素：自行车本身是否产生污染？中国大城市中自行车在数量上的增长，是否造成大量排污？汽车是否为污染之源，也取决于两个因素：汽车本身是否产生污染？汽车交通堵塞是否是由汽车数量的增加造成？
就前一个方面而论，答案是很清楚的：自行车并非以燃料为动力，本身不会制造污染；而且，现在的自行车数量虽有增长，但并没有超出既定的自行车道而侵夺汽车道。如果说交通堵塞造成汽车大量排污，是由自行车造成，那么，为何不说交通堵塞是由人口太多造成呢？要知道，人口过多才是中国客观实在的国情。也许，我们那些可爱的研究者们应该再作进一步推论：人口过多是造成城市污染的根本原因，因为人口众多造成了汽车行驶不畅，所以消灭人口是根治城市污染的唯一出路。这样的结论才可称为绝论呢！
就后一个方面论，答案也是很清楚的：汽车以燃料为动力，是制造污染的源头；而且，近些年来随着汽车工业的飞速发展，汽车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之一，公共车辆的增多是明显的事实，而发展势头迅猛的私家车——这在污染问题出现前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事情——的增多，更是不争的事实。公、私车辆的增多所形成的交通堵塞，在目前各城市已达到这样的程度：即使完全没有自行车存在，机动车辆也会形成堵塞现象。因此，结论是很显然的：超限度的机动车辆的存在，才是造成大城市污染的根本原因；根治污染的出路只有一条：限制私人汽车，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但在各级政府把私家小汽车的生产和销售作为重要政绩指标，认为私家小汽车增长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情况下，希望限制私家汽车数量无异是痴人说梦。这就是国情。
这项逻辑上狗屁不通的“成果”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多么明目张胆地欺人自欺，视全国人民为智力欠缺的“刘阿斗”，也不仅在于它以怎样的形式显示一些所谓学者的所谓“学问”堕落到何等可笑的地步，更在于它反映了当代文人在助纣为虐方面的新特点：很显然，它不再是为专制统治的权力欲所诱惑，希望从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中分得一杯羹，而是完全屈从于滚滚物欲，为更加实际的物质利益抽去了灵魂。在物质诱惑中，一部分所谓“学者”（或者更高雅一点，“文化人”）实际上变成了没有脊梁的哈巴狗，只要有人扔给他一根带有些许肉丝的骨头，他就会感恩戴德地服从施主的意志，失去理智判断，不分好歹地狂吠乱咬。显然 “城市环境污染是由自行车造成”这样的怪论，即属此类。对于这样荒谬的结论，任何一个稍有逻辑思维能力的人，都会明白其错误所在。它的邪恶在于，它出自被当下社会公众信赖的打着“社会良心”招牌的学者之口，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修辞立其诚”，是每一个正派学者处世立命的起码道德底限，准此而言，有些所谓学者的行为实在太离谱了。
怪论之二：从传统文化中借鉴反腐败经验。
“传统文化”是一个模糊概念。客观地讲，“传统文化”包含丰富的内涵，对于“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任何人似不宜简单地肯定或否定。但是，“从传统文化中借鉴反腐败经验”这个命题所指向的，似乎不外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诸如“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之类的“重民思想”，一是传统官僚政治文化中的吏治经验。如果是从前者，那么我们不能不指出，“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之类的“重民思想”，在“传统文化”中从来就处于很微末的地位，历来都不曾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它所体现的不过是一些具有政治参与意识的书生一相情愿的理想而已；而“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惧民观念”，则是亲历民众反抗活动的统治者本能的感悟，这种观念在依靠血统继承皇位的后继者那里是没有多大分量的。但是，无论是来自具有政治参与意识的书生的“重民思想”，还是来自“打天下”的王朝开创者的“惧民观念”，从来就没有对传统官僚政治形成实质性冲击，形成相应的“重民制度”，因而也就谈不上对中国传统官僚政治的根本影响。
实际上，盛行于今日政坛的所谓“人民公仆论”——人民是主人翁，官员是人民公仆——在深度上早已超出了传统的“重民思想”，既然“人民公仆论”无法阻挡滚滚腐败之流，那么以历史上统治集团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重民思想”或“惧民观念”，焉能在今日的反腐败斗争发挥作用？因此“从传统文化中借鉴反腐败经验”这个命题所要表达的，应是“从传统官僚政治文化中借鉴反腐败经验”这曾含义，但问题是，这可能吗？
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在本质是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专制集权政治。这种政治文化的根本信条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特征则是严格的等级关系。在这种权力等级结构中，上对下拥有绝对的权力，下对上必须绝对服从。由此造成一个必然结果是，国家政治生活能否正常运转，廉洁高效，取决于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一是以皇权为代表的最高权力是否能保持强大控制力，二是这个最高权力本身能否能保持廉洁。但问题是，最高权力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实际上最易腐败的，一旦最高权力腐败，整个官僚政治绝对不可能保持其强大控制力和清洁高效，因此腐败成为不可避免之事。作为受这个权力体系压迫的民众，几乎没有对这个体系的任何制约力量。只有当整个腐败的官僚集团的压迫达到无法承受时，民众便揭竿而起，推翻整个权力集团，建立同样结构的权力系统。王朝虽有更迭，其制度结构却没有本质的变化。近代以前的一部中国历史，其实就是一部王朝更迭史；在这部王朝更迭史中，人们惟见兴衰治乱，却看不到制度上脱胎换骨的更新。
就统治集团的所谓经验而论，不过是严刑峻法，如朱元璋的“剥皮实草”之类，但这严刑峻法永远脱离不了事后惩罚的老套路，因此根本无法杜绝官员腐败于未萌；而且，一部中国历史告诉我们，从来没有哪个王朝将严刑峻法贯彻到底，最先破坏法律的往往正是最高权力集团的成员，他们享有的特权是对法律的最严重的腐蚀剂。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充其量不过是欺人自欺的遮羞布。传统官僚政治以及它所造就的“传统政治文化”所具有的宗法专制特性，决定了它不可能为今日的反腐败提供借鉴。如果传统官僚政治及其文化真能为历代统治者提供跳出治乱兴衰循环圈的良策妙方，那么中国历史早就不会有王朝更迭了。说到底，宗法专制官僚体制本身的缺陷乃是政治腐败的根本，因此，从所谓“传统文化”中学习“反腐败经验”，真无异于缘木求鱼。如果对这样的胡言乱语信以为真，其情形无异于一个人想提着自己的头发而脱离地面。
怪论之三：“中国死人最多的不在煤矿，在小轿车（交通事故），每年12万！”“中国煤矿死人没法避免！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太穷了。”“你不该生在中国，你不该做中国人，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了？” 矿难原因“主要是穷，而不是腐败”。
这是一位自称集“哲学家”、“科学家”和“学者”于一身的所谓“院士”的高论。这样的怪论出自一位“院士”之口，似乎说明一些所谓拥有最发达大脑的人，连起码的逻辑能力都十分低下。我们不妨稍微剖析一下其中的逻辑混乱。
首先，称“中国死人最多的不在煤矿，在小轿车（交通事故）”，是把两件没有可比性的现象生拉硬扯地联系在一起，其本身就是逻辑不通的表现。且不说煤矿矿难死者人数是否真的要比小轿车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少，即使果真如此，将这二者放在一起加以比较也是不伦不类。我们知道，交通事故的发生，十之八九是汽车司机违反交通规则造成（如违章强行、超速、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由司机个体的错误行为造成，因此，对交通事故负责的大多都是个体之人。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是可以由司机本身的主观上的谨慎驾驶（遵守交通规则）减少到最低程度或避免的；反观矿难事故，动辄几十人、上百人被埋在矿井中，这些人的苦难和死亡，是他们可以主宰的吗？那些黑心矿主勾结号称“人民公仆”的贪官、恶官，为了攫取最大利润，漠视矿工的生命，无视安全措施上的漏洞，才是矿难屡屡发生的根本原因；而矿难之所以不能得到遏制，根本上是因为贪官、恶官的存在，以及他们为黑心矿主提供的保护；任何一桩矿难的发生，背后都有一桩桩肮脏的官商勾结的罪恶勾当，因此，任何一桩矿难的发生，都不是矿工个人主观上的谨慎可以避免的，是根本不应与交通事故相提并论的。
其次，即使矿难死亡人数比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为少，那么就能证明矿难死人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吗？在矿难事故中，死难者所面对的是一个强势力量——矿主，这个强势力量团体具有以矿工生命为代价攫取最大不义之财的强烈欲望和动机，这是众所周知的，也是天底人人皆知的秘密。在当今社会，这种以人的生命为代价获取财富的方式，无论这个代价是多是少，其本身都脱不掉不义性质，都是不能容忍的。我们真的不明白，在一个号称“以人为本”的社会里，一个戴着“院士” 桂冠的人，怎能以矿难死亡人数的多少来证明矿工死亡的正当性，为那些无视安全漏洞的矿主开脱罪责呢？否则，这样的比较又能说明什么问题？
“中国煤矿死人没法避免！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太穷了。”“你不该生在中国，你不该做中国人，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了？” 矿难“主要是穷，而不是腐败”。这位大“院士”的这些惊人之论所表现的逻辑混乱真是匪夷所思。首先，“煤矿死人没法避免”是什么意思？是的，即使在安全防护措施十分完备的发达国家，矿难死人也无法根绝、完全避免，但是否可以将目前这样频繁发生的几十人、上百人乃至数百人被埋在井下的矿难视为“没法避免”呢？这样的矿难如此频繁地、恶性地发生，难道真的“没法避免”？我想，如果这位大“院士”的儿子也在矿井中挖煤的话，他头脑中的逻辑大概就会稍微健全一点，肚子里就会稍微多一点 “人”的心肠，也就不会从“中国的老百姓太穷，”“生在中国”“做中国人”这样的事实推出活该死于矿难的结论。在我看来，这种“因为你是贫穷的中国人，所以就该死”的逻辑，真堪与希特勒发明的“因为德意志民族是优等民族，所以就该统治全世界”的逻辑相媲美。
大“院士”很聪明，但聪明反被聪明误，一句矿难“主要是穷，而不是腐败”，把自己那根紧藏着的尾巴暴露出来了，使人不免惊叹一声“原来如此！”说来说去，“腐败”不是矿难发生的根本原因，这就是大“院士”所刻意达到的结论。如果人们读一下1955年这位大“院士”批判梁思成建筑思想，说故宫就像一滩污泥浊水一样挡住北京的交通，建议推倒故宫的的文章，回忆一下他这些年来的种种令人恶心的“帮闲”行为，再回国头来看看他今天的种种怪行怪论，人们必定会再次发出“原来如此”的惊叹。
余论。
“舆论一律”的时代已经过去，书生们可以用自己的大脑考虑问题，用自己的声音说话了，孰料一些无赖之辈却自甘堕落起来，难怪人们说“书生不如婊子”，婊子在民族大义面前尚有浩然正气，而一向标榜“铁肩担道义”的书生却下流地自宫。真使人不免仰天长叹，唏嘘再三。人们常说“树林大了什么鸟都有”，难道偌大的中国学界，就该出产此类怪鸟？
（感谢张绪山教授惠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