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中日建交内幕 周恩来教训田中角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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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建交内幕 周恩来教训田中角荣
田中角荣是1972年7月7日当选为新一任日本首相的。作为外交部的日语翻译，我记得田中角荣抵达北京是1972年9月25日中午。那一天北京天气很好，但气氛很严肃，下了飞机以后，田中显得很紧张。日本有一个习惯，初次见面都是要介绍自己的名字的。他说，「我叫田中角荣」，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他是田中角荣。他还说，我是54岁当了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语气中强调了54岁，也就是强调他很年轻，很有为。
角荣一定要给总理脱大衣，总理穿的是秋天的那种风衣，他要给总理脱这个风衣。总理说，我是主人，怎么能要你客人做这个事情呢？他就和总理开玩笑说，你把最好的18号楼提供给我使用了，我就是这里的主人，所以你到了我这里，我应该给你脱大衣，这是对你这个长者的最起码的礼貌。气氛很好，这时他又说到自己54岁当了日本首相。为什么又再次强调呢？因为在日本政治家里面，像他这样的情况，没有学历，中专程度，是很少见的，而且这么年轻就当日本首相。日本前首相佐藤是要把班交给福田的，但是最终他胜利了。总理听了笑笑说，「田中先生，我51岁当的首相，中国的首相，而且当到今天，已经23年了」。
「车中会谈」
9月28日上午，姬鹏飞外长和大平正芳外相在去长城及归途中进行车上会谈，日本人叫做「车中会谈」。当时就我一个翻译在场，日方翻译没去，还有一个警卫人员。我觉得那一场谈判是起了重要的作用的。
大平这个人给人的印象是好人，虽然是那样一个国家的政治家，但是很诚恳，他是个基督教徒。他是1910年生的，姬鹏飞也是1910年生的，两人同岁，谈得很好。大平说:「姬外长，我说心里话，田中先生对这个事情很担心，我也很担心，我们如果谈不成的话，我们回都回不去，国内反对我们来的人很高兴，国内希望我们来的人，我们怎么向他们交代呢？」关于当年中日战争性质和责任问题，我记得大平的原话是这样的，「那场战争的性质，中国人所坚持的那些观点，我个人都同意，当年我在张家口呆了一年零十个月，我没有参加军队，我是大藏省的一个官员，在张家口做调查。我怎么不知道那场战争对中国人民意味着什么呢，我怎么不知道中国人民是怎么看待我们日本军队的呢，我太清楚了。」他说，「田中先生比我年轻，他是1918年生的，但是，战争后期日本在中国打仗消耗兵源很多，田中也被征兵了，他被派到东北牡丹江。他没打过仗，到了牡丹江以后，他就病了，得了霍乱，住在牡丹江的陆军医院，所以他没有拿过枪，也没杀过人，但是他也知道那场战争意味着什么。但是，现在日本和台湾地区还有所谓的外交关系，亲台湾的势力也比较强烈，自民党内的反对势力很强。在这个情况下，你让我们完全承认这一点，完全按照中国想要表达的内容来表达，田中和我回不去，回去以后我们也站不住。就算我们签订了联合声明，或者签订了其他什么政府文件，一回去也许我们就倒台了。」
达成一致
9月28日深夜至第二天凌晨，双方外长和助手们在钓鱼台国宾馆继续谈判战争责任问题。谈啊谈，大家都累了。我记得其间总共送了四次咖啡，喝咖啡刺激精神。最后，凌晨2点多一点的时候，大平外相从衬衣口袋里面拿出一张纸条，我记得清清楚楚的，他说:「姬外长，这个是我们所能接受的最大限度的一个说法，如果再超过这个内容，我们就真难了」，他开了个玩笑，「那我们就卷铺盖回去了。」
日方翻译就读了纸条上的内容，我记得是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日本国政府，对过去日本通过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痛感责任，深刻反省。」听完后，姬鹏飞还不放心，又让大平先生把这个条子拿来看看。这个条子是大平手写的，不是下面人起草的。姬外长担心日方翻译翻得不准确，对我说:「小周，你一个一个字准确地给我翻」，我说:「就是这个意思」。大平又说，「我只能让步到这个程度了，再要求我更多的话，我做不到。」
姬外长在那儿深思熟虑，他总得作一个回答。那个时候已经凌晨3点了，印刷厂的工人都等着呢，因为这个文件(《中日联合声明》)上午九、十点钟要签字的，而那个时候都是排字的，不像现在印刷这么方便，所以关于战争责任的措词必须尽快定下来。我在一旁也有点着急，作为一个翻译，我知道自己的责任就是正确地进行翻译。但我想起周总理以前曾多次教导过我们，说一个好的翻译应该起到参谋作用，我便冒失地跟姬外长说，「姬部长」，他说「什么？」我怕日本人听到，因为日方也有好几个懂中文的，所以放低声音说:「我看可以了，我看可以了。」他就狠狠地捏了我一下腿(我们平排坐着)，说「你少废话」。我一惊，我想，这个话说得太不对了。
但是，姬外长得表态，他就说:「大平先生，我建议我们休息十分钟」。大平很高兴。「好，休息十分钟」，他说，「我刚才递给你这个条子，我还没有给老头子看过。」日本政界，虽然田中比他小8岁，但是田中的位置比他高，一个是首相，一个是外相，所以背后都叫田中「老头子」。他说:「估计田中还没有睡着，还等着呢，我得去给他看一看。」所以姬鹏飞说大平这个人很老实，他可以不用这样讲，实际上他和田中去商量就是了。姬外长也马上去见总理了，总理也在钓鱼台等着这个结果呢。
大概十二三分钟后，他们都回来了。姬外长说:「大平先生，就按照你提的建议，按这个文字表达形式定下来。」我记得日方表示很高兴，还鼓掌了。就是说大功告成了，最难的一个问题达成了一致。
台湾问题
9月29日上午，周恩来总理、田中首相、姬鹏飞外长、大平外相正式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
其实，总理早在十几年前就定下了「政治三原则」: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第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三条，台湾同日本之间的那个所谓和约，我们称它叫《日蒋和约》，他们正式的名字叫做《日本和「中华民国」的和约》，是无效和非法的。要使日本方面完全接受这三个原则，非常难，因为这个和约是1950年定的，日本实行三权分立，这个条约是当年由日本国会批准的，22年后的政府，无权推翻22年前国会通过的这个条约。
这第三条日本方面表示很难接受，那怎么办呢？总理说，这个问题上面我们不能要求他完全接受，我们主要目的是让他和台湾断了关系，至于说那一段怎么表达，请大平先生提意见。想了什么办法呢？签署联合声明当天，签完字后，大平就离开人民大会堂，到民族文化宫。许多日本人，中国的记者都在那儿等着，所有的采访这次中日谈判的新闻界朋友都在。大平正式宣布:「现在，从今天起，我们已经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作为这个邦交正常化的一个必然结果，我们同台湾的外交关系终止了。」问题迎刃而解了，而且解决得非常巧妙。我觉得这个是双方外交智慧的体现。
「车中会谈」
9月28日上午，姬鹏飞外长和大平正芳外相在去长城及归途中进行车上会谈，日本人叫做「车中会谈」。当时就我一个翻译在场，日方翻译没去，还有一个警卫人员。我觉得那一场谈判是起了重要的作用的。
大平这个人给人的印象是好人，虽然是那样一个国家的政治家，但是很诚恳，他是个基督教徒。他是1910年生的，姬鹏飞也是1910年生的，两人同岁，谈得很好。大平说:「姬外长，我说心里话，田中先生对这个事情很担心，我也很担心，我们如果谈不成的话，我们回都回不去，国内反对我们来的人很高兴，国内希望我们来的人，我们怎么向他们交代呢？」关于当年中日战争性质和责任问题，我记得大平的原话是这样的，「那场战争的性质，中国人所坚持的那些观点，我个人都同意，当年我在张家口呆了一年零十个月，我没有参加军队，我是大藏省的一个官员，在张家口做调查。我怎么不知道那场战争对中国人民意味着什么呢，我怎么不知道中国人民是怎么看待我们日本军队的呢，我太清楚了。」他说，「田中先生比我年轻，他是1918年生的，但是，战争后期日本在中国打仗消耗兵源很多，田中也被征兵了，他被派到东北牡丹江。他没打过仗，到了牡丹江以后，他就病了，得了霍乱，住在牡丹江的陆军医院，所以他没有拿过枪，也没杀过人，但是他也知道那场战争意味着什么。但是，现在日本和台湾地区还有所谓的外交关系，亲台湾的势力也比较强烈，自民党内的反对势力很强。在这个情况下，你让我们完全承认这一点，完全按照中国想要表达的内容来表达，田中和我回不去，回去以后我们也站不住。就算我们签订了联合声明，或者签订了其他什么政府文件，一回去也许我们就倒台了。」
姬鹏飞外长说，「我们俩同龄，我们是各为自己的国家在争，但是，你这个态度很好，很诚实，你讲的你们的处境和困难，我一定向周恩来总理报告。我们应该找到一个合适的表达方式，就是你们能过得去，中国人民也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