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杨银禄：江青与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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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与林彪 杨银禄 
江青和林彪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他们是你来我往，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的关系，又是各怀鬼胎，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关系。
江青和林彪之间来往、请安的牵线人是林彪的老婆叶群，她是江青处的常客，我所知道的他们之间的人员来往以及电话来往，大都是请安问好方面的内容。例如：气候有较大的变化；一方或者双方身体感到不舒服；逢年过节；中央召开重要会议的前后；离开北京到外地，或者从外地回到北京等时候，都要相互请安问好。像这类请安问好的内容，叶群大多是直接打电话给江青的秘书，请秘书转告江青，她很少直接打给江青，怕电话的铃声打扰江青。江青打电话或回电话给林彪的时候，也是通过她的秘书打给叶群，很少直接打给林彪，她怕电话的铃声打扰林彪。有关请安问好的电话，仅从１９６９年初到１９７１年９月上旬的两年零九个月的时间里，就达４７０余次，平均每隔两天就要电话联系一次。
这种请安问好的原话无非是那么几句：林副主席身体好吗？请他多保重。你（指叶群）要把林副主席保护好，要防止受凉感冒。而叶群也总是回答说：林彪同志问候江青同志，请江青同志保重身体。如一方知道另一方身体稍有不适，一方不仅电话问候，还会亲自到另一方住处去看望，以表示关心；一方从外地回到北京，定到另一方家中看望，以表示离别之后的想念之情。有一次林彪从外地回到北京，还没回他在毛家湾的家，就风尘仆仆地到钓鱼台看望江青。
那一次林彪亲访江青，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看样子林彪有很久没有理发刮胡须了。秃顶下边一圈的头发长长的，乱乱的，胡须白白的，长长的。我从未看见过他那副样子。就是这样一副样子，一向讲究的江青，一见到林彪仍旧高兴得眉飞色舞，握住林彪的手，久久不撒开，显得十分亲密。
江青知道林彪怕风、怕冷、好感冒，一年四季只要到室外脑袋就包得严严实实的。江青为此请人给林彪特别订做了一个貂皮围脖，并亲自送到毛家湾给林彪戴上。林彪高兴地拉着江青的手连连道谢，说：“江青同志政治上考虑得周到，生活上想得也很细致”。他并且指着江青对叶群说：“江青同志在这方面比你强得多。”
林彪和叶群知道江青植物神经紊乱，睡眠不好，也特意给江青送去一台负离子发生器，是进口的。与此同时，林彪怕江青出楼门、下汽车被风吹着，伤风感冒，还叫叶群带上当时的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和建筑房子的设计师到江青住的钓鱼台１０号楼，看现场、选地点，给江青修建了一个直接通往楼内的汽车库。
党的九大以后不久，江青在１０号楼对叶群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是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我对解放军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想抽时间到军营去走走。”叶群很机灵，马上从总后勤部找了裁缝，很快就给江青做了三套陆、海、空三军军服，并亲自送去，江青高兴得很，左试右试，十分欣赏。
林彪知道江青爱吃南方的西瓜和南方的水果，经常派人从海南岛给江青用飞机运来无籽西瓜，以及荔枝等水果，供江青享受，越是冬天天寒地冻时运得越勤。当然有时夏天也送。记得１９７１年９月８日，也就是林彪外逃的前几天，林彪叫叶群从北戴河打来电话给江青，叶群在电话里格外热情地说：“林彪同志问候江青同志，请江青同志保重。林彪同志今天给江青同志送去几个（４个）大西瓜，请江青同志尝尝。”
江青看了我记的电话记录以后，也立即叫我回电话说：“请林副主席放心，我现在身体还好，感谢林副主席的关心，也请林副主席保重身体。”
江青收到林彪送来的四个大西瓜舍不得吃，在钓鱼台１０号楼的前厅放了四天，于９月１２日下午，也就是林彪叛逃的前几个小时，江青特意带上这四个大西瓜，到颐和园游玩，十分得意地对那里的干部、职工们说：“你们看，这几个大西瓜，是林副主席送给我的，我再送给同志们，这是林副主席对我们的关心，让我们大家一起感谢林副主席。”江青这样做固然是因为对林彪准备叛逃一无所知，但这件事也足够让她出丑的了。
１９７１年６月初，江青叫谢富治给她找了一大块蓝色的幕布作背景，又从新华社借了８个灯具，在钓鱼台１７号楼精心布置了一个照相室。６月９日，江青特邀林彪、叶群到钓鱼台照相。当时，林彪并没有思想准备，因为他连胡子都没有刮。江青为了给林彪照得好，使他满意，就把他带到１０号楼刮胡子。林彪说：“年龄大了，有胡子没有关系。”不想刮。叶群忙劝说：“江青同志亲自给你照相，不刮胡子不好，刮了显得年轻，精神焕发。”江青也劝说：“你是党的副主席，解放军的副统帅，照的相应有领袖气派。”两个女人都在劝说，林彪也就勉强同意刮了。
回到１７号楼，林彪端坐着，江青调整好了焦距和灯光，马上就要按动照相机的快门了，突然又想出一个点子，说：“请林副主席把帽子摘掉，我想给你照一张免冠像。”
林彪的头顶光秃秃的，看样子他很不想摘掉帽子，但是，在那种场合又不好说什么，只好把帽子摘掉，扔给他的工作人员。
江青等林彪摘掉帽子，第二次准备按动快门的时候，突然又说：“我觉得这样照还是不够理想，没有林副主席的特点，林副主席最好是拿着一本《毛泽东选集》两手捧着，就像是在看书。”“还是江青同志想得周到。”叶群夸奖说。江青命令工作人员跑回１０号楼把她的《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拿去，交给林彪。林彪被几个大灯烤得满头大汗，江青递给他一条毛巾擦了擦汗水，摆弄好姿势以后，终于按动了快门。
一个月以后，林彪的这张照片刊登在《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七、八期合刊上。江青给这张照片命题为“孜孜不倦”。１９７１年７月３１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一条消息，消息说：“两本画报都以单页篇幅刊登了毛主席的照片，刊登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这张照片把林副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生动形像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给了人们巨大的激励和鼓舞。”
林彪的照片刊登以后，叶群给江青打电话说：“江青同志给林彪同志拍的照片太好了，它不但有艺术价值，还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如此看来，形像教育有时比文字教育更有影响力。林彪同志非常高兴，他感谢江青同志的辛勤劳动，也热烈祝贺江青同志的作品公开发表，我们也希望江青同志的其他作品也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以教育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江青回电话说：“请林副主席保重，摄影艺术是一方面，主要是林副主席的形像好，是学习毛主席著作最好、最高的代表。”
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３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了。林彪及其一伙在会上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引起了毛主席的警惕，当即加以制止并批评了他们。３１日，毛主席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点名批判了陈伯达。
林彪集团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批评以后，好像热锅上的蚂蚁。２７日中午，陈伯达如丧家之犬，无精打采地来到江青的住地，用低颤的声音对我说：“小杨，请你报告江青同志，我想见见她，我有要紧的事想和江青同志说说。”
江青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势利眼。陈伯达平时的口头表达能力较差，穿着也比较窝囊，江青在这些方面看不起他。但他的文字表达能力，江青是很佩服的。陈伯达原来是文革小组组长，她是副组长，“九大”以后，陈伯达是常委，她是政治局委员，总的来看，江青对陈伯达还是尊重的。但是对于犯了政治错误，受到毛主席严厉批评，处境十分困难的陈伯达，想见到江青也是很困难的。
江青听说陈伯达来了，又有什么要紧的事要谈，精神马上紧张起来，两眼直愣愣地看着我，问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我说：“在会客室。”江青听了以后猛然站起来，嘴角哆嗦了几下，说：“他现在来干什么？你马上告诉他，我不见。”我转身准备走，江青又说：“你等一下，不能说我不见，你就说我现在还没有起床，请你先回去，等江青同志起床以后我再报告她，是她请你来，还是她到你那里去，我再打电话报告你。总而言之，你想办法把他支走就是了。”
就是在这天下午，叶群也急冲冲地来求见江青。我报告江青之后，她只是沉思。足足等了５分钟，才开口说话：“见不好，不见也不好，真使我左右为难，叶群这个人，嗨，不说了。”又等了一会儿，她站起来说：“顾不得那多么了，决定见，你请她进来。”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左右，她们的会谈结束了，江青打铃叫我送客。我看见她们二人肩并肩地走出办公室，在走廊上我听到叶群对江青说：“江青同志今天见了我，使我很受感动，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江青说：“请你回去代我问候林副主席。”叶群习惯性地低头哈腰说：“一定，一定，谢谢江青同志。”
江青把叶群送走之后，立即调车到主席那里去了。江青回到住地时，情绪很不好，找我们工作人员发泄，直到汪东兴同志来了又走了，江青的火气才基本上消失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事后我才知道，江青到毛主席那里，惹得主席不高兴。主席教训她，“在关键时刻头脑要清醒”，“屁股别坐错了位置。”
庐山会议虽然结束了，但斗争并没有结束，毛主席多次批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邱会作等，江青是知道的。但即使在这种背景下，江青和林彪、叶群仍多次通电话。
１９７１年４月２９日，叶群给江青打电话说：“江青同志每次在最关键时刻对我进行帮助，我非常感动。……谢谢江青同志对我的帮助。”
５月２日，江青给林彪打电话说：“很久没有见到林副主席了，如果林副主席有时间，我去看看林副主席。”
５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叶群打电话给我，叫我报告江青，现在去看看江青行不行？我报告江青时，她说：请叶群同志来，这是我们昨天约好的。叶群接到我的电话以后，很快就来到了钓鱼台１０号楼。平时她们二人见面时，从表面上看都很热情，这次她们见面时，表情都比较严肃。当她们进入大客厅密谈了两个小时以后，从大客厅走出来的时候，都是满面笑容。叶群一边挽着江青的胳膊，一边笑着对江青说：“你对我的帮助，使我终生难忘，听了你的一席话，真的胜读十年书，我对江青同志的感激之情无法表达。林彪同志如果知道了咱们今天的谈话，也会高兴的。”
江青俨然以保护者的身份自居，对叶群说：“这没有什么，对于你的思想认识的提高，我见到毛主席时跟主席说说。”叶群连连说：“谢谢江青同志！谢谢！”
江青和林彪虽然长期一唱一和，相互勾结，但是，他们之间也有矛盾，互有戒心，有时还勾心斗角。
我刚到江青那里工作的时候，林彪和江青之间的人员来往和电话来往也不少。那时，相互打电话，有时有电话记录，有时没有电话记录。有电话记录时，江青看看，有时叫我立即烧掉，有时对我不放心，她自己亲自烧掉。那时他们之间的矛盾还不深。１９６９年１月份，江青突然怀疑楼里有人安装了窃听器，于是叫人把她当时住的１１号楼的各个角落进行了仔细检查，没有发现问题。而她还是不放心，乾脆就搬到了１０号楼居住和办公。从此以后，她叫我把她和毛家湾（林彪的住地）之间的来往电话内容统统地详细记录下来，并一份不丢地保存下来。当时，我对江青保存电话记录的用意不清楚，心里常犯嘀咕：保存这些东西干什么？那要增加多么大的工作量啊。后来，江青说明了她这样做的用意。她说：“叶群这个人怪点子很多，我和她打交道不得不多长几个心眼，弄不好就叫她给绕进去了。”
１９６９年５月，党的九大闭幕不久的一天，外交部送来一份文件，报送中央领导同志名单的顺序是按姓氏笔划为序排列的，因为江青的“江”字，比叶群的“叶”字多一笔划，所以江青的名字自然地排在了叶群之后。江青看到这个名单打铃叫我，我走进她的办公室，看到地上有一份文件。她用颤抖的手指着那份文件：“你看，你看！”我不知道她叫我看什么，捡起它，拿着发愣。她急了，从我手里夺过文件，指着一行名单大声说：“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单这样排列是有问题的，我看这是别有用心的人故意这样搞的，是为了制造矛盾，在党内造成思想混乱。叶群的名字列在我的名字前面，是很不正常的，她的历史贡献和影响力怎么能和我相比，没有法比嘛！不行，我得跟林副主席去谈谈。”说完，她叫我立即打电话了解一下林彪是在毛家湾，还是在大会堂。
我了解到林彪在大会堂浙江厅。我报告江青以后，她带上那份文件，急急忙忙驱车直奔大会堂而去。
江青到大会堂浙江厅门口，因为里边早有了准备，叶群出来迎接。叶群看到江青的脸拉得很长，又不知她为什么不高兴，忙伸出手去想握手以示欢迎，没想到江青理都不理，拂袖昂头而去，弄得叶群十分尴尬。 江青进去以后，我、警卫员和护士坐在门口的沙发上等候。大约等了一个小时左右，江青高兴地从里边出来，和送行的叶群主动握手告别。 自那以后，无论是什么文件，只要有政治局委员的全部名单，在排列顺序上，江青的名字总是排在叶群之前。 “九一三”事件以后，江青心里有鬼，惶惶不可终日。在她身边工作的人，谁都看得出，她的神气小多了，说话也少了，饭量也减少了，经常唉声叹气，甚至对工作人员说：“我总感到我快死了，活不了多久了，好像明天就会大祸临头了。死，我并不怕，就怕把我不死不活地养起来。” 记得有一天，她正办公，我进她的办公室送急件，她接过文件，看了看，在她的名字上画了圈，把文件递给我。我转身要走，她说：“你等一下，我想跟你说一会儿话。有一段时间了，我总觉得心里有恐慌之感，有时茶不思，饭不想，睡觉的质量特别差，我从镜子里看出，我现在面容憔悴多了。你们为我服务这么久了，难道你们就看不出？” 江青究竟害怕什么，只有她自己知道，不过，有目共睹的是，江青开始在各种场合“控诉”林彪，把自己打扮成与林彪斗争的斗士，说她是林彪的受害者。她甚至公然说：“这几年他（指林彪）采取种种阴险毒辣的手段，想把我干掉”。其实 ，他们之间更多的是互相利用，林彪何尝打算干掉她呢！
□ 《百年潮》
江青和林彪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他们是你来我往，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的关系，又是各怀鬼胎，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关系。 江青和林彪之间来往、请安的牵线人是林彪的老婆叶群，她是江青处的常客，我所知道的他们之间的人员来往以及电话来往，大都是请安问好方面的内容。例如：气候有较大的变化；一方或者双方身体感到不舒服；逢年过节；中央召开重要会议的前后；离开北京到外地，或者从外地回到北京等时候，都要相互请安问好。像这类请安问好的内容，叶群大多是直接打电话给江青的秘书，请秘书转告江青，她很少直接打给江青，怕电话的铃声打扰江青。江青打电话或回电话给林彪的时候，也是通过她的秘书打给叶群，很少直接打给林彪，她怕电话的铃声打扰林彪。有关请安问好的电话，仅从１９６９年初到１９７１年９月上旬的两年零九个月的时间里，就达４７０余次，平均每隔两天就要电话联系一次。
这种请安问好的原话无非是那么几句：林副主席身体好吗？请他多保重。你（指叶群）要把林副主席保护好，要防止受凉感冒。而叶群也总是回答说：林彪同志问候江青同志，请江青同志保重身体。如一方知道另一方身体稍有不适，一方不仅电话问候，还会亲自到另一方住处去看望，以表示关心；一方从外地回到北京，定到另一方家中看望，以表示离别之后的想念之情。有一次林彪从外地回到北京，还没回他在毛家湾的家，就风尘仆仆地到钓鱼台看望江青。
那一次林彪亲访江青，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看样子林彪有很久没有理发刮胡须了。秃顶下边一圈的头发长长的，乱乱的，胡须白白的，长长的。我从未看见过他那副样子。就是这样一副样子，一向讲究的江青，一见到林彪仍旧高兴得眉飞色舞，握住林彪的手，久久不撒开，显得十分亲密。
江青知道林彪怕风、怕冷、好感冒，一年四季只要到室外脑袋就包得严严实实的。江青为此请人给林彪特别订做了一个貂皮围脖，并亲自送到毛家湾给林彪戴上。林彪高兴地拉着江青的手连连道谢，说：“江青同志政治上考虑得周到，生活上想得也很细致”。他并且指着江青对叶群说：“江青同志在这方面比你强得多。”
林彪和叶群知道江青植物神经紊乱，睡眠不好，也特意给江青送去一台负离子发生器，是进口的。与此同时，林彪怕江青出楼门、下汽车被风吹着，伤风感冒，还叫叶群带上当时的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和建筑房子的设计师到江青住的钓鱼台１０号楼，看现场、选地点，给江青修建了一个直接通往楼内的汽车库。
党的九大以后不久，江青在１０号楼对叶群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是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我对解放军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想抽时间到军营去走走。”叶群很机灵，马上从总后勤部找了裁缝，很快就给江青做了三套陆、海、空三军军服，并亲自送去，江青高兴得很，左试右试，十分欣赏。
林彪知道江青爱吃南方的西瓜和南方的水果，经常派人从海南岛给江青用飞机运来无籽西瓜，以及荔枝等水果，供江青享受，越是冬天天寒地冻时运得越勤。当然有时夏天也送。记得１９７１年９月８日，也就是林彪外逃的前几天，林彪叫叶群从北戴河打来电话给江青，叶群在电话里格外热情地说：“林彪同志问候江青同志，请江青同志保重。林彪同志今天给江青同志送去几个（４个）大西瓜，请江青同志尝尝。”
江青看了我记的电话记录以后，也立即叫我回电话说：“请林副主席放心，我现在身体还好，感谢林副主席的关心，也请林副主席保重身体。”
江青收到林彪送来的四个大西瓜舍不得吃，在钓鱼台１０号楼的前厅放了四天，于９月１２日下午，也就是林彪叛逃的前几个小时，江青特意带上这四个大西瓜，到颐和园游玩，十分得意地对那里的干部、职工们说：“你们看，这几个大西瓜，是林副主席送给我的，我再送给同志们，这是林副主席对我们的关心，让我们大家一起感谢林副主席。”江青这样做固然是因为对林彪准备叛逃一无所知，但这件事也足够让她出丑的了。
１９７１年６月初，江青叫谢富治给她找了一大块蓝色的幕布作背景，又从新华社借了８个灯具，在钓鱼台１７号楼精心布置了一个照相室。６月９日，江青特邀林彪、叶群到钓鱼台照相。当时，林彪并没有思想准备，因为他连胡子都没有刮。江青为了给林彪照得好，使他满意，就把他带到１０号楼刮胡子。林彪说：“年龄大了，有胡子没有关系。”不想刮。叶群忙劝说：“江青同志亲自给你照相，不刮胡子不好，刮了显得年轻，精神焕发。”江青也劝说：“你是党的副主席，解放军的副统帅，照的相应有领袖气派。”两个女人都在劝说，林彪也就勉强同意刮了。
回到１７号楼，林彪端坐着，江青调整好了焦距和灯光，马上就要按动照相机的快门了，突然又想出一个点子，说：“请林副主席把帽子摘掉，我想给你照一张免冠像。”
林彪的头顶光秃秃的，看样子他很不想摘掉帽子，但是，在那种场合又不好说什么，只好把帽子摘掉，扔给他的工作人员。
江青等林彪摘掉帽子，第二次准备按动快门的时候，突然又说：“我觉得这样照还是不够理想，没有林副主席的特点，林副主席最好是拿着一本《毛泽东选集》两手捧着，就像是在看书。”“还是江青同志想得周到。”叶群夸奖说。江青命令工作人员跑回１０号楼把她的《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拿去，交给林彪。林彪被几个大灯烤得满头大汗，江青递给他一条毛巾擦了擦汗水，摆弄好姿势以后，终于按动了快门。
一个月以后，林彪的这张照片刊登在《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七、八期合刊上。江青给这张照片命题为“孜孜不倦”。１９７１年７月３１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一条消息，消息说：“两本画报都以单页篇幅刊登了毛主席的照片，刊登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这张照片把林副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生动形像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给了人们巨大的激励和鼓舞。”
林彪的照片刊登以后，叶群给江青打电话说：“江青同志给林彪同志拍的照片太好了，它不但有艺术价值，还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如此看来，形像教育有时比文字教育更有影响力。林彪同志非常高兴，他感谢江青同志的辛勤劳动，也热烈祝贺江青同志的作品公开发表，我们也希望江青同志的其他作品也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以教育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江青回电话说：“请林副主席保重，摄影艺术是一方面，主要是林副主席的形像好，是学习毛主席著作最好、最高的代表。”
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３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了。林彪及其一伙在会上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引起了毛主席的警惕，当即加以制止并批评了他们。３１日，毛主席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点名批判了陈伯达。
林彪集团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批评以后，好像热锅上的蚂蚁。２７日中午，陈伯达如丧家之犬，无精打采地来到江青的住地，用低颤的声音对我说：“小杨，请你报告江青同志，我想见见她，我有要紧的事想和江青同志说说。”
江青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势利眼。陈伯达平时的口头表达能力较差，穿着也比较窝囊，江青在这些方面看不起他。但他的文字表达能力，江青是很佩服的。陈伯达原来是文革小组组长，她是副组长，“九大”以后，陈伯达是常委，她是政治局委员，总的来看，江青对陈伯达还是尊重的。但是对于犯了政治错误，受到毛主席严厉批评，处境十分困难的陈伯达，想见到江青也是很困难的。
江青听说陈伯达来了，又有什么要紧的事要谈，精神马上紧张起来，两眼直愣愣地看着我，问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我说：“在会客室。”江青听了以后猛然站起来，嘴角哆嗦了几下，说：“他现在来干什么？你马上告诉他，我不见。”我转身准备走，江青又说：“你等一下，不能说我不见，你就说我现在还没有起床，请你先回去，等江青同志起床以后我再报告她，是她请你来，还是她到你那里去，我再打电话报告你。总而言之，你想办法把他支走就是了。”
就是在这天下午，叶群也急冲冲地来求见江青。我报告江青之后，她只是沉思。足足等了５分钟，才开口说话：“见不好，不见也不好，真使我左右为难，叶群这个人，嗨，不说了。”又等了一会儿，她站起来说：“顾不得那多么了，决定见，你请她进来。”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左右，她们的会谈结束了，江青打铃叫我送客。我看见她们二人肩并肩地走出办公室，在走廊上我听到叶群对江青说：“江青同志今天见了我，使我很受感动，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江青说：“请你回去代我问候林副主席。”叶群习惯性地低头哈腰说：“一定，一定，谢谢江青同志。”
江青把叶群送走之后，立即调车到主席那里去了。江青回到住地时，情绪很不好，找我们工作人员发泄，直到汪东兴同志来了又走了，江青的火气才基本上消失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事后我才知道，江青到毛主席那里，惹得主席不高兴。主席教训她，“在关键时刻头脑要清醒”，“屁股别坐错了位置。”
庐山会议虽然结束了，但斗争并没有结束，毛主席多次批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邱会作等，江青是知道的。但即使在这种背景下，江青和林彪、叶群仍多次通电话。
１９７１年４月２９日，叶群给江青打电话说：“江青同志每次在最关键时刻对我进行帮助，我非常感动。……谢谢江青同志对我的帮助。”
５月２日，江青给林彪打电话说：“很久没有见到林副主席了，如果林副主席有时间，我去看看林副主席。”
５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叶群打电话给我，叫我报告江青，现在去看看江青行不行？我报告江青时，她说：请叶群同志来，这是我们昨天约好的。叶群接到我的电话以后，很快就来到了钓鱼台１０号楼。平时她们二人见面时，从表面上看都很热情，这次她们见面时，表情都比较严肃。当她们进入大客厅密谈了两个小时以后，从大客厅走出来的时候，都是满面笑容。叶群一边挽着江青的胳膊，一边笑着对江青说：“你对我的帮助，使我终生难忘，听了你的一席话，真的胜读十年书，我对江青同志的感激之情无法表达。林彪同志如果知道了咱们今天的谈话，也会高兴的。”
江青俨然以保护者的身份自居，对叶群说：“这没有什么，对于你的思想认识的提高，我见到毛主席时跟主席说说。”叶群连连说：“谢谢江青同志！谢谢！”
江青和林彪虽然长期一唱一和，相互勾结，但是，他们之间也有矛盾，互有戒心，有时还勾心斗角。
我刚到江青那里工作的时候，林彪和江青之间的人员来往和电话来往也不少。那时，相互打电话，有时有电话记录，有时没有电话记录。有电话记录时，江青看看，有时叫我立即烧掉，有时对我不放心，她自己亲自烧掉。那时他们之间的矛盾还不深。１９６９年１月份，江青突然怀疑楼里有人安装了窃听器，于是叫人把她当时住的１１号楼的各个角落进行了仔细检查，没有发现问题。而她还是不放心，乾脆就搬到了１０号楼居住和办公。从此以后，她叫我把她和毛家湾（林彪的住地）之间的来往电话内容统统地详细记录下来，并一份不丢地保存下来。当时，我对江青保存电话记录的用意不清楚，心里常犯嘀咕：保存这些东西干什么？那要增加多么大的工作量啊。后来，江青说明了她这样做的用意。她说：“叶群这个人怪点子很多，我和她打交道不得不多长几个心眼，弄不好就叫她给绕进去了。”
１９６９年５月，党的九大闭幕不久的一天，外交部送来一份文件，报送中央领导同志名单的顺序是按姓氏笔划为序排列的，因为江青的“江”字，比叶群的“叶”字多一笔划，所以江青的名字自然地排在了叶群之后。江青看到这个名单打铃叫我，我走进她的办公室，看到地上有一份文件。她用颤抖的手指着那份文件：“你看，你看！”我不知道她叫我看什么，捡起它，拿着发愣。她急了，从我手里夺过文件，指着一行名单大声说：“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单这样排列是有问题的，我看这是别有用心的人故意这样搞的，是为了制造矛盾，在党内造成思想混乱。叶群的名字列在我的名字前面，是很不正常的，她的历史贡献和影响力怎么能和我相比，没有法比嘛！不行，我得跟林副主席去谈谈。”说完，她叫我立即打电话了解一下林彪是在毛家湾，还是在大会堂。
我了解到林彪在大会堂浙江厅。我报告江青以后，她带上那份文件，急急忙忙驱车直奔大会堂而去。
江青到大会堂浙江厅门口，因为里边早有了准备，叶群出来迎接。叶群看到江青的脸拉得很长，又不知她为什么不高兴，忙伸出手去想握手以示欢迎，没想到江青理都不理，拂袖昂头而去，弄得叶群十分尴尬。 江青进去以后，我、警卫员和护士坐在门口的沙发上等候。大约等了一个小时左右，江青高兴地从里边出来，和送行的叶群主动握手告别。 自那以后，无论是什么文件，只要有政治局委员的全部名单，在排列顺序上，江青的名字总是排在叶群之前。 “九一三”事件以后，江青心里有鬼，惶惶不可终日。在她身边工作的人，谁都看得出，她的神气小多了，说话也少了，饭量也减少了，经常唉声叹气，甚至对工作人员说：“我总感到我快死了，活不了多久了，好像明天就会大祸临头了。死，我并不怕，就怕把我不死不活地养起来。” 记得有一天，她正办公，我进她的办公室送急件，她接过文件，看了看，在她的名字上画了圈，把文件递给我。我转身要走，她说：“你等一下，我想跟你说一会儿话。有一段时间了，我总觉得心里有恐慌之感，有时茶不思，饭不想，睡觉的质量特别差，我从镜子里看出，我现在面容憔悴多了。你们为我服务这么久了，难道你们就看不出？” 江青究竟害怕什么，只有她自己知道，不过，有目共睹的是，江青开始在各种场合“控诉”林彪，把自己打扮成与林彪斗争的斗士，说她是林彪的受害者。她甚至公然说：“这几年他（指林彪）采取种种阴险毒辣的手段，想把我干掉”。其实 ，他们之间更多的是互相利用，林彪何尝打算干掉她呢！
□ 《百年潮》