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执法”处理面临难题，有迹象显示将不了了之

 上海“钓鱼执法”处理面临难题

有迹象显示将不了了之

闲散一石

    上海“钓鱼执法”已经臭名远扬，这功劳应该归功于河南小伙子孙中界的勇气与舆论的高度关注。本来，“钓鱼执法”在上海的交通行政执法部门是公开的秘密，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要不，闵行区执法大队怎么还有可能冠冕堂皇地总结经验、吹嘘年“钓”5000多万的辉煌政绩呢？可是，就怪孙中界这个小子不给上海市的执法大队一点面子，硬是要扯破脸皮造反，竟然断掉自己的手指，惊世赅俗，一下子将所有媒体的眼光都集中到“钓鱼执法”之上，惊动了上层，于是上海执法部门苦心经营了多年的发财之道就突然之间卡断了。

    断了财路也就罢了，可是这个残局确实不好收拾。虽然只是一个“不正当取证”的结论，但是严格来讲，实际上就是程序不合法。按照法律规定，这样的“执法”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也就是原来一切都错了，现在得纠正，要给被“钓”车主平反昭雪，这就出现了难题了。 

     第一个难题，“钓款”如果处理。现在有车主到南汇执法大队上门讨债，坚决要求退回“钓款”。要知道，这个“钓款”不是想追回就可以追回的，因为这些款项并不是放在那里原封不动，而是建了楼、买了车、发了奖、喝了酒......可能连个正常手续都没有，如何退，向谁退？拿什么款来退？按照法律规定，这“钓款”是非法收入，是应该坚决退回的，可是一是原来的钱没有了，无钱可退！二是即使政府垫付，那也是一笔不小的钱，一个执法大队一年是5000万，上海有多少了执法大队，“钓鱼”有多少年了？全上海市还不得几个亿！一时到哪里去找这个么的钱？三是时间久了，账都搞不清了，如何退？以什么依据退？

     第二个难题，“钓人”如何处理。所谓“钓人”就是哪些组织指挥“钓鱼”的执法人员。首先是上海有多少，这些人已经养成了执法犯法的习惯，留下执法大队显然不合适，不留在执法大队又如何处理？其次是决定、组织、实施“钓鱼”的执法部门领导已经是民愤极大，按照法律规定，他们的行为不是正常履行职务，而非法行为，有的认为他们涉嫌有组织犯罪，如何处理他们，不贪污处理说不过去，车主也不答应，处置他们又如何处置？再次是人数众多，一下子处理这么多人，实在下不了手啊。判刑、处分、辞掉，都是难以处理的。

     第三个难题，“钓伤”如何处理。所谓“钓伤”就是因为“钓鱼执法”给车主造成的伤害如何处理。首先是孙中界的医疗费、伤残费、补偿费如何处理。浦东新区说是可以申请国家赔偿，可是公众提出，执法人员犯法，为什么要用纳税人的钱去赔偿呢？理应由这些违法的执法人员承担赔偿责任，可是由他们赔偿，就是倾家荡产也赔不起，这就难办了。赔偿看来躲不过，国家赔偿既不合法也不合理，违法者赔偿却赔不起。再次是单位如何赔偿，你扣了单位的车，这些天企业要损失多少，这个损失如何计算，按什么标准赔？不赔，说明政府不讲道理，赔吧，又很难有一个依据。第三是所有被“钓”车主如何赔，除了他们的“钓款”，他们一定会提出被扣车辆的赔偿问题，你无故扣了人家的车辆，他给他们造成了损失，这个损失如何计算，如何赔偿，其中他们提车还有“黄牛”的钱。总的来看，有多少车主的损失要赔偿，肯定很难处理。

     正因为“钓鱼执法”善后工作遇到许多难题，所以上海市相关部门一开始就有意淡化此事，企图使此事不了了之。这从他们的所做所为可以判断出来。

     第一，轻描淡写下结论。所谓“不正当取证”或“取证不正当”，实际上就是存在违法事实，执法部门在取得证据时没有依法办事，这样的证据就是无法证据。可是，“钓鱼执法”根本不存在违法事实，完全是执法人员设得圈套，利用了车主的良心，无故使他们陷于“不法”境地，根本上不是取证的问题，而是栽赃陷害的问题，要说违法，不是车主，而是执法人员。可是浦东新区的区长却说是取证方面的问题，显然是在有意为执法人员开脱。这就说明，“钓鱼执法”不了了之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第二，回避躲闪被害车主。100多名车主到南汇执法大队讨说法，要求退回“钓款”，当局派了警察维持秩序是正当的，可是执法大队负责人就是避而不见。这是什么？不就是想赖得责任吗？如果真正依法处理此事，还用得着躲避吗，光明正大声明，依法赔偿受害车主一切损失。到现在为止，上海执法部门对此避而不见、躲而不答，能够说明他们依法处理此事吗？

    第三，只对个别车主道歉。既然“钓鱼执法”是错案，那么就不是孙中界的个案，而是所有被“钓”车主的众案，既然孙中界是对的，那么其他车主也是对的，既然向孙中界道歉，就应该向所有车主道歉。现在，上海市只向一个道歉，就说明他们有意淡化此事，企图一个涉案人数众多的事件变成一个人的事件。由此，即可看出，在处理“钓鱼执法”中的基本思路，就是想不了了之。

     的确，不怕出错，就是不认错。各种迹象显示，上海确有可能使“钓鱼执法”事件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