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关注当前中国的12个前沿问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05:12:22
关注当前中国的12个前沿问题
（原题：前沿关注）
《 人民论坛 》总第261期（2009年8月上）
改革战略中的“尺蠖效应”
中国历来是一个负福利国家，现在也是。中国的进步就表现在负福利的降低上，即向“零福利”渐渐靠扰，并通过二次分配不加剧社会分化。现在更多是高收入者高福利，低收入者低福利。这样的福利安排，反映的还是讨价还价权利的缺失。近年来改革政策、乃至改革战略不是没有调整，甚至可以说是调整之频繁举世罕见。但好像怎么调整都不对劲，这就是所谓的“尺蠖效应”:就像那一放一缩却只朝着一个方向移动的尺蠖，政策一“左”，老百姓的自由就减少，但福利却难以增加；政策一“右”，老百姓的福利就收缩，但自由却难以扩大。一讲“小政府”官员就推卸责任，但权力却依然难以限制；一讲“大政府”官员就扩大权力，但责任却仍旧难以追问。向右，公共资产就快速“流失”，但老百姓的私产并无多少保障；向左，老百姓的私产就受到侵犯，但公共财富仍然看守不住。
（据秦晖 文）
不宜再追求高速度的经济发展
我国经济今后的发展不宜再追求高速，而要以潜在增长速度为目标。目前我国潜在增速大约为７％—８％左右，这在中国是一个“中速”，但在世界却是一个“高速”。我们应当珍惜这个速度。不要再以两位数以上的速度为正常现象和实际追求的目标，就是说不要使经济走向Ｖ或Ｕ的右部顶端。当然，小幅的锯齿形波动Ｗ形，即紧贴围绕中速或潜在增速水平线上下摆动，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今后一段时期如能以潜在增速或中速为准来安排经济发展，就可以从容地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这样就可能得到长期的较快平稳发展，而不是大起大落，跟着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率转。
（据刘国光 文）
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危害
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及其官员之所以被民众普遍不信任，很大程度上与这些年来地方政府的所作所为表现出赤裸裸的以逐利为目的的公司化倾向高度相关。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及其竞争被国内外一些学者解释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然而，以追求经济增长特别是财政收入为最高动力的政府逐利化或公司化，在社会治理方面更多带来的是灾难。这已从最近十多年越来越严重的官员腐败和频繁出现的群体性事件中得到证明。政府与一般的公司不同，公司要受到一系列的合约和规则的制约，而政府则几乎不受限制。从而势必出现下述现象：假如政府和民众的利益具有暂时一致性，政府公司化或能给民众带来福利的改善；但假如政府跟民众的利益不一致，那么，政府公司化的结果首先是要保证政府这个公司利益的最大化。在多数情况下，政府呈现给社会的是后者，因为政府是由不同的官员构成的，官员的利益不完全等同于政府的利益，因而在政府公司化的倾向中，官员可以更好地把自己的利益置换成政府的利益。
（据邓聿文 文）
改革机遇也是中国改革走向成功的最后机会
是否能够从根本上长期、有力、充分地扩大内需,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决定中国命运的一个中心环节。目前，我国扩大公民消费需求的最大障碍是体制性障碍，我国扩大公民消费需求的最大关键也正是深化改革。过去搭便车式的繁荣所缓解和掩盖起来的各种深层次的重大问题现在已经越来越无法缓解和掩盖，因而现在也就到了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正面解决这些重大问题的时候了。否则,这些重大问题的继续积累和激化就将在并不遥远的将来导致大动荡和大崩溃。现在的改革机遇几乎就是中国改革走向成功的最后机会。
（据王占阳 文）
（详见本文附录）
中国的初次分配出现结构性问题
为什么那么多年过去了，中产阶级不仅没有壮大，其生存环境反而越来越糟糕了呢？原因在于初次分配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在很长时间里，初次分配强调效率，二次分配强调公平是政府所坚持的原则。但是实际上的情形是，如果初次分配不能达到基本的社会公平和正义，那么二次分配怎么进行也很难促成社会公平。
那么中国的初次分配出现了什么样的结构性问题呢？在众多的因素中，有两个互为关联的因素显得特别重要，即国家企业垄断和中小企业的不发达。如果比较一下亚洲几个非常成功的经济体即日本和四小龙，就可以看到中国所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较之早期西方经济发展，日本和四小龙经济体可以说都是学界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即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但是，这些经济体中非国有部门尤其是中小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韩国和台湾等经济体中，私营企业占有超过四分之三的资本，也就是说政府企业只占四分之一的资本。中小企业的壮大也为日本和四小龙造就了比较公平的社会财富的分配。但现在的中国则不一样。研究表明，中国的国有企业占有了四分之三的资本，但其产出只占全部企业产出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据郑永年 文）
“后危机时代”经济战略应如何调整
根据产业发展的“微笑曲线”理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可持续性取决于它重点发展的产业定位:对上游产业而言,具有控制生产要素的威力,比如OPEC等国家的石油资源优势，欧美国家拥有无形资产的垄断优势。处于中游产品制造环节的国家只能拿到其中微不足道的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制造业主导的国家,比如东亚,为保证投资成本的可控性,发挥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常常采取金融抑制战略,即通过控制利率和汇率水平来保证企业旺盛的生产能力和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从而获得可观的收入效应。尽管这种金融压制战略牺牲了金融体系所带来的财富效应,却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缺乏国内市场购买力和金融体系发展缓慢”对本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当然,产品制造出来后又会进入一个高价值创造环节,处于这种产业下游的国家,因为是创造最后财富和保管财富的关键环节,同样能够在产品价值链中获得更多财富分配。许多西欧和北欧的国家都处于产业的下游,而美国因为拥有强大的国际金融市场,发挥着管理全球财富的功能,自然就处在了全球价值链的最后端,这也是美元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重要原因。为此，“后危机时代”中国应探索“制造强国”和“金融强国”双向发展战略。
（据孙立坚 文）
中国要从熟人社会变为信用社会
怀疑原本应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以及监督的力量来源。但当怀疑成为社会大众的本能，进而在生活的每个环节都自然地条件反射，既让自己辛苦，又伤害别人，产生许多无谓的交易成本，降低社会的运行效率。
在30多年前的文革时期，中国的社会却是一种“泛信”状态。对领袖人物、对社会理想、对人际关系、对生活状态，都寄予极大的信任，相信人、相信制度会为自己和社会带来最美好的利益和将来。显然，“泛信”导致太高的期待，“信用”破产之后，直接带来同等程度的失望，而“泛信”时代中盲从领袖、丧失自我、意识形态左右人际关系的做法，也对正常的社会关系造成另外一种破坏。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对私生活的强力介入，纵容怂恿亲友互相揭发而加剧彼此间的怀疑与猜忌，势必造成人们对外人采取心理防备的策略，信任的范围也将变得越来越窄。这或许是目前中国社会信任缺失的源头之一。
中国虽然经历改革开放30年，但信任的缺失问题仍是社会的病毒，这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延续关系，与40年前的政治运动有密切关联，也与30年来相关的制度条件还没有建立起来直接相关。这种在社会心理中存在的偏重小圈子中的特殊信任而缺乏社会性的普遍信任的状态，直接导致的是社会公共诚信危机，对社会和公众心理的伤害难以量化和估算。
（据周兆呈 文）
党内民主的推进需要创新方式手段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党内民主可以带来的潜在收益可以包括：统治合法性的加强、内部力量整合的强化，以及在前两者基础上所达到的执政效率和执政能力的提高。而另一方面，党内民主直接涉及到党内权力分配问题。体制内的分权对于执政党来说，并不会使之产生很强的危机感。但在社会利益多元化的趋势下，体制内的分权很可能与其它外部条件结合，并促进体制外的分权。党内民主可能带来的这一政治后果与列宁主义政党要求垄断国家权力的特点显然是矛盾的。但是另一方面，在社会民主的压力下，集权式的政党显然已经不再能够给予政治体系足够的活力。处于问题中心的中国共产党面临一种两难的选择：党内民主步伐迈得过快，容易引起内部的反弹和外部的混乱;而步子太小，往往又会陷入不作为的状态，无法跟上社会发展的需要。
（据李凡 文）
当今两大稀缺：常识认知与历史反思
当今这个急功近利的社会，有两样东西稀缺：一是常识认知，二是历史反思。常识是全人类共通且认同的识见，体现了文明的价值。例如“民主是个好东西”就属于常识，但被长期屏蔽，今天不得不重新补课。又如中华民族的历史，有光明也有阴暗，缅怀历史的辉煌固然可以振奋人心，揭示历史的耻部也有助于避免重复错误。
（据章立凡 文）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近三十年来的大变化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近30 年来的正面大变化是世界共运不再有中心统一领导，大多数共产党已经摆脱了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加强了集体领导，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探索本国道路；负面大变化是苏联东欧发生了剧变，世界共运陷入最低潮。既不能认为当前已经没有共运，也不能认为共运仍然处于高潮。当今世界共运可以简明归为六点：独立自主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资本主义世界共产党的多元化、多党化，共运战略从暴力革命转变为和平发展、逐步渐进，在资本主义世界，已出现共产党通过议会斗争和平取得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的先例，各国共产党不是各自为政、孤军独战，而是有新的国际联系形式与方式。
（据高放 文）
文化融合助推国家崛起
独立、繁荣的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跻身世界之林彰显自己的通行证，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实现快速发展的内驱力。在特定、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文化作为精神力量会发挥出比物质力量更重要的作用。中华文化是一种强大的无可比拟和复制的精神力量，它同物质力量一起构筑了国家崛起的基础和前提。我们应当明白，一个民族的落后和挨打取决于他的文化的保守和封闭；一个民族的繁荣和富强得益于他的开放和包容。当世界经济已经一体化的时候，不同的文化的碰撞和融合的周期就更加快速，我们只有调整我们的心态，去努力学习和借鉴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才能在中国崛起的时候，有更深厚的心理底气。
（据黄稼辉 文）
延长土地使用年期 促进西部大开发
过去，经济学家们在研究土地资源的分配和利用时，忽视了土地制度安排中土地使用者在使用年期终止时财产归属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在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产权结构中，所有物的使用期限是一个重要的物权内容。就土地来看，转让使用年期越长，使用者对物的实际控制力越强，土地使用权的价值就越高；否则相反。而土地使用者在使用权到期后，其对土地本身的投资积累、土地上的附着建筑和其他不可分离财产，以及为了提高土地的外部性而进行的投资，都面临着归属的不确定性风险。
依照上述理论，如果从地区发展不平衡情况看，经济发达地区的土地价值要高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土地价值要低一些；东部主要是以土地的收益率吸引投资者，西部则主要靠土地的使用年期财产权吸引投资者。这样，西部大开发从土地制度的设计和安排上讲，要延长西部地区土地使用年期，才能大规模引导社会投资流向西部，促进西部大开发，最终缩小东西部发展的差距。
（据周天勇 文）
附录一：
中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危险期
王占阳
［摘要：是否能够从根本上长期、有力、充分地扩大内需,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决定中国命运的一个中心环节。目前，我国扩大公民消费需求的最大障碍是体制性障碍，我国扩大公民消费需求的最大关键也正是深化改革。过去搭便车式的繁荣所缓解和掩盖起来的各种深层次的重大问题现在已经越来越无法缓解和掩盖了，因而现在也就到了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正面解决这些重大问题的时候了。否则,这些重大问题的继续积累和激化就将在并不遥远的将来导致大动荡和大崩溃。现在的改革机遇几乎就是中国改革走向成功的最后机会。］
国际金融风暴和西方新经济增长方式的逐步实现，同时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经济环境的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这种重大变化必将对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未来产生深远的重大影响，因而这也正是特别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形成相应的新的战略思维的地方。限于篇幅，这里准备简要地讨论其中的三种重大影响，这就是——
一、中国已经痛失重要发展机遇，发展难度已经空前增大，
今后只有依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才有可能从根本上继续前进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相当清醒地看出，随着发达国家进入微弱补充型经济增长阶段，它们通常已经不再能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了，因而中国也就没有搭便车的机会了。同时，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现在又已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所以，其他发展中国家更不可能拉动我们这个庞然大物。
回顾历史，如果建国初期采取同时与东、西方两大阵营友好的外交政策，中国本来是有机会搭便车的，但这个机会却被毛泽东的“一边倒”给弄丢了。等到粉碎“四人帮”后再来搭便车，实际已经是病态的末班车了。原来以为这班车可以一直搭到现代化，所以才有所谓“发展战略机遇期”之说，没想到我们还没达到目的地，人家就已经到站了。现在我国突然站到了世界经济增长首要引擎的位置上，实际是我国错过了重要发展机遇期的严重后果，根本就不值得沾沾自喜和盲目乐观。
环顾世界，既然我国已经没有便车可搭了，自然也就只能依靠自己了，因而我国的发展难度也就空前地增大了。我们现在还只是刚刚开始感受到了这种难度，今后的感受还将更直接、更强烈、更深刻、更持久。我们现在迫切需要加强这种认识，而不再是以为当前的变局只是暂时的，危机过后仍将是艳阳高照，凯歌行进，一路顺风。
但另一方面，这种严峻的形势也使深化改革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急剧地升温了。过去依靠搭便车就能蓬勃发展，所以深化改革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都被弱化了，这就导致了以权贵资本主义问题为核心的各种严重问题的出现（美国的超前消费带来了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现在，我国既已没有便车可搭了，那就是我国已经被逼到了这一步，这就是我国今后只有依靠深化改革才有可能从根本上继续前进，否则，那就只能是死路一条。质言之，过去搭便车式的繁荣所缓解和掩盖起来的各种深层次的重大问题，现在已经越来越无法缓解和掩盖了，因而现在也就到了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正面解决这些重大问题的时候了。否则，这些重大问题的继续积累和激化就将在并不遥远的将来导致大危机、大动荡和大崩溃。这表明，停止深化改革的风险实际也已空前地增大了，因而我国深化改革的要求和动力也已随之空前强化了。
二、能否通过深化改革决定性地扩大内需
已经成为了决定中国命运的中心环节
随着金融危机蔓延和发达国家进入微弱补充型经济增长阶段，我国以发达国家为主要市场的过分依赖出口的经济发展战略已经历史性地终结了，因而我们对于发达国家拉动我国外需的基本期望值也应永久性地调低了。
面对危机过后西方经济将会进入微弱补充性经济增长阶段的远景，扩大内需不仅是当前的反危机措施，而且更须成为我国长期实施的基本战略措施。是否能够从根本上长期、有力、充分地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普通公民的消费需求，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决定中国命运的一个中心环节。目前，我国扩大公民消费需求的最大障碍是体制性障碍，因而我国扩大公民消费需求的最大关键也正是深化改革。
现在，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只有通过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的根本改革，我国才能建立起民主法治制度、公共财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扶持民营经济的各种制度、劳资合作制度、城乡一体化制度等等基本现代制度，才能真正解决国民收入逆向再分配、国富民穷、国企垄断和掠夺、国企压抑民企、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城乡二元结构等等从根本上阻碍发展、抑制内需的重大制度性问题，因而也才能从根本上扩大我国普通公民的有购买力需求。
由此，从根本上扩大内需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也就开始成为了我国深化改革的一种强有力的现实动力，党中央、党内健康力量、十几亿普通公民与少数腐败势力的决定性博弈就将由此展开，因而中国改革的形势也将由此发展到一个既有声有色、又前途未卜的新阶段。
三、中国改革已经到了决定成败的关键时刻
中国改革现在仍然存在着成功、失败两种可能性，但改革成功的机会实际已经不多了。中国改革的紧迫性急剧增强之时，同时也正是改革失败的可能性急剧增大之时。目前中国改革所面临的危险已是改革彻底失败的危险，而不再是阶段性改革失败的危险。
改革彻底失败的标志有二，一是由于腐败的蔓延和特殊利益集团统治地位的形成致使自上而下的改革动力已经从根本上消失，二是作为这种现象的结果和集中表现，大部分公众已对于现政权的公共性和合法性失去了基本信任和认同。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腐败现象的广泛蔓延、特殊利益集团的逐步形成、改革中梗阻问题的日趋严重、改革道路的日趋艰难、社会不满的日益加深、社会公众对于地方政府的信任严重流失、干群矛盾的日益深化、以至党群关系的疏离化趋势等等，均已证明中国改革已经到了越来越有可能被天翻地覆的大变动所取代的危险时刻。从当时的形势发展趋势估计，如果没有关键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措施遏制和扭转这种恶化趋势的话，再有十年左右时间，特殊利益集团的强化和人心的流失就将无可挽回了，因而深化改革就将从根本上成为不可能了，而大动乱、大变局的出现也就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改革的动力增强了，但改革提前失败的可能性也出现了。现在的“救市”实际几乎已经是中国改革成功的最后机会了。
由于“救市”非常仰赖公共财政的力量，而建设公共财政制度又正是新阶段全面改革的核心，所以我们确有可能在这种特殊形势下使这种关键性的改革开始取得关键性的突破，进而使整个改革重新开始走上成功之路。
由于西方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发生革命，所以那些以非改革性的反危机措施度过“暂时的危机”、躲过深化改革的压力的想法，也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但现在的最大危险也正是在于，在历史惯性和某些既得利益的驱动下，中国的改革走上了一条不平坦的道路.。
这条道路的基本特征就是：以假定西方市场将会重现繁荣为前提，以平稳熬过当前危机为主旨，以短期行为为主体。以投资拉动为主、以消费拉动为辅。以非制度性救市为主，以制度性救市为辅。
不仅如此，由于巨额资金主要是投向国企，国企又不将其巨额利润用于公共服务，所以它又是使低效益、不公平的旧体制更加强化的道路。由于缺乏必要的权力制衡和监督，所以伴随巨额投资的尤有可能是新的大面积腐败，因而它又是致使公众对于政府的信任度继续大幅下滑的离心之路。
特别是，投资必须以消费为出口，否则就在制造经济浪费和经济危机。过去投资因有繁荣的国际市场这个首要的大出口，所以才以成为了较之内需更重要的拉动力，但在西方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后，这种现象已经不可能再现了，这就使现在的巨额投资因为没有相应的消费出口而将在几年后酿成非常严重的内源性经济危机。
尤其危险的是，这场经济危机很有可能与潜在的政治危机相结合而发展成为深刻、尖锐的重大政治危机。到那时，即使暂时稳住了局势，人心的普遍流失也已难以根本挽回，因而中国的未来也就只能是一场新的大灾难。
这就表明，中国改革现在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现在的改革机遇已经几乎就是中国改革走向成功的最后机会，现在的奋斗就是决定改革命运的生死之战。决定改革成败的主战场就在“救市”。只有把片面的投资救市转变为改革救市才能救市，只有改革救市才能救改革，只有拯救了改革才能救中国。现在的挑战已经就是历史性的挑战，现在的抉择已经就是历史性的抉选，现在的责任已经就是历史性的责任了！
当然，作为救市初期的应急措施，首先依靠投资拉动，这在短期内也是必要的和合理的，因为实现依靠内需拉动的速度至少也得慢半拍，但若将其理解和演变成了反危机的根本战略措施，那就会犯历史性的大错误。因此，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和“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的指导方针，抓紧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尽早实现从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到主要依靠消费拉动的根本转变。
(作者：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原载清华《中国与世界观察》2009年第1期。这里发表的是原文）
附录二：
人心是最强大的政治力量
王占阳
众所周知，历史早已证明，腐败能够引起涛天巨浪。我国的腐败蔓延到今天这种程度，也已在向着这个危险点步步逼进了。诚然，目前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具体到什么时候会出大事，谁也说不清，但若不抓紧时间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以民主法治遏制腐败奢华，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温暖民心，让人民享有实实在在的公平正义，那么，恐怕再有10年左右时间，人心向背就会发生历史性的根本转变。
目前，普通公众对于地方政府的不信任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但对中央政府还比较信任。一旦对于中央政府的基本信任也普遍丧失了，那就是人心向背的根本转折点。如果中央政府长期无法解决地方政府的严重问题，对于地方政府的不信任就会蔓延为对于中央政府的不信任。如果在全国老百姓普遍认为地方政府某件事做得非常不公正时，中央政府的表态和处置不妥当，可能一夜间就丧失掉几百万、几千万、以至几亿人民的基本信任。量变到质变，最后的质变是突变，而不再是渐变。
人心是最强大的政治力量，人心向背决定历史的基本走势。“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千真万确的，而绝不是民众的一厢情愿。而且越是在现代政治中，这种政治效用就越直接、越迅速、越鲜明。
一旦人心向背发生了根本转变，那就是改革已经死亡了。因为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公众对于现政权存在着基本信任。而若这种基本信任消失了，公众的基本要求就会转向更换政权，而不再是指望他们所不信任的政权的改革了。到那时，即使是出现了改革者，他也无法左右大势了，因而改革也就会成为政权更迭的导火索，甚至是会成为革命或动乱的导火索。
在中国，如果改革死了，革命或动乱就必然会复苏，而且势不可挡。因为，那么多让人民严重不满的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绕过去的，总得有出口。如果改革不能成为这种出口，人民就会以革命或动乱为出口，甚至某些政治家和军人也会以此为出口。
如果不相信人心是最强大的政治力量，而是迷信武力，以为有了枪杆子就能保住政权，那就是根本不懂历史的表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并不是普遍规律，“枪杆子里面丢政权”才是普遍规律，因为任何政权丢掉前都是有枪杆子的，所以所有的政权实际都是从枪杆子里面丢掉的。形势比人强，人心向背就是最大的形势。一旦人心思变，大势所趋，政心、军心、警心也会变，或者至少也要给自己留后路。到那时，有多少武装力量，也都没用了。政界和武装力量中，明白大势、痛恨腐败者，大有人在。笔者从小在部队大院中生活，认识许多老红军、老八路，深信人民军爱人民的优良传统到时一定会显灵。
历史表明，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经常是非常意外的。以为“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中”就能保障不出大事，实际只是一种幻想。一年八万起群体性事件，这是多少“不稳定因素”？如果群体性事件群发，更何谈“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中”？近三十年，美国人狂热消费，成全了中国的快速发展，所以，虽然腐败和贫富分化愈益严重，仍能保全稳定。而现在，这种历史已经再也无法重演了。靠出口不行了，就得扩大内需。而要扩大内需，就必须深化改革。如果不靠改革，而靠投资拉动，几年后就会出现纯粹内源性的严重经济危机。严重的经济危机，就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到那时，在普遍的不满中，什么出人意料的大事，都有可能发生，根本就是防不胜防。
现在改革已经快死了。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意识形态改革等等，都是如此。人们看到的改革不多，倒退倒不少。改革没怎么深化，腐败倒是深化了。腐败分子已经是几乎多么丑陋的事情都敢干了，而且还越来越公开、越来越野蛮、越来越暴力化了，以至公众的情绪和反应也越来越激烈了。最近的邓玉娇案，就是一个最新的典型事例。现在美国已经开始深入改革了，中国改革却举步维艰，严重停滞。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这样下去，很有可能几年后，美国复苏了，中国却深陷危机，整个局势都颠倒过来了。改革死的越早，腐败就越猖獗，革命或动乱来的也就越快。现在那些鼓吹无须重大改革的停滞派，那时就会被证明为导致中国大灾难的历史罪人，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不折腾”究竟是什么意思？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猜测这就是不搞重大改革了，因为重大改革本身就是大折腾。譬如，实行包产到户，取消人民公社，这就是一场很好的大折腾。当然，这只是猜测，未必如此，因为同时还有“第三次革命”说。但是，无论如何，如果不继续深化改革，那就是最大的折腾。因为，缺乏民主法治的苏式政治体制与半市场经济相结合，就是最大的腐败源泉。如果让其继续有机会不断地腐蚀我们的政权和社会，激化我们的社会矛盾，以至使国家一步步走上天下大乱的不归路，那么，这种“无为致乱”的“不折腾”，如果不是最大的折腾，又是什么呢？！
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利益和希望，让人民感到心平气顺，才能从根本上保持长治久安。人民要什么？人民要的是自由、民主、法治、公平、公正和公平分配，而这只有通过新的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才能实现。
深化改革，将能从根本上满足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从而使整个局势转危为安。反之，维持现状，则就会使腐败特殊利益集团愈加猖獗，从而使整个局势日益恶化。所以说，中国现在已经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上，而且形势也已十分危急了！
改革快死了，动乱快来了，中华民族又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值此时刻，只有抓紧改革才能救改革，只有救改革才能救稳定，只有救改革、救稳定才能救中国！如果现在再不抓紧深化改革的话，我们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政权一天天地走向腐败，民众一天天地走向激进，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祖国又走向了新的万丈深渊！
邓小平曾经指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政策中，“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而在现阶段，最重要的就是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邓小平还曾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而这也就是说，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将会葬送现在的执政党。
毋庸讳言，如果苏式政体最终使执政党腐败了，“党和国家改变颜色”了，那就意味着执政党已在实质上亡党了，因而也就无所谓“坚持党的领导”了！
难道如此危险的前景，还不应当“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吗？
难道我们就愿意让“权力过分集中”这个“总病根”继续制造无穷尽的邓玉娇案，以至最终搞垮我们的祖国吗？
难道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最终要得到的就是这么一个悲惨结果吗？！
附录三：
中国改革成功的机会已经不多了
——王占阳访谈录
原题：金融危机，人类新文明赖以诞生的重要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