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为百姓鼓与呼的著名作家——任彦芳--燕赵评论

谈从保定一中走出的著名作家，我们不能不说一生为百姓鼓与呼的任彦芳。

任彦芳，河北容城人，笔名村燕。1937年出生，烈士遗孤。1946年（9岁）参加革命。著名诗人、作家、国家一级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理事。主要作品有：《帆》、《心声》、《童声集》、《焦裕禄之歌》、《钻塔上的青春》等抒情诗、叙事诗9部；《雷声》、《风云初记》、《泥土》等影视剧作8部；《阴阳宅》、《歌剧诗剧集》等舞台剧7部；《白衣少女传奇》、《追踪劫机犯》、《人怨》、《民怨》、《魂怨》、《大海的儿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等长篇纪实文学、小说10余部。还有专著《中国幼儿诗教：孩子成才的奥秘》、大合唱《石油战歌》多部。

任彦芳是在1936年寒冬腊月的一个黑夜落生的。时任中共容城县委宣传部部长的父亲任凤会正在国民党保定监狱经受酷刑，在他出生后的第三个月，父亲被敌人残酷地杀害了。他的母亲，1932年入党的老党员张学玉带着幼小的儿子，顶着各种压力顽强地生活着，斗争着。1946年秋天，在地下党的护送下，任彦芳和他的母亲从拒马河乘船奔赴解放区。9岁时被老同志带到革命队伍里当小通信员，在冀中十分区，司令员是刘秉彦。后来，环境残酷，组织上考虑到他的年龄，便把他送进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冀中第一中学；他没有再回部队，解放后，成了新中国第一批由解放区培养的初中毕业生，被保送到保定一中读高中。任彦芳才华横溢，12岁发表作品。14岁即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新歌谣》、《抗美援朝四字经》、《乡村里的故事》及《中学生短篇创作集》（合集），在河北已经小有名气。当时的保定一中，师资力量雄厚，有优良的文学传统。学校经常请河北作家如远千里、孙犁等著名作家到学校搞讲座，那时他在学校与韩映山等人在丁香树下，谈诗论文，交流写作体会，或是出版诗集，或是在全国大报刊发表文章，至今在师生中传为美谈。韩映山也有《校园的花树》的美文流传。1954年，任彦芳从保定一中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北大中文系，与刘绍棠等是同班同学。他是怀着一个当作家的梦想考入北大的。正如他的同学所说，如果说，烈士的鲜血、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斗争生活，铸就了他的灵魂，那么，北大“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则充实了他的思想。在北大，任彦芳思想活跃，热情奔放，组建文学社团，撰写发刊词，创作诗歌，登台朗诵，是燕园里的活跃分子，风云人物。他的同学马嘶的《负笈燕园》有详细记载。他的第一部长诗叫《怀念之歌》，完稿于1956年11月21日，这是写作者对为革命牺牲的父亲的怀念抒情之作。初稿写在诗人侯唯动出版的长篇叙事诗《黄河西岸的鹰形地带》的下边。侯诗的最后一页也是他的诗的最后一页，共172页。这首诗后来写出了第二稿，其中的一章名《命运》有二百多行，发在北大文艺刊物《红楼》1957年7月号，即第四期上。正是这首二百多行的《命运》，救了他的命，给了他好的命运。北大纪念党的生日七一晚会上他朗诵了这首诗。含着热泪对着八千北大师生，它感动了不少同学，他在台上也听到了一些同学的饮泣。他的朗诵给北大师生，更重要的是给校党委领导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一个月后，他的中学同学苑纪久在河北省文联被打成“刘艺亭反党集团”成员,他在河北文联曾随便说过要和他们办“同仁刊物”的问题被揭发出来，河北省把材料转到北大；按着河北省的意见，他是右派无疑。何况，在他北大也有说农民生活苦，说共产党进城后忘了农民，并开玩笑似的说，如果让组织党，我就组织个农民党，为农民说话等等。在领导讨论他是不是划成右派的关键时刻，他的这首诗起了作用。没有被划进那右派队伍。
      1959年，他因为家乡农民的苦难说实话，遭到批判。

1960年，任彦芳从北大毕业。1961年，他毅然离开了中国文联曲艺家协会，从北京去了长春电影制片厂。他深入生活，写了大量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1962年冬，他第一次到兰考探亲，便认识了刚来兰考的焦裕禄；和焦裕禄家成了邻居。1963年冬，他从河北家乡四清工作队休假再次回兰考看望母亲，便与老焦有了几次交谈，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没有想到，第二年的5月他收到母亲在医院的来信，告诉他的却是老焦5月14日病逝的噩耗。母亲因为焦的逝世而不住流泪；最后病倒住院了。他回到开封看望母亲，母亲流着泪向他讲述了焦裕禄那么多动人事实，让他感动了。他向长影党委写了报告，要求写焦裕禄的电影剧本。1965年2月，他带着长影党委的介绍信回到开封，组织了《焦裕禄》电影创作组。1965年8月为体验兰考生活，他参加了兰考四清工作队。1965年12月，新华社记者来兰考采访焦裕禄的事迹；1966年2月7日，写焦裕禄的通讯在人民日报发表，中央人民电台全文
播出后，震动了全国。
      作为与焦裕禄生前相识的诗人，他在兰考生活了解焦裕禄一年之后，那许多感受如滚滚的黄河水激荡着我的胸膛，这一天感情的闸门打开，再也无法控制，便用了三个日夜，让激情一泻千里，一气写出近三千行的长诗，这就是最初写下的《焦禄之歌三部曲》。分别以大学生、老贫农和县委干部三种不同身份激情地讲述焦裕禄的故事。
       第一部《改天换地录》初步修改后，交到兰考县委办公室。他们立即打印出来。几家大型文艺期刊《人民文学》、《收获》等都发来电报给县委，要刊载这首长诗。上海《文汇报》上以近三个版面，发出了《改天换地录---焦裕禄之歌》。  他本来可以一气把其它两部长诗修改出来，交报刊发表；但不久，他参加了由文化部领导的《焦裕禄》电影创作组，全身心地投入到电影剧本的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他曾因关心兰考而来兰考。他的兰考朋友也人为地形成对立的两派，但在他心中他们都是朋友和同志。对“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周化民他曾说过：相信群众相信党吧。这可惹了大祸。他回到长影不久，有人把他在兰考的言行揭发材料转到了“长影”。说他在兰考支持走资派，反对焦裕禄。于是他被关进了“牛棚”。又是他的长诗《焦裕禄之歌》救了他，兰考的朋友们把他们保存的长诗交给工宣队师傅看，说这首诗发表的稿费全部交给了兰考。这使工宣队师傅很感动。他又从“阶下囚”一夜变成“座上客”，作为群众代表参加了长影整建领导小组，不久又调他到了省文艺组。当然好景不长，在全国开始“清查五一六运动”开始后，他结婚的蜜月没有过完，便因被疑为“516”分子而再次受审查了而且一审就是三年。后来宣布解放,自然不能回“长影”了，也不可能在省文化领导机关文艺组，便分配到了吉林省文艺创作室，做一名诗歌编辑，编新创刊的《吉林文艺》。他到了吉林省的新油田七0油田，正当一口井发生了井喷，便立即投入了压井喷的战斗。当井喷压住，他才拿出介绍信报到。他了解到这儿有全国第一个女子钻井队，便深入到这个队里。被长期被压抑的情感，就如同井喷一样喷发出来。竟有如此激情，是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两周后回到长春，带回来了三天三夜写出的一部三千多行的长诗《钻塔上的青春》。这部长诗写出来后，当即给女子钻井队的全体队员朗诵，受到了极其热烈地欢迎。她们的劳动感动了他，是她们点燃了作者的激情，而作者用激情写出的长诗又感动了她们。作者回到省城，找到老诗人张松如（公木），他把三千多行的长诗一气朗读完，老诗人感动地流出了泪水，称赞是一部好诗。他建议把诗寄给刚恢复工作的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到诗稿后，立即回信，他们要用，让作了一些修改。就在正式发稿时，发生了巨大变化。必须要写阶级斗争，非要在女钻工身边找出一个阶级敌人不可。无可奈何，他只好挖空心思去编造“油田的阶级敌人了。为了编圆这个故事，出版社总编韦君宜老师也帮他出了不少点子，编完后，他们便相视苦笑。经过两年的磨难，八遍修改，从原稿的三千行变成了五千多行，长诗《钻塔上的青春》在1975年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一次印数是二十万册。《钻塔上的青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恢复作后的第一部写工人生活的长诗。吉林省对此自然很重视。作为一个新成果，当时在文艺组的军代表要他拿出书来给上级领导做为汇报。彦芳遵命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泳寄书一册。后来清查于会泳时，查出了任彦芳的赠书。于是，又一次被追查“与四人帮的关系”了。

《钻塔上的青春》又一次给他带来了不幸！

从1973年“解放”、1978年平反到1997年离休的20多年间，任彦芳的创作进入了最活跃的时期。但许多事情，让他百思不得其解，在艰难的跋涉中于1994年8月1日，做出了他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一个决定：申请提前离休。在申请书中，他回顾了自己在文艺道路上46年创作出版30多部作品的跋涉经历。他为未能达到自己的艺术高峰而遗憾。他的生命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耗在政治斗争的折磨和为了自己、家庭基本生存条件而苦苦拼搏之中。他感喟人生易老，自己燃尽了朝霞，仿佛才见日出，转眼却已是黄昏。他立下誓言：“路见不平拔笔助，我为百姓鼓与呼！” 　　

离休后的几年里，任彦芳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生活，以自己的心灵感受生活，以自己的头脑去思考生活，以自己的斗争介入生活，在关系执政党生死存亡的党风问题上，他义无反顾，冲锋陷阵，先后累计发表400余万字针砭时弊的警世之作。长篇纪实文学《人怨》、《民怨》、《魂怨》三本书发表，如洪钟大吕，振聋发聩。似匕首投枪，鞭挞邪恶，匡扶正义。为此他成为被告，频频出庭 ，与腐败势力斗，与贪官斗，他以诗人的赤诚、斗士的本色履行着自己的诺言。

2002年他在北京住医院，我去见他，他正在官司之中。

2005年在我老朋友张响涛家中与任彦芳一块吃饭，他仍在官司之中。他为了国家的事，为了百姓的事，冒犯一些人，他是为事业抗争，为真理抗争。

最近，我浏览博客“任彦芳民心网”，写下这样的感言：一颗民心，无所畏惧，真诗人，真作家，真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