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转帖）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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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榜头领之七十二地周星跳涧虎陈达陈康
陈康（1902-1992），一名忠寰，号弃疾；江苏扬州人。
近世以来，西风东渐，研治西洋哲学者颇不乏人，如张东荪融贯众说，金岳霖专攻逻辑，皆有声于世；又如郑昕之于康德，张颐、贺麟之于黑格尔，张申府之于罗素，洪谦之于逻辑实证主义，亦各成专家。惟输入拿来，规模初具，未尽脱离译介述评的层面。而陈氏于此际竟能脱颖而出，打破希腊、拉丁文的难关，入室操戈，直探原典，堪称现代哲学研究史上的异数，故贺麟称他“是中国哲学界钻进希腊文原著的宝藏里，直接打通了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的第一人”。
陈氏1929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原东南大学）哲学系，随后负笈西游，初就读于伦敦大学，旋转往柏林大学，先后从JuliusStenzel、NicolaiHartmann学习，以论文DasChorismos-ProblembeiAristoteles（亚里士多德论分离问题）获博士学位。
陈氏自谓“柏拉图的著作已几乎每篇是一个谜，或每篇至少包含一个谜了；然而《巴曼尼得斯篇》乃是一切谜中最大的一个”，而当抗战时，他乃在昆明荒郊的斗室油灯之下，完成《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今题《巴曼尼得斯篇》）的译注，在准确理解字句原义的基础上，详尽地辨析其论证内容及思想源流，以破解“新柏拉图派起直至现在一千数百年间未得解决的问题”，顿时蜚声学界。陈著注释的篇幅约为原文的九倍，实以专业研究作译注。
陈氏的散篇论文，大体汇录于《陈康哲学论文集》（台版）、《陈康：论希腊哲学》，包括《柏拉图〈曼诺篇〉中的认识论》、《柏拉图〈国家篇〉中的教育思想》、《从发生观点研究亚里士多德本质论中的基本本质问题》、《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哀乃耳假也阿”（Energeia）和“恩泰莱夏也阿”（Entelecheia）两个术语的意义》等专门考辨，以及《哲学方法》、《学与思》、《中国文化中关于知和行的两件显著事实的分析》等一般论述，虽稍嫌琐碎，而胜在踏实。
陈氏论学，最重方法，其特点是藉发生方法（genetischeMethode）分析问题，以澄清哲学家思想的前后变异。他曾表示，读者若留意其著作的“方法过于其中的内容，那即是适合下怀了”，实甚有见，盖据正确方法而致阴差阳错，犹胜于据错误方法而歪打正着也。
此外，他特别强调文字训释的重要，主张“以古文字学为基础建设一个哲学的解释……解释哲学著作只有‘哲学的解释’始能胜任；但这种解释必以原著的内容为依归，不能借题发挥，叙述自己的思想，它必采用古文字学中校勘、释义、考证等等方法”，此与清儒“训诂明而后义理明”的考据方法实异曲同工；他又着重思辨方式的步步为营，“每一结论，无论肯定与否定，皆从论证推来。论证皆循步骤，不作跳跃式的进行。……人我不混，物我分清”，故最不满于“将糖酒油盐酱醋姜倾注于一锅，用烹调‘大杂会’的办法来表达自己集古今中外思想大成的玄想体系”，观其所指，似针对熊十力、牟宗三之类玄学而发，亦与其启蒙老师方东美的旨趣有别。
总而言之，陈氏虽研讨形而上学，而运用实证主义方法；虽专注于外域哲学，而类同于本土朴学作风。1948年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胡适不提名冯友兰而推举陈氏，对他特致赏识，或亦出于方法的认同欤？
陈氏1940年返国，未及十年即赴台湾大学任教，以后复长期寓美，晚年有专著Sophia：TheScienceAristotleSough
诗曰：希腊思维玄又玄，取经远赴更西天。居然翻译兼疏证，辛苦巴门尼德篇。
按：巴曼尼得斯，早期希腊哲人，今译巴门尼德。
正榜头领之七十七 地乐星铁叫子乐和
吴梅（1884-1939），字瞿安、灵支鸟，号霜崖（厓），室名奢摩他室、百嘉室；江苏长洲（今吴县）人。
近世研究戏曲的大家，群推王国维、吴梅二氏，而吴尤专于此业，钱基博云：“曲学之兴，国维治之三年，未若吴梅之劬以毕生；国维限于元曲，未若吴梅之集其大成；国维详其历史，未若吴梅之发其条例；国维赏其文学，未若吴梅之析其声律。”浦江清亦谓：“静安先生在历史考证方面，开戏曲史研究之先路。但在戏曲本身之研究，还当推瞿安先生独步。”故拟之为地乐星，宜矣。
当清末时，苏州一带昆剧表演风气未坠，吴氏自幼耳濡目染，并从昆曲名家俞宗海（粟庐）问艺，遂奠定其曲学根柢。
吴氏早年为南社成员，撰有《风洞山》、《湘真阁》等剧，借古喻今以鼓吹民族革命精神；入民国后，有感于政治黑暗，意气消沉，乃转向研究、教学方面。1917年，应蔡元培之聘至北大任教，遂使戏曲研究一跃而跻身现代大学讲坛。以后复执教于东南、中山、中央大学，始终不舍其教授生涯。
吴氏始以《顾曲麈谈》一书成名，稍后《词余讲义》（后改名《曲学通论》）则据《麈谈》更加以邃密；两编皆融贯旧曲学，总结条例，而参以己见，揭示南北曲（散曲、剧曲）在作法与唱法上的规律，为横向的研究。随后有综贯金元明清的《中国戏曲概论》，专论一朝的《元剧研究》（即《元剧研究ABC》），勾勒出中国戏曲史的全局，评点各家的得失与流别，为纵向的研究。晚年所著《南北词简谱》，则集曲牌体式之大成，贯窜群谱，校其短长，订其正误，使归于一，并附以考论，自称“竭毕生之心力，而所成者仅此”，盖视之为平生的代表作。此外，又有《词学通论》，亦偏重声韵律，而通贯历朝；其他散论、读曲记、曲话、序跋、笔记尚多，虽未尽谨严，仍多独到，俱见《吴梅全集·理论卷》。
吴氏又以藏曲雄视海内，珍稀曲目凡六百种，曾校订一百五十余种，编印为《奢摩他室曲丛》初、二集；而三、四集甫印就，竟与原本同毁于一二八淞沪战役，虽为现代国难史中一小厄，却为戏曲文献史上一大厄。
总观其论学特色，在于能制曲（填词），能谱曲（制谱），亦能度曲（唱曲），兼研究、创作及演唱的素养于一身，以本色当行而研治戏曲，故重在总结条例，而疏于发明史实，重在辨析曲律，而疏于考订本事，可称内部研究；相较之下，王国维于戏剧缺乏现实兴趣，而仅作文学史意义上的考辨，可称外部研究。然而王氏更接近现代学术的范式，是以论者指吴为“古代曲学的殿军和终结”，而王为“现代历史学曲学的开山”云。
按：近人如汪辟疆、钱仲联以诗人论诗史，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以词人论词史，吕澂、印顺以佛门中人论佛教史，叶昌炽、叶德辉以藏书家论文献史，谢稚柳、徐邦达、启功以书画家论书画史，皆从内部着眼，而近于吴；与此相对，陆侃如、冯沅君与萧涤非之于诗史，胡适、胡云翼之于词史，胡适、汤用彤之于佛教史，陈登原、王重民之于文献史，郑昶、童书业之于书画史，则纯以研究者身份自外部入手，且多运用新派的历史方法，而近于王。
吴氏门户广大，从学者以卢前（冀野）、任讷（中敏）成名较早，有“南卢北任”之目；其余许之衡、俞平伯于词曲，蔡桢、唐圭璋、赵万里于词，蔡莹、王玉章于曲律，王起（季思）于元杂剧，钱南扬于宋元南戏，常任侠于傀儡戏，童斐于古乐，或多或少，皆各承吴氏学问的片断，似可谓盛矣。
然浦江清悼吴氏之亡而感慨系之：“凡学问有为潮流所趋者，有为时代所弃者，有赖书本文献足以传后者，有非接近其人，得其指点，不能妙悟者。故如戏曲史目录考订之学则考据家之事，今方兴未艾，如材料增多，方法加密，后者可胜于前。至于南北曲之本身原为一有生命之艺术，由词章家作曲，音乐家谱唱，艺术家搬演，合此数事以构成一整个之生命。一旦风会转移，此艺术亡，此门之学问亦随之而亡。……其卒也，必有绝学不传于世者，后之人莫能问津焉，此最可悲悼者。”此即所以王静安之学后继有人，而吴瞿安之学人亡政熄也。至于今日，虽尊奉瞿安为祖师者，实亦不能不私淑静安。则吴氏曲律之学已成广陵散，谥之为“曲学最后一人”，实为切当；而《南北词简谱》之作，终不过屠龙之技乎？
与吴氏约略同时有姚华（茫父），著《菉漪室曲话》，始以校勘、辑佚方法治曲，亦近代曲学的前驱。
诗曰：南北光阴苜蓿盘，大千囊括戏台宽。静安考史瞿安律，词曲名家并二难。
正榜头领之七十四 地异星白面郎君郑天寿唐长孺
唐长孺（1911-1994），江苏吴江人。
魏晋南北朝之史学，现代以来，自陈寅恪创立典范，继起的名家数唐长孺、周一良（太初）、田余庆三氏。周厕身寒柳于门墙，少年即头角峥嵘，惜中道不继；田成长红旗下，稍嫌成果未丰。故唐氏去世后，周拟联语，以周、田两人名义挽之云：“论魏晋隋唐，义宁而后，我公当仁为祭酒。”则尊其为并世第一人矣。
唐氏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文科，先在中学供职，复执教于上海光华大学历史系、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史地系，颇受吕思勉、李剑农影响；四十年代转入武汉大学历史系，自此凡半世纪而无所变更，阅历可谓平淡之甚。
唐氏早年治辽金元史，抗战时转攻中古一段，自此力作迭出，一发而不可收拾。他探讨魏晋六朝史事，为全方位的观察，如论九品中正制、士族、寒人、客与部曲，属政治社会方面；论孙吴宗部、曹魏士家、魏周府兵、魏晋州郡兵，属军事方面；论魏晋户调制、西晋户调式、西晋田制、北魏均田制、魏晋至唐的官府作场及工匠，属经济方面；论晋代北方各族、魏晋杂胡、拓跋，属民族方面；论清谈与清议、魏晋才性论、魏晋玄学、魏晋南北学风、南北朝后期科举制度，属思想学术方面；论魏晋北方天师道、北朝弥勒信仰、范长生、李弘，属宗教方面。
大抵唐氏论学，由微观入手，史料坚实，考辨细腻，而选题不失其大，思路不失其广；又习惯写有创见的专题论文，而不愿作综述性的长篇大论。所作先后汇辑为论文集《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及《续编》、《拾遗》，最为其一生心血所寄。此外，关于唐史及辽金元史的论著，则收入《山居存稿》；其中属于文化史、社会史性质之作，由弟子另编为《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仅有的两种专著《唐书兵志笺证》、《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皆篇幅短薄，论述精简，实亦论文的扩张耳。《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为晚年编撰的讲稿，则精力已衰，史观亦旧（魏晋封建论），虽融贯其心得，终不复当年之勇。
出于扩张唐代史料的需要，唐氏复主持整理新疆吐鲁番古墓所出文献近两千件，编刊为《吐鲁番出土文书》凡十册（后合并为图文本四巨册）。又在武大创立“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并主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年刊，培植新人，树立学统，固斯学一代宗师。
唐氏初治魏晋隋唐史，即精研陈寅恪论著，深得其治学三昧。1988年中山大学举办纪念陈寅恪学术讨论会，他题诗有“他年若撰渊源录，教外何妨有别传”句，盖以义宁史学的“教外别传”自居。而陈氏五十年代致唐函有谓：“寅恪于时贤论史之文多不敢苟同，独诵尊作辄为心折。”亦对他特加青眼。
按：陈氏有《桃花源记旁证》一文，将陶潜《桃花源记》的“寓意”等同于“纪实”，坐实为两晋间北方坞堡的影射；而唐氏所撰《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则一反陈说。此亦如陈氏极赏识张荫麟，而张乃有商榷之作《与陈寅恪论〈汉朝儒生行〉书》；黄永年曾有《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兼论狐与胡之关系》的驳陈之论，也堂而皇之地寄赠陈氏。如此，方是纯正的学人态度。西人谓“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盖重道尤要于尊师，不能以师长之是非为是非；治学者固有师，而学问本身岂有所谓师耶？
诗曰：好景珞珈宜久居，不今不古几新书。义宁门外深深拜，转胜及门周太初。
按：陈寅恪自谓“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盖戏指其中古史研究而言，殊不必更作曲说也。
正榜头领之七十五 地理星九尾龟陶宗旺
谭其骧（1911-1992），字季龙；浙江嘉兴人。
历史地理为征实之学，亦忧患之学也。盖国族每逢外患，舆地之学则兴。明末胡马南下，乃有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历代宅京记》及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联翩而出；晚清由内陆边患而重西北史地，由西力东侵而重世界史地；三十年代日人步步进逼，复有禹贡学派的兴起。而谭氏为禹贡学派中坚，亦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标志人物，故拟为地理星焉。
按：探讨历史与地理的关系，可有两种取径：一自地理角度观察历史变迁，即历史的地理观，近人如梁启超（《地理与文明之关系》、《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沙学浚（《从政治地理看胡人南下牧马》、《南渡时代与西迁时代》、《西安时代与北平时代》）皆是；一自历史立场观察地理沿革，即地理的历史观，谭其骧、严耕望可作代表。前者重在揭示宏观的历史背景，而后者则由历史细节入手。
谭氏早年就读于上海暨南大学历史社会系，颇受潘光旦影响，有志于移民史、民族史研究；毕业论文《中国移民史要》即由潘氏指导，并深得其赏识。其日后的论著中，有关地方族群的《粤东初民考》、《播州杨保考》、《湖南人由来考》及《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有关历史族群的《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羯考》、《记五胡元魏时之丁零》、《辽代“东蒙”“南满”境内之民族杂处———满蒙民族史之一页》，皆属此一旨趣的延伸。
他1930年考取燕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复受知于顾颉刚，以后共同筹建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遂以历史地理（沿革地理）为终身的治学取向。
其所考论述，大抵由战国以至近世，由行政区划以至自然地理，如秦郡、两汉州制、唐代都护府、宋代分路、金代路制、元代行省、明代都司卫所，如黄河、碣石、云梦泽，皆有涉猎；此外，分析《山海经》的地域范围，考释楚文物鄂君启节、马王堆汉墓出土古地图的疑难，讨论上海地区古今的自然与人文地理，辩证丁文江《徐霞客年谱》、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的疏误，亦多可观。
总观其平生撰作，无一专著，主要论文已收录于《长水集》（二册）、《长水集续编》。论其方法，则无非于基础文献下死功夫，借此根柢而参校群书，遂能辨其异同，发其隐奥。
至于《〈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历史时期渤海湾西岸的大海侵》、《碣石考》及《云梦与云梦泽》诸文，则多根据文献记录的时代差别，以辨析河、湖、海的地理变迁，并澄清后世的混淆与附会，实与古史辨派的方法相通，亦即胡适所谓“历史的方法”耳。
个人著作之外，谭氏更重要、也更闻名的贡献，自数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一役。此图集凡八册，继承清末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的规模，而另起炉灶，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主，以考古学新资料为辅，自史前以迄清朝，范围广阔，著录详尽，考订精确，为中国地图史上的空前巨制。其功用之大，影响之广，不言而喻，谭氏为此耗费近二十年心力，亦可谓功不唐捐。
按：稍后台湾有程光裕、徐圣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二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精密固不逮谭编《地图集》；然《地图集》的内容仅限于单纯的疆域沿革，而《历史地图》则另立都市、产业（农工商）、水利交通、社会（人口与名人）、美术文物、战役等篇，自具特色，实可补《地图集》的局限，惟大陆不易见耳。
谭氏少年时代尝入读左派背景的上海大学，并参加共青团，国民党清共时一度被捕；以后与中共组织失去联系，始潜心学问。
晚年弟子闲谈：“如果你那时找到了组织，继续参加革命，现在大概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了，至少也应该是部长级干部。”他答：“但也许早就死了，或者成了党内的反革命。”此固久经政治风雨者的见道语。呜呼，不亦可幸耶？
文革后恢复招收研究生，得人不少，以周振鹤、葛剑雄声名最著；葛侧重人口与移民，而周侧重政区沿革，近年则治近代中外语言接触史，固已脱离师门宗旨而自成一派矣。
诗曰：半生光景此销磨，万里神州纸上摩。惆怅百年殖民史，凭君收拾旧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