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计划”

遭遇“计划”

蒙勇鹏

记得孔夫子有这么一段话：“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夫子遭遇的那个时代我们没有亲历过，只能从历史考证中了解星星点点。至少，我们从孔夫子这段话中读出一种对人生和社会的无奈。

不知不觉，我们也到了“知天命”之年。那么，我们这一代人所遭遇的天命是什么呢？我仔细琢磨了好长一段时间，终于想到了“计划”两个字。

不妨回顾一下。在我们出生的五十年代，正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在祖国大地迎风招展的时候，小学时有一首歌这样唱道：“高不过蓝天深不过海，好不过毛泽东时代，革命红旗迎风摆，牛鬼蛇神脚下踩！”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个时候，当我们跟着毛主席把一批批“牛鬼蛇神”踩在脚下的时候，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也被“计划”到不知自己是什么了。

先是“革”经济“命”的“一化三改”。“一化三改”对现在的年轻人还得解释一下。“ 一化三改”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简称。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在1956年提出来的，指的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里，本来有一个限定词：“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这说明，在当时的中央领导集团中，还有一些头脑多少冷静的人。但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有一个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愿望，他要领我们赶超英美，他要“安得倚天抽宝剑”，把巍巍昆仑山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在这样一种伟大到不为常人理解的背景下，我们国家加快了“一化三改”的节奏。

于是，我们基本照搬了苏联老大哥的经济模式和政治模式，一切都进入“计划”的轨道中。

城市被“计划”。大批的民族资本家不得不放弃了自己几代人辛苦拼搏积累的产业，规规矩矩接受社会主义改造。重庆有个叫卢作孚的民族资本家，把自己好大一片产业捐给国家之后，一次次接受批判，最后不得不选择了自杀的道路。城市中小不丁点儿的钉鞋、理发、裁缝、小卖部、洗浴等等，统统纳入社会主义的轨道。

农村被“计划”。 没用多久，互助组很快进入了初级社，又没过几天，初级社又变成了高级社，然后是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亩产上万斤的奇迹很快被十几万的奇迹打破，这些拍得没有边际的马屁竟然在最讲实事求是、奉行唯物主义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眼皮子底下日复一日地出现，堂而皇之地刊载在《人民日报》上。

家里的锅碗瓢盆被“计划”。一个前所未有的“公共食堂化”运动席卷全国，先是撑开肚皮吃，后来没过多久，撑不下去了，吃糠咽菜，想尽了千方百计。记得小时候奶奶在食堂里当炊事员，专门到一个地方开了一个会，就是推广用马铃薯蔓子磨碎了来代替食物的好方法。那时候，专有一拨人，每天晚上不干别的，就盯谁家的烟囱在冒烟。为了查获私藏的粮食，记得小时候，有一个晚上村里出了一拨搜粮队，提着火柱，到几家有可能藏匿粮食的户子中到处乱扎一通，扎炕洞，扎地砖，闹得一个晚上全村人鸡犬不宁。在我们那一个偏僻的地方，没听说有饿死人的现象，倒是有一些人被逼跑了内蒙，有的被迫自杀。后来才从其他渠道了解到，三年困难时期，全国死了好多人，据说有几千万，到底有多少，国家没有说。现在，从一些关于那个时期的历史回忆中了解到，一向对毛主席毕恭毕敬的刘少奇面对死人现象向毛泽东发了火：死了那么多人，你我是要负责任的，你就不怕有人写在史书上吗？于等到1961年，食堂化运动终于停了下来，开始推行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作了检讨，却就此怀恨在心，等到1966年，把刘少奇打入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铲除了中国的赫鲁晓夫。

所有的日用品都被“计划”。煤油、火柴、线头家家都有一个本，多用了即使你有钱政府也不给你供应。穿衣要有布票、吃饭要有粮票、买肉要有肉票，倘若你出门忘了带粮票，那恐怕只有饿死的份了，因为谁家的口粮都是定量的，如果图你的价格高卖给了你，他就得冒被饿死的危险。

所有国民的身份被“计划”。统购统销制度一出台，就此在数亿国民中划下了一道鸿沟：你是农民的儿子，那你除非参军、考大学，否则你永远改变不了农民的身份。你是农民，那你只有为国家种田的份儿，你打的粮食要低价卖给国家，国家再用低价供应给市民。国家用这种名为“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形式，把农民辛勤劳动的成果拿走了，支援了我们的原子弹，支援了我们的万吨远洋轮。这种现在称为“二元制”的户籍制度，直到今天，还没有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在我上高小的时候，班里吃细粮的市民子弟和吃粗粮的农民子弟就有一道沟。后来我参加了工作，却娶了一个吃粗粮的农村姑娘，生下的孩子又是农民。而我妹妹嫁给一个有工作的小伙子，生下的孩子理所当然是市民。我家姑娘在三岁的时候就问我妈：咋地我是农户，大姑家盼盼就是市民？后来我家搬到忻州市，一个同事戏她说：嫁给我家儿子吧。那时只有六岁的她却坚定地说：不嫁给你儿子，你家儿子是农户。听了这话，你能不心痛？后来，经过千波万折，我终于为全家转成了市户，为此，全家乐过好几年。

所有人的思想被“计划”。经过批胡风、批俞平伯、反右、文化大革命等等一系列的运动，一个个有不同声音的报纸从中国大地上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全民学雷锋活动，党号召人们要像雷锋那样，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党把你拧在那里都要闪闪发光。刘少奇写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号召人们做党的驯服工具。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登峰造极，学习《老三篇》，狠斗私字一闪念，早请示，晚汇报，一切围绕红太阳转。稍有不轨之词，一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就为你准备好了。记得文革中，县城里有几个好奇的中学生爱鼓捣个矿石收音机，有人就汇报说，他们在收听敌台广播，就此坐了监。甚至于从个人日记中搜出的不轨之词就可以定你个现行反革命。直到现在，文革之后已经四十年了，还有一个全国政协委员在今年的两会上提议，要制定《惩治汉奸言论法》，凡有汉奸言论者，最高可以处以二十年以上的徒刑。你看看，“左”的阴魂多么顽固？

遭遇“计划”，是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头上一道难以打开的紧箍咒。不妨到户口册上检索一下我们的名字，叫“建国”、“建军”、“卫东”、“红兵”、“文革”、“建华”等等政治色彩很浓的名字几乎比比皆是，甚至于不有叫“政策”、“计划”、“方针”、“灭资”、“兴无”的，这些东西，令后来的人们匪夷所思。

遭遇“计划”，我们把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化打得溃不成军。北京城要拆古城墙，执拗的梁思成不同意，结果与执政者闹得很僵，最后还是拆了个一塌胡涂。现在要恢复老北京的风貌，晚了。其他地方的古建筑那就更不用说了。那一年我到厦门观光，去看胡里山炮台的两枚德国克虏伯炮，讲解员说，现在只有一枚了，那一枚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投进火炉子中烧了。近些年，还是一帮执政者，在孔庙里年年搞起了大祭典，假如孔老夫子在天有灵，想想文革中大肆讨伐的情形，不知作何感想？

遭遇“计划”，我们这代人欠缺了基本的人文修养。早些年，西方国家的音乐会来华访问演出，真正能听得懂音乐的寥寥无几。这些年搞普法教育，而真正懂法的官员又是一个寥寥无几。到了歌厅，我们只会唱“语录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社员都是向阳花”、“浑身是胆雄赳赳”、“毛主席是我们心中不落的红太阳”，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总是隔着一堵墙。

幸亏，后来有了改革开放，我们终于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另一种活法，还有另外的信仰，另外的电器和汽车，还有可以交换的市场经济。不然的话，我们仍然是今天的北朝鲜。

渐渐脱开了“计划”，我们有了互联网，有了出国的机会，我们接触的东西渐渐多起来了，人们才有了自己真正的思维。然而，“计划”给我们划下的“天命”已经耗去了大半辈子光阴，我们该抓紧时间思考一些问题，抓紧时间做一点真正有用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