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六问中国经济

2010年，六问中国经济　　

陈竹友

  逢九必变。

30年一轮回。

习惯于感性思维的中国人，总是喜欢把彼此看起来毫不相干的东西串联在一起，而且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

1919年，“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从此登上了政治舞台，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中国人民从沉睡中醒过来了。　　

1949年，当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新中国成立时，标志着历经苦难的中华民族从此以后可以当家作主—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1979年，邓小平总书记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全民致富奔小康，标志着中国由国民计划经济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中国人民开始跑起来了；　　

2009年，在经历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人开始反思和总结30年来“改革开放”、“招商引资”和“外贸出口”等国家经济发展策略的经验教训，中国经济将由对“外依赖型”导向向“独立自主型”导向转变—中国人民可以飞起来了吗？　　

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任何一个历史转折时期，中国人总是在阳光和阴影里矛盾着、在光明与黑暗中轮回着。从1919年到2009年的90年中，3个30年里，醒来的不一定都是睡狮，醒来的也有病猫；站起来的不一定都是幸福，站起来也有穷困；跑起来的不一定都是精英，跑起来的还有野兽；而今，飞起来的也不一定都是天使，飞起来的同样会有“鸟人”。

2010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中国，我们有很多问题看不清楚。

一问2010年：中国是否继续做美国的提款机吗？　　

　2009年2月23日　，刚上任不久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她以中国为“压轴大戏”的亚洲访问之旅。希拉里对中国的态度历来“并不友好”，她是美国最坚定的“控诉”中国“人权”的代表人物，但她在选举时却表示出少有的“善意”，她说“谁愿意会和自已的银行（指中国）闯翻呢”。所以，即使在临上飞机前，希拉里仍念念不忘她来中国的目的：“我确信，中国政府和央行正在做一个聪明的决定——继续投资美国国债”。　　

  　2009年10月8日　，美国助理贸易代表傅瑞伟在公开场合同样表示了他和希拉里同样的观点，他直言不讳地说“中国是美国人的银行”。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30年间， 我们也许根本无法计算美国在华所获利益的准确数据，但我们可以通过由美国引发的、却被冠名为“世界的”金融危机爆发前后，中国遭受的直接损失来主观理解它。

根据　李树泉　先生的文章称：“在美国这场空前的金融危机中，中国损失在7000—10000亿美元之间，就是将中国2008一年出口创汇总额全部填进黑洞，甚至连个水泡也不会翻出来。”　　

“中国损失主要来源于：　　

⑴是中国政府购买美国国家和企业债券的损失，约在5000—7000亿美元；　　

⑵是美元对中元（笔者注：指人民币。下同）的贬值损失，三年来中元连续升值、美元不停贬值，从1美元兑8.2元元到今天兑 6.83中元，差价近25%，损失超过3000亿美元；　　

⑶是外汇储备美元的损失，到2008年底中国拥有外汇储备近20000亿美元，中国外汇储备美元因美元贬值损失在3000多亿左右；　　

⑷是中国国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及中投公司等海外投资、收购外国企业，此项损失有2000亿美元左右。 　　

⑸是中国国有企业、国家商业银行等公司持有或买卖美国各方面债券等投入损失无法一一统计数据，估计也有千数亿美元之巨。”……

中国人历来善于总结。共产党人更是善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所取得的经济硕果，反思招商引资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也许2010年的中国人，应该权衡一下利弊、计算一下得失、分析一下盈亏了。

当G20会议把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到史无前例的历史高位时，中国人清楚地看出了西方人“礼下与人，必有所求”的内心本质；当周小川和王岐山同时对美元的国际地位提出质疑时，中国人看到了奥巴马的失态和美国主流的恐慌；当加入世贸14年来中国出口企业遭遇到西方国家反倾销起诉占WTO反倾销案总量的74%时，我们看不出西方国家的善意和“理解”；而当一个轮胎反倾销就直接导致中国10万人失业时，美国人却仍在给中国施压，要求中国不要进行“贸易保护”。。。。。。

在西方精英的眼里，也许中国不过是一个“钱多人傻”的国家。中国30年来尽情释放的善意，并未唤起西方资本家已经泯灭的良知。

我们不禁要问：

2010年及以后的中国，还要继续做美国人的“提款机”吗？

二问2010年：中国“自强经济”，是否会回到以国有经济为主流的时代？　　

30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一直依赖于“卖”；我们的“卖”依赖于西方及发达国家的“买”。在这“买”和“卖”的过程里，中国遭受到的损失一直被我们用“正常的市场行为”为借口而安慰着自已。我们“卖资源、卖企业、卖银行、卖劳动、卖苦力”，同时我们也在“买技术、买设备、买品牌、买管理、买经验”。

猛回首，我们惊诧地发现“卖”的时候我们吃亏，“买”的时候我们上当！

难道我们全中国人都是市场上的弱智、商业里的侏儒不成？

中国经济战略的自我定位，是建立在依赖于“国际资本、国外技术、外国市场和国内廉价劳动力以及大量闲置资源”为基础之上的。当“不争气”的国有企业被注入国际资本后，国有企业“复活”了；当“不出名”的本土品牌被外资控股后，我们发现品牌资产立刻变得“有价值”了；当“国退民进”成为中国经济的强心剂时，除简单的加工以外，似乎中国的民营经济并没有真正发展起来。

 　2009年10月1日　，当“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阅兵方阵走过天安门城楼时，全国人民都沸腾了。沸腾之后，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的经济什么时候能真正站起来？！

 显然，中央政府已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这点，并且已经在着手筹谋规划了。从山西煤矿的回归国企，到中粮集团入主蒙牛；从薄熙来重提“大庆精神”，到国资委鼓励国有企业进入行业“前三”；从温家宝总理提出的“提高中国制造装备业水平”期望，到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痛下决心，狠下功夫，转方式、调结构”的决断和要求。仿佛都在表达着一个明确的信号：中国经济将要从过去对外的“依赖型”发展模式，向对内的“自强型”发展模式转变！

然而，30年来中国的依赖型经济发展模式，让中国经济的增长也产生了强烈“依赖”性！这一依赖性不仅来源于对外的出口贸易，同时也依赖于国外资本在中国本土的税收交付；而且30年来，国企退出后所导致的国家经济支撑主体已面目全非；国内消费的成长贡献尚未正真被启动和激活；政府投资的拉动增长在2009年一整年内已达到了极限；民营企业90%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下游和薄弱环节。。。。。。那么，2010年及以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来自何处？

面对政府对“依赖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反思，以及对“自强型”经济增长模式的促动，我们不仅要问：

2010年，主导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是国有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

三问2010年：中国需要更多“事业”，还是需要更多“产业”？　　

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政府和主流媒体谈论“事业”了。回顾我们小时候在学校里、课本中、广播里看到、听到的各种各样的“事业”，似乎已经离我们非常遥远了。共产主义理想在今天不是被社会抛弃，而是被我们放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加贴合百姓的“生活现实”和更加人性化的 “直接受益”。即使如此，和百姓利益密切相关的各种“事业”至少不应该被“产业”化吧？

教育是曾经的社会主义“事业”。

 文革时期对“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的培养和教育，是我党和政府的事业；

 邓小平复出后，提出“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教育方针是事业。记得1978年中央决定恢复高考时，教育部因为没有足够的纸张印刷“准考证”而去请示邓小平，小平同志果断决定把印刷《毛泽东选集》的储备纸调出使用，这时候的国家教育也是事业。

 而当教育“产业化”概念被提出来之后，一切都变了。义务教育变成了无教学质量保证、无升学率保障、无进理想学校条件和基础的“三无教育”。而高校则变成“高收费学校”的代名词，名校则变成“高收费出名”的院校！在只有68%的应届大学生就业签约率和高学费所形成的强烈落差下，新“读书无用论”，在四川某高中集体罢考的事件中被推上了顶峰。

 曾经的医疗合作被称之为社会主义“事业”。

 当医疗改革把医疗文卫事业变成“产业”后，一切也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一位老人因惧怕医院的高费用，当他原先安装在腿部的钢板出现脱损时，他拒绝去医院就医，自已买来螺丝刀、锯子等“工具”在家里给自已“动手术”；

当东北某医院的药费清单上记录着，病人已经进入太平间还在输液和使用白蛋白时；

当普通的感冒需要经过3-4道高科技医疗设备检测，数次尿、血、大便等化验检查时；

当药厂的医药代表和医院的主治医生“合作”为病人开具处方时；

当参加医疗保险的病人被医保主管部门“指定用药”时。。。。。。

中国的百姓全都被医院“产业”了。

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曾经的“事业”被如今的“产生”替代的现实。

面对金融危机之后的中国经济，真正能解决并拉动内需根本的，不是口号，也不是产业，而是实实在在的“事业”！

是的，老百姓的生病就医问题、子女教育问题、养老防老问题、住房就业问题、生活保障问题等等。众多的现实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我们国家的“事业”很可能在经济“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成为其对立的、主要的阻碍因素。

面对中国经济和百姓生活，我们不禁要问：

2010年，中国需要更多的是“事业”，还是需要更多的“产业”？

四问2010年：“调结构”、“转方式”和“保就业”哪个更迫切？　　

　2009年10月16日　，胡锦涛总书记在山东省考察，在谈到进一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时指出“必须痛下决心、狠下功夫，坚决打好转方式、调结构这场硬仗”。在媒体解读总书记这番话时，更多的报道是流于形式的和停留在泛政治宣传的层面。我们不需要过多担心媒体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我们需要更多关注的是总书记对中国未来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期许和期待。

30年来，中国各地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是招商引资，衡量地方政府经济发展和政绩的指标标准是GDP。在这一以结果为导向的方针引领下，“中国二千多个县级政府，实际上变成了二千多个县级公司”（张五常语）。政府的职能虽然在文件上被定义为“服务型政府”，但实际上却被更多地附予了“经营”的功能。这一点可以从土地买卖、招商引资、变卖国有资产、建立新区等等一系列赢利性行为中清晰可见。

而在保障性住房、公众服务、便民为民、弱势群体保护、社会公德倡导和国家意识及教育文化等公众性服务提供方面，却鲜见作为。

“产业结构”指的是某一产业内从供应到消费全链的流程规划和战略梳理，它包括一个产业的生存环境改善、产业技术提升、产业投资控制、产业产能控制、产业前景引导、市场趋势变化等系统的、总体的战略指导。当某一地方政府把自已的一亩三分地命名为“**产业园”或“**谷”、“**基地”后，似乎就万事大吉了。而重复建设、重复投资、产能过剩等问题在中国却从未停止过。比如，现在各地政府蜂拥而上的“光伏产业园”就是眼下最具代表性的事实！就在各地政府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地大建光伏产业园时，殊不知中国目前的光伏产业已经进入了产能过剩的极限点！

 “生产方式”的转变，也不仅仅是生产技术和制造装备的落后。中国制造业的制造装备依赖进口号程度平均高达80%以上，比如中国轿车总装线、牛奶生产线、饮料灌装线、医疗设备、数控机床、石化生产设备等等。而中国仅有的几家大型国有制造装备工厂却仍在“积极地”寻求外资收购。

 “保增长”就是“保就业”。中国2009年的应届大学生就业率为68%，而中专生的就业率却高达98%，中国农民工更是成为长三角、珠三角企业的“抢手货”，仅深圳一地8月份欠缺一线操作工人高达12万之众！

一方面是“知识型人才”的低就业，另一方面是“廉价劳动力”的严重紧缺。二者的矛盾只能反映出中国产业结构的低端和低级。

面对中国生产方式和技术水平的严重落后、产业结构的过度失衡和产能过剩，以及知识型人才的就业难、生产线工人的严重紧缺，三重矛盾之下的严峻形势，我们不禁要问：

2010年，“调结构”、“转方式”和“保就业”，哪个更迫切？

五问2010年：当投资“不拉动”中国GDP时，谁是下一驾马车？　　

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的“一揽子计划”和“4万亿投资”，以及2009年上半年的7.3万亿信贷投入市场，还有10多年后重启的2000万元“地方债券”等等。依靠政府投资所拉抬的GDP在进入第三季度时，已平均达到了7.7%，中央“保八”目标的实现已无悬念。但是，下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立刻就摆到了中国人的面前：依靠政府的投资所拉动的GDP增长不可能持续，也不可能长久奏效。那么，2009年以后，拉动中国GDP增长的马车在哪里？

 我所居住的城市GDP增速，已经连续几年跃居中部省份增长率之首。我所看到的是不断扩建的马路和街道；拆了再建的机场和火车站、汽车站；一片又一片的居民楼拆迁和商品房建设；一座又一座的立交桥兴建和新城区规划。而城市周围散居的农民工和劳动力却大部分仍然在江浙、福建或广东打工。地方GDP所带来的指数增长并不能让当地的经济发生本质的改变。

据中央电视台报道的数据显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的GDP，可以创造240万个就业岗位；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的GDP，只能创造100万个就业岗位。那么，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这种依赖投资所拉动的GDP增长可以创造多少个就业岗位呢？况且中国每年平均600万个应届毕业生的就业需求，是不可能在建筑建设和城市改造中获取多少相称职位和就业需求释放的。

  另外，从经历过1989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日本来看，政府行为的投资拉动所导致的日本经济20年来连续的停滞和下滑，似乎在默默地警示着中国：政府的过度投资和过度依赖政府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不仅不可能长远，甚至会出现对未来经济增长的“负债”和拖累。

30年来，一直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外贸、投资和内需”三驾马车，在金融危机之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首先，对“外贸出口”的依赖性，所导致中国制造业“集体矮化”的事实越来越严重，内部资源几近匮乏和对外装备技术的依赖让中国制造业竞争力彻底丧失；第二，政府过度的投资拉动所出现的“饮鸩止渴”和未来20年经济增长的“父债子还”，让中央政府不可能继续依靠投资来刺激2009年以后的经济增长；第三，“内需”的启动和激活，受到了通涨预期的压力、百姓收入缩水，以及医疗、教育、养老等诸多现实束缚，当这一切无法在短时间内取得根本性改变时，我们不禁要问：

2010年，当投资“不拉动”中国GDP时，谁是下一驾马车？

六问2010年：房价与股市背后的利益集团，还是政府，还是资本吗？　　

百姓问：中国的房价为什么这么高？

房价答：不要问我为什么高，我的背后有推手！

中国房地产早已进入了“贼喊捉贼”的官商境界。在房地产商的利益分配表和利益链中，集合了以“经营”为职能的地方政府、以提供资金收取利息为目的的银行、以手握审批权以权谋私的部分官员等为主要利益对象的“大股东”；和以开发商为主体、建筑商为附庸，工程监理、水电消防等为跟班的“小股东”。这些林林总总的大小股东们精心谋划的对象正是中国商品房的消费者—百姓。

一块城市中央的地块，不仅在开发商眼里是一块肥肉，在地方主管部门和当地政府的眼里更是一块肥肉。“地王”背后最大的赢家不是房地产商，更不是业主，而是当地政府。地价的成本是商品房的第一成本，也是最主要的成本之一。接下来银行的贷款、贷款的利息税收，以及多达数十个部门的“审批”和“公关”费用，然后才是建筑商的成本、材料成本和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加总之后的“超值价”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房价。

突然想起在我们政府的部门里，有一个叫“物价局”的！

好多年来，中国房价总也弄不出一个《成本白皮书》来---看来所有的责任都应该由这个叫“物价局”的部门来负责吧？！当然物价局是要喊冤的，其实政府操纵房价的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啊！北京、上海、深圳可以不谈，而一个内地中等城市的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却只能指望“出让”国有土地了。地方经济上不去，宠大的机构人员要“出粮”，办公条件要改善，出行要威风体面，消费要有档次、有水准。。。。。。一个县级政府可以盖“白宫”，一个市级单位办公楼以“鸟巢”为建筑标准！这样看来，中国房价的现行价格“可增长”空间还很大呀！！！

 2009年，中国第三季度的经济统计数据告诉我们：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2973元/年；

 2009年，中国社科院和发改委统计的数据告诉我们：中国中等以上城市商品房平均价格近4000元/平米。

 以下两个数据对比后告诉我们：中国普通老百姓全年不吃不喝，一年收入只能买到3个多平方米的商品房！一方面是极度渴求的商品房购买“刚性”（主流媒体通用词语）市场需求，另一方面是高高在上、一路飞涨的商品房价格。

是谁导演了这场戏？

 教科书如是说：股市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

股市告诉我们：教科书是用来“培养”股民的。

当庄家在幕后磨刀霍霍时，几乎所有的财经媒体都在大唱利好；当大小非解禁时，几乎所有的声音都在为股民做“善后”的安慰和“祷告”；2008年，当中国2000万股民平均损失达6位数以上时，突然又想起中国还有一个部门叫：证监会！

这时候我们知道了：中国股民为什么都不看K线图，中国股民为什么都喜欢听“小道消息”；这时候我们知道了：中国股民为什么从不看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中国股民为什么不相信“公司业绩”。。。。。。在我们身处的股市里，没有科学；等待股民的，只有厄运。

这是资本的“力量”！

这是资本的本性。

愿赌服输吧。

当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一大群低收入人群满怀期待地期盼着房价的下跌。

2010年，支撑房价居高不下的幕后推手，还会是政府吗？操纵房价上涨的利益群体中政府的比例会相对缩小吗？

当金融危机过去的时候，一大群执迷不悟的股民极度兴奋地期待着股价的攀升。

2010年，中国股市可以出现主管部门的正面干预和良性引导吗？可以规范中国股市由庄家控制进入市场控制吗？

面对房价和股市，我们不禁要问：

2010年，房价和股市背后的利益集团，还是政府，还是资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