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宇宙：拿出你的勇气来

迟宇宙:拿出你的勇气来
迟宇宙，山东莱州人，1976年11月出生，199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供职《南方周末》《经济观察报》及《新京报》，现任《新京报》副总编辑。著有《声色犬马》《别看我看路》《海信史》《联想局》等书。
1998年7月， 我从北京大学毕业。我读的是中文系，在那里我花了4年时间，除了获得一张毕业证、一个文学学士学位和进行了最基本的写作训练外，在新闻方面可以称得上一无所获、一无所知。
北大中文系曾被过分地渲染为文学爱好者的圣殿，真实的情形是这里既不培养作家也不培养记者；它所培养的是一种鉴赏和研究文学的技能以及像“狗皮膏药”一样糊在哪里都可以的能力。
在1998年夏天，那张毕业证证明我已成为一块合格的“狗皮膏药”。我坐上一列火车去广州，从《南方周末》开始了我的新闻旅程。
父亲的死与“眼神”的故事
我出生在山东莱州的一个山村，虽然算不上贫穷，但我与妹妹的读书几乎榨干了家庭的所有积蓄，我父亲是个石匠，他的父亲在1985年患上了尿毒症，在与病毒和疼痛斗争了一年后，他告别了人世，只为我父亲留了一屁股的债。
我父亲的一生像个悲剧，他在辛劳、屈辱以及对未来浅薄的希望中度过了短暂的一生。他死于一场矿山事故，事故发生的时候我正在山东青州采访“私家列车驶上国有铁路”。1999年10月17日夜晚，我正在写稿子的时候听到了父亲出事的消息，于是我踏上了三百多公里的奔丧的路。回到了广州后两个月，在出发采访烟台大舜号海难前的那个夜晚，我一边哭泣一边写完了那篇叫《父亲的死与之后的两个月》的文章。
父亲的故事与新闻无关，他的悲剧却使我写出了《南方周末》自稿件评分以来惟一的满分文章。并且在逃避悲痛的那段时间，我以罕有的勇气奔波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两个月里写出了我平常需要半年才能写出的文字。
父亲的悲剧与我的新闻故事的关系如此简单。现在，我要回到1998年7月，回到我从北京抵达一个陌生城市的那个夏天。
刚刚到了南方日报社后，我们进行了大约一个月的培训，主要是对采编工具的熟悉以及打字的速度。只要一分钟能打上20个字就算过关。这对于我不成任何问题：我大概是北大用拼音打字速度最快的人，一分钟至少能打60字。
然后，我们就被分配到各张报纸，开始了正式的记者生涯。
我在《南方周末》开的第一个业务会上遇到了我毕生难忘的一个刺激。
那是个星期四，是《南方周末》开例会的日子。那时候中国南方正在发洪水，《南方周末》已经派出了好几名记者去采访抗洪，但奔赴江西采访的依然少一个人。派谁去呢？
“让迟宇宙去吧。”长平说。我知道他一片善意，希望我以最快的速度成长为《南方周末》合格的记者，也就是沈颢他们常说的“职业记者”。
我没吱声。我低着头。恐惧和怯懦包围着我，使我没有任何勇气告诉他们：我愿意去！那时候，我只是在低头想，我没有手机，没有记者证，没有采访经验，如果遇到了危险，我都不知道怎样通知我的家人。
沈颢看出了我的恐惧和怯懦，他说：“还是不要让他去了，他刚来，不太熟悉。”
长平说：“这有什么熟悉不熟悉的。”
最终，他们没有派我去。
我抬起头，发现江艺平主编正在看我，她的目光中充满了失望。
那瞬间的目光刺伤了我。
几天后，我被派去参加一个广东省的采访团到西南三省去采访，中间我“逃跑”了，带队的人打电话给报社，质问这个年轻人为什么无组织、无纪律。江艺平联系上我，问我为什么？我告诉她：花了报社那么多钱，我想写一条真正的稿子出来。她并不知道那个“眼神”的故事，直到我后来把它写了出来。
2003年，《南方周末》1000期的时候，我在那篇回忆文章《流动的圣洁》里写道：
有一段时间是我个人的“成长期”，我相信除了父亲的去世对我的刺激外，更大的刺激是我始终记得一个眼神，一个失望的眼神……
多年来，这个眼神始终在我面前清晰。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让她不感到失望。我始终相信自己从那以后一直很努力，但我却无法不让自己在面对那失望的眼神时感到愧疚。
那次“逃跑”使我在采访团里受到了责难，却也使我独立完成了两篇调查报道的采写。从那时候开始，我知道自己找到了勇气，找到了如何不让那失望的目光再现的方向。
勇气、善意和耐心
从1996年在中国青年杂志社实习开始，我在这个行当中已经浪迹了10年，这10年里，每当我懈怠和缺乏勇气的时候，那曾经刺伤我的目光又会狠狠地扎向我。
我时常在想：一名年轻的记者如何成长为一名好记者？技术的娴熟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那可以通过学习获得。最重要的是：勇气、善意和耐心。
我曾经因为怯懦而失去了第一个使自己成为好记者的机会，然后我拼命地奔跑和追赶，试图让自己能够原谅自己的怯懦，成长为一个自己想成就的人。在这长长的一段人生中，我的焦虑、愤怒和绝望都来自那里，我的快乐、满足和自负也来自那里。
做新闻就是做事，做事的根本是做人。事实上，我们一生都会面临相同的问题：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事？
我们要怎样去做事。
我们会很容易给出一个答案：
做正确的人。
做正确的事。
正确地做事。
可是实践我们的答案，可能需要耗费一生的时光。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离答案很近，看得异常清晰；有时候又会发现离答案很远，一切都很模糊。
是什么让我们处于这种忽远互近的境地，却永远抓不住正确的答案？我想，答案是：我们始终没有解决内心的冲突。
有人在这行当中所追求的只是一种谋生手段，有的人只追求一份体面的职业，有的人甚至追求的是红包和黑钱。分歧在于内心，如果这方面的冲突解决不了，我们就永远没有机会成为一名好记者。
在我们所从事的这个行当中，出现了很多做调查报道的记者，其中有一批人赢得了很高的人望，因为他们善于做揭露性的批评报道。我曾经与一些这样的记者聊天，听他们高谈阔论又“搞死”了若干个、又撤了多少人。我不知道，他们的内心是否面临过冲突，但是我曾经因为自己的报道而导致一个人受到过重的处分而愧疚。
我曾那么真切地面对死亡，在烟台海难和山西大火的停尸房里曾那么近地观察过被水泡涨和烧成焦炭一样的尸体。我曾经呕吐，曾经为他们流泪，以至于后来我对江艺平说：“短时间内请不要再派我去采访灾难，我无法再面对死亡。”
人类所拥有的生命，是一颗幸福的种子。克里希那穆提说过：“生命并不只是一份工作和职业而已，生命是极为广阔而深奥的，它是一个伟大的谜，在这个浩瀚的领域中，我们更有幸生为人类。如果我们活着只是谋生，我们就失去了生命的整个重点。”
我们的生命就如同一个被包围起来的圆圈，它是如此得不规则。圆圈之外是我们所面对的整个外部世界。只有我们将圆圈真正修复得圆润了，我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才可以达到和谐。而我们为此要花的时间，会是终我们一生。
新闻也是这样。新闻是有生命的，关键在于找到她生命的因子。她的美丽、动人、性感，她性格中的神秘、黑暗、不为人知的种种。你越了解她，就会越爱她，你们之间的关系，就会越和谐。新闻也是个不规则的圆圈，同样也需要我们花毕生的时间去修复与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而这修复工具便是勇气、善意和耐心。
10年来，我一直为“新闻”两个字激动和骄傲。我热爱我从事的这个行当。在行当中，我曾经被朋友和同事们寄望去“开创大场面”，也曾因为能力的欠缺而自怨自艾。但是，有多少人能如同我们这般幸运，在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里成为“当下”的记录者，成为“历史”的见证人？
去做 去写 去思考
在我的自说自话结束前，我似乎应该回到所谓的正题，道貌岸然地说：在我的新闻记者生活中，承蒙朋友、同事、同行以及陌生而热情的读者错爱，我总是会接到一些询问：
怎样做记者？
怎样成为一名好记者？
怎样写出一篇好新闻？
我想，这一方面能证明他们对于新闻事业的激动与热情，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他们面临最紧迫和焦虑的问题。
有时候我会详细地告诉他们一些烦琐的所谓“诀窍”，有时候我则推荐他们阅读一些范文，更多时候我会告诉他们：去做。去写。去思考。
但是，我想一定会有人希望我继续提供一些所谓的“诀窍”。我并不介意把它们讲出来，但请相信：曾经帮助我成长的东西未必能帮助你成长。每个人都需要借助外在的力量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因为时间和空间是转换的、生命是动态的，所以这外在的力量便不停地变化着。
我惟一的诀窍就是不停地阅读、不停地写，然后告诉自己：我这一篇比上一篇写得好。做新闻就像谈恋爱，一个人在苦思冥想中永远获得不了爱情，惟有实践才能抵达幸福。
行动是最好的老师，新闻是写出来的，而不是想出来的。学习只是一种训练模式，所以永远不要指望通过学习就能找到一劳永逸的捷径。
我想提供一个关于阅读的所谓“诀窍”，那就是读杰作，读伟大的故事，而不是那些近乎垃圾一样的流行故事。那些伟大的故事会告诉你，将故事讲好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事。
新闻就是一个故事。一个刚刚发生需要我们去讲述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新鲜的、离我们最大可能地接近，所以我们叫它新闻。
所以，好新闻就是一个好故事。好记者就是一个杰出的讲故事的人。新闻与小说一样，都是故事，他们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新闻是非虚构的，小说是虚构的。非虚构题材有无数种，新闻只是其中时效性要求最高的一种。
所有东西都要回归到信仰。你相信什么，你就可能成为什么。在通往信仰的道路上有无数条岔路，这时已不存在天赋、能力或者运气的差别，关键在于你的选择。你选择了什么，你就成为什么。
来源：《中国记者》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